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怎样统治伪蒙（3）
李守信
(三)
德王在嘉卜寺“蒙古军政府”时期，担任伪府的总裁，并兼“蒙古军”总司令和第二军的军长，同时让吴鹤龄和乌古廷郎舅二人，担任*政府伪**的议长与伪军的参谋长，这不仅我不同意，日本人更怕他军政大权全揽，把伪蒙整个抓了起来。
所以进入归绥以后，在改组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时，即叫德王专门负责政治，由副主席兼任政务院长，把总司令让给我担任，同时给了吴鹤龄一个参议府的议长。
德王对于我任“蒙古军”总司令，心里很不痛快，听说他为此向张家口特务机关长酒井隆提出质问，酒井反问他为什么在傅作义、门炳岳和刘汝明收复察北期间，他临阵脱逃，由嘉卜寺跑到多伦呢?这样一问，德王没有话说，但是让我担任伪总司令，他却怀恨在心。
一九三八年冬天，日寇把宝贵庭于一九三六年夏天从热河征来的六千多蒙古兵都遣送回伪满，一九四〇年三月，在傅作义军“五原战役”以后，又把我的嫡系三个汉族师，从“蒙古军”拨出改为三个警备队，他以为是剪除我的羽翼，不知这是削弱整个伪蒙的力量，因而他不表示态度，我由于孤掌难鸣，只好让日寇将我的筋完全抽去，结果“蒙古军”成了一个空壳。
德王和我貌合神离，两个人不能和衷共济，这就更便利了被日寇各个击破。德王对汉人和接受了汉族文化影响的蒙古人，都存有成见和偏见，他原先想跟汉人隔离，在草原上建立一个纯粹蒙古人的封建独立王国，进入归绥以后，也不欢迎汉奸参加伪蒙政权。
无奈日本人正如当年蒙古人征服欧亚大陆那样，把伪满的汉奸按“色目人”使用。由于“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比“蒙古军政府”组织扩大，伪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最高顾问金井章二，想把“满系”汉奸调来担任伪府的重要职务。“察南政厅”长官陈玉铭，就是由伪满调来的一个任过次长的汉奸。
德王为了拆倒我“蒙古军”的梁柱，先是叫我的第一师师长刘继广，兼任伪包头市的市长；刘因担任文职，被迫把兵权交出。我让炮兵大队长丁其昌，去带领我最精锐的第一师。
在二次改组成“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时，德王把刘继广升为最高检查厅长，将我的第二师师长尹宝山聘为政务院的委员，又把丁其昌调为治安部部长。金井章二不知底细，曾提出“军人搞不了政治”，德王说：“他们很有功劳，可以慢慢学习”，用此*制抵**“满系”汉奸插入。
德王并拿官爵收买我的部下，从此在伪府里边，也象在伪军中那样，分成亲日、亲德和亲李三个派系，互不团结。特别是丁其昌出任了伪治安部部长，把我的三个汉族师变成了警备队，就更名正言顺，我只好“哑巴吃黄连”苦在心里，即使能说出话，也是有口难辩。
在遣散热河蒙古兵时，日本人说是由西边的五个盟来给补充，可是“驻蒙军”军部紧接着给各盟成立了一个防卫师，由盟长兼任师长，受各盟的特务机关指挥，盟长兼了师长以后，就不像以前那样听话，德王向锡盟要兵时，伪锡盟盟长松津旺楚克，便以“如果你非征不可，我就把喇嘛给你送来”的语言顶撞。
最后德王和我，一个成了空头主席，一个成了光杆司令，都失去一声喊到底的权力。
伪蒙政府实质上是一个替日本帝国主义榨压征敛的机关。八年以来，给“驻蒙军”军部提供了无数的战略物资。详细数字，日本人对外保密，中国人谁也摸不清楚。
各种物资大都是由日本的“株式会社”，先和伪蒙政府订立经济协定，然后直接和各县的县长，特别是各旗的王公再立合同，进行低价收购或不等价交换。
例如日本进兵印度*那支**以后，士兵受南方的瘴气影响死的很多，驻在大同的厚官师团开到广西，也因瘴气，死了一千多人；他们研究结果，认为马肉是大热的东西，可以防御瘴气的侵袭，于是在张北县建立了一个近代化的屠宰场，把成群的马赶到里边，出来全成了马肉罐头。
