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 / 武立金 【纪实文学】/《袁世凯传奇/第二章 出道朝鲜/5 无可替代的使臣》
原创 齐鲁文学杂志 九州作家 1周前
作者简介:
武立金，原总参某部副局长、天津市政协委员。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天津市诗词学会理事、天津市楹联学会会员。发表散文、诗词、楹联上千篇，出版长篇小说十余部。其作品有的被评为十大畅销书之一，有的被列入学生和*党**团员学习辅导材料，有的被多家报刊和电台连载或连播，有的还被外国出版公司译成多种文字出版。
袁世凯传奇
武立金 著
第二章 出道朝鲜
此时为重新计，或战或和，在中国不难了却。然泰西方盛，不数年必又有异谋，则中国尤难防御。莫如趁此民心尚知感服，中国即派大员，设立监国，统率重兵，内治外交，均为代理，则此机不可失也。
5 无可替代的使臣
针对动荡不安的朝鲜局势，李鸿章认为有必要向那里派一位职位相当于监国的通商大臣。两年前派到汉城任总办朝鲜商务委员的陈树棠，虽然通商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在其他领域却乏善可陈，尤其是在对日关系的处理上显得软弱无方。李鸿章对陈树棠在朝鲜的工作很不满意，所以更换驻朝官员势在必行。
十月二十八日，鉴于陈树棠突然患病，李鸿章向总理衙门请求起用谋勇兼资的袁世凯负责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务。袁世凯的官阶是五品同知，陈树棠是二品补用道。如果以五品之衔的袁世凯接替二品的陈树棠，朝鲜方面会有受到轻视之感。为此，李鸿章上奏清廷：
臣查陈树棠奉派赴朝，两载有余，办理商务尚无贻误。兹因积劳致疾，自应给假调治，另派干员接替。查有分省补用同知袁世凯胆略兼优，能知大体，前随吴长庆带兵东渡，久驻王京，壬午、甲申两次定乱，情形最为熟悉，朝鲜新旧*党**人咸相敬重。此次派令伴送李罡应归国，该国君臣殷殷慰留。昨接朝王来函，亦敦请该员在彼襄助，若令前往接办，当能措置裕如。
十月三十日，清政府正式任命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并以知府分发，尽先补用，俟补缺后以道员升用，加三品衔。
凡人有所成就，皆志气做主。人生立志早为贵，早立志，早奋斗，早成功。此时的袁世凯年龄不过二十六岁，从军不过四年，即由布衣一跃而为三品的候补道，职衔直追入宦已二十三年的袁保龄，可谓学未成官已达，实属*场官**上的一大奇迹。
李鸿章破格的隆遇，使平步青云的袁世凯感激涕零，立即上书表忠心：“卑府才力驽下，深惧弗克胜任，惟有仰赖声威，敬谨从事，以期不负委任至意。”袁保龄也感到此次“擢太骤，任太隆”，向李鸿章表示“两世受恩，一门戴德”。
十一月十五日，袁世凯及其随行唐绍仪、刘永庆等二十余人前往朝鲜上任。这是袁世凯第三次入朝，代表清政府拥有更大的权力，正如李鸿章致朝鲜高宗信中所强调的那样：“以后贵国内治外交紧要事宜，望随时开诚布公，与以商榷，必于大局有裨。”
袁世凯一到朝鲜，即以活跃的思绪和高扬的斗志极欲正属邦之名，摆出凛不可犯的监国大员架势，遇事直入王宫，或传呼朝鲜大臣听命。他颐指气使，态度傲慢，对朝鲜的外交、内政横加干涉，强迫朝鲜政府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任何重大问题非经其允许不能实行，一时之间成了明清五百年来控制朝政最强硬的人物。
一八八六年八月，由于狂态不可一世的袁世凯对朝鲜实行高压政策，甚至想改立李熙的侄子李埈镕为国王，以使大院君重新摄政，引起了闵妃集团的强烈反感，导致朝鲜向俄国发出请求保护的照会，并与沙俄驻朝公使韦贝签订了第二次朝俄密约。
