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娥碑》是柳宗元在元和间谪居永州时所作的一篇碑文，所记为饶州乐平县孝女饶娥为父哭死的孝行事迹。这篇碑文向来较少被人关注，因“饶娥”这位默默无名的少女似乎并不值得大家过多探讨。但实际上，从唐末至宋元之际，饶娥及其故事在饶州具有远大于今日的影响力，时人为其建立庙宇、奉为灵验的神祇，南宋时朝廷更特为其庙宇敕封、赐额，将饶娥的信仰与祠祀列入国家祀典。
在饶娥演变为地方信仰的这个过程中，柳宗元的《饶娥碑》发挥着极大作用，宋人有言“故乡爱说饶饶姓，往事空传柳柳州”，《饶娥碑》冠以子厚古文大家之名，无疑成为饶娥故事和饶州地方文化建构的一个经典性文本。
只是不同于一般文本'经典化”过程中的抬高与推崇，《饶娥碑》经历了后世文人的不少质疑和争讼'章士钊先生曾在《柳文指要》中指出：'《饶娥碑》者，非子厚作也……文乃后代低手伪造，断然无疑。”虽然章氏后来对这一观点进行了纠正，但《饶娥碑》的文本书写和柳宗元的创作问题确实值得探讨'作为一个贬谪南方的北方文人，柳宗元是如何对一个默默无名的饶州孝女故事进行演绎和书写的？
他在《饶娥碑》的创作过程中，是否有借助南方民间信仰的力量来推广这个附着儒家教化观念的故事？宋元文人在对《饶娥碑》文本不断质疑的过程中，对饶娥故事又进行了哪些改动？这些都成为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或许通过这一案例，我们可以看到，承担地方教化职责的流动文人是如何通过其文学书写建构一个信仰故事，并借此在帝国边缘实现儒家思想之渗透的。
一、从《饶娥碑》的文本'争讼”说起
子厚的《饶娥碑》连同《新唐书•饶娥传》，使饶娥故事流传颇广，却也招致了后人的质疑和争讼。其原因正在于，子厚所记饶娥事与欧阳修在传末所提及的乐平县令“魏仲光”之《孝女碣》产生矛盾。魏氏碣文，宋元间多有人目验。
据此可知，蒋之奇曾亲眼见过两位魏氏县令的《孝女碣》，且分别转述了碑碣内容，其文本与柳宗元《饶娥碑》、欧阳修《饶娥传》大异。尤为重要者，大历间魏令未言饶娥“哭死”，乾符间魏令据《乐平图经》言饶娥“终身不嫁”；且饶绩并非醉渔而溺，而是“涉河采薪”被水物所攫。
一个故事，两种书写，究竟哪个更贴近事实？蒋之奇认为魏仲兕曾亲令乐平，且碣文写作时间去饶娥事发生仅八年，较子厚得之传闻更为可信，《饶娥碑》有“夸言其死”的嫌疑。此后宋人多持此见，对子厚碑及《饶娥传》颇多微词。
岳珂或怀有为岳飞正名的愤激，因而对史书“讹误”极为敏感：柳宗元“传闻之讹”的《饶娥碑》因其名人效应载入正史，而得之“亲见”的魏令碣却无人问津，“史固足以示信也，所书果得其实耶？”可见，乐平令魏仲兕的碣文，是后人质疑柳宗元碑文的最主要依据。
据史书载，魏仲犀主要活动于玄、肃两朝，经历安史之乱，历任殿中侍御史、华州刺史及山南道节度使等，无贬黜记载，似不大可能在大历间任乐平县令。又，亲见此碣的宋人均言作者为“魏仲兕”，《新唐书•饶娥传》作“仲光”，似为'仲兕”之形讹。综合考虑，《饶娥碣》作者当以'魏仲兕”为是，《全唐文》有张冠李戴之嫌。那么，这篇文字是否就是宋人口中的《孝女碣》呢？这恐怕要存疑。
首先，此文与亲见魏碣的宋元人转述不大吻合。岳珂谓魏碣记饶娥事'与史大异”，然今观此文与《新唐书》所记出入无多，包括'雷霆交作”的神异情节也十分相似；蒋之奇言，饶绩'涉河采薪”（而非'醉渔”），饶娥悲哭“三日”，这些信息于其中均未看出。当然，也有可能现存文字只是魏碣的铭文部分，前散行序文或已剥落散佚，难窥全貌。
其次，此文最早见于顺治《乐平县志》，而更早的正德《饶州府志》并未著录；且宋人称碑题为《孝女碣》、《饶娥碣》，顺治县志称《宝应饶娥颂》，不免让人心生疑窦。总之，笔者认为对于这篇碣文应持审慎态度，其或出于后人之手亦未可知。
虽无法窥知魏碣全貌，但可确定柳碑、魏碣的'正误”之辨在宋元之际颇盛。如沙随程氏曾作《辨饶娥》，朱熹颇爱重且为其作跋；王应麟《困学纪闻》云“子厚失于传闻，而史承其误”。
至宋末元初的乐平士人李士会，更是旁搜广记，详辨饶娥本事之疑误，“以其终身不嫁者为是，而谓其即死者为非。”按一般逻辑推理，魏仲兕、魏愔因亲令乐平，时代相近，饶娥未死、终身不嫁或更贴近事件原貌，柳宗元《饶娥碑》因“讹传之误”受指斥似也无可厚非。然而，正如南宋乐平地方士人所说“故乡爱说饶饶姓，往事空传柳柳州”，正因柳宗元的“讹误”文本，饶娥故事才大为彰显。
对于我们而言，最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不是饶娥究竟“气尽伏死”抑或“终身不嫁”，而是柳宗元在怎样的情境中完成了对《饶娥碑》的创作？作为一个远贬南域的北人，该如何为一个籍籍无名的孝女和一个发生在五十年前的故事写碑？他的创作旨归是什么，又与中唐时期的饶州地域有何关联？接下来，我们试图对此进行寻绎和解答。
