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留下了著名的十大“三绝碑”：湖南郴州苏仙岭三绝碑、四川成都《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湖南永州柳子庙《苏轼荔子碑》、山东《潍坊新修城隍庙碑》、福建泉州《万安桥记》大字碑、河南临颍《上尊号与受禅碑》、湖南祁阳《大唐中兴颂摩崖石刻》、开善寺《宝志公象赞诗碑》、陕西高陵《李晟墓碑》、河南郑州《苏轼书欧阳修醉翁亭记石碑》。在十大“三绝碑”中，湖南占了三席，郴州苏仙岭三绝碑位居第一。这足以说明湖湘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
何谓“三绝碑”？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公认的是，有以下三种情况之一者，方称得上“三绝碑”：一是碑文、书法、刻工均精妙绝伦，又能汇于一碑的；二是文章、书法与文章所述之人的德政功绩杰出，又能汇于一碑的；三是文章、书法及镌刻之石奇特又能汇于一碑的。但不管哪种情况都离不开文章、书法的精绝为其基础。湖南的三处“三绝碑”，完全符合这一标准，所以，在中国十大“三绝碑”中，分别位列第一、第三和第七。
郴州苏仙岭“三绝碑”
发现与保护过程中的传奇故事
郴州“三绝碑”位于苏仙岭白鹿洞附近的石壁上，为摩崖石碑，高52厘米，宽46厘米，刻有秦观《踏莎行•郴州旅舍》词和苏轼跋，行书，计11行，每行8字，乃米芾手迹。此碑“秦词”“苏跋”“米书”汇于一碑而位列十大“三绝碑”之首。
据讲，宋代诗人秦观（字少游）被贬，从京城到了郴州这个蛮荒之地，因怀才不遇，写下了《踏莎行•郴州旅舍》一词，以此抒发凄楚难言的隐衷。词曰：“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知何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残阳树。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本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这阕蜚声词坛的千古绝唱，以委婉哀伤，声调低沉，意境凄冷，深悲沉恨的曲调，对自己不公平的际遇和命运发出了痛切的呼声，充分表达了词人的遭遇和心情。
后来，秦少游将这首词抄寄给了苏东坡。苏东坡与秦观的诗词风格虽然不同，苏为宋词豪放派的开拓者，而秦则是宋词婉约派的杰出代表，但苏东坡看了秦观的这首词后爱不释手，而且常拿出来诵读。特别是秦少游逝世后，苏东坡出于怀念和惋惜之情，在其词后写下了“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的跋语。宋代大书法家米芾看到这首词后，便书写在扇面上，并辗转流传到郴州。郴州人为了纪念秦少游，就把“秦词、苏跋、米书”刻在石碑上，史称“三绝碑”。又过了100多年，南宋郴州知军邹恭找来石匠，将其摹刻在苏仙岭白鹿洞附近的大石壁上，这就是今人看到的“三绝碑”。
其实，苏仙岭“三绝碑”还有一个最大的看点，那就是它的被发现和保护历程，有一个传奇而不得不讲的故事。过去的苏仙岭，荒凉偏僻，荆棘丛生，山路崎岖，人迹罕至。此“三绝碑”虽位居中国十大著名“三绝碑”之首，但长期来却鲜为人知，如果不是当年毛*东泽**的一席话，也许至今还在荆刺杂木的掩盖之中，不为世人所注目。所以，后来有人说，“没有毛*东泽**，就没有苏仙岭‘三绝碑’的发现与保护。”这话一点也不为过。
那是1960年3月，毛*东泽**到南方视察，接见了原*共中**郴州地委书记陈洪新。会谈中，精通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史、书法史的毛*东泽**，两次问到郴州“三绝碑”的保护情况，并侃侃而谈。他详细分析了秦观作词的历史背景和该词的艺术价值。他说：古时候，郴州这个地方是一个蛮荒之地，是一个谁都不愿意来的地方。宋朝有个秦少游，很有才华。经苏轼推荐，应召进京，当过秘书省正字和国史编修官。后来，因为新旧*党**争的牵连，屡遭贬谪，最后削官去职，于绍圣三年流放到郴州当老百姓。秦少游因为怀才不遇，含冤被贬，满腹牢骚。但是，又没有地方讲，后来，他就写了一首词，叫《踏莎行•郴州旅舍》。