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转型发展的历史经验 (二)：物贸商人向票号商人的转型
崔满红等
（注：晋商转型的历史经验（一、二）是《晋商精神》的一节，参与本课题研究的有我的博士生宁振华、李志锋、张静和硕士生康宁等）
晋商从盐商到物贸商人的转型，基本完成了资源依赖向市场依赖的转型，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清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商品经济较快发展、区域贸易繁荣的重要阶段，晋商完成了从物贸商人到票号商人的华丽转型，开启了中国早期银行业，极大的推动了本地经济和区域贸易的发展，山西票号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一）转型的社会条件
1、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需求。 中国的封建社会经济，到了明代中叶以后，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国外白银流入的刺激，商品货币经济有了较为明显的发展。这种发展延续到清代前期，特别是康熙、乾隆时期，国内政治安定，农业生产稳步发展，商品货币经济较前更为活跃。国内市场扩展，不但有众多地方性市场兴起，而且全国性的大市场也逐步形成。清人刘献廷说：“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惟汉口耳。”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商品的转轨开辟了广阔的流通幅度，自然地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要求，促使封建金融机构开始突破单纯兑换范围，逐步过渡到信贷阶段。另一方面，埠际贸易开展，使商品流通幅度扩大，出现不同地区债务清算和现金平衡等新问题，于是需要汇兑专业化。 [1]
2、区域贸易的繁荣，镖局运现已不能满足越来越大的货币交割需求。 在物贸交易过程中，由于商人异地采购业务的不断扩大，现银调动数额也越来越大，次数也越来越多，因此既安全又快速运现就成为一个突出问题。镖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专门运现机构。所谓镖局，以“雇佩武艺高超的人，名为镖师傅，腰系镖囊，内装飞镖，手执长枪(长矛)，于车上或驮轿上插一小旗，旗上写明师傅的姓，沿途强盗，看见标帜上的人，知为某人保镖，某人武艺高强不敢侵犯。重在旗标，故名标局。”镖局起运的骡驮子，人称“标驮子”。每一驮可驮银3000两。随着商品贸易的扩大，靠镖局运现确已远远不能适应晋商业务发展要求，更何况镖局运现时间长、费用高，安全系数低。在这种情况下，以经营汇兑为主的票号自然就应运而生了。
3、早期的账局、典当等的发展，为票号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雍正时，我国北方已出现与商业发生借贷关系的金融组织，称账局，又称账庄。账局主要分布在北京、天津、张家口、太原等商埠，经营者多为晋人。雍正时，中俄恰克图贸易开始，乾隆时成为中俄“两国通商的咽喉”，而内地商民到恰克图贸易，多半皆山西人，由张家口贩运些绸缎布杂货等，易换各色皮张、毡毛等物。长途贩运，商品流转周期长，每周转一次，有时需一年，需社会信贷的融通与支持，以完成长途贩运，故晋商最早设立账局于太原、汾州、张家口、库伦。乾隆元年(1736)张家口祥发永账局，即汾阳商人王庭荣经营，资本4万两。 [2] 乾隆六十年(1795),“汾、平两郡，多以贸易为生……富人携资入都，开设账局。”嘉庆(1796-1820)时，北京永泰公、亨记和大州玉分号账局皆是晋商所设。由于贸易的扩大和交换的需要，乾隆时已出现经营兑换银钱业的钱庄，如北京从康熙时(1662-1722)到道光十年(1830)前，先后开设钱铺389家。据《皇朝文献通考》卷16《钱币四》载:“京城…兑换之柄，操之于钱铺之手，而官不司其事，故奸商得任意高昂，以图厚利。”