老院长“突聋”的诊疗纪实
文图｜高解春
我，一个年近古稀的老医生，曾经的复旦大学眼耳鼻喉科医院院长。近日突发突发性耳聋。从起病、处置、应变，尤其是临床思维和心态调整，以及从中感受到的关爱、友情、亲情，作一忠实记录和心路描述，也算是叙事医学的一次尝试。
（一）
1月27日，暖冬的曙光透过窗帘，映照在朦胧欲醒的睡眼上。心情还是不错的：兔年尽管有太多的悲欢离合和酸甜苦辣，但随着博文《冷暖自知的2023》诉尽无奈和忧愁，心有朝阳迎明天。尤其前日刚完成在朋友圈发布的《兔年航拍集萃》尽显航拍美景和欢愉人生。今天受泰康集团邀请，去参加明天上午泰康宁波脑科医院开张仪式，并做《民营医院的发展战略和管理要点》的主题报告。这也是兔年最后一次离沪出差，将给忙碌的兔年工作画个句号。
躺在床上，怎么感觉双耳有低沉的鸣叫？每天早上6点半家中准时自动*放播**的电台新闻的声音似乎有些“遥远”？因为近半年每天早上的过敏性鼻炎严重，我第一反应是咽鼓管堵塞。马上起床洗漱，把鼻涕擤净后，再测试，右耳听力恢复，但左耳仍无听觉。用力挤压左耳廓，似乎耳鸣有所缓解？抱着左耳也是咽鼓管堵塞，最多是中耳分泌性耳聋的侥幸，依然背起准备好的双肩包登上去宁波的高铁火车。
中午时分，火车到达宁波站。接站的是泰康宁波脑科医院院长王华。我即告知我突发耳聋 ，中午我原本为了控制体重和血糖就是不吃午餐的，抓紧休息一下。然后询问明天才开张的脑科医院是否今天可以为我做个头部核磁共振（MR），算是嘉宾体验？当即安排下午4点去医院检查。
下午4点，我准时来到酒店大堂，意外地看到原湘雅医院院长，现任泰康医疗总顾问的孙虹老院长，他是耳鼻喉科老专家了。听说我突发性耳聋，他亲自主诊并陪同检查。老友好久不见，双手紧握，更有几分期盼，亦有几份温暖。
到了泰康宁波脑科医院的耳鼻喉科诊室，孙虹老院长用最传统的耳镜、鼻咽镜、音叉检查，排除中耳分泌性传导性耳聋，诊断为感音性听力障碍，即俗称的神经性耳聋。心中“咯噔”一下，侥幸的期望已经落空，现实面对的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疾病。
孙虹老院长带我来到泰康脑科医院的核磁共振检查室，我这个开张嘉宾成了新院开张前的第一个检查患者。孙院长和我反复向放射科医师强调重点检查脑干、丘脑、听神经区，兼顾内耳中耳的扫描。谁都没有明说，但心里明白重点排除脑肿瘤、脑栓塞、脑出血、听神经瘤等中枢性神经性耳聋。我这个信奉“不要把遗憾留给明天”的人，对生死看得很淡，感觉我的人生很满足，真有哪天意外走在幸福的前面，即无外债，亦无情债，只有一个独生女儿还是学法律的，遗嘱都是多余的；至于什么研究所所长、管理学会专委会主任等虚职的安排，你活着和死了都不是你说了算的。些许有点遗憾的是一年前就交稿给中国科技出版社的《医海钩沉：医管操盘手四十年手记》，至今二审三校仍遥遥无期……
双耳塞紧，在筒状的机器中被慢慢移动，二十分多分钟的轰鸣后下来，孙虹老院长带我一起看片。一切正常，看来不必吟着“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而悲壮转身。但接着面对的突发性神经性耳聋的治疗是有点棘手的。
（二）
28日上午，朔朔寒风中太阳时而从云层后露出笑脸，泰康宁波脑科医院彩球高耸，红毯铺地，到处洋溢着喜庆的氛围。
