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星期天文学社（1833）
恐怕没有人不知道柏林星期天文学社，还有它的竞争对手星期三文学社吧？你至少应该还没有忘记，星期天文学社于四五年前在柏林成立，组织者名叫萨菲尔。该社的名字之所以如此特别，是为了之所以起这个名字是为了和星期天撇开关系，让后世因为这个社团的神秘感去猜测，从而引起对其的关注，正如威廉姆·阿历克斯是这个组织狂热的爱好者，他曾经为这个社团捐赠了很多钱财。萨菲尔成立的这个组织很快壮大了起来。不过他的学生和仰慕者的数量几乎和敌人一样多。萨菲尔认为，幽默是不需要习得的技能，天马行空的想象可以填补所有的空白，一个人是否有天赋，你在学历证书上是看不出来的。这些就是你能成为一名作家的信号，这个萌芽先从被对手打掉牙齿的牙床上萌发出来，最后再归入他的旗下。
那些在马路上叫卖的丝绸贩子，不去仔细称量自己的货物，而是用心的在推敲萨菲尔所著的书中的诗歌韵脚、哑谜、字谜和谜语。法院的陪审员把离婚法令、诱奸法和打架斗殴法工整地抄写下来，在贝伦街的文学研讨会上与其他人激烈讨论，即便是这样，他们也是十分受欢迎的。在萨维尼学潘德克登法学的大学生们会进行幽默的旅行，用他们的作品装满“邮政快递”和“信使”的邮袋，从而形成了举世闻名的邮政署文学社。彼时的犹太人也已经成功举办了诗歌节，只有这样，才能不辜负他们那些天生优质的文学细胞，除此之外，他们还在犹太教救世主的庇佑下，竭尽全力学习一些文学技巧。那个时候是文学社的黄金期，获得了很多成果，也吸引了很多的捐赠。之后，我的朋友哥廷恩也曾经担当过文学社的负责人。还有一个文学社，也想成为流行的风向标。这个文学社是从萨菲尔文学社中分离出来的，因此他们并不喜欢别人说他们与星期天文学社源自同门，属于同一流派。本段一开始提到的这两个组织 [“蔷薇与藤蔓。小说，诗歌的配图和谢拉皮翁兄弟的讽刺小品。”] 有一个共同的副标题注解“星期天文学社档案馆捐赠”，除此之外，它们还给出了文学社过去是什么样的、现在是什么样的以及将来可以向何处发展的标准。
20位文学家在这里交流了他们的感悟、想法、见解和灵感。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有自己的表达方式。该用什么顺序来发奖呢，按照姓氏？那就会把叫路德维希·施耐德和路德维希·立博的两个人放在一起，当然，他们两个也刚好是自愿的，因为他们最近才被授予了同样的两块功绩勋章。路德维希·施耐德（auch Both genannt），著有《保家卫国的信条》一书，我想说的是，路德维希·立博，从“我的自白”出发。确实，像大家说的一样，所有的一切都很是详尽，我满足于展示，这两位所写的都是些老生常谈、毫无新意的，都是从海因里希·施密特、费舍尔和施耐德处借鉴过来的。1832年，费舍尔在新年歌里面是这样说的：
一年又过去了！想在书里找回时间无疑是白费力气！
时间有多廉价，人们问作者，如果书中没有时间，那么还有些什么？有很多这样的可笑问题。威廉姆·乔治的“讽刺故事”之所以能引大家发笑，是因为它们的内容出奇的无聊。读者们会听到：“根据以往的经验，狂热爱好者往往蠢到家，但是蠢到家的人却从不痴迷。因此，我们可以说，热情是狂热爱好者的专属特点，就连蠢货也理解不了。”。这简直太在糟糕了！“这些粗暴的污蔑大多是针对那些高尚理想的。”我很有兴趣，如果John Bull能够实现第二句歌词，我愿意去让第一句歌词成为现实。“暴民的幽默与未加工过的铁很相似，需要在上面涂上抛光剂，才能让表面闪光。”。“乔治先生，您总不会自己嘲笑自己吧？”想要让自己变滑稽，这种尝试本身就很滑稽，会让您变成傻瓜的。哈！这就够了。