这首词写得很好，写出了他被削职后那种凄楚难言的隐衷，把那些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冲突中有才华有抱负的爱国知识分子报国无门、不堪排挤打击的情怀，描写得淋漓尽致，所以很有名。接着，毛*东泽**还琅琅有韵地背诵了《踏莎行•郴州旅舍》。接着又说：这首词在文学艺术上是很有价值的，苏东坡很喜欢，特别喜欢最后两句：“郴江本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并特地把它写在扇子上，天天看它读它。秦少游死后，苏东坡非常悲痛，在扇面秦观词的后面，写下了“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的跋语。后来，书法家米芾以其沉着俊逸的书法，将秦词苏跋写下来，传到了郴州。郴州人为了纪念秦少游，便把秦词、苏跋、米书刻在碑上，史称“三绝碑”。秦少游死后166年，南宋有个叫邹恭的来郴州当知军，再把原碑拓上，转刻在苏仙岭白鹿洞的大石壁上，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三绝碑”。说完后，毛*东泽**又特别嘱咐：这块碑是很有价值的，是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要很好地加以保护。
陈洪新回到郴州后，马上召集地委负责同志开会。会上，陈洪新对大家说了毛主席的谈话。其后，陈洪新专程到郴州师专请教一位古汉语教授。这时，陈洪新等人才知道“三绝碑”就在苏仙岭白鹿洞上面。随后，这位教授与陈洪新等地委领导一同前往苏仙岭，并在丛丛荆棘中发现了“三绝碑”。所幸“三绝碑”尚属完好。
1963年3月，时任*共中**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到郴州视察，登苏仙岭“三绝碑”处，看了“秦词”后，深感今非昔比，便押“秦词”原韵填词《踏莎行》：“翠滴田畴，绿漫溪渡，桃源今在寻常处，英雄便是活神仙，高歌唱出花千树。桥跃飞虹，渠飘束素，山川新意无重数。郴江北向莫辞劳，风光载得京华去！”陶铸的词，一洗“秦词”幽怨哀愁之情，热情讴歌了英雄的人民和伟大的时代，高扬了人民当家作主、创造业绩的时代旋律。陶铸词现在也被刻在石上，置于“三绝碑”护碑亭内，和“三绝碑”一道，成为苏仙岭一处美丽灿烂的风景。
柳子庙“荔子碑”
集“韩诗、苏书、柳事”三绝于一体
走进永州柳子庙，登十多级台阶，便到了正殿。在正殿后面的院墙上，呈一字形镶嵌着四块青石碑刻，这就是久负盛名的永州“三绝碑”——荔子碑，每块高240厘米，宽132厘米，厚21厘米，长方形，平额无座。碑名之所以称之为荔子碑，是因为碑文首句“荔子丹佤蕉黄”中的“荔子”二字使然。碑文为唐代大文学家韩愈所作，字为宋代文豪、书法家苏轼所书，歌颂的是唐朝文坛一代宗师柳宗元的事迹。碑刻集唐宋八大家中的三大泰斗“韩诗、苏书、柳事”于一体，故称之为“三绝碑”，并位列中国十大著名“三绝碑”前三甲。
公元805年冬，32岁的柳宗元因参与王叔文改革失败而被贬谪到永州，开始了他10年的沦落生涯。柳宗元到永州，虽然遭贬，但因祸得福，由此而开始了他一生中创作的辉煌时期：一部《柳河东全集》，540多篇诗文中有317篇创作于永州。最能显示柳宗元思想和文学才能的辩、对、答、说、传、骚、吊等107篇，其中有82篇写于永州。其间，柳宗元与韩愈通过书信探讨创作经验得失，其中最主要的有8篇，通常称为“论文八书”，这8封书信成为指导唐代“古文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从此韩柳并称，成为中唐文坛上的泰山北斗。公元810年后，柳宗元移居永州愚溪。新居环境优雅，胜景荟萃，柳醉心于读书和接待后辈学人，乐于同当地老百姓交往，并深入体察民间生活，在永州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
