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性创新包含创新构想、研究开发、实际应用等多个环节。在颠覆性创新过程中，投资人的作用不容忽视。在美国，更是形成了风险投资驱动颠覆性创新的模式，并诞生了谷歌、Facebook、特斯拉等一批颠覆性创新的典型企业。
投资人如何理解颠覆性创新，又如何发现具有颠覆性潜质的技术？《国资报告》就此专访了君盛投资高级合伙人黄宇。
商业模式创新更容易出现
《国资报告》：颠覆性创新是近年来大家关注比较多的概念，您从投资人角度是如何理解的？在颠覆性创新中，您认为技术起什么样的作用？
黄宇：颠覆性创新，从投资角度来理解，就是能产生一个新的产业，或一个新的生活方式的创新，是一个必须进行前瞻的方向。
颠覆性创新分为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我觉的商业模式的创新相对更容易出现一点，甚至也更突然一点。
而技术创新，虽然有偶然性和突然性，但表现在实际产业中，将是一个质变到量变的过程，需要多年的沉淀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产业替代。
比如，新材料石墨烯的出现，可能颠覆目前的很多产业，但从现实来看，这种技术颠覆形成新的产业，仍需要很长时间。再如，互联网技术的创新可以说颠覆了过去几百、几千年的生活方式，但从互联网出现到真正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用了几十年的时间。
而商业模式的创新，比如谷歌、Facebook的创新，相对而言会更快地被大众接受，从而快速产业化。
因此，商业模式创新会比技术创新更快地实现，但技术创新比模式创新的颠覆性更强。
《国资报告》：您怎么理解“颠覆”这两个字的内涵？
黄宇：颠覆是指对原有产业的影响程度而言的，例如石油发现对煤炭的影响，电灯的发明对蜡烛的影响。颠覆指发生绝对性的转变，或者说，是对原有产业的重创。
技术上的颠覆性创新，是在各项功用上对旧技术的替代过程，比如数码相机替代胶卷。不过，这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并不是一出来就替代了。在颠覆性技术创新之下，原有产业一旦被重创了，就很难复苏。
投资需要可预见、确定性的替代
《国资报告》：从投资人角度，您如何去发现有颠覆性潜质的技术萌芽？
黄宇：我们需要做的是时刻跟踪技术进步的路径，好的技术是符合人类发展需要的，可能是对舒适性、便利性的满足，如生活方面的技术推进，具体如互联网、自动化等技术；可能是对竞争能力的提升，如军工相关技术的提升；也可能是微观或宏观层面的技术提升，如对原子结构、相对论的提出等。
在投资上，我们会跟进新技术当中，能提供更方便、成本更低、性能更好，品质更佳的产品或服务的技术。
比如我们认为，从环保、节约成本、更加安静舒适的角度看，未来电动车一定会颠覆燃油汽车，但仍然存在一个时间问题，什么时候才能发生替代，是否能让投资产生收益？是否值得提前投资进去？这就需要考虑颠覆、替代的时间周期了。
虽然我们认为它的颠覆性实际是可预见的，但仍需要二十年、三十年之后才能初步出现替代，这个时候也不会轻易投资进去，而是会选择持续跟踪，选择时机。
也就是说，对于颠覆性的技术，也不是一出现就会对其它技术完全替代，有一个渐变的过程。从投资角度，就需要选择好介入时机。但如果是产业投资者，就需要进行研发储备，虽然不一定马上开始产业化，但保持不断跟进、不断提升、优化的研究工作，会让企业拥有更多的竞争优势，从而立于不败之地。
《国资报告》：作为投资人，需要有一双发现的眼睛，您每天是如何去筛选那些可投资的项目呢？具有颠覆性潜质的技术是不是你筛选的主要目标？
黄宇：投资需要的是可预见的、确定性的替代。比如说我去选电动车行业，我会设定几个条件，如果周期过长，即便这种技术看起来具有颠覆性，我也不会去投资，毕竟漫长的时间中可能出现很多变数，如其他新的颠覆性技术出现，企业现金流枯竭、企业团队自身出现问题等等，这些变数都足以毁掉一个被投资企业。
具有颠覆性潜质的技术肯定是投资人选择新技术方向的一个重要领域，但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
