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异化这一概念最早出自黑格尔。他认为理性是在自己的活动中异化的。理性建立了理智和社会的大厦并在自身以外显示出来。因此，理性史即人类史，是一部连续不断的异化史。当异化结束后，理性将重新掌握自己的全部业绩。
20世纪德国哲学家卡尔·洛维特提出，马克思以经济学的方式批判连哲学在内的一切意识形态，其中也包括黑格尔思想中的“异化”概念。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中，“异化”这一概念主要是指，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下，人们将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售给资本家，而这一行为会使得劳动者对自身的活动及其所创造的对象世界感到陌生。劳动者不具备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同时，他们对生产活动中的其他劳动者也是陌生的。
更进一步地，马克思认为，作为意识的哲学是完整的，但是现实世界并不与哲学赋予人类存在的意义相符。因此，马克思毕生致力于探究，历史的进程将在什么条件 下才能实现黑格尔哲学所设想的人类使命？历史应当认识的人性和人的使命究竟是什么？
人类在历史的长河中创造自己，历史的终结同时也是哲学的终结。当我们在马克思对自我异化问题的论述中窥见历史时，不禁思考，我们的当下，又会为我们的未来，会为整一个人类历史，留下怎样的注脚？
马克思早期文本中的自我异化问题
文/ 卡尔·洛维特
译/ 刘心舟
节选自/ 《韦伯与马克思》
“物”与“人”的颠倒
对于人自身的异化的经济上的表达就是商品。马克思使用这个术语时，指的并非某种和别的对象并列的特殊对象，而是指“商品的形式”，是一种现代世界中所有对象都共同具有的基本的本体论特征。正是这种商品形式或商品结构体现出了人与他自身以及与其他所有东西的异化或陌生化。因此，《资本论》始于对商品的分析。这一分析的基本意义在于它对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的人的批判。在《资本论》中，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只有在偶然的笔记和几篇评论中才找到了直接表达，但它是马克思于 1847 年发表的早期文本的主要主题，该文本的争论涉及《林木盗窃法》。在此文中，马克思第一次做出了对于“手段”和“目标”、“事物”和“人”之间的颠倒和天才揭示——这一颠倒暗示了人的自我异化、他的外化以及他将自己转变为一种物：林木。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将这种最高程度的外化称为“唯物主义”或“实证主义”，它意味着以人以不同的和异化的方式对待他自身，并且，马克思称自己是一个以消灭这种陌生化为己任的人，一个“唯物主义者”。这种将人转变对象的外化和与自身相异化的原因在于，在它们各自正确的形式中，物本该是为了人才成其为物的，而人是为了他自己才成其为人的。
马克思在这一论辩中想澄清的东西可总结为下：林木，作为一种属于某一私人的所有者（也就是资本家）的东西、一种可以因其只属于某个人而可以被另一个不拥有它的人偷走的东西，也就不再是林木了，而成了经济的和社会意义上与人的意义相关的东西，即使这种意义被林木本身所掩盖。由于与人类—社会具有质的相关性，林木对于它的所有者来说和对于不拥有它而偷取它的人来说就是不同的东西。只要有一个人仅仅或首先把自己当作林木的所有者，而另一个人则相应的仅仅是一个偷林木的贼，而非一个人——只要占主导地位的是这样一种非哲学的观点，就绝不可能存在公平的惩罚（这里的公平是从人的角度出发来讨论的，也即不只是法律的角度上的“正确”）。对人的这种界定只有通过林木才成为可能，然而，这只是因为林木在这里就像其他商品一样，自身是一个表达了社会政治关系的客体。像别的商品一样，林木也具有一种拜物教的特征。因此，“木头作为偶像升起了，而人作为牺牲品倒下了”。马克思在结尾的段落中这样说：
因此，如果由林木和林木所有者本身来立法的话，那么这些法律之间的差别将只是立法的地理位置和立法时使用的语言不同而已。 这种下流的唯物主义，这种违反各族人民和人类的神圣精神的罪恶，是《普鲁士国家报》正向立法者鼓吹的那一套理论的直接后果，这一理论认为，在讨论林木法的时候应该考虑的只是树木和森林，而且不应该从政治上，也就是说，不应该同整个国家理性和国家伦理联系起来来解决每一个涉及物质的课题。
如果某种东西，比方说林木，它本该是“物自体”，却成了人的存在和行为的标准，那么人就必然被具体化并与自身相异化。 人 与人的关系也就变得具体化，或者说物化了，就好像物的物质关系变得人化，并拥有了人的类似人格的力量。这种颠倒是一种“下流的唯物主义”。由此马克思坚持他的经济学分析中基本的人的特征。在《神圣家族》中他强调，与普鲁士的观点不同，对这一类事实的简单的经济学分析——就相对所有权或工资的平等的诉求那样——依然是人的普遍异化的“陌生化形式”。马克思在别处说：
蒲鲁东（即普鲁士）想要消灭不拥有和拥有的旧形式的愿望，和他想消灭人对自己的实物本质的实际异化关系、想消灭人的自我异化的政治经济表现的愿望是完全同一的。但是，由于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还受着政治经济学的前提的支配，因此，蒲鲁东仍以政治经济学的占有形式来表现实物世界的重新争得……而蒲鲁东则相反，他以占有来反对拥有的旧形式——私有制。他宣称占有是“社会的职能”。在这种职能中“利益”不是要“排斥”别人，而是要把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本质力量使用出来和发挥出来。蒲鲁东未能用恰当的话来表达自己的这个思想。“平等占有”是政治经济的观念，因而还是下面这个事实的异化表现：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蒲鲁东在政治经济的异化范围内来克服政治经济的异化。这意味着，马克思认为，蒲鲁东并没有在任何激进的意义上取消经济异化。