斯密特先生有着丰富的想象力，这些想象力成就了他的荣誉。现在的短篇小说连当时的平均水平都赶不上。
2. 以松柏祭夏洛特·施蒂格里茨[1]（1835）
走出你的蜗居，你这名为“民众”的德国乌合之众！走出你软弱无能的暧昧，你这皮肤褶皱的阉人！你们以健康的、红颊的、微笑的理智承载道德与自豪，意欲何为？你们耸起肩膀、你们谨小慎微。你们道德散漫，乐于思索世界历史中的重大问题，并因自己是大型管风琴的最小音管而骄傲，你们有何作为？你们的基本原则已然腐朽，因为你们并未在历史的土地上树起燃烧的尖锐围栏。你们必将感到颤抖，倘若你们一直以来的自我牺牲——不论目的是否是为了事物的秩序——在现在及未来都极其微小，不停坍缩，无足轻重，仅会成为万千众生之一！你们感到惊恐，仍有人进行灵魂的自我审判，流淌血汗在精神中秘密筑起高楼，宁愿埋骨于自身的废墟也不愿就此为世界所吞噬，如同人们在街巷、学校、教堂、对话中向你们提出的那样！自从年轻的耶路撒冷之死和桑德谋杀案[2]之后，德国也没有什么比诗人海因里希·施蒂格里茨的夫人之死更令人震动的事件了。倘若谁有歌德的才华，并能容忍被人指摘模仿歌德，此时便可写就一篇同《少年维特之烦恼》比肩的不朽佳作。因为现在四处蔓延的正是当今的文化状况，可是其上耸起的坟头却又如此具有独创性，即便诗人的狂想也结不出更栩栩如生的果实。
有位牧师在这妇人冬日的坟前诅咒她的所作所为。这是他的职责。可是我们并非皆领受过神职，未曾在十字架前发誓，人们却还是能在周围听到各种嗡嗡低语，说她神志极度错乱、神经衰弱、听信邪门歪道，但凡有一点忍耐力的人都自豪地拍打着胸脯，机灵地把自己的内里翻出来，为了展示他们十分健康、毫不纠结、完美无瑕：他们还笑着展出他们在哥达从阿诺德的枢密院拿来的地籍，胆小却又无畏的哲学家则信奉古老的德行准则，认为自杀表露了最大的懦弱。只有少数人认为这里上演了一出宏大的文化悲剧，在那对我们这一时代之痛苦了然于胸的精神的审判面前，本剧的女主角在最后一刻会被宣告为神志健全。此处根本不予审判，仅有宣告。
这悲剧一幕的第一主题也正是爱情，因为这位高贵的夫人带给她丈夫的是一种牺牲。然而这爱情是充实的、饱满的；这爱情以伟大的现实温暖自己，而唯一能使男人幸福的便是这种爱情。那并不是一种惯常的、因习惯的纽带而延续的喜爱，多数女人最终都将这种喜爱投向了子女的实际生活，由此而发，以一种微弱而忠诚的火焰环绕着男人。它更不是那种自私的对美的爱，在寻得崇敬的地方仅愿献身于自己，此处呈现的则是爱情最崇高的理想，一种客观的，理由充分的，根深蒂固的爱情；一种以事实为根基，纽带两端达成共识的，基于同一种世界观，于彼此均显充足，基于成长与认知的生活原则的爱情。这种爱情是圆满的，有翔实的细节。双方并立，一方无需为另一方负责。亲吻与拥抱通过思想达成。此处等待的是理智的柏拉图主义：而我相信，只有当各地的爱情统统重拾这种理想的特质之时——甚至40年前尚有这种理想的状态——本世纪的青年男子才能更加幸福。
夏洛特自杀之前读了拉荷[3]的信。拉荷绝不可能做出令她的丈夫如此伤心的事，因为她不愿落得和夏洛特一样的下场；她仅是投身于辩证法的领域，那种不从与生俱来的角度看待事物的享乐：拉荷同莱辛一样，更喜欢真理对真理本身的追求。夏洛特不喜这种思想的隐忍：她并非拉荷那种轻浮之辈，普鲁士国家的米哈博家族（Mirabeaus）及卡提丽娜家族（Catilina）曾拜服在其脚下，1806年期间也为这种轻浮之风所左右。拉荷是否定，是明亮的火焰，是怀疑主义，全然是思想。她并不考虑这思想是如何产生的，而是投身其中，将其打碎成许多思想的碎片，而这些碎片往往富于独创性，并且具有三分之一真实的面貌。拉荷在思想之间周旋：她并非具有行动力的女人，怎可能教说自己自杀！夏洛特是立场，充满诗意，具有信念，全然是灵魂。她在时间与事实的巨大思想之前躬身，她的精神仅仅开于这些思想可被排序的时候。夏洛特是体系：因为她不能将时间所带来的一切事物组合起来（我们能如此吗？），便仅有她宏伟的、强大的、天神般的意志留存下来。即使没有拉荷，夏洛特也会死。然而这一切是如何、为何达到这种高度的，只有通过海因里希·施蒂格里茨才能理解，因为我们已经说过，此事除去爱情别无其它。