泰康集团董事长陈东升西装革履、红领带耀眼，笑容可掬地走在前面；工程院院士、瑞金医院院长宁光和我作为嘉宾簇拥左右；泰康集团总裁、宁波市各级领导、脑科医院的院长们紧随其后。从脑科医院的门诊、住院部、影像检查室一路参观。我们还一起为宁波全科医生学院体验培训基地揭牌。沿着长廊来到泰康养老社区的脑科医院开张仪式会场。
其间不断有人与我打招呼和寒暄。来自正面和右侧的声音依旧清晰，来自左边的听力明显下降。平时反应敏捷，在众多杂音中能辨出熟人声音，无意注意力超强的我，今天如稍不刻意，根本不知道有人在跟我说话。
儿科医院的同门师兄，曾任宁波市卫生局局长的张乐鸣，开张仪式上恰好挨着陈东升坐在我的左侧。台上领导激情致辞，张老兄在我左耳边轻声细语，我只隐隐约约，于是“嗯”“啊”的敷衍；或者要将头向左侧转去，让右耳凑近才能听清。于是我理解许多单侧神经性耳聋长者的木讷和“和蔼可亲”的侧耳倾听，原来是如此一种无奈！
在领导和嘉宾致辞后，我被邀请做第一个主题报告。尽管我知道因耳源性影响，有轻度的左右平衡漂移，但我依然以稳定的健步走上讲台。精心准备的《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形势下民营医院的发展策略和管理要点》PPT已经投放在大屏幕上。我以一贯的犀利、鲜明、中气十足、略有幽默的语言激情演讲。估计台下的听众是看不出这是一个急性期突发性耳聋患者在带病演讲，但是事后我翻看朋友圈网友的照片，似有右耳侧前的体位，不知是平时的习惯还是无意识的被动体位？
在掌声中走下讲台，陈东升董事长迎上握手，说：“讲得太好！待你有空邀请去北京泰康总部讲讲”。我敷衍着，心中想的是马上赶高铁回上海治疗我的突发性耳聋。
（三）
我曾在2001年至2005年任职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院长。我清晰地记得那时对突发性耳聋的及早治疗十分强调，黄金72小时的每一分钟对疗效都有很大影响。在宁波到上海的高铁上，喜欢未雨先绸的我已经联系医院接诊，如确诊神经性耳聋，可能需要当晚即住院治疗。
28日下午2点，高铁准时到达虹桥站。我驱车直奔汾阳路上梧桐掩映下的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眼耳鼻喉科医院。走进那自己任内建起的十分喜爱的褐黑相间的门诊大楼，曾在《汾阳园的激情岁月》中描述的那医院管理生涯中难以忘怀的一幕幕再次涌起。今天，作为一个曾经的老院长，更是一个“突聋”患者，充满期待、信任，似乎有几丝重返故地的欣喜。
汽车刚进医院大门，特需诊疗护士长已在门口恭候。穿过熟悉的走道和电梯，来到五楼诊室。近日刚因主持全球首例基因治疗儿童遗传耳聋在世界顶尖杂志《Lancet》发文引起医界轰动的舒易来医生亲自接诊。
尽管过敏性鼻炎引起的鼻甲水肿明显，两侧鼓膜略有凹陷，但基本排除因咽鼓管堵塞、中耳积液引起的传导性听力障碍，与孙虹老院长的临床诊断完全一致。马上做听力检测，右耳18db,从125到2K频率都在正常范围，4K在30ddb,8K在70db。记得20年前我似乎感觉有轻度重听，王正敏院士领着我做过电测听，双侧都有如此高频略降，王院士当时就说你老年发生神经性耳聋的概率很高，没想到箴言成真就在今日。左耳电测听只有81db,其中500频率只有50db,1K下降到80db,2k和4K都在100db以下。左耳严重听力障碍，双侧鼓室传导均正常，突发性神经性耳聋诊断明确。