柳子庙中的《荔子碑》源自广西柳州罗池庙。公元815年，柳宗元等虽被召回长安，但并未得到重用。一个多月后，由于武元衡等人的仇视，柳宗元又被改贬至柳州任刺史。4年后，柳宗元卒于柳州刺史任上。当地人们感念柳宗元治理柳州的政绩，便建造了罗池庙以示纪念。柳宗元生前曾留下遗嘱，由刘禹锡整理文集，请韩愈撰写墓志。韩愈不负亡友之托，先后写下了《祭柳子厚文》《柳子厚墓志铭》《柳州罗池庙碑》等系列文章，以表达对亡友的怀念和纪念。韩愈碑文撰写200多年之后，北宋的书法大家苏轼欣然泼墨，选书了《柳州罗池庙碑》的末段——《迎享送神诗》：“荔子丹兮蕉黄，杂肴蔬兮进侯之堂。侯之船兮两旗，渡中流兮风泊之，待侯不来兮不知我悲。侯乘白驹兮入庙，慰我民兮不颦兮以笑。鹅之山兮柳之水，桂树团团兮白石齿齿。侯朝出游兮暮来归，春与猿吟兮秋与鹤飞。北方之人兮谓侯是非，千秋万岁兮侯无我违……”从书法上看，《荔子碑》是苏轼得意之笔，字体丰腴跌宕，既呈天真烂漫之趣，又不失遒劲古雅。明朱熹称他这笔行楷“奇伟雄健”，明王世贞《龠州山人稿》的评语是“遒劲古雅，是其书中第一”。公元1217年，苏轼书写的《迎享送神诗碑》，首次被刻碑于柳州的罗池庙内，这块珍贵的“三绝碑”得以面世。公元1596年，永州司理刘克勤见读碑文，敬慕柳宗元其人其文，遂令人摹刻于永州柳子祠（即今零陵柳子庙）中。公元1866年，永州知府廷桂到任后，见碑文风化脱落，字迹模糊，立即嘱人重新复制荔子碑。为避免新碑因风吹雨淋而再受风化，他特令工匠将原为整块的碑文分刻于四块青石之上，嵌于庙宇西墙边。这位廷知府还将自己所书之《跋》一并刻于荔子碑正文之后。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柳庙“荔子碑”。
祁阳浯溪“摩崖三绝碑”
集文奇、字奇、石奇于一身
在永州祁阳浯溪碑林中，有一块巨大而又著名的摩崖石刻碑《大唐中兴颂》。这块由唐代诗人元结撰文、书法家颜真卿手书的《大唐中兴颂》石碑，呈正方形，高、宽各450厘米，字径为20厘米，共21行，332个字。此碑的年代之古、碑面之大、字数之多、文章之奇、书艺之妙、现状之完整，世所罕见，所以被称之为“摩崖三绝碑”。
《大唐中兴颂》是元结于公元761年写的一篇颂文：“……噫嘻前朝，孽臣奸骄，为昏为妖；边将骋兵，毒乱国经，群生失宁。大驾南巡，百寮窜身，奉贼称臣。天将昌唐，翳睨我皇，匹马北方。独立一呼，千麾万
，戎卒前驱。我师其东，储皇抚戎，荡攘群凶。复复指期，曾不逾时，有国无之。事有至难，宗庙再安，二圣重欢。地辟天开，蠲除袄灾，瑞庆大来。凶徒逆俦，涵濡天休，死生堪羞；功劳位尊，忠烈名存，泽流子孙。盛德之兴，山高日
，万福是膺。能令大君，声容沄沄，不在斯文……”
元结是唐代杰出的散文家和诗人，是唐代文学革新运动即古文运动的急先锋。《大唐中兴颂》是元结于公元761年写成的，是他有代表性的、为人传诵的作品，可以说是他的文学革新的典范之作。元结亲身经历了安史之乱，对产生安史之乱的根源，平定安史之乱的诸多问题，都有着自己的独到思考和看法。《大唐中兴颂》记述了安史之乱的情况，描写了平定安史之乱的经过，以及“二圣重欢”的尴尬局面。
公元771年，元结在道州刺史任上对旧作稍加修改后，派专人送好友颜真卿为其书写，并于同年6月刻写在湘江边的浯溪摩崖上。
颜真卿是唐代著名书法家，《大唐中兴颂》虽然是楷书，却用了篆隶的笔法，即行笔用篆法，也就是中锋，一横一竖，刚劲有力，力透纸背；出笔用隶法，即用藏锋，撇、捺、勾、勒，能扛巨鼎。字形方严正大，结构紧密，间架端正，笔画平直，气势壮阔，韵味浑厚。无弱笔，无危势；看不厌，比不倒。石碑的全篇布局充实茂密而又开阔雄壮，字里行间洋溢着长风忽起、巨浪翻滚的气势。此碑文书法是颜体最成熟、颜氏生平最得意的唯一巨幅作品，唐以后历代书家无不为之倾倒，有宋黄庭坚诗为证：“春风吹船著浯溪，扶藜上读中兴碑，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刻鬓成丝。”
此碑刻写在浯溪注入湘江的会口处，宋诗人杨万里曾形容这里是“下则深潭无底而正黑，上则危石对立而欲落，飞鸟过之，不敢立足。”元结本人在颂文末尾也说过：“湘江东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齐。可磨可镌，刊此颂焉，何千万年！”这高、大、陡、险的巨石之上，正是摩崖石刻《大唐中兴颂》所在。
《大唐中兴颂》摩崖石刻以元结文奇为一绝，颜书字奇为一绝，浯溪摩崖石奇为一绝而赫然立于中国十大著名“三绝碑”之列。
（选自《新湘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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