上海从乾隆五十一年(1786)到嘉庆二年(1797)前陆续设钱庄124家，乾隆后钱庄业务发生变化，渐从银钱兑换向信贷转化。同时，由民间钱庄签发的钱票，已在一些地区使用和流通，山西巡抚申启贤说：“晋省行用钱票有凭帖、兑帖、上帖名目。凭帖系本铺所出之票，兑帖系此铺兑与彼铺，上帖有当铺上给钱铺者。此三项均系票到付钱，与现钱无异。”当时，钱票已在北方山西、直隶、陕西、山东等省流行，因“西北诸省陆路多而水路少，商民交易时不能尽用银两，现钱至十千以上，即须马驮车载，自不若钱票有取携之便，无路远之烦……甚便于民。”在东南沿海，也未因使用洋钱而排斥钱票流通，如上海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已成立钱业公所，其中资力雄厚钱庄大多与南北洋的船业发生资金关系。
清嘉道以来，由于部分商业资本转化为高利贷资本，使高利贷资本异常活跃，其中最典型的是典当铺。典当铺又称当铺、质库。康熙三年(1664)全国有当铺2万多家，其中晋商开办的就有4695家。清人李隧说：“典当铺江以南皆徽人开办，江以北皆晋人开办。”印局，是一种高利贷形式。清人祁隽藻说：“窃闻城内外，现有殷实山西等省民人开设铺面，名日印局，所有大小铺以及军民人等俱向其借用钱文，或计日，或计月清算。”张焘《津门杂记》称：“印子钱者，晋人放债之名目也。每日登门索道，还讫盖以印记，以是得名。是虽盘剥小民，然刻肉医疮，亦权济目前之急。”由上可见，在票号产生前已经出现了因商品货币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各种类型金融机构，这就是说票号的产生是在上述货币经济发展、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活跃，出现了一些金融机构的基础上而产生的。
4、社会商品经济已有所发展，对金融业和票号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银币的广泛使用，大致是从明英宗正统时(1436-1449)田赋折收金花银开始，万历年间(1573-1620)实行一条鞭法，规定向政府交纳的田赋、摇役、土贡、杂役等按人丁土地的一定比例全部并人地亩，折银征收。这一税制改革，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物贸经济转向货币经济的一大进步。但是后来由于社会危机的加深和货币使用普及受客观条件的约束，一条鞭法并未能全部贯彻执行。清初，对赋役规定银米兼收，后来除了部分钱粮外，几乎全部征收银两和钱币，17世纪后，清代的征收赋役和发放薪饷一律用银，而且货币地租也有新发展。
从实物地租到货币地租的转化，要以商业、城市工业、一般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有了比较显著的发展为前提。这种转化还以产品有一个市场价格，并或多或少接近自己的价值出售为前提。而且，没有社会劳动生产力一定程度的发展，这种转化也是不能实现的。以上货币地租的出现，充分反映了社会货币经济在过去的基础上已有所发展。此外，由于商品货币交换日趋频繁，民间为了交换方便，除了用银外，还在一些地方出现了用钱和纸币的现象。如广东，小民贸易“喜用钱”；福建“多用纸票，自四百以至千万……听人自便”。
（三）转型的社会需求
1、商业革命的发展。 1500—1750年，这个时期是世界经济商品化、货币化时期，世界各个国家都发生了商业革命 [3] 。欧洲国家由于海上殖民地扩张，国际贸易非常发达，尤其是荷兰海上贸易的发展，使欧洲贸易的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荷兰，18世纪，英国成为最大的工业化国家，其商业发展水平居世界第一。在亚洲，日本结束战争，进入到工业化、商业化发展时期。中国也不例外，明朝万历年间，迎来了经济和商业发展高潮，1636年，清政府建立以后，城市化程度明显提高，北京、汉口、平遥、杭州、苏州等地的商品经济发展程度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商业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形成了许多商业帮派，如山西帮、宁波帮、安徽帮等；国际贸易也不断扩大，东南地区与日本贸易，东北地区与俄国贸易，其规模不亚于欧洲市场。1500年中国的GDP比欧洲多38%，人均收入与欧洲国家大致相同（中国600美元，欧洲601美元）。在商业革命的潮流下，地区间贸易越来越频繁，会票的出现大大减少了异地间贸易的成本，便利了地区间贸易的往来。如果说，明朝出现的会票只是偶然现象，那么到票号产生以后，中国进入了异地结算由过去运送现银转变到异地清算汇兑的时代。大大便利了商品贸易，推动了商业化进程和社会的进步。