我自己也明白，突发性神经性耳聋，在MR已经排除中枢性听力障碍可能，病程和单侧发病也不符合药物性、免疫性和病毒感染性，考虑我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长期代谢疾病，血管源性可能最大。人的内耳有200多个精细元件，只有一根细细的迷路动脉供血，任何刺激、感染导致的血管痉挛、供血不足，更不要说发生粥样硬化、血栓形成，由此导致精致的内耳发生的反应就是俗称“内耳小中风”的基本病理生理。
主诊医生和护士把所有检查结果用微信报告著名耳科专家、我任职四年一直担任副院长的迟放鲁教授。迟教授的治疗方案将现代最有效的方法几乎全都用上：当即在汾阳路总院诊疗室耳内注射地塞米松10mg；直接转送到位于浦江镇备有高压氧舱的的眼耳鼻喉科医院分院：已是下午4点多，高压氧舱的老同事已经做好一切准备马上入舱氧疗；两个小时高压氧舱治疗后即在分院入院，口服强的松300mg；用上溶栓新药巴曲酶。同时，神经营养、扩血管、654-2解痉……数箭齐发。在发病后38小时，我突发性神经性耳聋的临床治疗已经全面开始。
当然，我知道，和所有的干部保健治疗一样，方法上可用的全用上了，剂量上仍以安全第一而有所保留。激素剂量因考虑我有糖尿病，远没达到每公斤体重1 mg的极限剂量；巴曲酶的应用顾忌我因预防房颤长期口服抗凝药物而有所保守……。
我对这次突发性耳聋的积极治疗和效率十分满意，毕竟是我国学科排名第一的耳科医院，又是我曾经激情奉献的热土，尽人事的努力已到极致。耳内科的王主任、床位主管小高医生，从科护士长到病室护士长、高压氧舱的同仁…都加班加点、门诊手术室、总院分院几头跑，不分日夜的在微信群中及时医嘱，保证我的及时治疗，深深感受老同事们无微不至的贴心照顾。
（四）
治疗后应变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血糖控制。将近20多年的糖尿病患者，尽管坚持口服药物，每日两餐，适当注意饮食，一般情况下可以控制。但一旦有应酬，红酒和佳肴面前常不能完全自律，糖化血红蛋白常在7—8 %波动。
这次突发性耳聋治疗中口服激素达300mg/天，血糖飙升到15mmol/L。我一直不主张专科医院配置或期望培养出优秀的心内、神内、内分泌等专科医生。负责治疗的耳内科主任也有自知之明，竟然还知道我小儿外科关门女弟子的丈夫赵晓龙，是我大学同窗、中山医院内分泌著名专家高鑫的学生，现任上海公卫中心内分泌主任。于是在她的建议下，我自己联系赵晓龙主任，把他拉进我们治疗医生组群。按赵晓龙医生的要求佩戴了现代的远程监测──硅基血糖监测仪，然后在他们动态监视下指导用药。
血
糖
监
测
Feb. 13
再次感受物联网时代远程监测穿戴设备的神奇进步。我几年前就在赵晓龙的推荐下间歇应用血糖动态监测：将一个带金属小钉的感受器刺入肩部皮下，那时只要用手持监测仪去测感应器，即可得到即时血糖。虽然常有1.5至2mmol/L的误差，但在指血校正下可以有效监测24小时血糖动态变化。每次佩戴监测有效期为14天。这次的硅基监测仪，应用手机APP自动监测，不再需要手持监测仪，而且每5分钟自动记录、动态曲线，每次表明上升还是下降趋势；每日血糖分析、3、6、12、24小时的血糖有效控制率……一目了然，而且与指血血糖检测误差仅有0.4-0.8mmol/L.