劳动分工中 的自我异化
在《德国唯心主义》一文中，马克思提出了与讨论林木时一样的问题，尽管处理的方式不再相同。他再次说：人在涉及他自己的产品时，却不再拥有力量、不再能控制他与劳动产品的相互关系的这种陌生化，其原因究竟何在？为什么这些产品会变成独立的力量，并且“它们的力量竟会超过它们的生产者”？个人的人格行为必须将自己具体化，并且因此而陌生化；同时它又成了独立于个人之外的力量，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马克思回答说， 这一切是因劳动分工而产生的。根据劳动分工，人的劳动的即时形式必须被抛弃，必须被转变为“彻底的自我活动”。这种转变所包括的不只是对劳动分工的取消，而且包括对城乡分离的取消——“这是个体被劳动分工所吞噬的最强表达。”取消劳动分工只有在全社会实行普遍共产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完成，普遍共产主义不仅意味着把所有的私有财产都变成公有财产，也会把人自身的存在的自我表达变成一种公共的事物，也即共产主义的事物。只要还存在劳动分工，物的客观关系中的奴隶制社会结构都像个人生活中的分工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是个人人格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为劳动分工的特殊条件所支配的部分。
《德国唯心主义》发表后 10 年，也就是 1856 年，马克思在回顾1848 年的所谓“革命”时，对颠倒的世界做了如下总结：
19 世纪有一个伟大的特征，是任何*党**派都无法否认的： 一方面，工业和科学的力量的发展达到了之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无法想象的水平； 另一方面，又有迹象显示分裂已经达到了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晚期的恐怖状况的程度。我们的时代中，似乎所有的事情都孕育着它的反面。机器拥有巨大的力量，因此减少了劳动和创造了利益；但我们也看到了，机器是怎样造成饥饿和工人过劳的。新近才被人们所掌握的财富的力量，通过某种奇特的命运，成了私 有 制的来源……人类成了自然的主人，但某些人成了另一些人的奴隶。 各种发明和进步似乎会将物质力量转变为精神生活，但人的生活又堕落为物质的劳动力。 现代工业和科学之间的对抗，一方面是一种现代的悲剧和败坏； 另一方面，我们的时代中生产力和社会条件的对抗又是一个具体的、压倒一切的和不容否认的事实。 有些*党**派抱怨这个事实，另一些*党**派则希望摆脱现代的资本主义，以便摆脱现代的冲突。或者他们可能会想象，生产领域中的这样一个明显的过程是无法通过社会政治生活中相应的退步来达到的。但对我们来说，我们在这一对抗中看到了理性的狡计（这是黑格尔所提出的说法），它会不断地前进最终克服这些矛盾。我们知道，为了达到更好的生活，新的社会生产形式，需要的是新人。
就像《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论》中所表现的那样，马克思已经很清楚谁是能够担当清除普遍的自我异化这一任务的新人。“那就是工人。”因此费尔巴哈关于“真正的人”的哲学在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那里找到了足够的“社会实践”，即实现的可能性。在《德国唯心主义》中，马克思反对了费尔巴哈的“真正的人道主义”，然而，他给出的理由是，那只是一种关于个人之爱的多愁善感的共产主义。
商品背后的拜物教特征
《资本论》也同样并不只是一个对政治经济的批判，而且是以社会经济学的方式对于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人的批判。经济中的“经济细胞”是劳动生产中的商品形式；而商品，就像《林木法案》中的林木一样，是对自我异化的经济学表达。自我异化包括：某物的最初目标是有用，但它被制造出来和进入交换领域并不是因为它满足任何人的实际需要，而是作为一个客体进入了商品市场并具有了自主的商品价值，这种价值独立于它的使用价值。无论出售的是经济的产物还是智力的产物，无论这一商品是一头牛还是一本书，这一点都是不变的。只有通过商人，商品才可到达它的消费者和买家那里，而对商人来说商品只具有交换价值。于是，本来是为了使用的物品变成了自主的东西，它作为商品，提供了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普遍情况的另一体现，也就是说，是产品统治人，而不是相反。
为了解释这一隐藏着的颠倒，马克思分析了体现在商品“拜物教特征”中的劳动的现代状况所具有的貌似“客观的表象”（德语词Schein 同时具有“表象”和“假象”的意思）。作为一个商品，一张桌子或一把椅子是一个“可感觉—又超感觉”的东西——就是说，它是一个其质同时可以被感官观察又不能被观察到的对象。我们可以毫无困难地感知一张桌子作为一种有用的东西是什么，却无法知道它作为商品是什么——作为一种因为包含了劳动而值一笔钱的对象（也就是说，包含了劳动时间）的桌子，它其实是一种隐藏着的社会现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 1 册，第一章，第 4 页）中说：“桌子不仅用它的脚站在地上，而且在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从它的木脑袋里生出比它自动跳舞还奇怪得多的狂想。”商品的形式是神秘的，因为人的劳动的社会特征呈现为一种客观特征的假象，这一假象附着在劳动的产品之上；因为，生产者和他们自己的劳动的总体之间的关系对他们来说体现为一种并不存在于他们自身中，而是存在于他的劳动的产品中的社会关系。在《资本论》的同一段中，马克思接着说道：
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 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 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