2、混乱的货币制度与经济发展的不适应。 明代中期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贸易的增加，一些价值量大的交易仅使用铜钱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中国的货币制度开始逐步过渡到银两与铜钱平行本位制。从明朝开始，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对外贸易非常频繁，中国将茶叶、丝绸、棉花、瓷器等物品出口，换回大量的白银。从17世纪开始外国白银流入中国的数量增多，大致有以下几个渠道：
西班牙到中国。美洲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西班牙用美洲的白银，通过马尼拉购买中国产品。
欧洲到中国。由东印度公司的船只运送，换回欧洲中国的产品。17—18世纪白银从欧洲流到亚洲有5亿银元。
美国到中国。美国贸易商人购买大量的中国产品，1844年前约有1.5亿银元流入中国。
葡萄牙到中国大陆。由于进入中国的银元数额大，种类多，货币成色和质量不统一，加之当时称量银两的砝码全国各地区也不同，所以异地的收款和汇款非常复杂，需要一个机构来计算其标准，票号总结出自己的一套办法，设立了本平，起到了统一标准的作用，得到社会的认可，而且票号自身也有利可图。所以票号所签发的金融工具大都把银两的标准写得很清楚，避免了商品交易中由于货币不统一而出现的混乱。
然而，清代中后期，随着*片鸦**的输入和白银的大量外流，社会上出现了“银慌”现象，银价越来越贵，引起流通领域的货币不足，在此情况下，票号所发行的金融工具代替了货币，担负起了货币流通手段的职能，再加上票号经营的诚信，其发行的票据在社会上的认可度很高，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银慌”问题。
3、经济利益的驱动。 从历史资料中我们可以发现，经营票号的资本家大都也经营企业和商业资本，而且是从经营企业和商业起家的，其物贸分支机构遍布各个重要城市。之所以后来又经营票号，是因为经营票号业务在当时的利润可观。票号业务主要是异地汇兑和存*款贷**业务，当时异地汇兑和放款的月息为千分之三——千分之七 [4] ，再加上由于白银的成色、称量砝码不同而产生的平色余利，使票号业务在当时是一个收益比较可观的行业。就票号所发行金融工具的利益来说，至少有三个收益，一是异地汇兑所产生的汇费收入，二是票号设立本平所产生的余平，三是票号可以占用从收汇到付汇所间隔时间内资金的使用权，即“得空期”。从史料中可以看出，票号所发行的票据的汇费收入是0.3%—0.7% [5] ；余平所产生的收入占到票号营业收入5%—10% [6] ；票号的“得空期”有20日、25日、30日、40日、60日、75日、100日不等，一般由路程的远近和客户的需求所决定。“得空期”的存在可以使票号得到资金的暂时使用权，有利于其扩大经营资本。正因为这些利益的驱使，使得当时票号业务异常的繁荣，票号金融工具的创新也源于此。
（四）票号产生的几种推断
1、清初始创。 据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转引《中国经济全书》称：“据说开始是山西的康（亢）氏。李自成败走时所有的金子携带不便，便把军中所有的金银财宝放在康氏的院子里而去，康（亢）氏忽拾得八百万两，因此之后将从来谋一般人便利的山西汇兑副业改为本业，特创票号，至是该地的巨商都是康姓。”近人徐珂《清裨类钞》称：“相传明季李自成携巨资败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资以设票号。”
