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南亚和日本的市场上，想购买中药的顾客，常常指名要“同仁堂”的药。在国内提起中药,立刻想到“同仁堂”三个字的人就更多了。同仁堂的中药信誉度如此之高，是与同仁堂这个国药老字号三百多年的历史分不开的。同仁堂——为中国传统药业的一个典型，它的生产和经营都有着浓厚的民族文化特色和迷人的传奇色彩。
01
早在清朝康熙八年，也就是1669年，一个名叫乐悟冈的书生因为乡试落第，便继承曾在太医院任太医院目吏的父亲的遗愿,开办了同仁堂药店。乐悟冈是从浙江迁来北京的乐氏家族的第五世。在药店开办之初，乐悟冈就对自己的事业怀有大志，他在1706年撰写的同仁堂药目序言里写道:“同仁堂名，先君之素志也。……每庭训余，谓可以养生、可以济人者，惟医药为最。又曰，同仁二字可命堂名，吾爱其公而雅，须志之。”序言继而谈到药物的制作与配伍说:“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从上述文字里，可以看出同仁堂的开创者在思想上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以济世救人为己任，并非唯利是图。这就使同仁堂的经营有了一个保证质量的基础。另外，乐家祖上一直是世代为医的，在医药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到了乐悟冈这一代，已具备开创药店的诸多条件。同仁堂作为一个封建时代产生的商业手工业企业，能够绵延数百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其存在发展的历史中，很有一些令人回味的地方。
同仁堂史料中，有一份《同仁堂乐氏祖传丸膏散丹下料配方》，其*共中**收集宫廷密方、古方、家传秘方 362件，且有对处方来源、配伍数量、炮制要求、制做手艺、功能主治、用法用量、有无禁忌、保管储存方法等详细说明。同仁堂制药质量的最为关键处，是具体操作上的讲究。因为在当时中药制作还没有现代科学手段的情况下，其药效和质量的把握，要全靠实践经验的世世代代 地积累。许多道理不一定讲得明白，但照传统做法就能出现奇效。因此，同仁堂的中药制作历来工序繁杂，要求特殊，有些甚至近乎苛刻。例如，在药材的炮制上,就有水制、火制、水火共制之分，每种方法都蕴含着十分深奥的学问。如“半夏”是一味镇咳、平喘、止痰的主要药材，但它有一定的毒性，所以加工的要求极严。同仁堂的传统方法是将生半夏先用清水浸泡七天，然后再用石灰水浸泡七天，取出后，再用清水继续浸泡七天，然后还要放入皮硝和明矾水中再泡七天，这就需要28天时间。这以后，取出晾干，再与五味子、甘草等药熬成的汁液和宫桂、砂仁、木香、檀香等研成的药粉共入一缸浸泡，这时要每天倒一次缸，共要浸倒26天。然后，变为隔天一倒，共浸35天，再晾干后才算完成。再如，同仁堂传统药品中的乌鸡白凤丸，其制作方法的讲究，是令人惊叹的。相传过去使用的是可装数百斤药料的大铜锅，先把龟甲、牡蛎等放在锅底，因为这些药质地较硬，锅底的温度比较高，容易融化。然后,将甘草、当归等草质的药材同鹿角胶拌在一起放在中层.同为鹿角胶遇热后就成为胶状的粘液，不事先拌好，到时候就难以发挥效力，而甘草、当归又正好是疏松干燥的，两相配合，恰到好处。乌鸡要用江西泰和产的乌骨鸡，这种鸡全身白色，皮肉和骨头都是黑色的,耳朵内要有一撮绿毛，每次要用数十只乌鸡，然后还要加上数十味其它药材,加盖密封，在锅里蒸两天两夜，直到把鸡的骨肉全部蒸烂。这时，还要在蒸好的药糊里加入生地、山药等研成的粉,等阴干后才能制成药丸。这里的具体环节，外人是无从知晓、无法检查的，但他们认为任何一步不按要求去做，就会影响药效，所以从来不肯敷衍。这就是同仁堂的规矩。
02
同仁堂自康熙年间传至道光年间，也曾有过几度衰落，这其中主要的并不是由于质量而是由于经营的原因。直到道光十一年，乐氏家族里一个叫乐平泉的年轻人成为同仁堂的铺东，经他艰苦的努力,收回了一度卖与外姓的股份，着手重振同仁堂的声望。乐平泉是一个精通经营之道的人，这年他见各省举子云集京城参加会试，想起同仁堂过去曾有给应试举人送四季平安散、藿香正气丸这类药的先例，便吩咐作坊赶制药品，并且特别叮嘱，虽为赠品，下料却不得马虎。乐平泉心里明白，这些人考中了是朝中的官宦，权势在身，考不中回到各地也是一方人物，只要这些药在他们身上灵验，同仁堂的名声便会不胫而走。果然几年过去同仁堂的大名便朝野皆知了。乐平泉看到每年挖城沟时，起出的污泥晩上经常弄脏行人，使出钱做了一批灯笼，髙挂在主要的路口上，过往行人见写着“乐家老铺同仁堂”几个字的灯笼照得四姓处通明，无不称道乐家办了善事。乐平泉还让人以同仁堂的名义，开设普善粥厂，接济流乞饥民;拨款兴办义学,救助失学稚童。到了咸丰年间，同仁堂生意兴隆，财力空前强大，乐平泉又花钱捐了一个三品候补道的官职。到光绪四年，又捐二品典丰，为内阁供事、中宪大夫，后又晋升资政大夫，成了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据说，当时他与权倾一朝的僧格林沁就过往甚密，成为结拜兄弟，两人经常同出共入宫门府第。