海因里希·施蒂格里茨，人们看到他身穿棕色长袍，头戴黑色礼帽，以盘算好的骄傲姿势大步流星地走出，集柏林人十年以前便乐于自居的特征为一身。他喜爱黑格尔、歌德、希腊、语文学、普鲁士历史以及德意志的自由、俄罗斯的自然生活、波兰的活力，一切相互混杂的同时他还要在柏林的国家图书书馆同仆人与女佣打交道，他们要为这位先生拿来借阅的书籍，他将其写在登记簿上。天空、大地与地狱在此十分相近。哪里是统一？哪里是目的与终点？施蒂格里茨作诗；人们不愿承认他的创意。德国的一切都如此枯燥、如此忧郁：一切都变成了审美问题，在重建的过程中，精神由于人生或个人倾向的原因也仅仅成为了一种混乱、一种声响，施蒂格里茨认为这是决然矛盾的。他便是这样迷失的，这位同回教徒来往，高踞亚洲山脊，与蓝眼睛为敌的人！他的理想被玷污了，门采尔[4]让他吃了闭门羹，因为他没有原创性。七月革命爆发，将他的缪斯和他的思想一同逮捕。于是他写出了被第二帝国（Tiers parti）奉为神作的《一个德国人的歌谣》（Lieder eines Deutschen），然而第二帝国的代表以及门采尔又都不认可这首诗。出路何在？施蒂格里茨喜爱歌德的诗，喜爱自由，却找不到桥梁。他感到与自己供职其中的联邦体系格格不入；因为世界的问题进入了他敏感的心灵。然而即使在这一问题上，一切也都应当仅仅是*党**派的意见、事实和文章。自由是缺乏美的吗？人们不能再像从前那样作为诗人、作为国家的骄傲，像过去一样被榴弹兵所传唱了吗？哎，这位不幸的诗人在他的绝望中渐行渐远。他坐在夜晚的灯光下，街巷的静谧中，他面前白色的纸张如同不朽的尸衣，渴望着不朽的词句。夏洛特在隔壁不时弹起钢琴。诗人在哭泣。除了这颤抖的乐音所构建起的天梯以外，他还能见到另一条通往天堂的阶梯吗？真理何在？光明、生命、自由何在？成为一位伟大诗人所需要的一切何在？但丁那种正直的、深切的、吉伯林式[5]的恨意何在？并不是我们用我们与自然疏远了的心灵的奇怪冰壳影响我们这一时代不幸的孩子们的那种恨意。米尔顿的盲瞍何在？荷马的乞杖何在？拜伦那种由自身的轻浮和对天堂的打水漂一样的复仇所造就的境况？真理与伟大的、尖锐的、不幸的人生何在？啊，一切都只不过是谎言，耀眼的日光，丰盈的收获和熟人令人生厌的拜访。可怜的海因里希因麻风病而倒下，那位为他自我牺牲的梅耶尔（Meyer）家族的女儿何在？我的这些字句是诚恳的，我感受到了他内心的悲惨现实。他表达了我们诗性的青年时代的痛苦，依照早熟的民众思想，集结起来排成队列，歌颂世界历史谱写的诗篇。至少我是这样感觉的：也许施蒂格里茨有其他的想法。他想的也许是他的诗歌，并从现实之中抽离出来；他想的也许是文学史之中的地位，并且惊讶于荷马、维吉尔、阿里奥斯托、彼得拉克在他们的时代如何能有这诸多建树；他想的也许只是在各个时代诗意地表达自己而又不受时代所限的那种人格：他认为一个人若想作出原创的诗歌、写出宏伟的戏剧、吸引步卒的兴趣，能为士兵所津津乐道，就必须拥有命运一般的大型人物设定；渴望一场可以让他的内心发生变革的事件。