一开始，商品的生产者，也即在商品的存在论形式中的任何类型的对象的生产者，只有在交换他们的产品时才产生社会联系。由于这种联系只通过物才发生，商品背后的社会条件对于生产者来说就并不表现为人的劳动条件。一方面，这些社会条件只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商品的生产者之间的纯粹对象性的和物质的关系。另一方面，由于现代商品的对象性特征，这些社会条件就在商品市场上得到了一种类似人格的特征，而这一市场遵循它自身的经济学规则。一开始，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颠倒，他们的自我意识也在同样程度上被具体化。马克思说，尽管这一颠倒已经出现了，但他并不认为它是不可撤销的。就像其他社会结构一样，它可以通过革命行动和理论批判被改变。一开始，革命的可能性就隐藏在固定的和既有的商品价值形式中，那就是货币。
因此，似乎只有商品的价格可以被改变，而它的形式本身则是不变的。但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社会中的经济秩序和历史中其他社会和经济时代加以比较，就会立刻发现，目前的经济秩序的颠倒的历史性特征，也即，作为商品的劳动的产物，其实是从它的生产者那里得到了权威。无论我们怎么看待所谓的黑暗时代和中世纪，怎样看待那时的人格依赖性状况，至少那些世纪中劳动的社会条件表现为人们的人格的条件，而不具有物的社会条件的表象。由于同样的原因，人格的依赖关系构成了社会的基础，于是无论对于劳动还是劳动的产品来说，都没有伪装成一个与其现实不同的虚幻形式。当时劳动的特殊的和自然的形式，而非它的普遍的抽象形式（这种形式是建立在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之上的社会所独有的现象）就是劳动的直接形式。从对历史的观察中，马克思看到了未来社会的共产主义秩序的可能性，在那样的秩序中，他能够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与他自己的劳动产品的“透明的”社会关系，来对抗现代商品世界中“晦涩的”颠倒，即对抗它的非人性。如果没有一场针对人们现在生活于其中的各种具体条件的彻底革命，就不可能取消商品的世界。想要把商品形式改变为公用形式，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去资本主义”，还需要把具体化的人的特殊性重新融入“自然的人”，马克思认为，自然的人的人性从根本上说是社会性的。马克思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虽然这里的“政治”并非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城邦（polis），而是现代工业意义上的世界（cosmopolis）。
按语写作参考资料：
《社会学主要思潮》（2015），雷蒙·阿雷（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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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比较韦伯与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犀利批评
重新检视黑格尔以降的诸种思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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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与马克思
——以及黑格尔与哲学的扬弃
【德】卡尔·洛维特 著
刘心舟 译
*京大南**学出版社
2019年9月
三辉图书天猫专营店已上架
本书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比较韦伯与马克思，并展开讨论韦伯的思想及其影响，第二部分探讨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思想脉络。
在洛维特看来，正如我们的现实社会不止一种，关于它的科学也有两种：市民社会的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而这两种研究倾向的代表人物分别是马克斯·韦伯与卡尔·马克思。他们都从黑格尔关于客观精神的哲学中走出来，进入了一种关于人类社会的分析中，对现代生活方式之整体提出了质疑，而整个质疑的总标题就是：“资本主义”。在本书第一部分洛维特对韦伯与马克思进行了深刻的比较研究，展开论述他们分别以“理性化过程”和“自我异化”为线索对市民-资本主义所做的阐释，探究了他们对于作为经济和社会之基础的人的理念的不同看法。
为了更好地理解两者对市民社会中的现代人所做的批判性分析，本书第二部分重新检视了现代世界的诸种重要论题在黑格尔那里是如何展开的,以及在作为黑格尔主义者的费尔巴哈和马克思等人那里又经历了怎样的分裂和演化，对洛维特在《从黑格尔到尼采》中所讨论的问题进行了专题式展开和进一步深化。洛维特认为，黑格尔是“19世纪思维中的革命性决裂”的标志，也是为决裂之后的世界进行思想奠基的人，因此无论我们想追溯现代性的根源，理解它的本质，还是对它进行批判，都需要回到黑格尔。
本书译自德语版《卡尔·洛维特全集》第五卷，收录了洛维特关于韦伯和黑格尔的所有重要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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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草尉雨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