咸丰十一年，西太后参与政事，她対同仁堂的药格外垂青。过去，宫内用药主要由同仁堂派人到宫里制作；到了这时，已改为由同仁堂做好成药或配好汤药，直送宫中。当然，同仁堂的供药所得，也与日俱增。乐平泉是个十分有心计的人，他知道商家最怕火患，同仁堂历史上就曾数遭火患，为此，他决定由同仁堂出资购买设施，在大栅栏成立普善水会，以同仁堂的伙友为主，组织救火队，每人发给印有“普”字的会服，还设了一面大锣，作为火警的信号。不想，普善水会竟派上了大用场。一天深夜，月黑风高，紫禁城内贞度门起火，宫里的太监扑救不及，风助火势，直向太和殿烧来，火警传到普善水会，训练有素的救火队一干人马，驾着进口的德国水车，急速进宫扑救，很快压住火势，保住了宫殿。据说，西太后为此下谕，封普善水会为“小白龙”，同仁堂因此而名声大振。
同仁堂能够崛起发展，同乐平泉的经营策略是息息相关的。乐平泉制定了一条“自东自掌”的原则，凡是制作和经营的关键地方，都由自己和亲信监督，从进药到称量、配制，全部都是由自家人掌握。这样，既保住了技术秘密，又使操作的人员具有责任感，从而保证了同仁堂药品的质量。为了防止资本的分散，他还立下了家规，不许子女经营其他行业，甚至开设同仁堂分号。这些措施，确保了同仁堂的实力，使这个旧式的家族型的手工业企业能够发展到如日中天的极盛程度。
03
乐平泉于光绪六年去世。他死后，同仁堂的经营者中，又出现厂一个杰出的人物，这就是乐平泉的夫人许氏。许氏夫人出身大家名门，但样样家务干练超人。几十年来，她对乐平泉的一套经营方法已了如指掌。她执掌门面后，不但继承了乐平泉的大政方针，而且又多了几分女人的精细，因此，手下的人们干起事来，更不敢丝毫马虎。许氏夫人治家治业虽然严厉，但在生活细节上对下人又比乐平泉多几分关心。因此，同仁堂上下一提起老太太来，都十分敬重，心悦诚服。许氏看到店内的药品日多，人手也有增加，她想制药售药不同于一般的买卖，人多手杂，最易出乱子，便决定在堂内设立“查柜”，专事检查之职。查柜的先生对出售的药，要逐味号包检查。因为同仁堂对出售的每味药都是分别包成小包的，查柜先生在检查后，要用毛笔将每味药的药名写在小包上，这样做虽然繁杂，但许氏却立为规矩，不容违反。为了同仁堂的家业之本，许氏又着手修订《乐氏世代祖传丸膏散丹下料配方》和《同仁堂药目》。因为，自乐悟冈在康熙年间写出这部下料配方后，又有不少新药创出，样样都是传家之宝。于是，许氏便把这些新药一一记入修订的药目，井且仔细写明一切配制的细节要求，使同仁堂的制药技术和药品开发得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保护和发展。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许氏老太太处变不惊，她与四个儿子打点了全家细软，把重要的财产文书车载人挑，带领全家老小一路向山西太原避难而去。临走之前，许氏还安排了留守人员，待到八国联军撤走，乐家回到京城后，她又问明了留守人员的情形，重金犒赏有功者，并立即安排人手赶修被毁的门脸，开业经营。光绪三十三年，许氏夫人去世。据说，在她执掌同仁堂大业的年代里，因向宫里进药有功，她也曾有过被西太后邀到颐和园里避暑数日的风光。
同仁堂在许氏夫人之后，在管理的体制上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革 。许氏生有四个儿子，因大儿子 死得早，在许氏去世前的一两年便由二儿子乐仲繁协助她管事。许氏死后，乐仲繁独揽经济大权，遭到其他儿子的反对。后来共同议定由四大房的人共同管理，即各房每天出一个人到公事房共同检查账目。同仁堂每年从总资中提出四万两银子，每房一万两，不再分红。这在后来被称为“四大房共管”。四房共管后，他们还议定，各房可以用乐家老铺的招牌在各地开分店，但不准用共有的同仁堂的字号，于是，四房在各地纷纷开设分号，最多时达到三十多个。当时，也有乐家的人主张把乐家老铺分号统一为同仁堂分号，但因为四房的利益难以统一，而未能实现。
抗日战争时期，日寇企图占有同仁堂，他们曾以出资入股的名义，提出与同仁堂合作。当时同仁堂的经营人乐达义十分惊恐，为了不使这个百年的祖业落于敌手，绞尽脑汁，周旋运动，花了大量钱财，总算未使日本人的阴谋得逞。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的经济并未好转，特别是到了40年代末，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同仁堂的生产原料，不少是贵重药材，用款量大，一亏就不是小数。后来，国民*党**政府为转嫁危机, 又对工商业实行所谓“限价”，向来货真价实的同仁堂，限价后药价低得如同白给，很快被人们抢光。到1948年底，同仁堂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04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军管会坚决执行*产党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曾邀请北京乐氏家族的第13世，当时同仁堂的负责人乐松生先生，到*共中**市委出席恢复和发展北平生产的座谈会。乐松生通过接触，了解了*党**的政策，便主动地配合市委，为发展生产出力。在他的提议下，成立了北京市兴业投资公司，为北京的恢复生产建设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在此期间，乐松生先生在市委的关怀和安排下参加了西南土改工作团，赴四川参加了惊心动魄的土地改革运动，亲眼看到了翻身农民的喜悦。抗美援朝开始后，乐松生又带头为志愿军购买飞机捐款六亿九千万元（旧 币）。1952年9月，乐松生参加第二批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在枪炮火光清晰可见的夜晩，慰问从前沿下来的战士，他深为这些可爱的人的勇于献身精神所感动。