2、康熙年间创立。 李华教授认为：“山西票号在康熙年间早已产生，但在当时票号寥若晨星，可以肯定不会太多。”李华教授的根据有二：一是据何焯《何义门先生集》所载，康熙末年何焯在家时，因生活窘迫，曾将“一应冬衣，俱当在对门当内，因皮钱尤重”，赎不回来，其家人就由原籍苏州向北京天会号汇银九十两，使其“先赎皮袄”。又据康熙40年《康熙南巡秘记》载：“时济南票号适以银款纠葛事，须时敏亲自料理。”
3、乾嘉时期创立。 民国十二年出版的《晋商盛衰记》称：票商经营，为山西极有名之商业，“创始放前清中叶，当乾隆、嘉庆间”。李宏龄《山西票商成败记》称：“溯我票商一业，创始放前清康熙、乾隆时代”。范椿年《山西票号之组织及沿革》称：“雷履泰、李正华于嘉庆二年创立日升昌票号”。
4、道光初年产生。 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称：“大概是道光初年天津日升昌颜料铺的经理雷履泰，因为地方不靖，运现困难，乃用汇票清算远地的账目，起初似乎是在重庆、汉口、天津间，日升昌往来的商号试行成效甚著。第二步乃以天津日升昌颜料铺为后盾，兼营汇票，替人汇兑。第三步在道光十一年（1831）北京日升昌颜料铺改为日升昌票庄，专营汇兑。”
（五）雷履泰与日升昌
雷履泰(1770--1849)平遥县人。因父亲过早去世，家境贫寒，弃学从商，被西裕成东家请到了西裕成颜料铺。不久便委任其为汉口分号执事，以后又调其到京都分号领班。到李大全继承父亲*文斌李**执掌号东时，将雷履泰调回总号，委以大掌柜重任。于道光三年(1823年)，创立了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并担任大掌柜，为日升昌的发展倾注了毕生的精力。
“票号”之名取意于经营汇票，因晋商创办经营，故亦叫“票号”。在此之前，唐代就有汇票“飞钱”。宋、元、明、清民间也有汇兑，但作为汇兑制度和专营汇兑之信用机构，至此开始形成。
雷履泰创立“日升昌”后，汇兑业务愈来愈多。作为商界能手，谙熟生财的雷履泰，由此及彼，推想到其它商埠的晋商托镖局起运银钱亦有诸多不便，于是深入调查晋商所经营药材、茶叶、夏布、绸缎、杂货等进销地点，亲派精明、诚实、可靠的伙友，先后于汉口、天津、济南、西安、开封、成都、重庆、长沙、厦门、广州、桂林、南昌、苏州、扬州、上海、镇江、奉天、南京等地设票号分庄。雷履泰连络晋商，招揽业务，此处交钱，彼处用款，从无空票。因信用可靠，不但晋商与“日升昌”交往频繁，外省、沿海一带米帮、丝帮亦通过“日升昌”汇兑款项。由于雷履泰经营有方，“日升昌”门庭若市，业务蒸蒸日上。随着通汇扩大，继而吸收存款，发放*款贷**，利润大增，“日升昌”更是日升月昌，一片兴旺景象。有鉴于此，晋商纷起效尤，投资票号，从此票号业大盛，鼎盛时期，曾执全国金融界牛耳。
（六）票号是中国早期银行业
票号是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从商品经营业中分离出来的，即票号资本来自晋商商品经营资本。在票号发展沉浮的100多年中，其业务重心从最初的商业、商人，转移到政府、官员，但不论票号的服务对象如何变化，其资本都属于前资本主义的生息资本范畴。票号的产生，拉开了中国银行业百年创世的序幕。
*片鸦**战争及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清廷财政困难，于是要求晋商捐款，以及票号汇兑军饷和公款，1860年代以后，票号甚至成为清代的财政支柱。其具体表现为：（1）代办捐纳；（2）为政府解交税款；（3）为各省关借垫京、协各饷；（4）为清政府筹措借款，抵还外债；（5）代理部分省关的财政金库。
由于时代和封建统治的局限性，晋商始终没能实现思想突破。票号财东一般既是商号财东又是票号财东，他们的财富大部分投入田产、房产、其它商业贸易，甚至窖藏地下，并没有投资到近代工业上。
票号生息资本的借入者，一是政府官员；二是商人和钱庄。这二者的借款用途分别是消费、周转和放高利贷。票号资金来源于封建商业利润的投资、经营积累，以及部分政府官款存放，并非产业资本周转过程中的暂时闲置的货币资本。
票号是为封建生产关系服务并存在的，与雇佣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分割没有关系，因此，票号是封建高利贷性质的金融机构，其经营资本主体上说是高利贷资本。
