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英格兰、苏格兰到拉雪兹神父公墓
在余下的岁月里肖邦孑然一身。他的父亲于1844年死于心胸疾病，妹妹艾米丽亚死于痨病——这些都是厄运的前兆。不久后肖邦的朋友约翰·马突津斯基也逝世了。提达斯·沃伊奇夫乔斯基远在自家的波兰庄园。肖邦只能与葛利兹马拉还有丰塔纳互诉衷肠；虽然肖邦对身为波兰人的葛利兹马拉和丰塔纳偏爱有加，但肖邦的外交天赋足以让人难以察觉这一点。法兰肖梅和古特曼曾在不同时期悄悄告诉尼克斯自己是肖邦的灵魂，肖邦的另一个自我。他对朋友们看似真诚却往往只是表面关心。在精神状况良好的时候，他有欺哄的一面，也有风骚、嬉皮笑脸的一面。这对他来说毫发无伤。比起对他人付出爱，他更多时候是在被爱中度过的。这是这个男人的另一个特质。再加上他挑剔，精神上很粗暴，所以真的很难去解读这个人。痛失挚爱乔治·桑让他的痛苦雪上加霜。1848年4月21*他日**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来伦敦时，我们发现他身体抱恙。
霍普金[1]先生是最了解肖邦此次造访英格兰详细情况的权威人士。弗朗茨·许弗、班内特·约瑟夫和尼克斯都要好好感谢这位绅士。作为一位和蔼可亲又精通钢琴的作家，他为他们提供了大量史实。从这些史料中，对肖邦感兴趣的的人可以知道很多。这段时期的故事并不是特别值得一提，主要内容是肖邦疾病缠身，满腹牢骚，阴郁悲沉，没有任何著名的艺术成就。
音乐界因为肖邦掀起了小小的波澜。针对肖邦的评论混杂着纯粹的恶意和愚蠢。肖邦对这些评论感到气愤，却因病得太重而无暇关注。他因一个晚宴错过了与麦克雷迪[2]的晚餐。在那里他本可以遇见萨克雷、柏辽兹、普罗克特太太和朱利叶斯笃先生。他和朱利叶斯笃一起在萨瑟兰公爵夫人府邸弹奏了莫扎特二重奏。至于他有没有在宫廷弹奏，我们从尼克斯那儿无从知悉，只有女王知道。他遇见了珍妮林德-施密特。如同所有幸会她的男人一样，肖邦也对她喜爱有加。在桑的事件上，她一如女人般站在了肖邦那边——这件事情的后续穿越海峡——1849年珍妮林德-施密特去巴黎拜访了他。肖邦在6月23日和7月7日分别在阿得雷德·肯保家和法尔茅斯大人家举行了两场午后场的演出。这两场音乐会都大受追捧。维亚尔多-加西亚是音乐会的演唱嘉宾。作曲家肖邦的脸庞和轮廓在疾病侵蚀下日渐憔悴。所罗门先生也谈到了他“日渐纤弱的手指”。他赚到了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一笔钱，因为医药费和生活费已经耗尽了他的积蓄。有传言称他曾经想在伦敦安定下来，但是那里的气候对艺术家来说都是致命的，更别说音乐氛围了。就连像瓦格纳那样坚强的战士都败给了这两点。
1848年8月，肖邦去了苏格兰，在他学生斯特林小姐的府上逗留。她的名字对肖邦的学生们来说很熟悉，因为作品第55号的两首夜曲都是献给她的。他险些沉溺于溺爱却又不断在溺爱中悲叹自己的存在。他在爱丁堡期间，住在一个叫雷斯欣斯基博士的波兰人家里。那时候的他太虚弱了，连上下楼梯都要人抬着。当医生的贤妻问他：“乔治·桑是你的知己吗？”肖邦是这样回答的：“并不是。”我们是不是该因他逃避恼人的过去而指责他呢？他承认由于过分瘦弱，桑曾把他叫做“我亲爱的僵尸先生。”这个故事很动人吧？毋庸置疑，斯特林小姐与肖邦陷入了热恋，恰尔托雷斯卡王妃还跟着肖邦去到苏格兰，看看他的健康状况有没有好转。所以他并没有完全被女人们抛弃——事实上他离不开她们的奉承和关心。可以很稳妥地说，对于肖邦来说，女人总是随叫随到。
8月28*他日**在曼切斯特进行了演奏。但他在场的朋友奥斯本先生却说：“我真的为他的演奏感到遗憾。因为他弹得太柔弱了，没有丝毫激情。”他回苏格兰后和萨利斯·舒瓦布夫妇待在一起。