朝鲜“引俄背华”的诡秘举动，被闵泳翊发觉并通报了袁世凯。在朝俄第二次密约大白于天下之后，为打消朝鲜依附俄国的倾向，袁世凯立逼朝鲜领相沈舜泽、右相金宏集等交出求俄保护的文件。
九月三十日，鉴于朝鲜屡次背清离华和吴兆有的三营已撤离朝鲜，为了强化中国宗主国地位和控制朝鲜政局，袁世凯向朝鲜政府发去《朝鲜大局论》，其中重点论述朝鲜“依附中国”的六大好处和“背离中国”的四大害处。其主要内容如下：
朝鲜本属中国, 今欲去而之他, 是惟孺子自离其父母, 而求他人之顾复也。且朝鲜而依中国, 其利有六：中、韩毗连, 水陆相属, 天津、烟台、旅顺、吴淞之兵轮, 一二日可达各口，奉天、吉林、珲春之旌旗, 十数日可抵汉城， 朝发夕至, 缓急能通, 其势可恃，此利一也；中国视天下为一家，待藩封如一体，一有变乱，立矛削平，命将出师，不爱兵费，不责供给，壬午、甲申已历行之前事俱在，其惠可恃，此利二也；中国以大字小，仁至义尽，不郡县其国，不租税其地，但期唇齿相固，人民相安。外托附庸之名，内有土地之实，子子孙孙，永保无疆，其心可恃，此利三也；中国抚恤朝鲜，已数百年，上下依赖，臣民悦从。若率由旧章，诚心服事，则朝野安堵，政令易行，其泽可恃，此利四也；强邻环伺，耽耽其欲，苟见中韩固结，无隙可乘，知韩唯依中，中必助韩，自消其虎视之气，而泯其蚕食之心，其威可恃，此利五也；中信韩而不疑，韩恃中而为固，内乱不作，外侮无恐，及是时修明政令，任用贤能，图治励精，富强徐致，其机可恃，此利六也。
朝鲜背中国, 其害有四：不思旧好而结新交，是亲者暂疏，疏则必疑，疏者欲亲，亲则愈忌，疑忌互生，祸不旋踵，其害一也；背中国而即自主，势必引欧洲以为援，欧洲残忌性成，吞噬为计，币重言甘，百般欺诱，得间而入，必先夺其吾利之权而后，据其土地之要，其害二也；中国密近朝鲜，一朝为他人有，必不甘心，水陆并进，捷足先登，指顾之间，大兵压境，纵欧洲有救援之师，而已迫不及待，朝鲜已亡，其害三也；朝鲜朋*党**方兴，内忧不解，倘一背华，则上下交疑，人心离畔，不待中国兴师问罪，而内乱已作，其害四也。
十月七日，袁世凯对朝鲜挑战清王朝宗主国地位的行为采取了高压政策。他向高宗发出《喻言四条》和《时弊十款》的政策建议书，严厉斥责朝鲜的背清离华倾向，竭力强调必须尊奉清朝为宗主国的绝对权威及历史与现实地位。
袁世凯驻朝期间强化政治控制，首先是维系中朝宗主关系的传统仪式。他指出“朝鲜既为华属，则驻韩华员谒见韩王各仪，自应与各友邦使员有别。因此以尊上国之体制，亦所以别属邦之名分，礼势宜然也”。
“历事四朝、倾向慕华”的赵太妃逝世时，根据惯例朝方应派讣告使来华。袁世凯见朝鲜无动于衷，便以“明彰体制、宣示各国”令其按规行事。在袁世凯的一再催促下，朝政府才勉强派遣承旨洪钟永为讣告使来华。清廷遂派户部左侍郎续昌、右侍郎崇礼为致祭朝鲜国王母妃正副使。
当续昌与崇礼抵达汉城时，朝鲜方面在美国驻朝公使的挑拨下要求取消“郊迎礼”，致使两位中国使臣“不入汉城”，甚至一度出现“美提督兵船来仁，各国亦纷纷调兵”的僵局。
鉴于这种情况，袁世凯致电李鸿章“唯韩为华属，乃请外兵自卫，华如不问，是自弃其主权矣。”建议“调水师赴汉城代为保护”。袁世凯的强硬立场，不仅使“美兵撤退”，而且最终迫使朝鲜在汉城门外搭起了迎尊帐篷，国王亲自出城迎接两位钦差大臣。
袁世凯不遗余力地扶持尊奉清朝为上国的事大*党**，并以此达到控制朝鲜内政外交的目的。李鸿章采纳井上馨的建议，劝李熙重用金允植、金宏集、鱼允中等事大成员，结果未被接受。袁世凯赴朝之后，第一步就是向朝鲜国王施加压力，促其起用金允植等人。
在袁世凯的干预之下，继金允植之后，徐相雨、赵秉式、赵秉稷等事大成员相继入主外署，成为事大*党**的领袖。而在近臣方面，袁世凯也见机行事，大加笼络，洪在羲、郑秉夏、闵泳骏等相继成为亲华势力的骨干。