若是指责施蒂格里茨将他的夫人卷入了这场漩涡，那便是愚蠢的。她一定知道是什么事他眉头紧皱，并一定也分享了那侵蚀着他生命的东西。她站在高处领会他的苦难。她大概感到她的丈夫缺乏激发灵感的人物设定。姨母们平日里说些闲言碎语，禁止她们的侄女接近所谓的美学家、文学鬼才、政治领袖、更大更爱国的城市的市侩，让她们的女儿忙于正式与青年恋爱，建议每一位做学问的男人不要娶妻，为了亲爱的孩子、面包甚至诗歌本身，她们若没有小市民的谨慎和寡妇的恤金似乎会过得更好；夏洛特的内心并没有如此贫瘠。亲爱的爱唠叨的牌友们谦虚的夫人们，你们是完全错误的，施蒂格里茨博士夫人——那位值得哀叹的人儿——做出自我了解并不是为了让她的丈夫获得安宁，不再费心四周一次的洗衣，不再操心：我们吃什么？我们喝什么？那骄傲的灵魂想的不是这些。她给予丈夫的并非安宁，而是绝望。她将自己作为祭品，并不是为了治愈他，而是为了将他投入真正的深沉的病痛。她想要给他的忧郁一个明晃晃的、血淋淋的、令人惊叫的原因。她想将他从谎言面前解救出来，把年轻的、充满魅力的自己在冬日之中献祭给死亡，于春日的希望无动于衷，虽知命运女神的引线还长，却将其抛弃，准备好命定之日以前很久很久便去试探死亡的可怕秘密，抛弃未来可能摆在她面前的各种欢乐和美丽。
行为完成。坟墓静谧，覆满白雪。好奇者得到了满足。人们的结论呢？你们没有：我们全都没有。海因里希·施蒂格里茨呢？可怜的幸存者！你是不幸的未亡人。然而你的不幸超越了你！你同它并不在同一高度！你要怎么做呢？歌颂这伟大的壮举？要知道，你面前的是死亡的祭礼，但丁也许并不需要这种刺激；歌德则完全不需要。你若想战胜事实，将它融入你的血液并纳入你的思想之中，就必须像但丁和歌德一样伟大。你要公然从爱情给你秘密带来的祭品身上汲取力量吗？我恳求你，不要把你诗句的危险带给你感受到的强大的痛苦！整件事情中有太多的耻辱，无法以喜剧收场。真的，此处不再存在诗歌；主题动机与人物设定比其上可能建立的事物更加伟大。此时上演不寻常之事的不再是世界，而是四面墙的狭窄空间，三面墙的舞台；因为这是一出悲剧。然而悲剧尚未落幕。诗歌不能使其圆满。
[1] 夏洛特·施蒂格里茨（Charlotte Stieglitz），十九世纪德国作家，诗人海因里希·施蒂格里茨（Heinrich Stieglitz）的妻子。海因里希因怀才不遇而郁郁寡欢，夏洛特希望以自己的死亡换来海因里希灵魂的重生，因此自杀。
[2] 1819年3月23日，德国学生卡尔·路德维希·桑德（Karl Ludwig Sand）行刺德国剧作家奥古斯特·冯·科策布（August von Kotzebue），后者被视作“叛国者”和“人民的欺骗者“。桑德因此被判死刑，亦因此被日耳曼国家主义者视为烈士。
[3] 拉荷·冯·恩梓（Rahel von Ense）：十九世纪德国作家，同夏洛特交好。
[4] 门采尔：（1815年12月8日－1905年2月9日）是德国油画家和版画家）
[5] 吉伯林派（Ghibellinen）皇帝派，与归尔甫派（教皇派）同指位于中世纪意大利中部和北部分别支持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派别。12和13世纪双方的分裂在意大利城邦历史上对其邦内政策起到重要影响。
3. 贝蒂娜的评论[1](1843)
Nil divini a me alienum puto（神性之物于我皆非陌生）
正如同人们午饭过后因为吃了腌制的菜肴而感到口干舌燥，生出一种几乎难以忍受的干渴，便把一口最纯粹的、最解渴的泉水灌进干得冒烟的喉咙，满怀渴望地舒展湿润的肺叶来呼吸一样，贝蒂娜的新书也是如此解渴，如此令人耳目一新。她文风优美，她惯用的表达方式生出奇妙绝伦、精雕细琢的花朵，这位优雅的女魔术师此次给我们带来的并不是令人着迷的五光十色的刺激，向我们展示幻想中的玫瑰之光里的世界；并不是南方的葡萄汁液，其中洋溢着东方花朵的香气或者以童话世界中碾碎的珍珠作为佐料；这次是从健康理性的水塔中流出的纯净的、清冽的泉水，纯净水晶般明亮的自然山泉的滋润。