卡斯伯特·哈登先生几年前在格拉斯哥《先驱报》上报道了肖邦1848年造访苏格兰的事情。这位音乐诗人虽然健康状况极差，却以特有的坚忍毅力完成了音乐会的演奏并拜访了他的仰慕者们。哈登先生在格拉斯哥《信使》的备份文件中发现了以下通知：
肖邦先生很荣幸地宣布他的日场音乐会将于9月27日周三在格拉斯哥招商大厅举行。音乐会将于2点半开始，票数有限，每张价值半个畿尼，详情请咨询布坎南街42号的缪尔·伍德[3]先生。
他继续写道：
这场音乐会的净利润听说是60里弗尔——和后来的演奏家相比，这真是一个低得可笑的数字；不仅如此，更可笑的是，当我们回顾帕格尼尼16年前在格拉斯哥举行的两场音乐会后我们发现，那时候的净利润也有1400里弗尔。已逝的缪尔·伍德曾说过：“虽然格拉斯哥对当时的我来说稍稍有些陌生，但人们却告诉我，从来没有那么多私人马车出现在城里的任何音乐会上。而事实上那些都是郡里的人，还有一些格拉斯哥上流社会的精英人物。音乐会在白天举行，市民们又很忙，半个畿尼对市民们的妻女来说也是一笔很大的数字。”
格拉斯哥已故的杰姆斯·海德维克博士[4]在回忆录中告诉我们，当时进入音乐厅的时候，整个场馆只坐了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很多明显是肖邦的朋友。海德维克博士一眼就认出这个“瘦小、纤弱的人，穿着浅灰色的西装和同样色调质地的长礼服。他在人群中走动，和不同的人*交群**谈着，时不时看看手表。”这块手表看上去“并不比市政议员食指上带的玛瑙石大。”他胡须稀少，一头金发，脸色苍白，面容消瘦，他的外表“有趣而引人注目。”“最后看了一眼他的小表后，他登上了舞台来到乐器旁，立马众目所归。”海德维克博士说那天他弹的只是会客厅里打发时间的音乐，虽然不时也会有充满力量恢宏的篇章，但多数是轻奏而不是强音。显而易见的是，肖邦已经出现了早衰的迹象。
目前可以肯定的是1848年观看了格拉斯哥的那场音乐会的人中只有两个人还活着。其中一人是朱利斯·塞利格曼，格拉斯哥音乐家协会的资深主席。在回应这个问题时，他写道：
音乐会之前几周，肖邦应一众朋友、学生的邀请住在附近的一些郡里。我觉得肖邦的一般事务是由他的学生简·斯特林小姐安排的，音乐会的特别事项由缪尔·伍德安排。我还清楚地记得他说过，从来没有安排过像这次这么困难的音乐会。肖邦不断改变主意。伍德只能几次上约翰斯通附近的米利肯公园的纳皮尔上将府拜访他。当召唤他回来作些改变的时候，他也很少回到格拉斯哥。音乐会在哈奇森街道的招商大厅举行，此处现在是县城大厅。大厅的上座率约为四分之三。
肖邦弹琴的间隙，有阿德拉西奥·德·玛格丽特女士献唱，她是伦敦一位著名的医生的女儿。缪尔先生为她伴奏。肖邦明显已经疾病缠身了。他的触键非常无力。然而音乐会结束时，他的演奏所展现的优雅和细腻深为观众所仰慕。力量的缺乏让他的演奏变得有些单一。我不记得整个节目单了，只记得他被要求加演著名的降B大调玛祖卡（作品第7号第1首）。他重复弹奏了这首歌，在细节上的处理上和第一次大不相同。观众都是名媛贵族，其中大部分都是女士。阿盖尔公爵夫人和她的妹妹布兰太尔夫人出席了这次演出。
另一个可以告诉我们肖邦这一时期经历的是乔治·罗素·亚历山大，他是邓禄普街皇家剧院老板的儿子。在给本书作者的一封信中，他特别提到肖邦僵尸般苍白的样貌。他说：“我的情绪起伏如此巨大，有两三次都不得不离开包厢去恢复。我领略过乐坛所有最好最著名的明星，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像肖邦那样给过我那么深的印象。”
