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读《政德》
贤主贵士:评价一个人是不是贤明，要看他是不是嫉贤妒能，能不能推荐德才兼备的人。
过渡
用人特别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孔子家语》说：“故弓调而后求劲焉，马服而后求良焉，士必悫而后求智能焉。不悫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迩也。”弓必须调好之后，才能使它成为强劲的弓；马必须驯服之后，才能成为良马；士必须谨慎、诚实，才能让他再求智能。如果士没有诚敬之心，而多才多艺、能力很强，就像豺狼一样不可亲近。
《说苑》记载，周成王将要行成人礼，即行冠礼，周公让祝雍做一些祝词，并要求简明扼要。祝雍就说：“使王近于仁，远于佞，啬于时，惠于财，任贤使能。”意思是，希望大王能够亲近仁德的人，远离奸佞的人，珍惜时间，惠施财物，任用贤德的人和有能力的人。这里就提出“任贤使能”这个用人的标准。
那么，具体来说，应该任用什么样的人呢？
第一，任用孝廉之人。
自古以来，中国就把“孝廉”作为人才选拔的根本标准。
《孝经》说：“一个人不爱他的父母，而能够爱其他的人，这是和德行的本质相背离的；一个人不尊敬他的父母，而尊敬其他的人，这是和礼的本质相背离的。”
试想一下，一个人出门在外很久了，都不愿意回家看望自己的父母，这样的人，连父母的养育之恩都不能记在心上而想着去报答，他能够对领导忠心吗？如果他对领导很忠心、很听话，那也是因为有利可 图。
“廉”，首先意味着不贪。一个人如果欲望过重，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他就会去做一些违法乱纪、以权谋私的事。
“廉”，除了不贪，还有廉正的意思。《潜夫论》有这样一句话：“夫贤者之为人臣，不损君以奉佞，不阿众以取容，不堕公以听私，不挠法以吐刚。其明能照奸，而义不比*党**。”贤德的人作为臣子，他不会一味地谄媚巴结君主来损害君主的威德，不会阿谀奉承众人而苟且容身，不会败坏公家的利益来任意处事，也不会歪曲法律而畏惧权贵。他的贤明能够明察奸邪，他的道义使他不结*党**营私。这才是廉正的臣子。
《后汉书》记载着一个关于祭遵的故事。祭遵是颍川人，曾经跟着光武帝出征黄河以北，并被任命为军市令。在光武帝的家族中，有个小儿犯了法，祭遵就按照法律，严格地把他处死了。光武帝听了这件事，非常生气，想命令人把祭遵收监。当时任主簿的陈副就进谏说：“您常常想让军纪严明，现在祭遵奉法不避权贵，就是想让军令严明，使法令得到实施。”光武帝听这话有道理，于是就赦免了祭遵，并且任命他为刺奸将军。光武帝还经常告诫将领：“应该小心祭遵，我们家族中的一个小儿犯了法尚且被他杀掉，那他也一定不会对你们这些将领有所偏向。”光武帝平定了黄河以北之后，又拜祭遵为征虏将军。
由此可见，贤明的君主用人，都是用那些严格执法、不徇私枉法的人。光武帝任用祭遵，给他很高的待遇，祭遵也严格要求自己，所受到的赏赐都分给手下的人，确实做得非常好。他过世的时候，光武帝亲自去送他，看到他曾经坐过的车马，痛哭流涕。他过世很久之后，光武帝还经常对群臣说：“怎样能够找到像祭遵这样忠于职守、奉公守法的臣子呢？”光武帝也很了不起，因为他能够任用廉洁奉公的人。
第二，任用德化百姓之人。
《吕氏春秋》说，忠臣孝子是当君主、做父母的人都特别想得到的，荣华富贵也是做人臣、做人子的所希望的。但是君主得不到忠臣，父母得不到孝子，臣子、儿女也不能够得到自己的富贵显荣。这都是因为不懂得礼义所导致的，而不知道礼义是因为不学圣贤教诲所导致的。所以古代的圣王，没有人不尊师重道。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人不尊师，无从了解大道，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凭着自己的喜好及世俗的观念，那很可能会走冤枉路。