袁世凯之所以能在朝鲜呼风唤雨，为所欲为，甚至被后人冠以“监国”的头衔，与事大*党**势力的强大不无关系，由于有了这一强大的政治基础，风雨飘摇的中朝宗藩关系才得以维持下来。
毋庸置疑，维护和强化封建的“宗藩关系”，是袁世凯在朝鲜活动的主要任务。他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离不开这个中心。到任之初，他故意显示其特殊地位，拒绝与各国公使同席会议，且遇事直入王宫，骄横专断，盛气凌人，处处以“上国”办事大臣自居，俨然成了太上皇。
一八八七年，在国外势力背清离华寻求自主的诱惑和煽动下，朝鲜决定往外国派出使臣。这对袁世凯来说是个难题：按国际规则，属国是无权派遣使节的；可是按中国宗藩制，属国又向来内政外交自主；更主要的是，在清政府遥控下，朝鲜与诸国签订的条约都有互派使节一端。经反复研究，中国政府规定：朝鲜可以内政外交，但事先须向清政府请示。
于是朝鲜政府就派人请示来了，清政府找不到拒绝的理由，便想个招儿：属国的使臣不得带“全权”二字。朝鲜一听大为不满：“我们的内政外交向来自主，不叫全权怎么行？”
通过与袁世凯商议，最后确定：“朝鲜的使臣出外报聘一下，任务完成后，让他们回来，别派参赞前往驻节。”
是年八月，为了表示朝鲜独立自主，李熙又下令朴定阳为全权大臣出使美国；沈相学为全权大臣出使英、德、俄、意、法等国（后改派赵臣熙）。
袁世凯觉得朝鲜擅自向外国遣使有碍中国体面，于是向李鸿章建议，朝鲜使臣与中国驻外使臣公事交涉必须用呈文，往来用衔帖，中国使臣用札笔照会，以符旧制。认为：朝鲜欲示自主于天下，中国就应当示属邦不得与中国平行于各国。嗣后又照会朝鲜政府，责其不事先协商，借以阻止使臣出国。
李熙申述理由，袁世凯一一加以驳斥。清政府也认为朝鲜此举不合属邦体制，责令其必须先行请示，待允准后方能前往。李熙不听，密令朴定阳、赵臣熙离境。袁世凯得知后，千方百计逼迫朝鲜政府将二人追回，同时令其派人带着奏咨前往中国请示并谢罪，李熙被迫遵照执行。
清政府认为此事不便强行阻止，为嘱其遵守属邦体制，让李鸿章拟定三条办法，令朝鲜遵办。三条办法的首条，就是朝鲜使臣到某国后，先谒见中国驻该国使臣，然后由中国使臣带领同赴驻在国外交部。但朴定阳到美国后借口有病拒绝执行，袁世凯责令朝鲜政府将其调回并加以惩处。已到香港的赵臣熙见状，未敢再往西欧。
一八八九年四月底，朴定阳回到汉城，朝鲜政府拟授其为外署督办。袁世凯认为朴定阳违背中国规定，实为罪人，如听其任命，那就表明朝鲜政府有自主之权，大损中国国体。这样一来，滞留香港的赵臣熙就会马上启程前往欧洲。
为此，袁世凯非但不准朝鲜政府授予朴定阳职务，反而要求朝鲜政府对其严加惩办。李熙不同意，数次派人疏通。袁世凯坚持非惩办不结，绝不给通融余地。李熙无奈，只好将朴定阳撤职。袁世凯以为处置太轻，仍不罢手，又向朝鲜政府提出应永远禁止朴定阳担任外交职务。
袁世凯专横武断地干涉朝鲜内部事务，主要是想维护“上国”尊严和属邦体制，巩固宗藩关系，同时也与他的“刚而无学，专而嗜名”有很大关系。清王朝对朝鲜虽有宗主之名，但不过“以正朔朝贡为大端”而已，并不同于近代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的关系，中国此前从未采取过如此干涉的政策。
对中国叛附不定的李熙、闵妃集团和部分朝鲜官员时而企图依靠日本，时而又倾向俄国，自有他们的问题，袁世凯站在宗主国的立场上竭力予以遏抑，防止日、俄势力在远东发展，是符合清王朝利益的。但不可否认，朝鲜提出“永不受他国辖制”，“与天下各国一律平行”，反映了弱小民族要求独立自主的愿望，也是可以理解的、无可非议的。
袁世凯作为一个封建大吏，当然不会正确对待这一问题，而是把这种正当的要求看作是“背叛上国”，百端压制。他自以为得计，结果适得其反，非但未能取得亲清派官员的进一步合作，巩固宗藩关系，反而大大伤害了朝鲜官员的民族自尊心，引起国王反感，促使其产生更大的离心倾向，严重损害了中朝关系。