在激素作用下的血糖控制只能加用胰岛素。现代的胰岛素注射设备也很安全、方便，完全可以让病人自理。各种配置好的胰岛素放置于一支长长的细管针筒中，一次性的针头的长度正好仅刺入皮下而不会刺到深部组织；后拉或旋转的单位刻度十分精准，不会多抽一个单位；还附上一个以肚脐为中心的椭圆盘，盘上有12个圆形空格，上面标好数字，让你每次循环注射而不会重复在一个部位；关键那注射针头十分尖细，整个注射过程没有一丝疼痛感。
我严格控制饮食，刚开始早上一个包子，一个鸡蛋，餐后强的松口服，血糖仍会飙升到12或14mmol/L。后来只能每天早上一碗豆浆，放上上海人喜欢的紫菜、虾皮、榨菜和美极鲜酱油，肉包只能咬一口，鸡蛋也不吃了；中午和晚上只吃素菜、少量肉食，鸽子汤、小排汤、黑鱼汤轮着换，基本没有碳水化合物摄入。即便如此，每天胰岛素从30R换到德谷门冬，剂量从24单位加到28单位，血糖勉强在8-12mmol/L波动，但仍不能控制到理想的6-9mmol/L。
5分钟一次的动态血糖监测，让我再次仔细研究自己的血糖波动规律：我除了凌晨熟睡时会出现6mmol/L左右的正常血糖，晨起洗漱，什么都没吃，血糖即可飙升到10mmol/L以上，走路、看剧、讲话，血糖都会明显上升。高压氧舱内为了应付升压时的耳压变化，只吃了两个圣女果，几分钟后血糖也可升高……
终于明白，像我这种被赵晓龙医生称为“运动员型”血糖波动者，只要快乐、运动、兴奋……血糖都会上升。别说进食，就是看见美食、想着好吃的东西，随着食欲的产生，胃酸和整个中枢的头期分泌就会骤然而起，血糖即会升高；可想而知，每一次激情演讲时的血糖水平可达如何一种登峰造极……难道我真的控制饮食没用，只要阳光、水和快乐，即能丰满而“甜蜜”？或许目前风行时尚的司美格鲁肽才是治疗我这类糖尿病人的有效药?几个月前，我曾为了控制体重用过司美格鲁肽，一个星期的用药我就不能忍受而放弃：用药后明显没有食欲，整天呕心、反胃，最关键是对所有事情都没激情，看书、写作、思考、干活都显得薄情寡淡的，万念皆灰，生不如死，有明显的抑郁倾向。同时，尽管没有食欲，但几十年的习惯又使我到时进食，体重没有任何改变。我不能想象如此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和快乐，于是我放弃了司美格鲁肽对我的拯救。
我很羡慕那些平静、内敛、对美食从来没有渴望、与世无争的人，苗条而且清秀，血糖绝对不会轻易波动。至于我，这次突发性耳聋治疗中的血糖控制，让我会更加现实和理性，争取积极探索出一条不必依赖司美格鲁肽，能在依旧激情和血糖理想控制中达到平衡的法则。
（五）
每天高压氧舱110分钟的治疗是个修炼的过程。
记得在我担任复旦大学眼耳鼻喉科医院院长的2003年，王正敏和迟放鲁两位耳科大专家都告诉我高压氧舱室是当时治疗突发性耳聋最有效的方法之一。那时汾阳路总院占地只有33亩地，隶属关系又远在皇城的卫生部，大型设备申请手续十分繁琐。我大胆尝试应用社会资本和医院无形资产合作在浦东耀华路开设了全特需的分院，购置了医院的第一台高压氧舱。
而今的复旦大学眼耳鼻喉科医院浦东分院，占地100亩，建筑面积7.4万平方米，另外6.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的二期在建。两个标准舱还带一个过渡舱的高压氧舱宽敞而舒适。我第一次作为突发性耳聋的患者，来此体验那种有点奇妙的过程。
高压氧舱
每次进入高压氧舱，升压20分钟，然后三次面罩吸氧各20分钟，中间休歇5分钟，减压20分钟后出舱。这110分钟期间，因舱压变化不能带Ipad、手机、手表…任何有液晶和因高压可能爆炸的电子产品；也不希望你睡着而影响氧疗效果。于是，阅读成了打发这每天110分钟的唯一消遣。
