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初，朋友圈出现了一个被大量转载的链接，“2022年西安市公开招聘社区工作者公告”，其中显示：“为适应新时期加强城市基层*党**的建设和社区治理需要……本次面向社会为西安市各区县、开发区招聘社区工作者1900名。”
这个公告让“社区工作者”的职业再次进入讨论。不可否认，疫情之后，街办、社区、居委会、以及社区工作人员这样的“名词”突然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进入了每个人的生活。他们是近两年被频繁提到的人，面临称赞和表彰，但也会遇到一些埋怨和谩骂，当然，更多时候，作为最直接与一线居民打交道的他们，会被当做一种“权力”传达的“象征”。
但是，社区不算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既不是公务员编制，也不是事业编制。小红书上有人发帖吐槽，“认真劝退，不要考，随时叫加班，工资极低，西安这边包含五险一金也就2800，扣完到手最多2300。”
在讨论原贴的真实性之前，我找到了一些真正在社区参与工作的人，有人已经在这行“深耕”十余年却仍在追寻自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有人7月份刚刚入职，在凭借满腔热血觉得社区工作大有可为，但又矛盾落差和收入极度不匹配，也有挣扎徘徊，犹豫许久后放弃幻想继续“认清现实”苦熬，但抱着努把力希望做个跳板，考编上岸，脱离“社区”的90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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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厘清社区工作者究竟是干什么，以及拥有什么责任和职能之前，*党**山告诉我，你首先需要弄明白“社区”的概念。“中国最早是没有社区这个说法的，都叫居委会，包括现在上海北京也沿用着居委会的称号，这也是为什么一提起‘居委会大妈’很多人会很有共鸣的原因。也因此，到现在随便问个人社区是干嘛，他都会觉得就是管鸡毛蒜皮非正经事的小组织。”
如若查询《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不难发现，其中明确提到“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对居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
而这里的“派出机关”则通常指“街道办事处”，在城市里，社区一般归街道办事处管辖，但街道办事处则是中国行政组织体系的最末一层。
民政部的数据统计中，截至2021年，中国大陆地区共有8793个街道办。至于社区：“大约有65万个城乡社区，近400万名城乡社区工作者，平均一个社区有6个社区工作者，每个社区工作者面对350名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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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具体到西安，虽然并没有数据直接表明有多少社区存在，但在2020年的公告里显示，西安市11个区2县城的组织中，最末段行政体系街道层级共计有117个街道55个乡镇，其中，街道最多的为长安区，25个街办，最少的是高陵区，4街道3镇。
和国家民政部门出台的数据“平均一个社区有6个工作者，每个人面临350名居民”有些许出入的是，在我走访的4个社区居委会里，其基本工作人员大致都是7-8人，辖区内平均居民均在2500-3500名左右。而这之中，甚至有一个社区人员明确提到，“以今早核酸检测数目来看，我们做了6000多个人的数据，所有社区工作人员加起来8个（一个*党**委书记，一个副书记（*党**委和副书记要交叉任职），两个副主任，四个委员），这还是被分出去了，之前没分派的时候，我们做了1万多。”
这也意味着，对于部分在西安的社区工作者来说，把所有“运维”人员，“上”至领导，“下”至“专职”加起来，平均到每个人身上，“至少面对700余人。”
在官方的界定里：社区是若干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聚集在某一个领域里所形成的一个生活上相互关联的大集体，是社会有机体最基本的内容。尽管社会学家对社区下的定义各不相同，但在构成社区的基本要素上，认识却还是基本一致，比如，一个完整的社区，必须包含一定数量的人口、有一定范围的地域和一定规模的设施、并且具有一定类型的组织。
“先生制造”一篇名为《400万社区工作者是如何被“逼”疯的？》的文章中提到：中国现行社区体系最早源于新中国成立。1949年10月，杭州市上羊市街成立了“上羊市街居民委员会”。这是中国第一个居民委员会，它象征着中国历史上悠久的“保甲”制度的结束。到了1986年，民政部首次将社区概念引入城市管理。在疫情期间，社区工作者构成了一个中国从未有过的防控体系。
■ 图源：新华社