二、《饶娥碑》对东汉《曹娥碑》的文本继承与仿效
饶娥事既发生在宝应年间，距柳宗元贬谪永州的元和时期已五十年有余，子厚从元洪那里得之多少传闻、是否亲眼见过魏仲兕的《孝女碣》，我们不得而知，只从今天的文本看，子厚当初定是接触了一个信息多有模糊的“传闻”版本。
传闻之模糊，在文中最明显的体现，即是对饶娥姓名的处理：“饶娥，饶人，饶姓娥名。”饶娥显非真名，长于饶州，便以“饶”为姓；以“娥”为名，则让这一形象更具普泛化色彩。娥，本就是女子的泛化称呼，常用来形容女子修长美好。
《说文》段注云：“娥，好也。秦曰娥，*晋秦**之间凡好而轻者谓 之娥。”魏仲兕碣、欧阳修《饶娥传》皆载饶娥父女姓字，子厚不提，正因传闻所限，不得细情。这种模糊处理却也在客观上弱化了故事个性，突出了地方教化属性。也是在此基础上，子厚成功将饶娥故事接入孝女书写的传统之中。最为关键者，是他在《饶娥碑》的创作过程中有意识地对孝女经典文本《曹娥碑》进行了继承和吸取。
曹娥是东汉有名的孝女，其事迹传播最为重要的文本是东汉邯郸淳的《曹娥碑》，曹娥事亦载范晔《后汉书•列女传》。此碑是曹娥死后八年，东汉上虞县令度尚为彰表其孝行所立，碑文为邯郸淳作，因蔡邕“黄绢幼妇，外孙韲臼”的题字而声名大噪。
据碑文可知，曹娥本事与柳宗元所记饶娥事十分相似，都是“父溺死-尸不出-娥哭死/投江死—尸浮出”叙事模式，甚至在孝女的命名、死亡年龄上都高度相似，只在决定人物身份的细节处不同：曹娥为会稽上虞人，饶娥则为饶州乐平人；曹父盱是巫祝，因祭神而溺，饶父绩则是渔人，因醉渔而亡。这些都是增加事件真实性与可信度，彰表地方、教化乡里的关键信息。
宋人对子厚的这种考量已有认识，如游九言在评论柳、魏二人对饶娥“死生不同”的结局书写时，即说道：“意者子厚贬于江南，遥闻其事，依仿曹娥以为此碑。”
宋元之际的李士会亦云：“自建中，天子慨然举旌异之典。而河东大儒更援曹娥之事以为碑，而娥之孝遂彰彰于天下。”此“旌异之典”，即《新唐书》所载建中元年黜陟使“郑淑则”表旌饶娥里闾之事，饶娥虽有朝廷旌表，但魏仲兕以县令身份所作碣文似默默无闻，子厚以文章大家之名作《饶娥碑》，且有意识地借助曹娥文本之影响，恐怕是饶娥事迹“彰彰于天下”的最主要原因。
其三，还可作一旁证的是，子厚在元和初至永州时极有可能读过《曹娥碑》。前文已言，蔡邕的“黄绢幼妇” 题辞大大提升了《曹娥碑》的知名度，李白就曾作诗“笑读曹娥碑，沉吟黄绢语。”刘长卿亦云：“旧石曹娥篆，空山夏禹祠。”
实际上，除蔡邕 题辞外，《曹娥碑》在唐代的流传还曾依托另一书法作品，即传为王羲之的小楷《曹娥碑》帖。其上不仅有梁代书法家唐怀充、徐僧权、满骞题署，还有唐代怀素、杨汉公、韩愈、柳宗直等人的观款，可见此帖在唐人间流传之广。
最可引起我们注意者，自然是柳宗元堂弟柳宗直的墨迹识语。柳宗直虽未明确提及柳宗元同行，但作为书法爱好者，子厚极有可能参与其中；即使子厚未能亲眼观帖，也会从亲友言语间对此碑多有听闻。故柳宗元对《曹娥碑》的文本当是十分熟悉，那么后来应元洪请托作《饶娥碑》时，对《曹娥碑》多有参详且体现于文本之中，也是情理中事了。
以上，我们对柳宗元《饶娥碑》碑文文本的创作情形作了考察。但至此，问题远没有解决。柳宗元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儒家文人和学者，他仿效《曹娥碑》为饶娥作碑，宣扬儒家的孝道伦理无可厚非；同时，他也信奉“子不语怪力乱神”，在《非国语》中明确说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
但碑文在叙述饶娥故事时，“神异”气息却多处可见。也正因于此，章士钊怀疑此碑的真实性，他认为“子厚最不喜推天引神”，水物浮死的“奇行”与子厚平生意趣颇为迥异，故此文或出自后代低手伪造。
当然，章氏后来对此说法进行了否定，他在《饶娥传与胡稚威》一节中云：“右说乃吾九十一岁病后随意写成，不料持与前编《饶娥碑》原签互核，致成正负两歧之笔，不胜怅怅。然翻覆推衍，觉湖现两尸，鱼鼈随死者众，妖妄性不大，不必看作与子厚推天引神之旧知识，适成背反。”
他以碑文“妖妄性不大”未必与柳宗元向来的主张相悖，来弥缝前后两说的矛盾。章氏前说自不成立，他将柳宗元视为一个绝对的“无神论”者，即使在后来的自我说服中，实际也并没有改变这一观点。其中症结，正在于忽视了文人身份及其书写性质的复杂性，这一点是需要我们辨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