肖邦于1848年10月4日在爱丁堡演奏，拜访多地后十一月返回伦敦。我们曾听闻他在一场波兰舞会和音乐会上演奏，但并不成功。1849年1月他离开了英格兰并由衷地高兴。在去巴黎的途中他问道：“你看见这块草坪上的牛了吗？”“它们可比英国人聪明多了。”这种说法并不友好。肖邦对着方涅季维茨基说了这番评论。而方涅季维茨基把这番话全当胡说八道了。也许——！他真的不喜欢英国和英国人。
现在要揭开肖邦一生最后的沉闷一幕了。肖邦的一生从来不是英雄式的，却在污秽庸俗的土壤中活出了他自己的光芒和自由。儒勒·亚宁说：“他奄奄一息，却奇迹般地活了10年。”据我们所知，他的仆人丹尼尔总要将他拖到床上。10年来，他病得如此之重，以至于没有人注意到他旧病复发了。他的死讯一开始为公众所怀疑。因为，正如史蒂芬·海勒所说，报道他死讯的新闻出现得太频繁了，所以当他真的逝世的时候，公众都对此表示怀疑。
1847年，肖邦的双腿开始肿胀。马蒂亚斯这样形容他：“看到他真令人痛心。这个人佝偻着背，低着头，筋疲力尽——虽然已经到了这步田地却依然和蔼可亲，异于凡人。”他的钱包瘪瘪的，房东只在这个心高气傲的男人面前说了他在夏洛特街实际房租价格的一半——俄罗斯的奥布列斯科夫伯爵夫人支付了剩余的房租。斯特林小姐给他寄了2万5千法郎。这如同罗曼史一般，却真真切切地发生了。这个高贵善良的苏格兰女人通过肖邦的学生卢比奥夫人得知了肖邦的需要并捐助了这笔钱。装着这笔钱的包裹不知道是被肖邦住所的看门女人放错了地方还是丢了。她被指责私吞了包裹，但后来包裹却又被找到了。
肖邦有了这笔钱，未来有了保障，搬去了旺多姆广场12号并逝于斯。她的姐姐路易丝从波兰赶赴巴黎探访肖邦。10月初他已经不能自己坐起来了。古特曼、德尔菲娜·波多茨卡伯爵夫人、肖邦的姐姐以及加瓦尔小姐都一直和他在一起。屠格涅夫说，欧洲有五十来位伯爵夫人声称肖邦死在她们的怀抱里。而事实上，他是握着古特曼的手，把它放到嘴边，喃喃低语着“亲爱的朋友”，与世长辞的。索兰奇·桑也陪伴在左右，她母亲却没有来。传闻说桑来过但没有被接纳。古特曼否认不让她来的说法。另一方面，如果她真的来了，肖邦的朋友们也会让她远离肖邦。肖邦死前2天告诉法兰肖梅，“她曾经对我说，我只会死在她的怀抱里。”当然啦——除非她极其自私，事实上并非如此——乔治·桑在听到这段话的时候并非毫不动容，她落泪了，深感遗憾。啊！对于那些选择等待的人来说，一切都来得的太迟。
塔诺夫斯基回忆说肖邦弥留之际作出最后一个要求的时候神智完全清醒。他求他的姐姐把他所有不好的作品都烧掉。他说：“我只发表好的作品，要不愧对公众，也愧对我自己。我一生都决志这么做；直到现在我也希望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个愿望并没有得到尊重。在他死后被发表的大多是些有气无力的作品。
在对儿时好友杰洛维奇神父做完最后的忏悔后，肖邦于1849年10月17日凌晨3到4点间逝世。加瓦尔小姐回忆说，当被问及有没有痛苦的感觉的时候，他留下了在世的最后一句话：“很多。”至于之前一天在病榻前动人又略微有些煽情的一幕——德尔菲娜·波多茨卡唱着斯特拉德拉[5]和莫扎特——又或是马切罗？——李斯特、卡拉索夫斯基、古特曼都不同意这一说。
肖邦弥留之际最后几个小时的真实叙述第一次以英文呈现。这段话是由克雷格·休斯先生翻译的。李斯特1879年所写的一本著名的关于肖邦的作品的第二版，提到了他和杰洛维奇神父关于肖邦逝世时的一段谈话；尼克斯的《肖邦传》中引用了神父书信中的一些话语。这些用法语写的信已被翻译发表在了《大众音乐报》上。这些信件来自玛丽·霍恩洛厄王妃，她的母亲卡罗琳·赛因·维特根斯坦王妃[6]是李斯特的遗产受赠人和遗嘱执行人，于1887年去世。