第一天因为直接从宁波到医院，入舱前才知道不能带手机入内。于是在高压氧舱的办公室书柜中拿了一本美国作家珍妮的《高兴死了！！！》。这是一位抑郁症患者的快乐宣言。珍妮收集生活中每一个快乐的瞬间，回击每一个糟糕的日子和不开心的事情。读了二个小时，感觉与她相比，我患耳疾这点小恙不值一提。只要自己快乐，就应该继续挣扎地活着。但一个美国疯子的跳跃思维、奇怪逻辑和文化隔阂，以及与精神病医生的对话都看得很累。出舱后我把看了1/3的书放回了书架。
第二天夫人来医院送生活用品，我让她在家中床头找一本我买了还没看的小说书。她居然拿来了王朔的《起初•纪年》，晕！《起初•纪年》是王朔四卷长篇小说《起初》中的一卷，以《资治通鉴》《汉书》和《史记》为史实基础，用京味口语文言文的叙述，讲述汉武帝的故事。我曾经几次捧起阅读过，但是因为那京味文言文难以习惯和接受而一直搁置床头。
因为没有其他选择，就每天带着带着厚厚的《纪年》、一副老花镜，倒一杯开水，在高压氧舱中每天两个小时的认真阅读：升压和减压时，可以很舒服地在软垫靠椅上捧书疾读；吸氧时因面罩架在鼻子上，老花镜搁在上面经常对焦走位，于是一只手按住氧气面罩，另一只手捧着那近700页的精装厚本，两手轮换，有点费力……
连续8天，每天两小时，别无他心的潜心阅读，竟然有很不一样的收获。汉武帝尽管也是我熟知的历史人物，但王朔以他独特奔放的自我情感安放其中，凭借丰富的想象力，将司马迁、司马相如等历史人物，尤其与匈奴缠斗50年间的李广、卫青、霍去病、李陵等传奇武将，出使西域的张骞、苏武等众多人物演绎得鲜活饱满。文笔嬉笑怒骂，荡气回肠，不由敬佩王朔这鬼才人杰。
每次从高压氧舱中走出来，总有一种心怡气爽的感觉，耳闷有所缓解。固然有高压氧舱治疗的生理反应，但能把那本拗口难读的《起初•纪年》读完，而且开始爱不释手，甚至萌发续读另外三卷《起初》的冲动。这也算是这次突发性耳聋治疗中的一种意外收获。
（六）
因这次突发性耳聋的住院治疗，再次和自己职业生涯的那片热土“汾阳园”亲密接触。除了那当初自己选定的淡黄深褐的建筑和标识带来的熟悉感，看着浦江分院的宽敞、现代、有序的工作环境，喜悦地分享在众多公立医院步履维艰的形势下，汾阳园依然健康发展、独步神州。作为已经趴倒在沙滩上的“前浪”，由衷为“后浪”们的成就感到高兴和欣慰。
从27日走进汾阳路的诊疗室到浦江分院住院第二天的清晨，谦逊和蔼的现任院长周行涛都亲自陪同，所有安排亲历亲为。我能感受到，这种关心和照顾，绝对不是他并不擅长的干部保健的职业服务，而是一种对自己敬重的师长的由衷关心。
尽管为了安静休养，我反复嘱咐不要告诉其他同事，不宜过多惊扰大家。但是，从*党**委书记、副书记到分院领导还是纷纷前来慰问。就像听到“高解春”知道是中学或大学同学、“高班长”是*党**校同学、“高主任”是申康同仁、“高会长”是红会同事、“高所长”是医界朋友一样，这里一声声亲切的“高院长”，让我又回到那充满活力、激情澎湃的四度春秋。
当初班子的同事和科主任们，都已经和我一样退休在家了。除了迟放鲁全程在“高院长治疗群”中每日医嘱、指导治疗外，在病房、诊疗室遇到的“老同事”基本上都是我任职院长时才30岁左右的医生、护士、行政科室的年轻人。他们会欣喜地回忆那四年医院的巨大变化：以岗位工作量和难度系数为主导的薪酬改革，在工作量成倍上升的同时，员工薪酬水平提高给大家带来的幸福自豪感。另一个我没有想到的众口盛赞的事竟然是：我上任后看到拥挤的医院中居然有职工家属宿舍和单身医生宿舍，这在计划经济时代后期的中国医院中或许十分普遍。我借鉴国外经验，经班子讨论后在复旦大学附属医院中最早推出并通过住房货币补贴方案，并在三年内分批完成补贴发放。同时，顶着巨大压力，把职工家属宿舍和医生宿舍收回。结果这批当初“被逼”买房的年轻人，成为同龄人中家庭资产积累的最大受益者。