《荀子》记载：“非我而当者，吾师也。”能够批评我，且批评得很恰当，这样的人就是我的老师。“是我而当者，吾友也。”他表扬我，但表扬得恰当，这是我的朋友。“谄谀我者，吾贼也。”我本没有真才实德，没有能力，而他为了让我高兴，谄媚我、奉承我，这样的人是我的敌人。所以我们要区分清楚，我们身边的人是师、是友，还是邪佞之人。
中国历史上，任用大臣都是任德不任力，首先看他的德行。晋文公在逃亡的时候，陶叔狐跟从他。晋文公回国之后，他三次封赏，都没封陶叔狐。陶叔狐就去见咎犯，说：“我跟从君主逃亡已经十三年了，面色都变黑了，手足都长了老茧，可是现在君主回国，三次行赏都没有轮到我。是君主把我忘了呢，还是我有什么大的过失呢？”结果咎犯就把这句话告诉了晋文公。
晋文公说：“我怎么会忘了这个人呢？能够用道使我精神专注，用义来说服我，使我的名声得以显扬，使我成为德才兼备的君主的人，我认为这样的人应该受到最高的奖赏；以礼来规范我，以义来劝谏我，使我不能够成为为非作歹的人，我认为这样的人应该受次一级的封赏；那些勇猛强壮的勇士，有难在前，他就冲锋在前，有难在后，他就断后，让我免于危难，我认为这样的人应该受到第三等的赏赐。陶叔狐没有听说过这样的道理吗？能够为人效死的人，不如保存这个人的生命；和人逃亡的人，不如保存这个人的国家。三次行赏之后，就应该轮到有劳苦功绩的人了，而有劳苦功绩的人，陶叔狐应该是第一位，我怎么敢把他忘了 呢？”
后来周朝的内史听到了这句话，就说：“晋文公要称霸了吧。”因为古代的圣王都是“先德后力”，优先重视的是德行，而不是劳力。晋文公可以称得上做到这一点了。
这就告诉我们，能够以德行教化百姓、言传身教的人，应该受到国家最高的重视，因为他可以使你的国家兴盛，而不至于有覆亡的危险。
第三，任用犯颜直谏之人。
这一点古书上讲得特别多，内容也非常丰富。
《韩诗外传》记载，晋平公到河里去游玩，很快乐，他就说：“怎么样能得到贤士共享这种快乐呢？”划船的人就跪下来对他说：“我们的君主不喜欢贤士罢了。珍珠产生于大江大海，玉器出于昆仑山，它们没有长脚，但是来到了我们的国家，原因是君主您喜欢它。现在有贤士，贤士长着脚，但是没有来到我们的国家，是因为您没有真正喜好贤士的意愿。怎么能担心没有贤士呢？”晋平公说：“我的食客，门左有一千人，门右有一千人。早晨的食物不够吃，就派人晚上去征收赋税；晚上的食物不够吃，就早晨派人到市场上征收租税。怎么还说我不喜欢贤士呢？”
划船的人就说：“鸿鹄一振翅就能飞翔千里，所依靠的是它翅膀上的六条强劲有力的茎羽，而背上的粗毛、腹下的细毛，增加一把不会让它飞得更高，减损一把也不会让它飞得更低，您现在的食客不过是背上的粗毛、腹下的细毛罢了。”意思是说，真正有用的、贤德的人少之又少。《诗经》说，谋划的人太多，事业就不能成就，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一个团体也好，一个企业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并不是人越多就越好，真正有贤德的、有能力的人是最重要的。
《新序》记载，晋平公向叔向请教国家最大的忧患是什么。叔向回答说：“大臣重禄而不极谏，近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大臣为了保存自己的禄位不敢犯颜直谏，身边的近臣因为怕犯罪不敢直言向君主禀报，结果下情不上达，这是国家最大的祸患。大臣重禄不进谏，是因为君主没有雅量，不愿意听人家的劝谏。所以这些大臣也会投其所好，说他喜欢听的话。古代圣明的君主，都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们会引导属下去犯颜直谏。
《吕氏春秋》记载，赵简子把他的一个叫栾徼的臣子沉到河里去了。他说：“我曾经喜欢音乐、美色，栾徼就把这些呈现在我面前；我曾经喜欢宫室楼台，栾徼就为我建设好；我曾经喜欢良马和善御者，栾徼也给我送来了。而我现在喜欢贤士已经六年了，但是栾徼却没有给我进谏一个贤人。这是在助长我的过失，而减损我的美德。”