说它不是充分条件，是因为投资不仅仅是针对技术，还有管理能力、市场营销能力，甚至还涉及该项技术的所在市场环境。
一个技术虽然具有颠覆性，但别人都不太用。你这个企业在十年内都很困难，那我可能很难选择去投资。现在很多大企业，像福特，所谓的颠覆性技术在几十年前实际上都有储备了，只不过不会即刻推出来，因为市场环境不允许。可能这个技术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颠覆性技术不是突然就产生，突然就颠覆了。
说它不是必要条件,是因为很多成功公司在开始的时候并非依赖于颠覆性技术而成长，而是因为它有取得成功的其他素质和市场条件。
比如华为的交换机技术、腾讯的QQ都不是颠覆性的，但因为适合于当时的中国市场环境，一样能取得巨大成功。
所以，拥有一个颠覆性技术的团队是值得大家关注的，但仍需要加上更多努力才不会仅仅成为“先烈”，才会笑在最后。
《国资报告》：您提到的新材料的更新换代其实很常见，能算是颠覆吗？颠覆和替代本质上有什么不同？
黄宇：实际上我投过的颠覆性技术很少，相比之下更多是技术引进型的。中国的环境中颠覆性技术的生存土壤还是有些问题的。我经常会看到一些技术相对领先的公司的技术人员，被高薪挖角到其他公司或自己创业，直接复制新技术，这样很容易让技术创新者成为先驱，付出更多的市场成本，但回报很少。
颠覆和替代，是一个度的问题，有质的变化当然是颠覆。比如电对油的替代，数码相机对传统胶卷相机的替代，一种新材料完全替代另一种材料，其实也是颠覆性的。
如果无论从感官上，还是性能上差异特别大，你就可以认为是颠覆性。如果替代的差异不是特别大，性能的提升或者其他的表现跨度不是特别大，你就可以认为不能完全算颠覆性。
但一些不一定是实质变化的技术，也会产生颠覆性效果，如智能手机对传统手机厂商的颠覆，苹果几乎把所有的传统手机厂商都给颠覆了。
颠覆性创新其实有缓冲期
《国资报告》：目前有种恐慌，一旦颠覆性技术产生，就会给企业带来毁灭性的影响，您怎么看？
黄宇：我认为恐慌是没有必要的，真正的影响是固有的观念。比如我是乐凯公司的，数码相机刚出现的时候，我有足够的市场空间、足够的现金流、足够的研发团队，这种新的技术方向我就可以参与进去，很可能我做的比单纯技术创新者更好。
对大企业来讲，包括央企，紧跟市场潮流，可以做研发储备，也可以在遇到可替代的颠覆性技术时，通过跟踪研究来保障自己的市场地位。
研究、储备新技术，但不立即推动新产品换代，这是很多大企业都在做的，如传统的燃油汽车公司福特，就对电动汽车电池有很多研究储备，可能在适当时机，就会在自己的产品中应用。
所谓的颠覆性技术一出现,就把原有技术和产品完全打垮了，这在现实中是极少的。没有成熟的商业模式，不可能一夜之间替代。因为新技术会冲击现有体系，以及人的使用习惯等，其实没有想象那么快，有缓冲时间，很多大企业被颠覆，是因为躺在传统领域里容易赚钱，失去创新的动力。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话用在这里是非常正确的。
《国资报告》：企业如何去把握颠覆性创新的机遇？因为对于投资人而言，投资之后，还要扶持企业的成长。
黄宇：颠覆既意味着对旧的摧毁，也孕育的新的机遇。那就要看站在哪一类企业的角度，是创新类的企业还是传统类的企业。
对于我们投资的传统类企业，遇到颠覆性技术时，我们会推动他们认识到该技术的颠覆性，会促使他们研发相关技术或收购相关技术企业。
对于我们投资的企业是颠覆性技术的拥有者时，我们需要更多考虑如何把该项技术更好的产业化，推动市场对新技术的认可和接受。
在市场竞争中，企业创新的失败率是很高的，100个企业创新，能活下来的可能就几家。因此，对于投资人而言，投资创新型的企业失败率也很高。但是，在市场上存在着许多不同投资偏好的资金，有人愿意投创新型的企业，虽然投资失败率高，但如果成功，收益率也非常高，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高风险，高回报。
◆ 微信编辑 · 实习生 杨尚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