（七） 票号衰落的原因
1、经济危机。 19世纪70年代，由于外商压价，丝茶发生危机，华商亏损倒闭，在苏州、汉口的票号倒帐数十万，倒帐，意味亏损或亏空，一旦发生挤兑，就必然会因放款收不回来而倒闭。胡雪岩经营的“阜康”票号就是因为经营丝业受洋商欺骗而产生亏损，最后倒闭的。全国性的信用危机波及整个金融业。20世纪初，以经营豆油生产和出口为主的营口“东盛和”五联号商行倒闭，亏欠外商银行、户部银行、票号炉房 500多万两，其中票号200万两。外商银行、户部银行是抵押放款，又各有特权，它们借出的款几乎全部收回；票号是信用放款，虽同是债权团组成人员，然而收回连一半都不到。“东盛和”之后，又发生上海的橡皮风潮。在这次风潮中，“源丰润”、“义善源”票号相继倒闭，亏欠公私款项数百万，又一次引起票号业的信用危机。清末前，票号倒帐损失之所以严重，就其经营方式说，致命的弱点，是它只做信用放款，而不做抵押放款。大量放款没有任何物资作保证，在经济危机和政治*乱动**中，收不回*款贷**的风险是极大的。
许多商号商行因为经营不善出现倒闭，往往连带将放款给它们的票号也一并拖垮。每次经济危机一来，就有许多票号因挤兑而又无款支付而倒闭。
2、市场竞争。 清末前，虽有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兴业、四明等十几家商业银行的成立，对山西票号都构成了竞争威胁，但构成票号竞争主要对手的，则是官商合办的户部银行、交通银行和一些省办的银钱行号。因为户部银行（后改大清银行）具有代理国库、收存官款的职能和雄厚的资本，所以能够左右市场。过去由票号收存和承汇的官款业务，几乎全部被户部银行包揽而去；由于户部银行在金融业中具有垄断和控制的作用，它对票号的经营有强大的影响。在市场竞争中户部银行要提高存款利率或降低放款利率，票号亦不能不跟随进行，这种做法直接威胁着票号的生存。尽管如此，在清末以前，票号依然拥有相当大的势力。随着时间的推移，票号经营方式的落后性越来越突出，票号是经营存款、放款和汇兑的银行业。作为银行业，除自有资本外，它发展的规模，决定于存款开展状况。存款多，放款就多；放款多，收入利息多，除支付存款利息外，利润就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存款户挤兑，因放款收不回来无法支付存款，那么*款贷**愈多就倒闭得愈快。加之金融利润又大多归于户部银行，票号所赚利润日益减少。
3、政局动荡。 辛亥革命中，许多商业都市，如汉口、成都、西安、太原、北京、天津等，都发生过战争。工商业和银钱行号都不可避免地遭受到损失。北京是票号吸收款最多的城市，占其全部存款的30%。因而，山西票号搁浅倒闭，就从北京分号开始。战争和革命所带来的经济危机，使许多票号开始倒闭。在倒闭声中，山西22家票号除大德通、大德恒、三晋源、大盛川等四家票号，因资本实力雄厚，拿出大量现款，应付辛亥壬子挤兑风潮，信用未失，继续营业外，日升昌等十多家票号，因无力应付挤兑风潮而相继倒闭。票号终于在辛亥革命的战乱中遭到致命的打击。大德通、大德恒、三晋源、大盛川四家票号又延续了二三十年，最终还是逃不掉倒闭的命运。
（八）票号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作用
票号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上曾经有过“执中国金融之牛耳”的辉煌，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1 、促进全国商品物资的区域交流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叶，我国的商品经济和国际贸易有了长足的发展。与国内跨区域贸易及外贸发展相伴而生的是货币流通量的迅速增加，大量的货币在各城镇间频繁调拨，因此解决与商品流通同步进行的异地拨兑就成为一个关键的问题。票号产生后，将汇兑业务推向民间，为商业活动中银钱的异地调拨服务。“一纸汇票甫到，百万现金立取”，使款项“汇通天下”，既安全可靠又省时省费。因此，它从诞生之日起就显现出旺盛的活力——分号不断扩展，形成遍及全国的金融网络。大大促进了区域贸易的规模，加快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进程。