这伟*庄大**严、思路清晰、思想鲜活的书，是多么可口的点心！当今的哲学为我们呈上这么多洒满千般佐料的菜肴之后，我们的现代文学为我们奉上每日盐渍的鲱鱼之后，我们市侩般的思维方式、写作方式、阅读方式和生活方式献上的陈腐酸菜之后，端上来了一本这样的书！这样一杯来自山间的清泉，满满一杯，千万滴岩石的清冽叩击着内心！所有你们这些现代的莱茵红酒诗人，嗓音洪亮的香槟歌者，你们作不出贝蒂娜呈献的点心和冷饮，活力和强盛，祝酒昔日，鼓舞未来！
这位神奇的女士新近写就的国王之书并不是那种如同秋叶般舞动一时，便在积雪下被人遗忘的书，这本书作为一项事件，一桩作为，远远超越了一本书的概念。《国王的书》属于世界。它是历史的一部分，就像但丁的《神曲》、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就像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它说出的事情未曾有人说出口过，可是由于千百万人都感受到了这些事情，便不得不说出来。人们会争论这些事情，会取笑这将其说出的女人之口，人们在我们时代的日常事务以及通俗报刊中已然津津有味地在争论、在取笑了。然而此类事件还会带来强烈的后果。勇敢的施特劳斯的《耶稣传》正是如此。在向被阐明的真理低头之前，人们会首先为之震惊。
谁若还没读过这两卷小书，谁若还犹豫，这样一本不能像小说那样一口闷，而是像学生们所说“众所周知七口干”[2]，必须慢慢吸收的书是否会有趣，那么下面的解释会有用的：这本奇书的确完全对得起它的波斯书名。这书名并不装模作样。这本书的确属于国王，并且必须叫这个名字，不能另取它名。它是一封信，一封公开信，写给国王并且是直接写给腓特烈·威廉四世[3]。它是一份时代的演说，出自女人的之口，由一位无畏的女预言家撰写，因此上面覆盖着上千个男人的签名，因为贝蒂娜在此仅是集体意见的喉舌，这位勇敢的带头发言者是一位圣女贞德，并非用双臂而是用热情，用信念想要拯救祖国。不论哪个男人说出这些话，都会被投入铁窗囚牢，只能由一位女人说出，真是令人悲伤。在这天时地利人和之处，在这场巧合中，人们因为她“古怪的”天才和社会地位而侧目，她站出来发表一份对于我们当今政体的批判，对于宗教和社会的批判，此前上千人亦有此意，却从未有人如此坚决、如此英勇、怀抱如此改革之心地说出来，这其中自有天意。一位天使以火焰之剑化解了这场恼人的时代之争。你们退缩着，垒起一摞摞的书籍，说着一串串的诅咒，而一个女人身上显现出了灵感的力量，天启的力量，她并不想跻身教授之列，获得荣耀和凡俗的称赞；这信念的热度，如同火焰风暴席卷大地，既不能被削弱也不能被熄灭。诗歌用自由的手帕向这里招呼；诗歌向来是一位骑士，一切闹剧在它面前都会烟消云散。
贝蒂娜属于那种既像鸽子般纯洁，又像蛇一样聪敏的人。她首先并没有向普鲁士的国王发话，她反而描述了他的政治、他参谋们的政治，她如实描绘了一位大臣，却以与她的诗歌和“礼仪”相称的方式，将论战藏在预言的外衣之下。她说的看上去是公元7年看上去是美茵河畔法兰克福，看上去是拿破仑，并让歌德的母亲顾问夫人[4]代替她讲述。那些感情脆弱的人和伪善的人总想将事件和个人区分开来，并总是抱怨“不够谨慎”，当他们看到，如此惊天动地的思想可以被加在安眠于这神圣的基督土地上的法兰克福公墓中的顾问夫人身上的时候，便会感到十分可怕。这思想是贝蒂娜借她之口说出的。