很多年以来（如资料记载），肖邦都奄奄一息危在旦夕。他虚弱无力的身体与他的天才之力极不相称。奇怪的是，在那么衰弱的状态下，他是怎么活下来的，有时还似乎力大无穷。他的体格十分纤弱，眼睛虽然总被乌云覆蔽，却时不时地会熠熠生辉。他温柔，善良，从不缺少幽默，浑身散发着魅力。他仿佛不属于人间，可不幸的的是他还不想那么快去天堂。他有些不错的朋友，但更多的是糟糕的朋友。这些糟糕的朋友总是奉承他。那些人实质上都是他的敌人，尽是些没有原则、道德败坏的男女。即使他无与伦比的艺术成就比所有艺术家都微妙而励志，却也引起了他灵魂的征战，让他开始自省信仰和祷告。他最亲爱、最虔诚的母亲对他的谆谆教导成为了他童年时期爱的回忆。在信仰方面，他也心存疑惑，只是宽容的内心自有的那份正派力量使他没有*情纵**嘲笑挖苦圣灵和宗教慰藉。
就在这样的属灵光景里，肺部疾病忽至，不久后就把他带离人世。我从罗马返回途中，知道他患了这个残酷的疾病。我忧心忡忡，急忙赶往他那里，再去看一眼我儿时的好友。他的灵魂比起他的才华更能与我亲近。我发现他没有瘦，因为他已经瘦得不能再瘦，而是更虚弱了。他日益无力，生命体征日渐衰落。他深情地抱着我，眼中噙着泪水，想到的不是他自己的痛苦，而是我的。他提到了我最近失去的可怜的朋友爱德华·沃特。你知道我是怎么失去他的。（作为一个自由烈士，他于1848年11月10日在维也纳被枪杀。）
我借他情绪缓和之际，和他谈了谈灵魂的事情。我让他回忆了童年时的虔诚和他所挚爱的母亲。他说：“好的。为了不冒犯我的母亲，我不能不行圣事就告别人世。但是作为我自己来说，我对这些事物的看法并不符合你们的期望。我所理解的忏悔所带来的祝福是缓解沉重内心的友谊之手，它的意义之我而言并不是圣事。如果你想让我忏悔，我已经作好准备。但这仅仅是因为我爱你，并不是因为我认为这是必要的。”一堆反宗教的言论令我毛骨悚然，与此同时也让我更关心这个被拣选的灵魂，我最怕的就是被要求做他的告解对象。
这样的对话持续了几个月，这对于作为神父和挚友的我来说太痛苦了。然而，我紧握信念，上帝的恩典一定会胜过这个叛逆的灵魂，尽管我不知道要怎样才能取胜。在所有的努力后，祈祷成为了我唯一的安慰。
10月12日的晚上，我和我退休的教友为肖邦心思意念的改变向上帝祈求。唯恐他活不过今晚，医师便召唤我过来。我连忙赶来。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却叫我马上离开。虽然他向我保证他真的很爱我，却不想跟我说话。
你无法想象那个夜晚我是如何度过的！翌日13号，是我可怜的弟兄的守护神圣爱德华日。我为他灵魂的安息做了弥撒并为肖邦的灵魂祷告了。“我的上帝，”我哭喊道，“如果我弟兄爱德华的灵魂蒙您悦纳，今天就把弗雷德里克的灵魂交给我。”
在双重打击下，我去了我们可怜的肖邦的忧居之所。我看到他在吃早饭，早餐和以往一样精致。当他邀请我共进早餐的时候，我说：“我的朋友，今天是我可怜的弟兄的命名日[7]。”“哦，我们不要说这个了！”他喊道。我继续说道：“我最亲爱的朋友，你必须要因着我弟兄的姓名日给我一件东西。”“我要给你什么呢？”“你的灵魂。”“啊！我懂了。在这里，你拿去吧！”
说完这些话，一股难以言喻的愉悦和悲痛同时攫住了我。我应该对他说什么呢？我要怎么说才能重拾他的信仰呢，暂且不谈如何拯救，怎样才能留住这被爱着的灵魂呢？我应该要如何开始把它归回上帝？我自己猛地跪倒在地，整理思绪之后，我在心灵深处哭泣。“把它归回你自己，我的上帝！”
我把十字架拿给我们的病号，一言不发。束束神圣之光，圣火之焰，清晰地从钉在十字架上的救世主身上流过，霎时间照亮了灵魂，点燃了肖邦的内心。热泪从眼角喷涌而出。他的信仰又一次得到了救赎。带着难以言喻的狂热，他忏悔后领了圣餐。这份被祝福了的圣餐充满了属天的侍奉，圣事满溢到这颗虔诚的灵魂，在这之后他要求终傅圣事，他希望可以阔气地给陪着我的教堂司事一笔钱。当我指出他给的比实际多了20倍，他回答说：“不，我所得到的远远超过这笔数字。”
