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是坚贞、圣洁的结晶,是战斗中的相互支持,攀登时的携手并肩。
任弼时和陈琮英的爱情的生活,就经历漫长而又艰苦的斗争考验,它真挚、崇高、纯洁、忠诚。

图 | 任弼时和陈琮英
1921年的8月,长沙城正值酷暑季节。18岁的陈琮英一个人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她胸中的闷热,可比这天气还要厉害。
年轻的姑娘,正在想着她的心事,等待那个人的到来。
就在几天前,哥哥陈岳云从外边回到家里,一跨进门就神神秘秘地对她说:“琮英,培国要走了,你知道吗?”
陈琮英看着哥哥,一本正经的神色,不像是开玩笑,她问:“我不知道呀!培国要去哪里?”
“听说要去俄国,是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我以为他告诉你了。”
陈琮英心头猛然一惊,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让她没有一点时间准备。这时,陈岳云看见妹妹不说话,猜到了她心里可能不想让未婚夫走,于是戏谑地说:“妹妹,舍不得了吧!还不快准备点好东西送给他,让他看见东西就想起你。”
陈琮英听到后脸红了,知道哥哥在取笑她,于是故意问道:“那你准备了什么东西?”
“我呀,早就想好了,我打算送一个箱子,既能装衣服,又能装书,培国不是最喜欢读书的吗?妹妹,你送什么呀?”
“我什么也不送,谁管他呢?”陈琮英羞红着脸,跑开了。
虽然她嘴上这么说,但心里却相反。那天之后,她的思绪总是很乱,常常盼着任培国的到来,也在考虑要送点什么。
任培国就是任弼时。

图 | 任弼时
那天,他来找陈琮英,算是去俄国前的告别。陈琮英搬来一张椅子,请他坐下,然后又递上一条毛巾和一把扇子,说:“啊,你来了,先擦擦汗,凉快凉快。”
任弼时听出了陈琮英话里的意思,那是带有隐隐的抱怨,就像在说:“你怎么才来啊!”
于是,任弼时用抱歉的语气说:“我早就想来了,因为忙着准备,一直到今天才有空过来,岳云大哥都跟你说了吗?”
陈琮英本来想说没有,但她还是点了点头,情不自禁地问道:“为什么要到那里去啊?”
任弼时没有立刻回答,他想知道陈琮英的想法,于是反问道:“你不同意我去吗?”
陈琮英摇了摇头,表示不反对。
任弼时看到后,脸上露出了笑容,未婚妻的回答,和他心里想的一样。 她会支持他去俄国,就像以前支持他上学一样。
不知道为什么,任弼时越来越相信这位姑娘,虽然她没有上过学,也没有文化,但她勤劳善良,懂得道理。
这一刻,任弼时在心里下定决心:将来不管遇到了什么事,都要娶她为妻。
“这次去俄国,是组织策划的。”任弼时解释道。
“告诉姆妈,阿爸了吗?”
“还没有,我不想让他们知道,要不然又会来阻拦,这样我就去不成了,等我走了以后,他们也就没有别的办法了。”任弼时一边说着,一边低下了头。
陈琮英知道,他这是愧疚。作为一名孝子,任弼时向来都很听父母的话,但这次认定的事,不得不瞒着父母。

图 | 陈琮英
“我走了以后,你有时间多去看看阿爸和姆妈,代我劝劝他们。”
陈琮英点了点头,其实就算任弼时不交代,她也会这样做,毕竟,她是任家未过门的儿媳妇,不会比孝子差。
“那我就放心了!”
“东西都准备好了吗?还缺什么?”陈琮英关心地问道。
“都准备好了,什么也不缺,岳云大哥还送了一个箱子给我,那些东西好带多了。”
这时,陈琮英点了点头,走回自己的房间,拿来一个包裹,交到任弼时的手中:“这个给你,带上吧!”
“是什么?”
“你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任弼时打开背包,里面放着两双袜子和几个铜板。这几个铜板,是陈琮英这个月的工钱,她自己没舍得花,专门给任弼时留着。
其实在很早之前,陈琮英就用自己的双手拼命挣钱,给任弼时攒学费。
他们是由“娃娃亲”结缘,小时候就生活在一起。任弼时的父亲任裕道是个乡村教师,前妻是长沙陈家的女儿,两人结婚后,感情非常深厚,可惜陈氏在不久后便病故了。
任裕道重感情,为了纪念亡妻,保持两家人的来往,双方家长约定,任裕道续弦后,如果生下男孩,就与陈氏侄女结为娃娃亲。
这便是任弼时和陈琮英缘分的开始,两人在父母的安排下,成为一对未婚夫妻。

