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6月9日 ，在中国科学发展史上是一个应当铭记的日子。这一天，在上海东亚酒楼，在政学两界拥有崇高地位和威望的蔡元培，在竺可桢、李四光、陶孟和和周仁等学者的簇拥下，宣布成立中央研究院。

中央研究院是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于一体的近代中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它的成立结束了中国没有国家科学院的历史，标志着中国近代国家政权领导大规模科学研究事业的开端，成为中国科学发展史上一块重要的里程碑。

在西方科学文化的影响下艰难成立

近代科学发源于西方。17世纪以后，随着近代科学在西方主要国家的发展，英国皇家学会、法国皇家科学院、俄国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和普鲁士皇家科学院相继成立。

它们或由科学家自行集合而成，或由政府主导产生，在国家学术政策的制定、国内学术研究和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中卓有贡献。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像翰林院这样英才汇集的皇家侍从机构，但它与西方国家的科学院大相径庭。

翰林院学士靠科举考试进阶，其知识结构和学术背景仅局限于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学术，与近代科学相去甚远。

中央研究院是在近代西方科学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20世纪20年代，早年出国的留学生纷纷回国，他们在国内建立近代学科，培养专门人才，组织科学社团，创办科学期刊，传播科学知识，倡导科学研究，使科学观念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

但是，国人早年创办的正式意义上的科学研究机构，却只有地质调查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黄海化学工业研究所等屈指可数的几个。

成立国家科学研究机构，以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实现科学救国的梦想，成为近代中国学术界的期盼。

早在1918年，以蔡元培为首的教育界人士，就提出用退还的庚款作为设立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的基金。

1924年，为争取英国退还庚款，蔡元培在伦敦中国学会的演讲中，提出用退还的英国庚款在南京或北京建立国家科学院的设想。

然而，当时政局动荡，财政拮据，建立国家学术研究机构如空中楼阁，无法实现。

学术界创办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的设想，直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才得以实现。

这年的4月17日，也就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前一天，在中央政治会议上李石曾提议成立中央研究院。

由于副署人包括蔡元培、张静江、吴稚晖等人，这一提议没有经过任何讨论就获得了一致通过。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此时宁汉对立，蒋介石正面临着来自武汉国民政府的严峻挑战，蔡、李等人以国民*党**元老、中央监察委员和中央政治会议委员的身份，参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谋划，无疑增加了蒋介石的政治筹码，被其倚为柱石，得到尊崇和信任。

正是在此情形下，蔡元培等人不失时机，着手实现多年的夙愿。

同年5月，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成立以蔡元培为首的中央研究院筹备处。

11月20日，中央研究院筹备委员会及各专门委员会成立，筹备委员有翁文灏、李四光、竺可桢、余青松、胡适、傅斯年、汪敬熙、朱家骅、李济、胡刚复等40人，他们大多是北京大学、东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的教授，几乎清一色的海外留学生。

在筹备之初，中央研究院隶属于大学院。1928年4月，中央研究院脱离大学院，成为独立的学术研究机构，由蔡元培担任院长，以中国科学社的核心人物杨杏佛为总干事。

由于研究范围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1928年11月新公布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将原“中华民国最高科学研究机关”中的“科学”二字改为“学术”，以示研究范围之广。

曲折发展的历程

自1928年6月成立，至1948年底史语所、数学所和总办事处等少数机构迁往台湾，中央研究院在大陆存续发展约20年，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中央研究院筹备之初，仅有理化实业研究所、地质调查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和观象台等少数几个研究机构。

至1935年，该院先后在南京、上海等地设立地质、天文、气象、物理、化学？工程、心理、动植物、历史语言和社会科学等10个研究所，研究人员、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不断充实，各项学术事业日益进展，成就显著。

1935年，设立评议会，发挥指导、联络和奖励学术研究的职能。这一时期是中央研究院在大陆发展最快和较为顺利的时期。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央研究院正在进行的各项学术事业被迫中断，研究人员艰难跋涉，辗转西迁。总办事处和研究所分散于重庆、昆明和桂林等地，研究经费和人员大幅裁减，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匮乏。