从这时起他成为了一个圣人。之后他垂死挣扎了4天。即使饱经磨难忍耐，他也没有丧失对上帝的信心。忍耐、喜乐、自信一刻也没有离开他，直到生命的终了。他真的很开心，也把高兴的心境告诉大家。在最痛苦的时候，他表达出来的只有欣喜若狂，上帝令人感动的爱，以及我将他归回上帝的感激之情，对世界的蔑视和世间美好的回顾，还有希望立即死去的想法。
他祝福了他的朋友们。最后一次性命垂危的那一天，他看到自己日日夜夜被整屋子的人包围着，便问我：“他们为什么不祷告？”话音一落，所有人都跪地祈祷，连新教徒都加入了连祷，为垂死的人共同祈祷。
他日夜都握着我的手，不让我离开他。“不，到最后一刻都不要离开我。”他说道。他靠在我的胸口，如同在危难中靠在母亲怀里的小孩。
不久后他就开始呼求耶稣和玛丽亚，带着升上了天堂的狂热；不久后他在丰盛的信仰、盼望和爱中亲吻了十字架并留下了最令人动容的话语：“我爱上帝，我爱人。虽然我即将离去却无比高兴；不要哭泣，姐姐。不要哭泣，朋友们。我很释然。我觉得我正要离去，再见了，为我祷告吧！”
被致命的抽搐耗尽气力后，他对医生说：“让我走吧。不要让我再在这个世界上流浪了。让我死吧；我已经放弃了全世界归向上帝，上帝也悦纳了我的灵魂，你为何还要延长我的生命呢？上帝呼召我，你为什么还不让我走呢？”
有一次他还说：“哦，可爱的科学只能把痛苦延长！它可以让我重新得力吗？让我有能力去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去作出一些牺牲吗——对所有爱我的人来说，我的生命只是不断在衰弱。只能在悲痛中逝世，延长这种生命又有什么意义——哦，可爱的科学！”
然后他又说：“你让我遭受无情的痛苦。人也许会误诊，但上帝却不会。我因上帝管教我的缘故赞颂他。哦，上帝在世管教我真是太安好了！上帝真的太好了！”
他说话一贯地优雅，用词一贯地精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上帝表达了难以言尽的感谢。与此同时也为那些死前没有归向上帝的人扼腕叹息。他大声哭喊道：“如果没有你，我就如猪嚎叫，如此一生。”
垂死之际，他依旧呼喊着耶稣、玛丽亚、约瑟的名字，亲吻着十字架，紧握它放到胸口，哭喊道：“现在我是有福的了！”
肖邦如斯死去，事实上，他的逝世是他一生中最美的乐章。
这位可敬的神父一定拥有惊人的记忆力。我希望他的说法是确切的。之所以把这个故事完整地展现给大家，是因为它是一个全新的故事。让我觉得最可信的一件事来自拉马拉——这是一个专门撰写音乐题材的作家的笔名——他把这些信件翻译成德文。所有人都同意，肖邦在弥留之际是安宁的。这确实是音乐家临终前的一段史实，另一段是有关莫扎特的。李斯特说，在盖满鲜花的棺材中，肖邦的脸庞显得如此俊俏、年轻。10月30日，他被安葬在马德琳教堂，举行了和天才相称的葬礼。乐队奏响了亨利·雷伯改编成管弦乐的b小调葬礼进行曲。葬礼上，雷费比瑞-威利在风琴上演奏了e小调和b小调前奏曲。抬棺人都是些有声望的人，梅耶贝尔、德拉克洛瓦、普勒耶尔和法兰肖梅——至少泰奥菲尔·戈蒂耶[8]在他的期刊上是这么报道的。即使当肖邦已静静地躺在贝尔·拉雪玆公墓长眠，也没有任何两个人能够对有关他的事达成一致。肖邦的一大特点就是易惹争议，但他总是冷静地处于争议核心。