至于那些他们认识我，我却叫不出他们名字的“老同事”，他们叙述的故事，我都没有印象，他们却反复说“铭刻在心”：过去医院引进人才的配偶规定不能同时担任临床工作，只能改行做行政管理，我则通过分院聘任达到了人尽其用的结果；某个骨干申请博导，医院只有一个名额，他自己都想放弃，我鼓励先申报，结果那年争取到学校调剂名额，让他喜出望外；某个学科申请设备几年受阻，我组织现场办公，当年即解决燃眉之急……我记忆中没有留下任何印迹的所作所为，20多年大家还能回味无穷。现在回首那时的自己，无私无畏，也很少条条框框，只是做了一个医院管理者应该的作为，至今能为大家认可，可以聊以慰藉。
2005年告别汾阳园的最后留影
对于大多数我离开汾阳园后入院的年轻人说来，“高院长”只是一个传说。我那无拘自来熟的性格，很快就他们聊开了。他们也会向我述说他们听到的“传说”神奇：我在离任时私下直言有两个个性鲜明、技术精湛的眼科大咖将会离开汾阳园，今日回首，一语成谶；医生按学科贡献、护士按岗位结合劳动强度、后勤以计件计时为主的薪酬分配原则、医护和职能科室的分配比例，20多年依然被奉为经典；03年护理管理改革，值班护士每夜值班费达80—120元/天，一个值夜班的普通护士的月收入水平远高于不值夜班的主管护师，现今该院的护士夜班津贴高达320元/天，我那句“没有护士会为了夜班费而值夜班，但最起码给她们些许安慰和鼓励”成为经典……我听着他们的叙述，没有太多的得意，暗自思忖的是：我20年前的管理措施仍被沿用，说明我太超前，还是……
27日我晨起耳闷耳鸣之时，正是女儿女婿携外孙去泰国海岛旅游出发之日。我平时生病，非万不得已，不想惊动家人。因为告诉她们，除了担忧，实际上也不能分担任何病痛。反复告诉夫人，不要把我住院告诉女儿他们，免得扰了她们旅游兴致。每天当远方发来蓝天碧海下欢愉的倩影，尤其外孙小年糕那无邪开心的笑容，我都及时点赞、点评、互动，一切如常。我已住院6天，明天女儿他们就要归国返沪，我问了一句：“你们什么时候到上海？第二天还上班吗？”一贯敏捷异常的女儿，联想这几天我视频都没露脸，马上问：“你在哪儿？是否病了？”于是只能实情相告，并告诉他们并无大碍，已在恢复中。女儿反复叮嘱，一到上海就带着外孙来探望外公。看着天真的外孙到外公左耳边来“分享”那耳鸣之声，轻声细语地测试我的听力，更体会人生还有许多值得珍惜的东西。
自己住在医院中，还是有很多事情会找上来：美国的朋友要在汾阳园住院手术；香港的朋友要找汾阳园鼻科著名专家预约门诊…好在就近在咫尺，能帮人则且积德。也有不知趣的人在这年前忙乱之时为业务琐事来打扰，于是也会被我怼回：张屠夫今日耳朵不适，这猪肉带毛吃还是另请屠夫，你们看着办！
（七）
在如此充分享用人脉、温情、亲情，甚至不少特权的积极治疗下，我的突发性神经性耳聋的治疗效果明显，康复速度神奇。其中，个人的心态调整、理性判断、顺从配合亦至关紧要。
当28日晚上大剂量激素、溶栓、高压氧等治疗一起上去后，29日上午随着左耳听力有所恢复，原本完全没有感觉的左耳伴发症状集中爆发：左耳闷胀、耳鸣明显，更严重的是出现严重的体位性眩晕：当你从坐姿或站姿躺下时，天昏地暗，眼球震颤，无论闭眼还是睁眼，眼前的一切按一个方向飞速旋转……