1915年,任弼时考进了长沙第一师范学校附属高小部读书,陈琮英也来到长沙开小杂货铺的父亲身边,那时候,她在北门外的一个小织袜作坊当童工。
每次节假日,任弼时都会去看望陈琮英,而陈琮英也会尽自己所能,弄一些好东西给任弼时打打“牙祭”,改善生活。
当任弼时家里出现困难,一度面临辍学的时候,陈琮英开始省吃俭用,拼命工作,把每月赚来的微薄工钱攒起来,等积累到一个数目时,就悄悄地交给任弼时,让他拿去读书。
这样的默默地支持,是陈琮英十几岁当童工时就开始的,她与任弼时的感情没有轰轰烈烈,但却无比的纯洁和忠诚。
1921年,就像文章开头说的那样,任弼时要去俄国留学,启程之前他给父亲写了一封信:
“仪芳(陈琮英)读书事,乃儿为终生之谋。”
那时候,任弼时在俄国经常给陈琮英写信,讲述自己学习,生活和身体的状况,当然,信中也会流露出一些两人之间的感情。
但是,陈琮英没读过书,自然看不懂信的意思,只好求人念信。随着求人的次数多了,陈琮英心里有些过意不去,再说,心上人寄给自己的信,总让别人来读,她心里很别扭。
另外,她也有自己的顾虑。她觉得任弼时现在是留洋的学生,学问深,而自己没有文化,将来要怎么配得上他呢?
方方面面的考虑,让要强的陈琮英想去念书,加之任家也非常赞同,便积极策划,终于让陈琮英上了职业学校。
1924年,任弼时学成归国,直接被分配到了*党**创办的上海大学教授俄文,并担任团中央的领导工作,一直没有时间回家。

图 | 任弼时
那个时候,学校里有很多年轻貌美的姑娘向任弼时表达心意,但任弼时每次都会婉言谢绝,因为他的心里,早就被陈琮英塞得满满的,哪里还容得下其他人。
当时的上海,并不平静。任弼时不仅要完成组织交代的任务,还要隐藏身份。为了掩护任弼时繁忙而又危险的工作,组织批准任弼时与未婚妻陈琮英结婚,建立家庭。
1926年3月,组织派*党**员王一飞将陈琮英接到上海。3月11日,任弼时终于和阔别六年的未婚妻相见,4月,这对从小结识,在磨难中建立深厚感情的恋人结婚了。
结婚后,陈琮英担任*党**的“秘密交通”,从事机要工作,她的工作就是将任弼时写好的书信和起草的文件送给中央的领导同志。
当时的上海,素有“十里洋场”之称。刚到上海的陈琮英身体瘦弱,眼窝凹陷,还带有一口浓重的湖南乡音,在十里洋场的上海人眼中,显得土里土气,有时在街上走着,都会遭到少爷淑女的冷眼。
不过,任弼时并不嫌弃,他安慰妻子: “你不要怕人家嫌你土气,我们是干革命的,要学会在新的环境里工作。”
“革命”,对于当时的陈琮英来说是陌生的,但她相信丈夫,愿意跟着丈夫一起干“革命”。
有时,任弼时工作要到快天亮的时候才回来,陈琮英就一直在家里等待,一听到熟悉的脚步声,就马上高兴地去开门,迅速张罗着给任弼时做好吃的,但往往任弼时不让她做,自己倒上一杯开水,喝完就睡下了。
每每这个时候,陈琮英都会无比心疼。

