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阳明是我国明代中叶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丰富而独特，在教学目的、教学原则、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上都有自己独特而深刻的见解，他的教学范围不仅仅局限在学校教育而且涉及到社会教育和蒙学教育。他注重道德教化，提出“人人皆可以为圣人”的学为圣人的教育理念。依据这个教育目的，王阳明确立了明人伦和学以去其昏蔽的教育原则。在教育方法上，王阳明主张因材施教、点化善诱和教学相长，在教学的过程中与弟子平等相待，教学方法不拘一格。尽管距今已有500年之久，但其教育思想任然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王阳明的这些教育思想和方法在今天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对现在的教育指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教育思想;致良知;心即理;知行合一;学为圣人;王阳明
一、生平和教育活动
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卒于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年)，是明代著名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王阳明出身于世代书香门第，诗礼之家。其父王华系成化十七年状元(1481年)，官至南京礼部尚书。王阳明自幼聪异、善于思考，11岁随父进京， 18岁开始研习朱熹理学，28岁进士及第后任刑部主事。正德元年(1506年)，35岁的王阳明以其“直节上书”弹劾奸宦刘瑾被其矫诏获罪，廷杖四十贬谪贵州龙场驿丞，居深山瘴疠之地，又遭刘瑾走卒凌辱*害迫**，几乎置之死地，但正是处于这样的逆境之中，王阳明坚持日夜端居澄默，以求内心宁静守一，最终悟道，即为“龙场悟道”，入心学之门，此后，王阳明开始在龙场开创龙冈书院，从事讲学活动。次年，又到贵阳的书院讲学，开始倡导"知行合一"说。正德五年(1510年)贬谪期满，迁江西庐陵知县，又升南京刑部主事，次年升北京吏部主事，屡迁吏部考功郎中、南京太仆少卿、南京鸿胪寺卿等职。正德十三年（1518年）他在江西任官期间，修建濂溪书院并讲学其中，又集门人于白鹿洞书院。后又在浙江设立稽山书院。明中叶后书院兴旺，与王阳明积极倡办书院有直接关系。后巡抚南赣、平定宁王之乱，稳定西南边陲，功勋卓著，至嘉靖七年(1528年)十月因肺病上疏告归，并于次月二十九日卒江西南安。王阳明以其心学著称于世，创立的“阳明学派”，留有记录其言论的《传习录》、《大学问》、《阳明全书》等著作。
二、“学为圣人”的教育目的
王阳明学为圣人的教育目的论的提出有其时代的背景，首先，王阳明所处的是明朝中叶，当时的明朝统治阶级极度腐败，君王骄奢淫逸，宦官邀宠专权，当时明王朝的通知危如累卵。王阳明在《陈言边务疏》上忧虑：“臣愚以为今之大患，在于为大臣者外托慎重老成之名，而内为固禄希宠之计；为左右者内挟交蟠蔽壅之资，而外肆招权纳贿之恶。习以成俗，互相为奸。忧世者，谓之迂狂；进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刚直之气，而养成怯懦因循之风。故其衰耗颓塌，将至于不可支持而不自觉。”[1]239社会的商业和手工业也得到的发展，市民阶层不断扩大，天下波颓风靡，人心不古，为日已久。正是基于这些社会现象的忧虑，王阳明寄望于圣人人格的塑造来移风易俗。其次，就是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日益僵化。程朱理学不再是人生所需的道德学问，而是变成了士人追求功名利禄的工具。王阳明对此深恶痛绝，其在《书黄梦星卷》中说：“惟世之号称贤士大夫者，乃始或有以之而相讲究，然至考其立身行己之实，与其平日家庭之间所以训督期望其子孙者，则又未尝不汲汲焉惟功利之为务；而所谓圣贤之学者，则徒以资其谈论、粉饰文具于其外，如是者常十而八九矣。”[1]238
那么在王阳明的心中，什么才是圣人的标准呢？在王阳明看来圣人并非是知识渊博和能力超群的人，而是其心纯乎天理、其欲无杂的人。“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欲人**之杂。犹精金之所以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金到足色方是精。”[1]24因此，王阳明学为圣人的教育目的就是要经由教育使人“存天理，灭*欲人**”从而达到良知良能复明的圣人境界。[2]169-179
三、“明人伦”和“学以去其昏蔽”的教育原则
（一）明伦之外无学