素描肖像画家克维亚特科夫斯基[9]告诉尼克斯，肖邦被埋葬的时候穿着音乐会穿的晚礼服，但这却不是他自己要求的。波兰习俗里有让死者选择他们葬礼时的穿着。龙勃罗梭[10]写道，肖邦“在遗嘱中指示过，他在被安葬的时候应该佩戴白色的领带，穿一双小鞋和短马裤”，龙勃罗梭]援引这句话来证明他已经精神错乱了。他进一步写道，“他抛弃了他深爱的女人仅仅因为她在邀请自己入座之前也邀请了别人。”关于桑的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肖邦的精神状态已经严重到了病态的程度。这件事和另一件胡闹的事（遗嘱中指示的那件事）一样荒谬。
[1] 阿尔弗雷德·詹姆斯·霍普金（18266月17日 - 1903年6月3日），英语音乐家，音乐学家和音乐古董商。1840年霍普金斯成了约翰·布罗德本特父子有限公司的钢琴厂的学徒并终身效力于此。尽管他在钢琴和管风琴方面只接受了非常有限的音乐训练，却在演奏肖邦的作品上赢得赞誉。他在《雅典娜》和《音乐时代》上写了很多关于音乐民族学和音乐古董学的书评。1891年，他在对皇家艺术学会的康托讲座上作了有关音乐乐器，乐器结构和功能的讲座。
[2] 威廉·查尔斯·麦克雷迪（1793年3月3日 - 1873年4月27日），英国演员。
[3] 缪尔·伍德 (1805-1892) ，苏格兰音乐家，钢琴制造商，音乐出版人，早起业余摄影家。
[4] 杰姆斯·海德维克（1814 - 1897），苏格兰诗人，记者和报纸业主。他创立了著名的格拉斯哥报纸《公民晚报》。
[5] 斯特拉德拉（1639年4月3日- 1682年2月25日），巴洛克中期意大利作曲家。自由佣金作曲家，与杰出的诗人合作，创作各流派作品逾三百首。
[6] 卡罗琳·赛因·维特根斯坦王妃（1819年2月8日 - 1887年3月9日）是一位和李斯特纠缠了四十多年的波兰贵妇。她也是一名业余记者和散文家。据推测，她是几本李斯特出版物的实际作者。从他和柏辽兹的大量信件可以清楚看出，她钦佩并鼓励着柏辽兹。柏辽兹曾献曲《特洛伊人公主》给她。旱金莲在1960年的电影《唱不完的歌》中描绘了卡罗琳·赛因·维特根斯坦王妃。
[7] 命名日是和本人同名的圣徒纪念日。主要在一些天主教、东正教国家庆祝。对命名日的庆祝是基督教国家从中世纪开始就有的一项传统。命名日源于基督教会对圣徒和受难者举行纪念的节日。现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命名日体系。该习惯在波兰非常流行（上西里西亚和卡舒除外），但也存在于天主教的地区，例如。巴伐利亚。
[8] 泰奥菲尔·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 1811-1872），法国唯美主义诗人、散文家和小说家。早年习画，后转而为文，以创作实践自己“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他选取精美的景或物，以语言、韵律精雕细镂，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情趣。《珐琅和雕玉》（1852）正是这一风格的代表。其他重要诗集还有《阿贝都斯》（1832）、《死亡的喜剧》（1838）、小说《莫班小姐》（1836）等。
[9] 特奥菲尔·克维亚特科夫斯基（Teofil Kwiatkowski, 1809-1891），波兰画家。
[10] 龙勃罗梭（1836-1909）。意大利犯罪学家、精神病学家，刑事人类学派的创始人。生于维罗纳犹太人家庭。曾任军医、精神病院院长、都灵等大学的教授。重视对犯罪人的病理解剖的研究，比较研究精神病人和犯罪人的关系，运用人类学的测定法作为研究精神病犯罪人的其他犯罪人的方法，对于犯罪人的头盖骨和人相，特别加以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