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对当时当地的描写，有时让我感觉我过往的生活得到了一点补充和印证。这种感觉神奇的地方在于，通过作者的文字，我经历过的生活好像重新回到了我的感知系统中，与我已有的印象进行比对进而融合，同时我又是在以新的眼光来打量曾经的经历，一些我当时无法感知并欣赏的光线、气味散发出一种奇妙的光晕和味道。
作者对他所接触到的一些情形，一直带有一种政治上的困惑。而生于斯长于斯的我们，很多时候是没有察觉的，这大概就像作者说的，我们“已经把各种规则内化于心”。抛开政治不谈，就算是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也常常是被我们忽略掉的，比如“抄手”这个名词的由来，不知道有多少人没有想过为什么要叫它“抄手”，至少我以前是从来没有想过。作者根据他的观察和了解说，抄手之所以叫抄手，是抄手两个角重叠相抱，就像人“两只手交叉相抱”。
当然作者没有无聊到满篇都在这些名词上花工夫，他的细心更多的用在了对人的观察上，他思考宏观的东西，也观察人们对这些宏观的东西的反应。三峡工程、*小平邓**去世、香港回归等事件在普通中国人头脑里荡出了什么样的涟漪。我就借着作者的叙述也回想了一番自己对这些事件的印象，想起修大坝挖出僵尸的传闻，想起邓去世时举国皆哀的氛围里自己的悲伤（如今想来有点不可思议）。作者也写到他和学校门外小面馆老板一家及其他人的来往和友谊。
在《江城》中，我发觉作者遇到的陌生人的坦诚超过了我和陌生人交往的经验，就想是不是因为作者是个“外国人”，在初次相遇的时候，中国人对外国人反而比中国人对中国人更加不设防。后来作者也提到，“我觉得，他之所以愿意跟我说起这些事儿，是因为他知道我是个外国人，也是个圈外人”。这为作者的观察和感受提供了便利，在某些时候，比起一个中国人，一个外国人能够更容易抵达另一个中国人的内心。
在不带偏见的前提下，来往渐多，情感也就滋生了。作者和他周围关系不错的人的友谊，又恰恰是以他周围的人把他当“圈外人”为前提的。他也随时可以因自己的身份从他暂时所处的环境中超脱出去。所以这种情感，怎么都有种距离感。这种距离感，能让他对一些人的困境也抱持一种温情而不是当事人那种痛感和困惑，当地人觉得自己周遭的环境脏乱，他却能从中发现美感。这种现象具有普遍意义，带有距离感的欣赏往往顾及不到零距离的矛盾、挣扎和向往。尽管作者对涪陵这个小小的江城有了感情，甚至把涪陵称作他在中国的“老家”，他带有距离感的感情还是可能会遭到冲击，特别是在一些他不常活动的地方在没有和他建立起一定感情基础的人群中，只要有人挑拨，人群的敏感神经就会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拉响警报。在他离开涪陵前不久，他在涪陵码头就遭遇了摄像机事件。
作者在涪陵的第四个学期开学前，他父亲从美国来看他。作者说他“花一年半才适应了这个城市的一切”，他父亲“却只有十天的时间”，来适应这个小城的噪音、污染严重的空气、街头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围观，等等。作者带他父亲拜访自己的朋友，给他展现他所熟悉的城市的角落，甚至还和他一起到当地农家坐了坐，和农民拉家常，让他见识了当地人的纯朴和热情。
而读者我在不管是自然环境还是社会生态方面和涪陵都差相仿佛的地方待了二十年，从作者的父亲到作者到我，每一个的经历都像在稀释前一个的浓度。被稀释后的经历变得更自然，经历者和被经历的事物已到了融为一体的地步。被经历的事物对感官和心理上的冲击越来越小，慢慢的就被经历者视若无睹了。这时候距离感就显得可贵了。
作为一个思考者，更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他能跳出民族的圈套，作为一个人而不限于是某国人来思考问题，他会批判你国的问题，不代表他针对的是你国，他是作为一个人在反思人类的问题，而如果你觉得他在针对你国，这样的不对等的认知往往会造成误解和冲突。在《江城》的某些地方，读者可能会觉得作者就是这样一个难能可贵的思考者，从作者对一些事件的记述中，读者也能发现那些事件认知上的不对等造成误解和冲突的痕迹。
总之，这是一本有分量的书，有较锋利的思考（特别是对只缘身在庐山中的中国人来说），也有带温度的情感（你能感到作者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不只是一个带着冰冷眼神打量你的旁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