基于“学为圣人”的教育目的，王阳明确立了“明人伦”的教育原则。他希望通过“明人伦”来达到成圣成贤，因此，“明人伦”是“学为圣人”的手段和途径。在王阳明看来，“学为圣人”就是要达到至善，而达到至善其实就是明了“五伦”。所以，王阳明才高呼“明伦之外无学也”。“是明伦之学，孩提之童亦无不能，而及其至也，虽圣人有所不能尽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家齐国治而天下平矣。是故明伦之外无学矣。外此而学者，谓之异端；非此而论者，谓之邪说；假此而行者，谓之伯术；饰此而言者，谓之文辞；背此而驰者。”[1]214在王阳明看来，教育肇始于虞唐，而教育一开始除了教授生产和生活的技能之外，其次就是教授“人伦”之学。“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而才能之异或有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者，则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1]48学校以成德为事，亦即是说教育以成德为事。所以，学校之中教人以明伦，实际就是通过教育使人“存天理，灭*欲人**”从而达到良知良能复明的圣人境界，从而使其事情合乎“中和之节”而言行规范于五伦之中。“古圣贤之学，明伦而已。尧、舜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斯明伦之学矣。道心也者，率性之谓也，人心则伪矣。不杂于人伪，率是道心而发之于用也，以言其情则为喜怒哀乐；以言其事则为中节之和，为三千三百经曲之礼；以言其伦则为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而三才之道尽此矣。”[1]213-214“在王阳明看来“明伦之学”是精一之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贯之古今而同一的惟精惟一之学。[3]143-144”五伦是中国伦理文化的基本范式，“人伦本于天伦而立”因此，人伦具有最高的规范作用。所以，在王阳明看来“古圣贤之学，明伦而已”。而想成为圣贤，也不过就是“存天理，灭*欲人**”从而达到良知良能复明的圣人境界。
（二）学以去其昏蔽
学以去其昏蔽，是因为王阳明认为每个人的本心是纯乎天理的，道德沦丧是因为个体在于外界的事物接触的过程当中受到了外物私欲的遮蔽。因此，要恢复纯乎天理的本心良知就要驱除外物私欲对本心良知的遮蔽。而驱除外物私欲回复本心良知则非通过教育不能达到。学以去其昏蔽何以可能，王阳明从三个层面，贯通知行来阐述。
首先，学以去其昏蔽的理论基础就是王阳明的哲学基础——心即理。王阳明认为，人心包含天下之理，本心具足无须再添一分，亦不需再减一分。只要本心不受外物私欲的遮蔽就能纯然无私，向内求之于心就能达到至善。对于心即理的论述，王阳明在于其高足徐爱的一次论述中表述的最为完整清晰。《门人徐爱录》载：爱问：“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爱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间有许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叹曰：“此说之蔽久矣，岂一语所能悟？今姑就所问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欲人**、存天理上用功便是[1]2。心外无理，心即是理，此心光明即是天理。
其次，恢复被物欲遮蔽的本心良知的途径就是——致良知。前文提到王阳明的哲学基础就是心即理，纯然光明之心就是至善。由于后天在于外物接触的过程当中受到物欲的遮蔽才使得原本至善之心无法发扬扩充。因此就需要通过教育和修养工夫来恢复原本的心之本体，这个过程就是致良知。“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者也。凡意念之发，吾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其善欤，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欤，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无所与于他人者也。故虽小人之为不善，既已无所不至，然其见君子，则必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亦可以见其良知之有不容于自昧者也。今欲别善恶以诚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尔。”[1]802王阳明的教育主要就是工夫的修养，立志、*坐静**、事上磨炼等。所有的这些工夫都是在致良知的统帅之下进行的。其目的就是为了驱除私欲从而恢复心之本体的良知。“心之良知是谓圣。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圣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贤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虽其蔽昧之极，良知又未尝不存也。苟能致之，即与圣人无异矣。此良知所以为圣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也。是故致良知之外无学矣。”[1]236一切的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致良知。