这个防控体系还建立在网格管理上。在2013年一篇发表于中国社会学网的文章中说，社区的网格化管理，于2004年由北京市东城区首先在城市管理中实践，随后在北京朝阳区、上海、深圳和成都等多个城市（区）试点。
2013年中国各地开始推行社会治理网格化工作，既就是在一个社区中划分网格，每个网格都和一个社区工作者挂钩。直至在2019年进一步推行。而网格化治理试图实现的目标是：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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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一早先的“超前”设想，直到2020年疫情开始才彻底推行下去。同时，一个肉眼可见的事实是：处于最基层一线的社区工作者开始承担起了越来越繁重的任务和职责。
*党**山告诉我，你要是问我社区工作者到底都干嘛，那一句话就总结了，“从出生到死亡，吃喝拉撒全都管。举例来说，生育要去社区领生育指标，长大要疫苗领本，上学要开证明，之后失业领补助，办手续，老龄补贴，资料等全都得从社区往出递交，包括最后死亡，登记证明丧葬费也都是从社区出的，所以你问我干哪些工作，我没法说，因为全是繁杂琐碎。”
而疫情的到来，让这些曾经听起来“琐碎无比”的工作也变得像是“福音”了，“现在能干之前那些，你都觉得很幸福，最起码有章可循，有规可施，但疫情不一样，他几乎让整个社区工作从方法到体系再到内容都全部重建了一遍，几乎每天都是水深火热。我记得我刚来工作时是2013年，那时候有人总结社区细分工作是220项，但现在，不止3、400了吧。”
疫情的发生使得社区忽然得到大量关注。而根据“属地管理”原则，所有的行政机构都开始向社区下放工作，社区的任务越来越重：“你敢想吗？连经济适用房这样的住建部管辖事情，都会从社区递交资料，按理来说，我们是民政口的啊。民政系统它主要就帮困救助、计划生育、爱国卫生这些职能，但现在是各个部门都在向社区伸手。因为所有层级都不愿意担责任，就是层层下放，谁盖章谁负责，再问就是我们是守关口的，第一道大门。”
在互联网上定位西安，然后搜索社区工作，从“待遇到职业内容”很多人都给了自己的“经验之谈”。但细细归纳，却不难发现，比起对应的公务员或事业编里备考指南，面试技巧等帖子，有关社工的内容，大多数人都是劝年轻人绝对不要进入社区工作。
有人提到：“这工作说白了，就是在浪费时间浪费天赋。疫情的确可以看出社区工作的重要性，但是，没有人认可你的工作，也没有发展前途。当然，这个前不止是前，也有‘钱’。”
*党**山找到最新通知西安社工调薪的3纲18级标准拿给我看，“说是7月份能够落地涨薪，但现在9月底了，我们这个社区是没拿到，不知道别的人什么情况。”
不过，更多人还是会强调社区工作者的高压和强度。杨柳说，疫情发生后，完全没有休假的概念，日子过的昏天黑地，唯一能察觉到时间变化的可能就是每周五全员大核酸。“不敢回忆2020年初疫情爆发那时候的日子，凌晨2、3点还在做流调打电话都是常态，好久都回不了家，也不敢回。尽管我们社区崩溃离职的人不多，但我确实知道那段时间很多人放弃了这个工作。”
杨柳是四川姑娘，随着老公到了西安，86年出生的她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大儿子10岁，小儿子3岁，目前在社区工作七年了。”
杨柳坦言，进入社区工作，也源于一些早先的“误解”，“那时候为了照顾孩子，觉得离家近，也轻松，工资虽然不高但时间可控，而且听说社区工作就是坐在桌前喝喝茶，主要负责和群众打交道，不会很忙碌。”
但真正进入工作，才发现“傻眼了。”杨柳花了很长时间才弄明白社区的管理体系。
杨柳第一次听说社区会涉及如此多的领域：民政、卫健、人社、司法、环保、安全生产、食品安全、*党**建、城管、经济发展等等。“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社区不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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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定位显示已到达目的地时，我抬头看了看四周，囿于繁茂的大树遮挡，以及地点实在隐蔽，还是没有找到具体的社区办公地点，无奈只得联系杨柳出门来接，随着杨柳的指引，我进入了一个地下室，杨柳显得有点局促，急忙解释给我，“马上就搬了，但在这办公也有很多年了。”
其实也不难想象，社区居委会大都设立在居民家属院里，尤其是城内的老社区，“没有足够的空间去供办公使用，但也因为社区工作本来就是要深入群众工作的，所以这样就比较方便。”
如若细看办公地点，红色的大号字符和各样有关*党**政工作或宣传栏的布置其实还是能够将其与住宅区明确区分开，40余平的接待室里，一排桌子上摞满了各样资料。窗口处大概坐了3个女孩，看起来都比较年轻，杨柳把我引进一个小型会议室，密密麻麻堆积的各样档案袋有些已经打开，有些还没整理，“实在抱歉，我们这有些乱，最近忙着汇总，还得梳理档案，事情实在是比较多。”