1954年，为了贯彻执行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政策，北京市委在中央有关部门指示下，决定在稳定的前提下，先合营一批较重要的企业，取得经验。这一年的7月，市委*战统**部派工作组到同仁堂，领导实施公私合营计划。8月同仁堂公私合营筹备工作委员会成立，27日召开公私合营大会。合营后，乐松生任经理，合营工作中的一切涉及公私关系的问题，均由公股代表和乐松生先生直接协商。1955年春，*真彭**同志到同仁堂看望员工，了解情况。当年10月，乐松生和其他工商联的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在中南海受到毛*东泽**、*少奇刘**、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1956年，乐松生被选为北京市工商联主任委员，并被任命为北京市副市长。
在“*革文**”前的那段时期，在*真彭**同志的关怀下，在乐松生先生的具体领导下，中药改革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同仁堂中药提炼厂开发出了如牛黄解毒片，女金丹、黄连上清片、银翘解毒片等诸多新中药成药产品，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他们经过艰苦努力研制成功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医药科学成果：人工合成牛黄、人工合成冰片和人工合成麝香的杰出的成绩。人所共知，天然麝香价格昂贵，因为历来是用杀獐取麝的方法，使得香獐的自然资源几近枯竭。而人工合成麝香又绝非易事，麝香中的有效成分麝香酮，是个含有15个碳原素的环状体，其结构在自然界中十分特殊。主持这一研究课题的郑启栋教授，在乐松生支持下带领科研人员对人工麝香的合成线路进行不断的探索和试验。试验中要使用一种危险的化学品金属钠，他们便在条件简陋的实验室里，冒着生命危险，小心翼翼地操作。终于经过极其艰苦的长达三四年的漫长过程，将人工麝香研制成功。成为同仁堂历史上对国家做出的又一巨大贡献，也是我国中药制造业上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
同时，同仁堂的生产、销售规模有了很大的发展，厂房面积扩大，机器设备増加，増设了中药提炼厂、药酒车间、第一门市部、第二门市部。各种药品产量大幅度増加，价格也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有所降低，受到群众的欢迎。
1966年“*革文**”开始,同仁堂受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在“破四旧”中药店里挂的同仁堂老匾彼烧毁，同仁堂药店也被改名为北京中药店，店中凡是带有“同仁堂”字样的器物，几乎都被毁坏。特别令人悲痛的是,作为同仁堂历史传人的乐松生先生于1967年4月27日夜被*害迫**致死,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得到平反昭雪。1978年9月 5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隆重的乐松生先生骨灰安放仪式。然而，当时只有少数家属和有关领导同志才知道，骨灰盒里装的并非乐松生先生的骨灰，而只是他生前戴过的一副眼镜。因为乐松生先生被*害迫**至死后，骨灰早已被遗弃不知下落。而且，临时连一张清晰的照片也找不到，在骨灰安放仪式上用的遗照也是从报纸上翻版放大的，所以十分模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同仁堂的老字号得到了恢复。1979年,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题写了“同仁堂”牌匾。随后，许多年不生产的老品种，陆续投入生产。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同仁堂经营的饮片已达到一千二百多种；中成药数百种，其中包括享誉海内外的十大王牌药：安宫牛黄丸、牛黄清心丸、苏合香丸，再造丸、局方至宝丹、紫雪散、大活络丹、虎骨酒、参茸卫生丸、女金丹；还有白凤丸、国公酒、愈风宁心片、牛黄解毒片等十大名药。
在300多年的风雨历程中，历代同仁堂人始终恪守“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古训，树立“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自律意识，造就了制药过程中兢兢小心、精益求精的严细精神，使得同仁堂虽历经沧桑，但是“金字招牌”长盛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