研究人员在此艰难困苦中坚持研究，促进了西南后方学术研究事业的发展，为抗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40年3月，院长蔡元培逝世于香港，评议会选举朱家骅、翁文灏、胡适3人为院长候选人，最终由国民政府任命朱家骅为代理院长。

抗战后期，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好转，研究环境有所改善，中央研究院开始筹备数学、医学和体质人类学研究所，并将原动植物研究所分立为植物、动物两个研究所。

抗战胜利后，中央研究院接收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等日伪研究机构，总办事处和各研究所陆续*员复**返回南京、上海两地。

数学研究所于1947年在上海正式成立，医学研究所因研究人员大多未到职而继续筹备，体质人类学研究所则因经费不足、人才难觅而中止筹备，人员器材并入历史语言研究所。

1948年，中央研究院举行院士选举，召开院士会议。最终完成国家学术体制建设。

为了实现将研究所集中于南京的计划，中央研究院在九华山兴建数理化研究基地，并扩充各所研究人员。

然而，内战愈演愈烈，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败退，淮海战役爆发，中央研究院着手南迁。

1948年底，历史语言研究所、数学研究所和总办事处迁往台湾，其它未能撤走的研究机构在南京、上海解放后，先后被解放军军管会接管，中央研究院在大陆的命运至此终结。

近代科学的艰难开拓

中央研究院集中了当时中国一批杰出的学者，他们在内忧外患严重、政局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下，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在近代科学的诸多领城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推动了中国学术事业的发展。

在自然科学领域，以李四光为所长的地质研究所，对长江中下游苏、皖、浙、赣和南岭山脉地层构造和矿产，进行了奠基性的调查研究和理论探索，成就卓著。

李四光因此成为民国时期为数不多的享有国际声誉的中国自然科学家。

动植物研究所渊源于1930年由钱天鹤等筹设的自然历史博物馆，曾派员至桂、黔、滇、赣、皖、闽及渤海、黄海和南海东沙等地，采集了大量动植物标本。1934年，更名为动植物研究所，以王家楫为所长。抗战期间分立为动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

动物研究所仍以王家楫为所长，主要进行动物分类学、鱼类生物学、昆虫学、寄生虫学、原生和实验动物学研究。

植物研究所以罗宗洛为所长，主要从事高等植物分类学、藻类学、真菌学、森林学、植物生理学、形态学、病理学和细胞遗传学等研究。

工学研究所以周仁为所长，侧重于钢铁、陶瓷、玻璃、棉纺织品的制造和研究，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抗战期间，该所还应战时之需，研制弹簧钢、特殊玻璃仪器、光学玻璃和内燃机等，服务于抗战。

物理研究所历任所长为丁燮林、萨本栋、吴有训，主要从事电学、磁学和光学研究。

化学研究所历经王班、庄长恭、吴学周三任所长，主要从事分子光谱、性激素、中药化学成分、化学玻璃性质及海州磷矿等研究。

气象研究所在竺可桢、赵九章的领导下，在气候预报、气候学、地震观测及地磁测量研究等方面有所建树。

天文研究所以余青松、张钰哲为所长，先后建立紫金山和凤凰山两座天文台，观测彗星、太阳黑子和日食等天体方位和形态，从事理论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研究。

心理学研究所先后以唐钺、汪敬熙为所长，主要从事人脑、动物神经生理、工业心理和胚胎行为发展研究。

数学研究所以姜立夫为所长，由陈省身代理所长，在数论、抽象代数、级数论、微分几何学、拓扑学和数理统计研究上取得了一系列成就。

医学研究所筹备处以林可胜为主任，由冯德培代理，主要从事神经肌肉系统、橘霉素之抗异生素、营养及酵素化学等研究。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以傅斯年为所长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设立历史、语言、考古和民族学四组。

历史学组主要从事上古史、中古史和近代史研究，编订和整理明清内阁档案、居延汉简和明实录等史料，校订文籍，研究金石。

语言学组以汉藏语言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行汉语方言的调查与整理、汉语史、汉藏语言比较研究。

