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引
大明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五月初六日，晓刻（大约凌晨四点前后），司礼监太监戴义匆忙出宫，急召内阁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三人至乾清宫见驾。刘健三人依旨入乾清宫，于冬暖阁内见到了穿着便服，坐在龙床御榻上的弘治天子。
只见此时的弘治天子玉色发赤，脸上呈现出的是不健康的潮红，刘健三人心中虽然升腾起不详的预感，但也只能暂且跪在榻前叩头问安。
弘治天子没有顾得上和大学士们说话，只是燥急的对近侍道：热甚，不可耐！
左右伺候的宦官忙取水来，在拿毛巾给皇帝擦拭消热后，这才听到弘治天子悠悠道：朕嗣祖宗大统一十八年，今年三十六岁，乃得此疾，殆不能起。
皇帝悲观的态度，让刘健等惊骇莫名，慌忙宽慰皇帝，言说圣体神气充溢，只需宽心调理，自然无碍。
弘治天子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于是自序即位始末，命太监戴义执笔详细记录，并握住刘健的手，口称先生，希望刘健和其他大学士要悉心辅导太子做个好人。如此托孤顾命的架势，令在场诸人泣不成声。
五月初七日，午刻（正午），大风忽生，卷尘埃四起，悠扬的钟鼓声适时响彻皇城，明孝宗弘治天子崩于乾清宫。
自四月末到五月初，孝宗皇帝从偶感风寒到龙驭宾天，仅仅经历了短短八天时间。事实上在五月初一，礼部尚书具本问安时，弘治天子还曾乐观的表示“朕体调理渐痊可”，哪知端午过后，皇帝的病情就急转直下，最终散手人寰，令百官惊闻，无不哀悼之至。
四朝元老、时任吏部尚书的马文升对孝宗突然去世，心生疑虑，五月十二日就立即上疏太子朱厚照，请太子殿下仔细追查先帝驾崩缘由。
一时间关于孝宗死因的传言，遍布朝堂，其中不乏阴谋论者，百官为之群情激奋，议论纷纷。
那么明孝宗壮年忽崩，其中是否真的另有隐情呢？
明代的太医制度
明孝宗作为一代贤君，他的死着实令不少大臣，发自内心的感到五内分崩、不胜哀痛。大臣们认为，皇帝因祈雨斋戒而感染风寒，是不足以致死的，故要求彻查，以“释军民无穷之恨”，这当然也在情理之中。
于是从孝宗生病起，所有参与诊断、治疗及进药服侍的人员，都被一一追查，才过三天，案情基本上就有了眉目。
皇太子朱厚照（五月十八日即皇帝位）将司设监太监张瑜，掌太医院事、右通政施钦，院判刘文泰，御医高廷和等主要涉案人员下狱论罪，罪名便是“妄进药饵”，也就是说孝宗死于药不对症。
说到这儿，笔者先要暂停一下下，为了能让各位更清楚的理解孝宗之死的前因后果，笔者先带大家简单了解下明代的太医院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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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太医院的制度，多沿元制，官署职衔也几经变更，直到洪武二十五年重定官制后，才基本定型。
太医院堂上官（即正官），为正五品的院使一人（主官），正六品的院判二员（副官）；之下设属官御医四人，后改为十人，正八品；另外还有从九品的吏目，不定员。除了有品级的医官外，太医院内还充斥着大量不入流品的医士、医生们。这些等级分明的人员架构，共同构成了明代庞大的中央医疗体系。
而太医院的职责，共分为两部分，其一是管理全国医政；其二是保障皇家成员的健康，毋庸置疑，这是太医院作为中央官署最为核心的职能。至于太医院中直接负责皇室医药的地方，则称之为“御药房”。
