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过的生产队（二）——有幸当了记工员
文/巩钊
看路说是挣了十几天的轻松工，可是每天早上天不明就要起来，等晚上学校下了晚自习以后才能回家，还要每天和何家寨的学生打上一架。打这样的架，必须先发治人，一下子把走在最前面的撂倒，后面的就不敢再走。如果治服不住第一个，后面的就会趁机冲过去，还会回头嘲笑辱骂的。
母亲看着我今天被扯开了的裤子，明天被撕破了的衣兜，也担心我会吃了他们人多势众的亏，就劝说看不成就算了吧。便每天又跟着大人们干开了磨洋工的活来，吊儿郎当的到了地里，不说成绩只盼望着快点收工，队长一句“回家”的话还没有说出口，我们已似离弦之箭跑到了路上。就这样混到了快要割麦子的时候，祖坟冒出了一丝青烟，天降大任的时间到了。没有经过全队社员的投票选举，直接被队长任命为记工员，成为了今生今世当过最大的官儿，记工员也算是生产队的中层干部了，现在想起来都是诚惶诚恐的。
当了一年零一个月的记工员，见识了农村人的憨厚与奸诈并存的两面性，知道了他们是怎样与队上的最高行政长官斗智斗勇的，看惯了有些人明目张胆的说瞎话，理解了有些老实人的辛苦无奈。也跟着"混"术高明的人学会了把重活能干成轻活，又能把轻活干成了没活，最后倒在地头睡上一觉还工份不少挣。借用现在的“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到的”。
生产队白天男女社员全部下地割麦，晚上用架子车给麦场里拉麦，队长规定：拉麦一车记工三分，每车不能少于二十四捆麦。我在麦场里登记，谁拉回一车倒下来我在“正"字上添一笔。刚开始架子车都装得满满的，到了后面就有了拉半车麦子的，便问他们咋这样少的？说是正好到了地的角上，正好剩了这些，我也就信以为真。可是每次都是这样，我就怀疑了，一片地里只有四个角，怎么运气这样好的让他们每次都能遇到？那个时候年龄太小不懂得这里面的猫腻，便在后边远远的跟着他们，当走到距离麦场二百米处时，才看到他们在分装。分装是弟兄俩个或者是关系好的两个人，达成一致协议，一个人去地里，一个人坐在这里等着。这样每次都是互相轮流一个人休息而工份又不少，我也理解白天在太阳底下割麦晒了一天，晚上拉麦很辛苦的，但是这样让一些老实人咋想？
割完了这一片地的麦子，后面就跟着种地。由于久旱缺墑就需要安井抽水，被安排拾掇井的人，除了懂电有技术的，还有张队长的兄弟和李队长的儿子，都是在队里敢大声说话而且有份量的人。上午我去记工的时候，他们就在树下坐着聊天，下午去的时候，可能是天气太热，竟然都在树下睡着了。我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便叫醒了他们，便问道：大家在割麦，你们在睡觉，记工本上该写割麦还是写睡觉呢？他们也觉得不好意思，红着脸说是没有电，井不能试验，不知道水能不能出来。实际上井就没有问题，只不过是把电机和闸刀上的电线重新接上，螺丝拧紧一下就好了。就是这样其他人在高温下汗流浃背地割麦，有权有势的人躺在浓荫之下睡觉挣着同样的工份。
生产队里经常出现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混工的人一直在混着，老实人稍不留神就遭了殃，我的老邻居二爷因为耳朵不好，走路慢就被队长毫不留情的处理了。二爷跟着种地组，领导种地组的队长在收工时通知：先别回家，统一去麦场收场。二爷没有听见就回去了。到晚上队长说二爷不服从指挥，打击教育扣工二分，以示警告扣工二分，最后再短工二分，我说二爷干了半天活才挣五分工不够扣了，队长要我从二爷上午的工份里面扣。虽然我没有再扣二爷的一分工，可是散社十几年后二爷对这件事还是耿耿于怀，说扣他工分的队长小时候还吃过他老婆的奶，是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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