2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 从资料来看，票号主要是对政府提供信用，而对商业放款数量有限，且主要是对大商号及钱庄、银号融通资金。19世纪60年代，中国开始有了机器工业。先是洋务派创办的*用军**工业和民用工业，七十年代才有了民族资本机器工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票号居于全国银行业的重要地位，所以机器工业或多或少都同票号有联系，或汇划经费和资金或借款，因此票号就成为机器工业发展不可缺少的一个因素。例如，1866年，左宗棠奏准设立福州船政局（即马尾造船厂），当聘用法国人员回国时，船政大臣沈葆祯请准奖励和路费共需银十五万两，因有关部门税款不敷使用，而清廷财政吃紧，于是向福州票号一次性挪借现银八万两。
3、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票号是我国最早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的金融机构，把分支机构直接设在国外。这些分支机构向中外商人提供金融信用，对国际间的经济交流起了促进作用。据初步调查，晋商把自己的金融机构设在国外，从事国际金融业务的机构有合盛元、恒隆光等。分布地有日本的神户、大阪、横滨，朝鲜的仁川，俄国的恰克图、莫斯科。民间传说在印度的加尔各答、南洋的新加坡也有票号的分支机构。票号三十多家，加上帐局、钱庄达数百家之多，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是晋商和全国各地商人从事对外经济贸易活动的后盾。
票号对从事对外贸易的中外商人提供汇兑服务。*片鸦**战争以前，我国对外贸易只限定于广州一埠。进口的货物必须先运至广州，然后向内地转运，而出口的货物，也必须先集中于广州。因此，华商欲买洋货，须携带现银到广州，以换取货物，极为不便。洋商欲购茶丝，必须运现到其出产地，也是十分困难。所以对外贸易，利用山西票庄，经营汇兑，是必然的趋势。票号通过在广州设立分支机构直接为进出口商提供金融汇兑服务。进入60年代后，上海逐渐成为进出口贸易的主要港口，外商、华商云集。上海经济地位的加强，客观上要求与内地通汇。太平天国后，东南安定，票号由苏州大量移往上海，1876年为22家，1882年又增到25家。从而沟通了上海与内地的汇兑，也促进了国内外贸易的发展。
4、票号执中国金融之牛耳。 受日升昌票号成功地鼓舞，晋商各号纷纷设立或改营票号，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商业贸易的发展。在此后将近一个世纪里，山西票号基本垄断了当时清代的汇兑业务。1893至1910年间，山西票号达到了鼎盛时期，许多票号每股红利都能分到近2万两白银，其分支机构也遍及国内外，营业领域非常广泛，并由此获得了“汇通天下”的美誉。平（平遥）太（太谷）祁（祁县）成为中国近代金融的中心。
在清代中前期的一百多年间晋商完成了两次转型，尤其是在中国社会急剧动荡的19世纪早期，晋商从物贸商人向货币商人的转型，完成了晋商的华丽转身，“开拓创新”的晋商精神成就了中国晋商“汇通天下”的历史地位。
[1] 张国辉：《清代前期的钱庄和票号》，《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
[2] 《山西票号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第10页，1990年版。
[3] 孔祥毅：《金融发展史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4] 黄鉴晖，《山西票号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08页
[5] 黄鉴晖，《山西票号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08页
[6] 黄鉴晖，《山西票号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