为了充分服务皇家，明代规定，凡太医院院使、院判、御医等医官，每日要两班轮值御药房，以备宫中不时之需。因事涉皇帝健康，除了轮值的医官外，还有大批经礼部考核选拔出来的，医术最为精湛的医士入药房供事。
但有意思的是掌御药房事务的，却不是太医院院使，而是极具大明特色，由宫中太监提督（注明一下，太监是正四品宫职，非后世宦官俗称）。
宫内规矩多，给皇帝诊病更是流程繁复。
每逢皇帝染病，需要诊治时，院使、院判、御医等医官都要参看校同。接到皇帝传唤，从医官的着装、入宫的规矩都有讲究，比如太医必须穿吉服（礼服），在皇帝诊病的宫殿中需要设火盆，焚苍术杂香辟邪等等。
在给皇帝诊脉时，由两名太医同时就诊，一人诊左手，一人诊右手，然后交换再诊。待诊脉结束，各自讲述皇帝得了什么病，之后回到御药房计药开方，并详细说明药性，如何治症等等，由医官和提督太监共同上疏奏明皇帝。
接下来的煮药、进药环节，也都得有医官和太监从旁监视、试药，并记录在档案之中，以备日后查阅。经过如此复杂而严密的程序后，药饵方才送达皇帝面前饮用。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给皇帝治病、进药有着严格的程序，为何发生了“妄进药饵”事件呢？
理由很简单，主管御药房的太监和当值的医官并未按照程序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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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在孝宗皇帝祈雨斋戒感染风寒后，着即命掌御药事太监张瑜与太医院商议处方，而御药房那日当值的是院判刘文泰和御医高廷和，不知出于何故，三人擅自更改诊病程序，根本没有为皇帝诊视，便直接议定了药方，抓药熬制，“辙用药以进”。
哪知服用汤药后，孝宗病情逐渐加重，开始出现了“玉色发赤，火声盛气”的发热症状，紧接着太监张瑜与院使施钦及院判方叔和、医士徐昊等再次进药，结果同样的药不对症，本就体弱多病的孝宗皇帝经不起折腾，以致弥留。
根据明人沈德符所撰《万历野获篇》记载，“妄进药饵案”的关键责任人为太监张瑜与院判刘文泰两人。
实际上在第一次进药后，孝宗不见好转，张瑜改和院使施钦及院判方叔和等再次进药时，是经过正常诊视的，这一点也在《明武宗实录》上得到证实，因此施钦、方叔和最终仅被革职为民了事。
那么张瑜和刘文泰为什么如此胆大妄为，敢不经诊视就用药呢？
《明武宗实录》上给出的原因是，“先帝不豫，瑜欲援引文泰等，徼幸成功”。白话就是说，张瑜和刘文泰如此这般，纯粹是为了想治好皇帝，从而邀功。
看到这里，估计会有人心生疑问，就算是那两人为了邀功，而省去了诊视的程序，那也得皇帝本人同意啊？再者说，风寒并不是什么疑难杂症，即便不诊脉，经验丰富的医家，通过望、闻、问等方式也可以确诊，按说何至于此？
第一点其实也好解释，宫中规矩多，皇帝本人经常被条条框框约束，从皇帝的角度来说，若是少些繁琐的拘束，自然是再好不过。
所以我们大可以理解张瑜和刘文泰为何邀功。试想下，孝宗皇帝体弱多病，怕是没少让太医院诊病，看病的规矩太多了，一次还好，经常性如此，孝宗难免不耐烦。在众人眼里，不过是一场小病，因而太监张瑜出于讨好皇帝的目的，敢和刘文泰等直接定方抓药，只是没想到议定的药方出了问题。
因此第二点成了关键，经验丰富的医官怎么就出了大岔子？
如果笔者告诉你，掌管太医院的二号人物刘文泰，其本人医术稀松，你会是什么反应？估计就像听到医院的教授级副院长，没能考取医师执业证书一样荒诞吧。
捐纳补任与传奉升授下的黑色幽默
和元代一样，明代也将行医之人编为医户，世代承袭，不得叛籍。这些医户按照“配户当差”的户役制度，接受朝廷的差遣，应役取补，充任太医院医生、医士。