能够以道理来督察责罚他的臣子，这样的君主就可以和他们共同做善事，而不可以和他们做错事；就可以和他们一起做正直的事，而不可以跟他们一起做邪妄的事。赵简子这件事，表明了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善于引导臣子去做正当的事。这就是“以理督责于其臣”。
《吕氏春秋》说：“贤主所贵莫如士。所以贵士，直言也。”贤明的君主最重视的无过于士，之所以贵士，就是因为他们能够犯颜直谏。如果他们说的话非常直接，那么君主就能够看到自己邪曲不正的地方。然而君主的通病，就是他既想知道自己的过失，却又厌恶直言。这就如同把水的源头阻塞了却想得到水一样。如果我们想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过失，那就要任用那些可以犯颜直谏的人。
《吕氏春秋》里还记载着这样一个典故。楚文王得到了“茹黄狗，宛路箭”，这都是非常有名的狗和箭。他到云梦去田猎，三个月都不回来。他从丹地得到一个美女后，每天和这个美女在一起，一年都没有去听朝，不务朝政。后来，他的太保申就说：“先王曾经卜卦，认为我作为太保是很吉祥的，现在您的罪理应受鞭刑。”
楚文王就说：“能不能变换一个方法，不要用鞭刑责罚我呢？”太保申就说：“我承继的是先王的法令，不敢废除。如果您不受这个鞭刑，我就等于是废弃了先王的法令。我宁愿获罪于您，也不愿意获罪于先王。”楚文王听了之后，就说：“好吧。”于是，太保申把席子拉过来，让楚文王趴在上面，把五十根细细的荆条绑在一起，跪着把它放在了楚文王的背上。如此做了两次，说：“大王您可以起来了。”楚文王就说：“既然有鞭笞的名义，你就不如痛快淋漓地、名副其实地打我一顿好了。”
太保申就说：“我听说，对于君子，能让他感到羞耻就可以了；对于小人，才要让他感到疼痛。如果让他感到羞耻，他都不改变自己的行为，那让他感到疼痛又有什么帮助呢？”太保申说完之后，就站起身走出去，请求楚文王把他处死。楚文王就说：“这是我的过失，太保您有什么过失呢？”楚文王被这个太保的忠诚所感动，后来他就改变了自己的行为，把太保申重新召回来，杀了茹黄狗，折了宛路箭，把丹地的美女也放回去了，并且开始一心一意地治理楚国，最后他兼并了三十九个国家，使楚国的地盘非常广大。
楚文王后来能够有这样的功业，都是太保申犯颜直谏的功劳。
《昌言》里说，人主有五种情况不可以劝谏：第一是废除皇后、废除太子，第二是对自己的*欲情**很放纵、不节制，第三是专宠一个人，第四是宠幸那些阿谀奉承的人，第五是骄贵外戚。有这五种情况之一，都不能够犯颜直谏。言外之意，如果臣子犯颜直谏，可能会招致杀身之祸。但是太保申，虽然看到楚文王不节制*欲情**，而且宠爱一个人，仍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去劝谏君主，可以说是忠义之士。
《易经》说：“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大王的臣子都忠厚老实、犯颜直谏，这不是为了自身。人臣之所以能够忠厚老实、犯颜直谏，去进谏他的君主，不是为了自身的安危，而是想匡正君主的过失。如果君主有过失，这就是危亡的征兆。见到君主有过失而不去劝谏，就是轻视君主陷于危亡的境地。轻视君主陷于危亡，忠臣是不忍心这样做的。这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周围有敢于犯颜直谏的部下，冒着大不韪的、大不敬的后果，还能够劝谏你，这个人就是最忠心的人。
第四，任用不嫉贤妒能之人。
人为什么嫉贤妒能呢？是因为有私心，他想的不是让这个团体更团结、做得更好，而是怕别人能力超过自己，受到领导的重用，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这种人气量很小，成就也不会很大。中国有句古话：“观德于忍，观福于量。”看一个人有没有德行，就看他能不能忍，能不能忍辱；看这个人有没有福气，就看他有没有度量，因为量大福大。