考古学组从事安阳殷墟、豫北周墓、山东城子崖、敦煌汉唐遗址遗迹等发掘与研究，阐明龙山文化的地位，整理殷墟出土的甲骨、铜器和陶器，在殷历、祀典、工艺等研究方面皆有收获。

民族学组对赫哲、苗、高山、羌、戎等民族进行文化、体质及人种的分类调查和研究。社会研究所初设法制、经济、民族、社会四组，所长先后由杨端六、蔡元培、杨杏佛、傅斯年兼任。

中华教育基金会社会调查所并入后，以陶孟和为所长，主要从事经济史、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国际贸易、银行、金融？财政、人口、统计、行政和社会史研究，抗战时期在战时经济、战时损失、沦陷区经济和国民收入的调查与研究方面多有作为。

院士制度的建立

中央研究院成立之初，由于国内学术尚待发展，有突出成就的学者不多，所以先设立若干研究所，注重研究，以固基础。

因为选举院士的时机尚未成熟，中央研究院先设立评议会，作为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关，担负指导、联络和奖励学术研究的职能。

评议会自1935年成立，历经三届，由当然评议员和聘任评议员组成，集中了院内外学术精英，如翁文灏、侯德榜、茅以升、秉志、陈垣、赵元任、李济、陈寅恪等，具有学术上的权威性和代表上的广泛性。

评议会通过召开年会、议决和执行相关议案，行使其职权。

尽管因时局动荡和牵扯部门太多，这些议案并没有全部落实，但作为国家学术中枢，评议会在决定中央研究院和国家学术研究方针、促进国内外学术研究交流与合作等方面，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评议会的成立和运作，不仅完善了中央研究院的组织体制，而且为院士选举提供了人才准备和模式借鉴，为最终完成国家学术体制建设奠定了基础。

抗战胜利后，随着中央研究院等学术文化机关*员复**东还，中国学术研究呈现出复兴的迹象。

1946年第二届评议会第三次年会决定选举院士以健全国家学术体制，经第四次年会确定150人候选人，最终由第五次年会选举出严济慈、姜立夫、饶毓泰、黄汲清、冯友兰、金岳霖、汤用彤和马寅初等81名院士。

此次院士选举坚持以学术造诣为选举标准和学术独立的原则，树立了学术公正的典范。1948年9月，召开第一次院士会议。

院士选举及第一次院士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央研究院国家学术体制的最终完成，开中国科学体制实行院士制度的先河，在中国科学史和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传承与发展

建国初期，中央研究院留在大陆的研究机构同北平研究院及其它研究机构调整合并为中国科学院，原中央研究院人员成为新中国学术研究事业的主力军。

1950年中国科学院正副院长共6人，院长郭沫若、副院长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吴有训皆中央研究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21个研究机构大多以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员为骨干，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员有些还担任了中科院研究机构的领导人，如赵九章任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吴学周任物理化学研究所所长，王家楫任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陶孟和任社会研究所所长，冯德培任生理生化研究所所长，张钰哲任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周仁任工学实验馆馆长。研究人员则不胜枚举，他们中许多人后来当选为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迁到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少数机构，在艰难中维持，并力图恢复，后来在台北南港建立院址。

1957年，“中央研究院”召开第二次院士会议，在台湾、北美的10余名院士参加会议。次年第三次院士会议选举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等14人为院士。

时至今日，迁台的“中央研究院”经过70余年的发展，在历任院长朱家骅、胡适、王世杰、钱思亮、吴大猷、*远哲李**和翁启惠的领导和研究人员的努力下，建立了物理、化学、数学、地球科学、生物化学、历史语言、民族学、近代史等30余个研究所、中心和筹备处，选举院士300人左右。

参考文献：

[I]国立中央研究院.国立中央研究院概况[M].南京：中央研究院，1948。

[2]中央研究院.追求卓越——中央研究院八十年[M].台北：中央研究院，2008。

[3]周雷鸣.一九四八年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J].南京社会科学，2006(2)。

[4]周雷鸣.缅怀历史追求卓越——《国家图 书馆藏国立中央研究院史料丛编》述评[J].科技导报，2009(1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