对于耳源性眩晕，我在2018年11月因法国旅游连续6天时差没倒过来，加上飞机长途劳累，回国即发生耳源性眩晕，有眼震颤，到汾阳路五官科医院明确诊断，手法和机械复位均无明显疗效。后来悟出：只要转身和体位转动时慢些，眩晕发生时静止几分钟就会自行缓解。知道自己有这样一个疾患，适当注意防范，不必过于在意，偶发的耳源性眩晕已成我晚年的一种常态。
至于耳鸣，确实很烦人，如蝉鸣声一阵高过一阵，24小时不间断。如果还有女高音或童声夹杂，耳鸣还常伴有鼓膜震荡和回声。联想起几年前中学老同学也是神经性耳聋，耳鸣明显，夜不能寐，生不如死。我则很奇怪，听见那声音，会联想起我去年9月撰写的博文《童年的夏蝉秋虫》，想象着我依旧悠闲地坐在门前的庭院中，冬天依然能听到那夏日才有的蝉鸣声，时而伴有秋虫的吟唱，倒也有一种又返老回童的欢愉。而且，或许是早年住院医生值夜班的训练和平时火车、汽车、飞机上都能入睡的习惯，耳鸣一直都不影响我入眠，依然见枕倒头即睡，醒来发现并无惊喜，耳鸣依旧。
尽快、尽可能积极的治疗加上心态调整后的潜心静养。两天后（29日）复查电测听，右耳从18db提高到13db,左耳从81db提高到61db，尤其500频率已恢复到25db，1K从80提高到70db，2K也提高到90db。同时，耳源性眩晕基本缓解，耳闷也明显改善。看来因供血障碍导致的内耳水肿有所消除，疗效比想象中更为理想。
2月5日再次复查电测听，右耳已达到7db，左耳上升到45db，但1k频率仍在50db,2K也只在70db。可见内耳高频的短毛细胞损伤后的恢复确实缠绵，耳边的“冬蝉昼鸣”不离不弃。
前来慰问的人中居然真有不少突发性耳聋治愈后的病例，少则一个月，多则三个月，于是宽慰我耐心等待康复；有两个耳科博导自己都是突发性耳聋患者，还讲述当初发病期坚持“侧耳”手术的英雄史。但是，一个老医生的理性告诉我，所有宽慰我的人都有一个我没有的优势：年轻。对我而言，较为明确的家族遗传史、多种代谢性疾病、年近古稀的年龄，尽管前期治疗效果比较理想，但为数不少的神经性耳聋的后遗症可能依然存在。
历来处事果断，小事决策几分钟，大事判断数小时的我，这次突发性耳聋诊治后用了整整3天，有了万全的应对之策：或许数周，或许数月，如能恢复如初，那是上上大吉，也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血糖、血压要严格控制，注意劳逸结合，放缓工作节奏，尤其适度控制航行密度，认老服老是必须；如有部分耳残，单侧听力下降，持久耳鸣，无论你内心是否承认，就像上海译制厂老厂长陈叙一喉癌术后捂脸写下“从此无言”的感觉一样，你那敏捷反应、超强的无意注意力只能成为过去，你必须正视这种变化，扬长避短，进入一种更加适合自己的半隐居生活；如果耳疾加重，甚至失聪，“十鸣九聋、久聋必痴”的规律必须正视。但我在这十天住院期间发觉只要潜心阅读、写作、网上桥牌比赛等注意力集中的时候，耳鸣、耳闷等不适感觉都会明显被忽视。能体会贝多芬、威廉这样失聪后潜心创作的另一种境界，在当今网络时代，进入以文字沟通为主的隐居生活也是一种活法……
一次意外的突聋诊治，能让人悟出很多。在面对人生疾苦的处世态度上，我一直比较推崇西方宗教关于疾苦是人生必须面对的磨难的学说。而中国“善恶有报、天道轮回”学说常常会使自己认为一辈子最起码没有做过亏心事的“好人”面对疾苦无所适从，百思不得其解，带来很多心态和医患关系的问题。
在除夕迎新的爆竹声中，我的“突聋”诊疗纪实就此搁笔。我依然快乐地面向未来，静待蝉静虫息的美好岁月，也可直面人生必须面对的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