《孔子家语》记载，子贡来向孔子请教，说：“现在的人臣，谁能被称为贤德的臣子呢？”孔子就回答说：“齐国有鲍叔牙，郑国有子皮，可以被称为贤者。”子贡就很好奇，他说：“齐国没有管仲，郑国没有子产吗？”因为管仲协助齐桓公治理齐国，子产做郑国的宰相，都是很有才能的人，把齐国和郑国治理得井井有条。
孔子回答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说是出力的人还是进贤的人贤德呢？”子贡回答说：“当然是举荐贤德之士的人才能够称为贤明。”孔子说：“对啊。我听说鲍叔牙能够让管仲显达，子皮能够让子产显达，而没有听说管仲和子产有让比自己贤德的人显达的。”
因此，评价一个人是不是贤明，要看他是不是嫉贤妒能，能不能推荐那些德才兼备的人。
《说苑》有一个典故，很发人深省，也是管仲所讲的。有一个卖酒的人，他的酒器非常干净，他的酒旗悬挂得也很高，但是他的酒搁酸了也卖不出去。他就问邻居是什么缘故。邻居就说：“因为你们家有一只猛狗，别人带着酒器想来买酒的时候，这只狗就迎上去咬人，这就是你的酒卖不出去的原因。”其实，国家也同样有“猛狗”，“猛狗”就是国家里有权势的人，那些有道德、有学问的人想来辅佐国君，但这些有权势的人却迎上来诋毁、陷害，这就是国家的“猛狗”。
这就告诉我们，贤能之人之所以没有被采用，也是因为国君身边所任用的人都是那些嫉贤妒能的人。他们就像“猛狗”一样，生怕贤德的人来到国君的身边取代自己的位置，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正是因为古人能够认识到贤德之人对国家的安危成败至关重要，所以在制度上就有这样的规定，即“进贤者必有赏，进不肖者必有罪”，而不敢推荐人才的人，被称为“无能之人”。一旦这样的制度实行，臣子都愿意推荐贤 者。
第五，任用隐恶扬善之人。
《体论》说：“君子掩人之过以长善，小人毁人之善以为功。”君子都是把别人的过恶加以掩饰，来长养自己的厚道善良。而小人却是毁谤别人的善行善举，而且自以为有功，夸耀自己的功劳。所以古人观人，也要观这个人的言语，看他所说的话是经常称颂别人、夸奖别人，还是经常毁谤别人、挑剔别人。
《格言别录》上有这样一句话：“德盛者其心和平，见人皆可取，故口中所许可者多。”德行很高的人，心平气和，他见到每个人都有可取之处，都有比自己强的地方、值得学习的地方，所以他口里所赞叹的、肯定的人就很多。相反，“德薄者其心刻傲，见人皆可憎，故目中所鄙弃者众”。德行浅薄的人，他的心地是刻薄傲慢的，见到每一个人都有可厌恶的地方、不如自己的地方、可挑剔的地方，所以他眼中瞧不起的人就很多。所以我们通过看一个人是经常毁谤别人、挑剔别人，还是经常赞叹别人、称扬别人，就可知道这个人的善恶。
做领导的人应该都知道，“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一个有德行的人，他念念不忘的是整个集体能够团结一致，能够把事情办好，所以他不会到领导面前说别人的坏话。当然，在开会的时候，要指出问题的时候，大家都应该畅所欲言，能够把这个问题摆在桌面上。开会之后，就不要在私下里说三道四，否则就有失厚道。
这就是我们看人、用人的基本原则：第一，任用孝廉之人；第二，任用德化百姓之人；第三，任用犯颜直谏之人；第四，任用不嫉贤妒能之人；第五，任用隐恶扬善之人。这就是领导用人时要坚持的五个基本原则。
结语
2018/9/3
希望大王能够亲近仁德的人，远离奸佞的人，珍惜时间，惠施财物，任用贤德的人和有能力的人。这里就提出“任贤使能”这个用人的标准。
————贤主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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