图 | 陈琮英
1928年10月的一天,任弼时代表*党**中央来到安徽省南陵县巡视工作,他和几名同志约在公园里见面,还没等人来齐,就被敌人包围了。
于是,先到的几名同志被捕入狱,任弼时就是其中一个。
当时,任弼时的身份并没有暴露,只是被当作嫌疑犯押到了安庆。在押送的途中,要坐船渡河,船上刚好有任弼时的老乡彭佑亭。
于是,任弼时很机智地将被捕的情况以及口供告诉给了彭佑亭,彭佑亭心领神会,他在中途下船,急忙赶到长沙,转告给任弼时的叔叔任理卿。任理卿立即电告上海的陈琮英,让陈琮英迅速向*党**组织汇报。
*党**组织根据陈琮英提供的消息,立即制定了营救计划。
根据计划安排,陈琮英带着襁褓中的女儿任苏明乘车赶往长沙,以应付敌人核对口供。谁知刚到车站,车就开走了。
没有办法,心急如焚的陈琮英只好坐上一辆拉煤的货车。夜里,天气寒冷,母女俩手都冻僵了,这还不算最糟糕的,当时剧烈摇晃的车厢时不时甩下几个煤块,砸到她们身上。
孩子的头被砸出血,陈琮英就这样一边流泪,一边用身子挡住煤块,在寒冷的夜晚瑟瑟发抖。
另一边,任弼时正在遭受敌人残酷的折磨,敌人让他跪在铁链上,还用皮带狠狠地抽打。任弼时一次次被疼得晕过去,又一次次被冷水浇醒。
陈琮英到达长沙以后,在*党**组织的统一安排下,一起积极地营救任弼时。当时由于敌人没有确凿证据,两个月后,只好将任弼时释放。
1929年3月,任弼时出狱,此时他的身体极为虚弱,走路都不成样子。当他听说女儿苏明在去长沙的路上,受风寒得肺炎夭折以后,他忍不住哭了。
夫妻俩就这样紧紧地依偎在一起,什么话也没有说,什么话也不必说,因为他们知道,要革命,就会有牺牲。

看着丈夫经受重刑后的虚弱身体,陈琮英劝他多多休息,组织也让他休息一段时间。可任弼时不同意,他觉得自己在狱中耽误了不少时间,工作也落下了不少,所以出来以后,他很快就投入到工作中。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还没过去一年,任弼时又身陷囹圄。
那是1929年的8月中旬,根据*共中**中央决定,任弼时代理江苏省委书记一职,并分工联系沪东区的工作。
11月17日,*共中**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前一天,任弼时要去参加省团委扩大会。出发前,他对妻子陈琮英说:“12点我回来吃中饭,下午还要开会。”
说罢,便带着一件毛绒背心,急匆匆地走了。
12点过去,任弼时没有回来,下午一点,两点过去,还是没回来,陈琮英从中午等到天黑,也不见任弼时回家,她此时的心里十分着急。
在这焦虑中熬过一整夜,第二天一大早,陈琮英心里不禁咯噔一下,她心想:“任弼时不会是出什么意外了吧?”
越想越害怕,她赶紧来到江苏省委书记李维汉家里打听情况。一见面,李维汉就对陈琮英沉重地说:“弼时同志昨天被捕了,现在组织正在设法营救。”
陈琮英一听,心里反而平静了下来,因为这不是任弼时第一次被捕。她想了一会儿,问李维汉:“是不是被叛徒出卖?”
李维汉摇摇头,说:“我也不清楚,估计被叛徒出卖的可能性不大。”
很快,任弼时被捕的消息就传到了陈赓的耳中,他问过被捕人员的情况后,觉得这件事太过离奇,居然没有一点征兆。
于是,他马上报给了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听说后也是神情凝重, 指示陈赓要不不惜一切代价,将任弼时和其他被捕的人员解救出来。

图 | 周恩来
那天晚上,*共中**中央特科总务科科长洪扬生用一百块大洋买通了巡捕房探长陆连奎,另外,通过杨登瀛等渠道,也查清了任弼时等人被捕的原因和经过。
在狱中,任弼时一口咬定,说他叫彭德生,原籍江西,是到上海谋职的失业青年,他反复强调,那天走错了门。
陈赓知道这些口供后,马上向周恩来同志进行了汇报,经过分析,周恩来同志得出结论:
“任弼时同志被捕本身存在偶然性,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敌人还不知道他的身份,像这种情况,巡捕房最多只能以所谓的赤色嫌疑罪论处,我相信,只要通过金钱打点,再请一名大律师帮忙说话,就算是判刑,时间也不会很长。”
果然,11月22日,上海临时法院开庭审理了这一案件。最后,法庭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判处任弼时刑期40天。
1929年12月25日,任弼时被减刑7天释放。
任弼时两次被捕后,组织考虑到他不适合在上海工作,于是就将他派到了武汉。当时的武汉,和上海一样,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中。
夫妻俩为了隐藏身份,在汉口闹市租了一处门面房,开了一家画像馆。当时,为了秘密工作起见,既不能让画像馆门庭若市,又必须保持画像馆的形式,因此,那些素描进行得非常慢。
有一天,房东问陈琮英:“为什么不挂出招牌来?你们还怕招引顾客啊?”
陈琮英解释道:“我们才学画画,画得不太好,想练熟一些再挂牌号,免得坏了名声,影响之后的生意。”
房东听见后,觉得很有道理,“哦”一声便离开了。
晚上,陈琮英将白天事情和任弼时说了一遍,夫妻俩经过讨论,觉得招牌还是得挂出来,但为了减少客流,他们将价格抬得很高。

