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富裕，有利于写作者从容感悟社会人生
（生活富裕，是营造良好文化生态的基石）
“穷而后工”千百年来一脉相承于“发愤而作”“不平则鸣”，至今仍是不少文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似乎也是写作者的“激素”：写作者只有生活“（贫）穷”，才能出好作品，才能精“工”。这里之所以用“激素”一词，是因为那些文人谈到有关“穷而后工”的话题时，往往是一种“高昂”的姿态。而这也几乎是普遍默认的文学观。
应当承认，“穷而后工”在欧阳修生活的年代——正好一千年前——有它的合理性，也符合做官不得志，郁郁不乐，以致忧愤成诗的文学规律，也即司马迁所谓“发愤而作”，然后到韩愈这里便有“不平则鸣”之情怀。但是，穿越千年，帝王时期，小农经济时代，物质匮乏，即便怀才不遇，还可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自给自足，“不亦乐乎”？正所谓尧舜禅让，盖因帝王与臣民物质生活相近。
因此，司马迁也好、韩愈也罢，仅管他们一宫刑一贬潮州，生活却无困厄，欧阳修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放在今天，生活物质来源主要依赖于现代工业，或经现代工业加工，否则恐难“穷而后工”。因为一日三餐不保，何谈秉笔直书、抒写胸臆？即便你“发愤而作”也难“不平而鸣”。何况这“愤”这“不平”指向不同？
（文学观将随着第四次技术革命的到来而改变）
我们再把镜头转到今天，转到互联网时代，转到自媒体迅速发展的当下，当企业家或商人年收入以百万千万亿万为计算单位时，写作者，特别是那些生产精神产品为职业的作家们，年收入是多少？是的，你会说，企业家、商人直接为大众创造物质财富，解决人们的衣食住行，写作者（或作家）做得到吗？
按此说法，我们不妨做个想象，想象某一日，全国所有城市、住宅突然没有了电影电视，没有了音乐图书，没有了网络文图、视频节目，凡与写作者有关文化产品，一日之间全部“屏蔽”，将是什么感觉？这是一天，一个月一年又会怎样？
我们需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但是，对帝王时代的诗人“穷而后工”倒要引起警惕。因为欧阳修所说的“穷而后工”是指仕途坎坷、人生困厄，诗人才能把文字做到精美。稍加分析你会发现，它们并不存在逻辑关系。首先，真正的写作者未必走仕途；其次，人生困厄不仅无法写作，更做不到“工”于文字。
（既要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精髓，也要借鉴欧西现代文明）
以中西方文化比较而言，欧西文化产品丰富时期正是在工业革命转型时，经济的发展极大满足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之后，一大批文化精品不断涌现，而这些文化精品多出自于贵族或中产阶层，至少由贵族、富商资助，如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等，莫不如此。
中国农业社会进入到今天，很多思想观念已被后工业，以及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浪潮打破，我们或将迎来第四次技术革命。因此，固守小农经济的思维方式，显然无法融入这个时代的节奏。正确的做法是，顺应时代潮流，创新理念，树立新文学观。
写作的出发点，甚至决定写作者创造的文化产品质量及其内涵。当他们为改变生活的困厄而创作时，其产品的“成色”自然难以保证。而当他们的生活无所牵挂，便会从容于社会人生的感悟，其生产的文化产品与现实也更吻合、更深切。
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奔向文化强国的今天，要出文化精品，就需要将“穷而后工”的文学观修正为“富而后工”。因为在创造文化产品的基数足够大的情况下，文化精品的生产才有可能得到保障。
2016/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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