《明史·方伎传》就记载道：医与天文皆世业专官，亦本《周官》遗意。攻其术者，要必博极于古人之书，而会通其理，沈思独诣，参以考验，不为私智自用，乃足以名当世而为后学宗。
也就是说，医生这类专业性较强的职业，需要医户出身，世代都是干这个的（其他行业也不让干呐），那可真是实打实的医术传家。虽说限制死了医户的就业范围，可父子相袭，也有利于医术的精深研究，且知根知底，杜绝了庸医服务皇家的可能。
医户子弟选入太医院还要经过严格的考核，方能充任医士。而医士经六年、九年考核后可以升任吏目，之后拾级而上依次为御医、院判甚至院使，可以说医官的升迁是经过日积月累，层层选拔而来的，防止了滥竽充数之辈的侥幸。
但从明代中期开始，纳粟捐官蔚然成风，医生、僧道等专业人员的选授，更是重灾区。成化十五年闰十月，明廷就特别规定：阴阳、医生、僧道、吏典照例纳粟，*考免**入选。
到了弘治初年，这项纳粟*考免**制，再次被朝廷重申，可想而知，医户子弟进入太医院的门槛降低，花点钱就能充任医生、医士，谁还会执着于钻研医术？这样的危害自然是巨大的。以至于万历年间的礼部官员，无不痛心的感慨那些“朝输纳而暮加衔”的医士，“将《素问》诸书束之高阁，而仓扁岐黄之术无人也”。
试问，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太医院的医疗水平能高到哪去？
更为匪夷所思的是，皇帝往往通过传奉官的形式，将宠幸之人授予官职，而阴阳、医、道、僧之流技术官僚最容易得到皇帝青睐，得授高职。
比如成化皇帝继位后，由宦官传旨，不经吏部选任，直接给太医院御医施安等人升官加俸。到了成化末期，皇帝宠信方术，传奉之风愈演愈烈，如李孜省、继晓等倚术进幸，被授予高位。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就连内阁大臣都上书进献丹方、房中术，可以想象成化晚期的宫廷，都充斥着怎样一群人。
刘文泰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进入了太医院。
他的医术怎么样，《万历野获篇》里有这么一条记载，说的是弘治十六年，皇帝命重修本草讹误，刘文泰等充其役，但刘文泰“于本草实懵然”。
什么叫“懵然”，就是一窍不通。
这样的人史书上没说他如何当上了太医，并在成化朝成了太医院院使。但是根据刘文泰之后在弘治朝结交太监张瑜，并逐步得到张皇后的信任来看，此人虽然医术不咋地，投机钻营的本事不小，那么能让成化皇帝升他为正四品的右通政领太医院院使，可能也是通过投上所好，传奉得职。
成化二十三年，成化皇帝染病，太医院院使刘文泰“投剂乖方，致损宪宗”，也是同样的药不对症，加重了成化皇帝的病情，致使明宪宗成化帝旬日而崩。
明孝宗弘治帝继位后，将刘文泰贬官为正五品太医院院判，可刘文泰借助内宫的关系仍旧混的风生水起，“遇上及中宫有疾，无论内外科，俱令文泰直入矣”。这也与弘治天子早期厌恶那些幸进的传奉官，到后期也开始滥封息息相关。
因此弘治十八年时，皇帝风寒得疾，刘文泰居然能误投大热之剂，此举看似荒诞，却又那么的理所当然。
事后本应论死的刘文泰和张瑜，却因中宫张太后以及交情不浅的大臣（大概是谢迁、李东阳二相）的俱免死，仅发配充军了事。
最后说一个故事之外的事。
弘治十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弘治天子偶染风寒，暂且免朝的第一天。
因进入夏季京城天气开始炎热，也许是热疾的缘故，让弘治天子更能体会到酷热之苦，推己及人，于是下诏两法司并锦衣卫，赶紧清理监狱待审判的案件，轻罪者无干证者该放就放，徒流以下减等发落，重罪情可疑者，并需要枷号暴晒示众者，都要上奏以闻，以此疏减在押犯人暑热之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