1930年12月7日,中国*产党共**中央决定将长江局全部人员撤回,任弼时也随即回到上海。第二年三月初,任弼时离开陈琮英,来到江西苏区。原本,陈琮英也要一同前往,但她此时怀有身孕,只能往后推迟行程。
然而,就是这次分离,陈琮英也遭受到了牢狱之灾。
那时候,她已经生下了孩子,取名为远志,但不久后遭到叛徒的出卖,被捕入狱。在狱中,她想起丈夫给她的鼓励话语,就表现得非常沉着冷静。
不论敌人怎么审问,她都一口咬定,自己是农村妇女,什么也不懂。当陈琮英被捕的消息传到中央苏区以后,任弼时非常挂念和着急。
那时候,周恩来同志对此事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想尽办法进行营救。半年后,陈琮英终于抱着孩子安全出狱。
紧接着,组织又决定让陈琮英前往江西苏区,为了避免旅途的艰难和到达苏区后更好地工作,陈琮英不得不把孩子交给婆婆抚养,独自一人来到苏区。
1932年,陈琮英在*颖超邓**的介绍下加入中国*产党共**,成为女红军的一员,从这天开始,她的人生进入到一个新的篇章。
1933年5月中旬,任弼时被派到湘赣边区工作,随行的还有陈琮英。1934年8月,任弼时率领红六军团突围西征的时候,陈琮英生下了儿子湘赣。
但是,军旅生活根本就没有带孩子的条件,战斗中充满了无数危险,孩子也不可能放在身边,所以夫妻俩经过商量,决定把孩子寄放在当时的老乡家。后来,这个孩子再也没有找到。
后来,主力红军开始长征,那是一段艰难的岁月,尤其是过草地的时候,对陈琮英来说,比其他人更是艰难好多倍。

图 | 红军长征过草地
那时候,她怀孕即将临产,战友们给她找了一处当地藏民居住的二层小屋,底层是牲畜居住的地方,二楼才是正式住屋。
可通向二楼的木梯极其简陋,别说是临产的陈琮英,就算是一个普通人,也要四肢并用才能爬上去。所以,陈琮英只好住在底层。
后来,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一名女婴来到人世间,被任弼时取名为“远征”。
长征结束后,任弼时夫妇有了一个短时间的相聚,但美好的日子终究过得很快。不久后,抗日战争爆发了,任弼时担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奔赴抗日前线,自此,夫妻俩又过着分别的生活。
直到1938年3月,任弼时奉*共中**中央之命,担任中国*产党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赴苏联,携陈琮英一同前往。
在莫斯科,他们度过了幸福、安宁的两年,并有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就是远芳。
1940年3月,任弼时和陈琮英回到延安,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抗日战争结束后,任弼时、陈琮英和她的几个孩子生活在一起,其乐融融。

可是好景不长,那时候胡宗南进犯延安,陈琮英不得不带着孩子来到晋西北的一个小山村生活,全家只有任弼时一人留在延安。
陈琮英知道,*党**需要他,毛主席也需要他,但她总是无法控制住对他的无尽思念和牵挂。
后来,任弼时在艰苦的转战中,身体过于劳累病倒了,随着病情越来越重,就连1949年10月1日的新中国成立,他都无法出席。
生病中的任弼时从不停止思考工作,稍微有些好转,就立即向组织申请工作,直到1950年10月27日,任弼时因病在北京去世。
丈夫的英年早逝,让陈琮英悲痛欲绝。 但是,她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产党共**员,她坚强地挺了过来,满怀着对丈夫深沉的爱,独自支撑起4个孩子的家。
2003年,红军女战士陈琮英走完了102年的生命历程,她告别了这个世界,因为远方还有丈夫任弼时在等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