最后，到达学以去其弊的标准就是——知行合一。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致良知，而检验一个人是否达到至善的标准就是他是否按照良知的之道来行为处事。如果一个人自认为知道了而没有付诸行动，那么这个知就是值得怀疑的，这样的知在王阳明看来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安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罢。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1]3。王阳明针对朱熹的知先行后而提出知行合一，他认为单独的说知或行那样的知行都不是真正的知行。“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圣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谓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却是何等紧切着实的工夫！如今苦苦定要说知行做两个，是甚么意？某要说做一个是甚么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说一个两个，亦有甚用？……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维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1]3懵懵懂懂的去做而不假思索或者根本不知道自己行为的目的的，这些行为只是冥行妄作，必须有个知作为指导方可；茫茫荡荡的去思索而没有付诸行动的，这些思索也只是个揣摩影响，必须要要付诸行动才行。所以知行是合一的，知行分开具为假。“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1]36知外无行，真知必行，知行合一。只有知行合一，如此才能达到致良知的境界，也就是达到至善的本体。
所以，王阳明的学以去其昏蔽就是以心即理为基础，以致良知为主体的道德实践过程，而这个过程则是以知行合一展开并以此为检验的标准。
四、教育方法
王阳明一生无时无地不再讲学施教，正是对教育的深入理解，他痛恨当时刻板的教学方法。因此，他在教学的方法上有很深的研究，并且自创了很见解独到的教学方法。本文总结了王阳明最主要的教学方法，分别是因材施教、点化善诱和教学相长。
（一）因材施教
因材施教最早是由孔子提出的教学方法，王阳明对其又有了新的继承和发展。他认为个体的先天资质是不同的，因此在教育的方法上也要分别对待。“君子养心之学，如良医治病，随其虚实寒热而斟酌补泄之、要在去病而已。初无一定之方，必使人人服之也。”[1]162“前辈之于后进，无不欲其入于善，则其规切砥励之间，亦容有直情过当者，却恐后学未易承当得起。既不我德，反以我为仇者，有矣，往往无益而有损。故莫若且就其力量之所可及者诱掖奖劝之。”[1]158王阳明形象的用一生治病需要对症下药来比喻因材施教的重要性。医生治病需对症下药而教师教授学生也要根据学生的个性和特征来选择不同的教授内容，从而做到有的放矢，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如果在教授的过程中教师直情过当，不仅达不到应有的教学效果，而且还会使学生恩将仇报做出忘恩负义的事情。由于人的资质不一样，对教学内容的领受也有差异。所以，针对不同的学生要根据其资质来选用不同的教学内容。“与人论学，亦须随人分限所及。如树有这些萌芽，只把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长，便又加水。自拱把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随其分限所及。若些小萌芽，有一桶水在，尽要倾上，便浸坏他了。”[1]84教育学生不可操之过急，犹如栽种树苗，浇水一定要适量，浇水过多就会淹没小树苗，教学也一样，不可超之过急，否则就会违背学生的认知水平从而使学生困惑。进而王阳明提出了他关于因材施教最著名的论断：“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狷者便从狷处成就他。”[1]91狂狷各有所长，而教育的作用就是使每个资质不同的主体都能发挥出他应有的才能。这也是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的核心所在。
（二）点化善诱
