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诗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此诗告诫人们，人品真伪要经过时间检验，从整个历史去衡量、去判断，而不能只根据一时一事的片面现象下结论，否则就会把周公当成篡权者，把王莽当成谦恭的君子了。人品真伪，须要恶而知其美，好而知其恶。
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少子。有圣德，辅其兄武王伐商，定了周家八百年天下。武王病，周公为册文告天，愿以身代。藏其册于金匮，无人知之。以后武王崩，太子成王年幼，周公抱成王于膝，以朝诸候。有庶兄管叔、蔡叔将谋不轨，心忌周公，反布散流言，说周公欺侮幼主，不久篡位。成王疑之。周公辞了相位，避居东国，心怀恐惧。一日，天降大风疾雷，击开金匮，成王见了册文，方知周公之忠，迎归相位，诛了管叔、蔡叔，周室危而复安。周公制作礼乐制度，以宗法维系封建制度的运作，开创了华夏文明时代。成王13岁，周公摄政，成王20岁，周公还政于王。史家称“成康之际，天下安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周公成就了“成康之治”。假如管叔、蔡叔流言方起，说周公有反叛之心，周公一病而亡，金匮之文未开，成王之疑未释，谁人与他分辨？后世不就会把好人当做恶人？
王莽，字巨君，乃西汉平帝之舅。为人奸诈。自恃椒房宠势，相国威权，阴有篡汉之意。恐人心不服，乃折节谦恭，尊礼贤士，假行公道，虚张功业。王莽为表其忠义和不徇私情，曾以“首谋”罪名，令长子服毒自尽，又因次子杀害奴隶，令其自我了断。天下郡县称莽功德者，共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然而，“风评”甚高的王莽，在权势炙手可热后，便毒杀了平帝，彻底暴露了自己的虚假面目和巨大野心。王莽自立为君，改国号曰新，一十八年。直至南阳刘文叔起兵复汉，被诛。假如王莽早死了十八年，不就是一个仁德动天、万古流芳的宰相吗？不就把恶人当做好人了吗？
古人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又道：“盖棺论始定。”不可以一时之誉，断其为君子，亦不可以一时之谤，断其为小人。看问题要客观全面，客观就是唯物论，全面就是辩证法。
文天祥以忠烈名传后世，与陆秀夫、张世杰被称为“宋末三杰”。文天祥把忠孝名节看作比生命还重要，在国家灭亡，连皇帝都已向忽必烈俯首称臣，恢复中原毫无希望的情况下，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无论是污秽而昏暗的囚禁生活，还是许以*官高**厚禄的劝降，都不能改变其崇高的民族气节。文天祥宁死不降！忽必烈百思不得其解，还是文天祥的绝命诗给出了答案：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星移斗转至满清入侵中原，皇太极也与忽必烈一样纠结于同一个问题，他曾问汉人谋士范文程：“我见中原名将多矣，只要战败势劣，大多倒戈投降，而那些文臣儒士，却多不为所屈，杀身报国，此和原因？”范文程答曰：“文臣读圣贤书，忠孝名节，皆其平身所学，所以才危而忘身，一心赴国难，此乃国家养士之报。”
然而，文天祥也差点因返乡遁入道观而招致流言蜚语。
为了搜罗治国之才与缓和蒙汉矛盾，忽必烈遍访大臣，多数汉人降臣仍推荐尚在囚禁中的文天祥。文天祥表示：“*国亡**之后，我只欠一死。倘若新朝存宽容之心，使我能以道士身份返归家乡，我当可以考虑。如此，他日也可以放外之人的身份得备顾问。如果我现在做元朝的官，平生德业，皆一丝无存，新朝又怎能容下我这种反复之人。”
有人认为，南宋已亡，复国无望，如果忽必烈开恩准许文天祥以放外之身存于世间，文天祥既没有变节，亦保全了性命，无可厚非。这或许是文天祥真实意思的表达。也有人认为，文天祥是动了以道士身份回乡重新组织抗元大业的念头，但在形式上，他坚持原则，决意不搞假降真叛那一套。可是，道士可以表明中立不倚，顾问却有政治倾向，如果文天祥没有后来的表现，谁敢肯定说他不会招致流言蜚语呢？事实上，熟谙“良禽择木”之学的贰臣王积翁就相信了文天祥的一席话，朝会上，他联合十名宋朝降官上奏，请忽必烈允许释放文天祥归乡，并允许他为道士。汉奸留梦炎深知文天祥的人品和气节，知事有蹊跷，闻奏连忙出班，奏称：“文天祥得释，必定在江南搞恢复宋国的大事，到时，置吾十人于何地！”
忽必烈深觉有理，便暂时压下释放文天祥的事情。隔了一段，忽必烈觉得文天祥始终不屈，敬佩他的人品，便又想释放他，想依此成就元朝不杀忠臣的“美名”。朝议时，曾在江西与文天祥打过仗的宰臣麦术丁坚执不可，认为放文天祥就等于放虎归山。
此前，宋恭帝以及元朝诸多官员都曾劝文天祥降元，但文天祥大义凛然，宁死不屈，浩然正气充溢天地之间。
忽必烈实在不想放弃忠诚而贤能的文天祥，便亲自劝降，说：“汝以事宋之心事我，当以汝为宰相。”文天祥虽被卫士用金棍击伤膝骨，仍泰然处之，昂首挺立，答曰：“一死之外，无可为者。”忽必烈叹息，仍旧不忍心下令杀文天祥，令卫士押解回狱。朝廷之上的蒙、汉各色官员皆纷纷上奏，劝说忽必烈把文天祥杀掉，以绝后患。忽必烈再三思虑终于同意。1283年1月9日，文天祥在大都柴市从容就义，时年47岁。
假设忽必烈依文天祥言，不顾众臣反对，放文天祥回乡遁入道观，一时必会招来流言蜚语，因为当时很多人未必真正了解文天祥的内心活动，各种猜疑不可避免。岂知以文天祥的品格和信仰，绝不会蛰伏苟安。元朝的丞相孛罗曾嘲讽文天祥说：“既知其不可，又何必为之？”文天祥泪水湿襟：“譬如父母有疾，虽不可治疗，但无不下药之理。吾已尽心尽力，国亡，乃天命也。今日我文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文天祥所谓“道士”“顾问”云云，是为了迷惑忽必烈，以争取组织力量抗元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