也许从摊开的各样看似凌乱但又“乱中有序”的会议桌上，就可以大致了解到同杨柳一样的“社区工作者”们的工作状态，“你会往往模糊掉这个边界，没有绝对的生活，也没有绝对的工作，疫情后，这种状况更明显了，就算是回家，也不过是换了个地方工作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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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柳的通勤靠一辆电动车，不止杨柳，“干社区工作的，几乎是标配吧，每个人都有一辆。”灵活的电动车不仅利于上下班，更适合“做工作交通工具用，方便快捷，还能进各种小巷子，以最快的速度到达问题发生的地方。以前光靠腿跑，每天步数没下过2万的，现在聪明了，但你如果仔细看，干我们这行的，几乎很少有胖的人，运动量很大啊，天天四处跑呢，晚上回家，小腿肚子都是硬的。“
疫情的到来让原本工作强度就不轻的社区人面临了更大的压力，在这样的处境下，社区开始招聘大量的年轻人，“很多活都是体力活，原本大家以为的退休大妈只能做志愿补充，顶事的几乎都是80后，要不我们说在社区，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骡子用呢，遇见能招录进来个男的，真的是非常香饽饽的存在。”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的副教授王德福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当城市管理要求要像绣花一样精细，尤其要求在居住小区落地，社区承担了越来越多的职能，但它的治理资源仍然处在有限的状态，因此它很难适应。
费心考进社区的人，有人坚持了3天，有人坚持了3个月，也有人一直坚持，杨柳说到”我很理解那些干了几天就离职的人，因为这几年，真的要忙疯了，而那些关于网上的吐槽也全是真的，活多钱少麻烦多，但干了这么久，我又希望大家不要带着盲目的，一窝蜂的涌入，而是真的了解清楚，想明白了再说，毕竟社区工作缺口真的很大，而费尽心思考入之后工作俩月再离职，就连补充都没有机会了，只能再等一年，但这对我们这些已经在岗位上的人来说，真的很消耗。”
参与社区工作的，大都是女性，这是一个不用过多言说的事实，受工作性质和薪资结构的影响，很少有男性愿意沉下心来进入社区工作。“这确实是一眼就能望到头的类型，但希望靠3000左右的薪资来养家糊口，那也实在是有些困难了。真诚的讲，我不会希望自己的孩子也做这行。”
这个月，不仅是*党**山，包括杨柳，几乎所有社区工作同事们的工作重心都在防疫。她们要做的不仅是组织全市每周至少一次的大规模核酸采样，检测，包括摸排打电话，汇总数据的上传下达。
每当从区疾控中心接到有关密接、次密接、入境人员、“时空伴随者”、高中风险地区经过者、需要集中隔离或居家隔离的人员通知时，社区工作者都需要实时跟进“管控对象”的状态：督促他们按照要求时间频次发核酸报告，给居家隔离人员买菜，带卫生服务中心人员上门给相关人员做核酸，或是亲眼看着次密接和密接坐上转去集中隔离的救护车。举行集体核酸检查时，卫生服务中心的人还会要求社区派工作人员负责核验身份证、发放核酸样本信息贴纸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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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这条链上从开始到结束没有一个环节可以逃过。”
不过，对杨柳而言，现在最困扰她的问题是，她有时候会恍惚这份工作的意义所在，尽管支撑自己的有些许的理想主义，“但每逢遇到委屈和不满，无法解释的时候，还是很无奈，那种无力感真的很折磨人，你面对一些上面和下面，就是处在夹板的中间，而且有些话实在不好说，但干这份工作里，面包和鲜花到底哪个更重要却还是最多的问题。”
妮子告诉我，“能坚持下来的，真的都是带一股劲的，想着要做些什么，人活着，也不能只看物质吧，当然，如果有更好的选择谁又不想去呢。”
更好的选择，对于大批量进入社区工作的人来说，无疑不是考公或考编，“不能否认，很多人都是骑驴找马，还是机会渺茫，但又没法允许自己完全脱产，那就先试着进一个相对靠近想象职位的地方试一试，考编更多是一种象征意义，人心里没点希望又怎么能坚持下去呢。”
站在外人的角度，有时候你很难共情或理解那些支撑他们的东西是什么，只是你会不由自主的发现他们身上一些共同的特点或品质，比如讲话统一很大声，快速，每个人行事风格都是绝对的雷厉风行，以及一种身上传达出的绝对的服从和执行。
而这，或许也是维持这个治理体系能够运转下去的最重要的东西。
关于西安社工招考的公告已经发布完毕，在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下，越来越多人把对于职业的选择框定在了一切和“政府机构”有关的项目上，有人估算，今年仅报考社工岗位的，至少上万人。
网络上活泛着各样人讲述自己的“入面经验”，但那些入职尘埃落定的狂喜会立马随着节奏的加快和工作压力的繁琐被冲的烟消云散。
有人后悔，有人仍在咬牙，妮子时还记得因为疫情缘故，被不停推迟的考试终于敲下准确时间那天的心情，“感觉可算看到点眉目了，心里充满希望。”
■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作者 | 汤加 | 贞观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