在王阳明与弟子的对答中，可以看出王阳明对弟子的循循善诱。他的回答有时直指问题的症结，有时迂回曲折使人思之自相矛盾，有时援引比喻微言大义。这样的点化善诱对解答弟子的困惑具有举一反三的教育功效。《钱德洪录》：洪又言：“今日要见人品高下最易。”先生曰：“何以见之？”对曰：“先生譬如泰山在前，有不知仰者，须是无目人。”先生曰：“泰山不如平地大，平地有何可见？”先生一言剪裁，剖破终年为外好高之病，在坐者莫不悚惧。[1]102弟子对事物看法多存在于表象。王阳明针对弟子的弊端针对性的提出相反的看法从而使弟子有所反省从而认识到自己的缺点。你说别人是圣人，我则说你是圣人；你说泰山大，我就说平地更大。在一连串相反的看法中使学生认识到自己的自大心理，所以“在座者莫不悚惧”。乡人有父子讼狱，请诉于先生，侍者欲阻之。先生听之，言不终辞，其父子相抱恸哭而去。柴鸣治人问曰：“先生何言，致伊感悔之速？”先生曰：“我言舜是世间大不孝的子，瞽瞍是世间大慈的父。”[1]98 二十四孝第一孝就是舜孝感动天，而其父瞽瞍是历史上有名的顽父。王阳明上来就给出一个奇特的观点，舜是不孝子而瞽瞍则是慈父，从而一步一步的引出自己的看法，使对方慢慢的顺着这样的思路开始对自己进行反思。从而得出矛盾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有禅僧坐关三年，不语不视，先生喝之曰：“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甚么！终日眼睁睁看甚么！”僧惊起，即开视对语。先生问其家。对曰：“有母在。”曰：“起念否？”对曰：“不能不起。”先生即指爱亲本性谕之，僧涕泣谢。明日问之，僧已去矣。[1]1004-1005 历来学者对于此例多有称赞点评。王阳明看准和尚的症结所在一语点破。随即收到了见效。真可谓是烘炉点雪，一点即化。王阳明在教学的过程中能对学生有充分的了解，从而对症下药收到神奇的功效。
（三）教学相长
教学相长最早出现在《学记》里。王阳明对教学相长也有深刻的理解和体悟。他认为师生之间就应该要相互批评从而达到责善改过。“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师也”。对于教学过程中王阳明更希望弟子们能有所发文，通过师生之间的相互讨论问难这样不仅能解决学生的困惑也可以启发老师，或使老师知道自己有哪些还没有研究透的。先生曰：“诸公近见时少疑问，何也？人不用功，莫不自以为已知，为学只循而行之是矣。殊不知私欲日生，如地上尘，一日不扫，便又有一层，着实用功，便见道无终穷，愈探愈深，必使精白天一毫不彻方可。” [1]18对于学生没有问题的现象，王阳明是不满意的，他认为有这样的现象，首先，就是弟子学生们平时没有学习看书，因此，对道没有更深入的理解。因此，才会没有问题提出；其次，就是王阳明在教学的过程中得不到弟子的问难而难以有所启发和进步。问：“孔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是圣人果以相助望门弟子否？”先生曰：“亦是实话。此道本无穷尽，问难愈多，则精微愈显。圣人之言，本自周遍，但有问难的人胸中窒碍，圣人被他一难，发挥得越加精神，若颜子闻一知十，胸中了然，如何得问难？故圣人亦寂然不动，无所发挥，故曰非助。” 所以，王阳明认为，教学的过程是一个师生互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学生学到知识，而且老师也会在师生互动的过程中得到启发，在相互问难中了解到自己的还有哪些地方没有研究透。
五、结语
王阳明的教育思想是根据他的学为圣人的教育目的而展开的。王阳明心中的圣人就是其心纯乎天理、其欲无杂的人。这也与他的哲学基础相吻合。他认为心即理，此心纯然光明，天理具足。由于在与外界接触的过程中受到外物私欲的遮蔽，所以才使得本心良知受到蒙蔽。教育就是通过使人明了人伦，从而达到学以去其昏蔽，最后回复本体的良知。为此，王阳明确认了“明人伦”和“学以去其昏蔽”的教育原则。而在教育的过程中则是使学生“致良知”，为此，王阳明选取了适合的教学方法，因材施教；点化善诱和教学相长。最后王阳明对教学结果的检验则是通过“知行合一”。王阳明的教育思想虽历经五百多年，但是其依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对现在的教育依然具有实质的指导作用。
六、参考文献
1、（明）王守仁撰；吴光，钱明，董平编校.王阳明全集 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2、秦家伦等主编；《王学之思》编辑委员会编.王学之思 纪念王阳明贵阳“龙场悟道”四百九十周年论文集[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
3、方国根著.王阳明评传 心学巨擘[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
(文/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高定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