这种战略物资，就是由日本直接向各旗的扎萨克或总管收购，几乎把锡盟和察哈尔部的马匹搜罗殆尽，伪蒙政府却从中捞不到任何油水。王公旗官从此对日本人发生了好感，认为张家口的*政府伪**成了束缚在他们头上的枷锁，以致产生了以松津旺楚克为代表的王公和吴鹤龄之间的重大矛盾。
日本人向满洲移民不久，还计划向乌珠穆沁一带移民，以防备苏联和外蒙。为此企图在草原上购买牧场或农场，甚至还想叫王公把职爵卖掉，由日本人主宰一切，把王公制度彻底*翻推**，将蒙古地区变成名副其实的殖民地。
这些都是瞒过德王，由特务机关和王公偷偷勾搭进行的。后来由于日本人在太平洋战场上失利，才作罢论。
德王心目中的*古独蒙**立王国，是要把东蒙、西蒙和青海、*疆新**蒙古都包括在内，可是日本人只许他向西发展，不让他跟锡盟和察哈尔以东的王公发生联系。
德王手下的东蒙人，如陶克陶、金永昌和吉尔嘎朗之流，都是“关东军”多年的“嘱托”特务，并且均是在百灵庙“蒙政会”和嘉卜寺“蒙古军政府”时参加或派过来的；“蒙古军”的几个东蒙师长如包海明和瑙门达赖等，也都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学生。
从归绥到张家口，东蒙参加伪蒙政府*队军**的，大都是热河卓索图盟喀喇沁和东土默特旗的人，他们是因吴鹤龄、乌古廷和我的关系而来的。吴鹤龄曾任南京蒙藏委员会委员、乌古廷出身于东北讲武堂，他们全是自动投靠德王，故德王对他们比对陶克陶等较为信任倚重。
于是他们把亲信故旧从喀喇沁旗弄来，加入伪蒙军政机关，形成一股很大的中层势力。一九四四年年底与一九四五年初夏，日本人所以把吴、乌郎舅两人先后撤换，就是怕他们在伪蒙兴风作浪。
东蒙除了卓盟的喀喇沁旗而外，以哲盟科尔沁各旗的文化较高，那里的知识分子，多被日本人收罗到伪满的“兴安省”和“兴安军”。德王和我访问伪满时，东蒙的蒙奸受日本特务监视，不敢跟我们亲近。
日本人领我们到王爷庙(乌兰浩特)参观，在一次蒙古人的联欢会上，我因伪蒙的中层和基层，遍布日本人培养出的“满系”汉奸，特别是翻译和警官，他们尽干坏事，而察绥老乡分不出热河和辽宁口音，对我的伪军官兵也仇视到极点。
我在会上提出要求东蒙派人支援西蒙，巴特玛拉布坦等首脑，对着日本人都不敢吭声，不表示可否，恐怕说出来惹祸。
日本人除了隔离东蒙和西蒙，并且隔离德王和我以及我跟我的官兵。尽管德王和我同床异梦，但日本人怕我们合到一起。一九三九年九月，伪蒙政府二次改组，因吴鹤龄被弄到东京，让我兼任参议府议长，“晋北”的夏恭死了以后，又叫我兼任了副主席，可是“蒙古军”的总司令部，直至日本投降，并没有跟着伪府由归绥迁到张家口。
这样一个在东，一个在西，便不能表演双簧。因为德王在小事上常“跌死皮”(耍赖)，到了紧要关头便不像我敢耍光棍，日本人知道我在必要时肯挺身出来维护德王，怕将我们弄到一起，就不容易随便摆布。
此外，日本人怕我跟官兵接近，经常阻止我到前方打仗。一九四○年春天，派出“蒙古军”的三个蒙古师，到五原协助王英企图建立的伪“绥西政权”，叫乌古廷去指挥。队伍开过去以后，才让我前去视察，看防务布置得如何，并给士兵们讲话打气。
在三月二十日傅作义*攻反**五原那天，以欢送三毛一最高顾问转勤为名，突然派飞机从五原把我接回归绥，其目的，也是为了隔绝我和我的部队联系。不过，这也好，否则，那次我也要像王英和乌古廷一样，几乎被傅作义活捉。
一九四五年春天，日方看到德国的侵略军，被苏联击退，盟军开辟了第二战场；太平洋的战场，也是美军占了上风，知道他们的好景已经不长，一、恐怕“蒙古军”和我藕断丝连的三个警备队，驻在绥远边境惹事；二、恐怕放在归绥很“不方便”，这才把我调到张家口，加以软禁。所以日本投降后，我把伪军的主力扔到归绥，受傅作义收编，我个人没本钱了，不得不接受蒋介石的委任，到关外重新召集胡匪，投入反革命的内战旋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