李熙在袁世凯三年任满之前曾致函清政府，以袁世凯“驻东既久，终难相济”为由，请求另派“安详公平”或“公正明识”之员接换。后来，朝鲜驻津督理通商事务金明圭奉高宗之命又面谒李鸿章，指出袁世凯与朝鲜君臣之间“表里隔膜，乃抵牾而不相人，甚有损于大局”，再次要求选人以代其任。
更有甚者，对袁世凯衔恨在心的李熙也咨请总理衙门换人。此事引起了李鸿章的警觉，而总理衙门也反对李熙的请求，认为袁世凯“持正认真，为韩王所畏忌，即此已可概见此事关系颇重，固未便徇韩王之请”。总理衙门拟让袁世凯留任，李鸿章表示同意。
在李鸿章看来，袁世凯虽然轻躁妄动，但有才干，且任劳任怨；经过屡次训饬，其意气已平，尚能慎重自持；熟悉情况，纤细必报；牵制李熙非他不可，处理朝鲜问题离不开此人。“通品”之才难求，于是坚决反对撤换袁世凯，并把李熙的要求斥为荒唐。
由于一方面受到朝鲜的阳奉阴违，一方面受到外国公使的排斥讪笑，以至让袁世凯这样的勇于任事者都几次表示撂挑子不想干了。但是，李鸿章愣是不放，并不时写信安慰袁世凯。他曾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韩事日就败坏，不易挽回，执事在彼三年，苦心调剂，随宜补就，非止一端，局外或不深知，鄙人岂不洞察？目前情势，操纵两难。横览人才，亦无以易执事，非漫为勉留也。韩王之锢蔽，似以无可挽回，目前除却“持大端不苛小”六字别无办法。所望平心静气，愈加讲求交涉之宜，维持一分即补救一分，将来局面，或有变迁，或有十分稳当可代之人，自当时时留心，终不使执事久居危疑之地也。
春去秋来，寒暑交替，门前的杨柳飞了三次花，院中的桃李结了三番果，袁世凯担任驻朝全权大臣已整整三年。在写给朝廷的政绩考核报告中，李鸿章用了这样十六个字来褒奖袁世凯：“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尤其最后一句“独为其难”，说明李鸿章深知袁世凯在朝鲜苦撑危局的艰难。
不仅如此，李鸿章还在评语的最后提出，应该继续让袁世凯留任朝鲜，并奉清廷谕旨赏以道员升用，加二品官衔。袁世凯从此换上了二品朝服和红色顶戴，成为监司大员。
袁世凯在八年之内，由捐纳的一个小小中书科中书，乘着烽火岁月的火箭一下子窜到如此高位，升迁速度之快，非一般人所能企及。他之所以能够如此，除了忠于职守、办事认真、手腕灵活、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外，主要还是遇到了一位赏识他的“伯乐”，所以他对李鸿章的拔擢之恩感激不尽。
一八九二年八月，李鸿章又奏保袁世凯以海关道记名简放。次年五月，再奏补为浙江温处道员，仍留朝鲜。
袁世凯对朝鲜君臣厌恶自己，对自己不再能够驾驭朝鲜局势，都是胸中有数的，所以他一方面为加官晋级而得意，一方面又感到心劳力拙，无比苦恼，日夜思索着如何摆脱困境。然而，为了显示本领之大、才能之高，他在李鸿章面前又极力往自己脸上涂脂抹粉，极言朝鲜待他如何之好。
一八九〇年五月，袁世凯自吹自擂地说：“某在此素得士民心。”
一八九一年十月，袁世凯因养母牛氏有病请假回国前电告李鸿章：“今午谒晤韩王及世子，均祝职母早愈，属凯速回，备极殷勤，婉若真情。妃亦遣闵泳骏谆属早回。”
一八九三年二月，袁世凯又向李鸿章吹嘘：“顷晤王及世子，情甚殷洽，属凯遇事指教，务期中东无稍芥蒂。现深知凯待韩甚厚，已往各事，请毋介意等语。近自*款贷**念万，韩君臣感悦，凯乘机联络开导，与权贵闵泳骏、泳达、郑秉夏等均善。骏等叠次谏王及妃诚事华、信待凯以自保，王、妃均渐感悟。倘能久定此见，东方事可望渐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