谁若曾做过施莱尔马赫的门徒，谁就会知道苏格拉底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充当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同样写过苏格拉底的色诺芬，喜欢仅仅让这位引人入胜的讲师仅仅说些他实际说过的内容，柏拉图却让苏格拉底成为了一种概念，一种诗性的人格，正如戏剧家笔下的人物。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依照柏拉图的意愿讲话。而苏格拉底无须为此在阴间迁怒于柏拉图。父亲要对儿子负责，国家要对国民负责（贝蒂娜尤其乐于行使这一义务），教师要对学生负责。伟大人物的天才影响深远，并且以他们精神产物的形式继续存在着。同苏格拉底一样，顾问夫人内在的精灵，那崇高的神圣性和突然的神启，也正是如此，并未随她消散遗失，而是凭借灵性的翅膀环绕她的儿子沃尔夫冈，现在又环绕着贝蒂娜，贝蒂娜可以斗胆在当今之妄念的鬼魂当中召唤这位夫人勇敢的英灵，让她像讨论神父施坦恩（Pfarrer Stein）和市长冯·荷茨豪森（von Holzhaussen）那样，讨论格林兄弟、讨论兰克[5]、讨论洪堡。
这本国王之书的第一卷致力于宗教，第二卷致力于国家，两卷中的论证方式都属于原始的激进主义。一个千年以来被偏见、谎言和幻梦所束缚的灵魂，被千般自欺和思想无能的忧虑所压制的精神，仿佛从此站了起来，如同天马珀伽索斯一般挣脱羁绊，用带有翅膀的四蹄飞向太阳之马的轨道。贝蒂娜如同粉红色手指的伊奥斯[6]播撒着晨曦。她勇敢的手中拿着新律法的石板，这些石板尚且是空的，然而上面所写的不会有一字谎言，她以口中呼吸所吹散的字迹也不可能再次被写上。她给出的是负面否定，但是负面否定之中有自由的人类精神之最圆满的积极意义。这种自由并非是现世的。她本身并没有痴心妄想的欲求，却并不满足，她是斗争的、作战的自由精神，希腊式的自由，在角力学校中，在学术界中，在奥林匹克竞技中证明自己。这自由也有所建树，却并非黑暗森林中无光的祈祷室，而是自由翱翔的瞭望塔，是清风吹拂的山巅的神殿。这耀眼的艺术穿过山谷和密林，并非走向无目的、荒凉的平庸，而是走向一处升华的、崇高的平原，走向一种无所不包的蓝图，囊括神的庄严与人的福祉。这篇以至高的、大师般的风格写就的论战是保护性的；因为还有什么比自然、理智与自由的精神更加值得保留呢！
我们时代那种典型的、领薪俸的、末世的、述说祝福的神学会因为第一卷书而撕扯下她的黑色长袍，痛呼三声。从基督教的观点看来，这第一卷书基于一种绝对的信仰无能。贝蒂娜在此处不允许理智和教义有任何交集。再也没有任何谜样的眨眼，带着生活阴暗面那种神秘的可能性，再没有阐释，没有寓言，仅有一个简单的问题：酒能否变成水，水能否变成酒？人们不会说贝蒂娜通过这种对基督教的彻底否认，将现代世界的前提完全消除了。对我们时代及其科学斗争投上一瞥，便可发现若是自由已经获得了无数的胜利，那么我们就只能在贝蒂娜已经铺就的道路的中途搭起茅屋和帐篷，更不要说凭借这一半路来建起教堂了。这本书的成就对于我们时代思想开放的神学能起到多少帮助，尚且不可估量。首先得来一场对敌人的野猎，让我们等待恶狼之谷的幽灵到来吧！
更加令人不安、起到更直接作用的是第二卷。人们将本书的这一部分称作是共产主义的。人们听说其中的内容，便为这奇怪的新词感到目瞪口呆：共产主义。倘若共产主义是最热忱的、燃烧的对人类的爱，那就可以期待共产主义会有许多的追随者了。
这第二卷书献给犯罪和*力武**。人们已经相信，贝蒂娜想将罪犯树立为烈士，并认为盗贼优于诚实的百姓。后者是幼稚的，前者是真实的。人们写了诸多关于监禁、罪犯和惩罚理论的书，人们也出资赞助行为矫正机构，可是在真正应有的政体——以我们时代的角度看来——之下仍然应当预期会有犯罪发生。现在我们若是相信人类天性的原善或者原罪，那么由于我们的教养和教育给了我们这样崇高的概念，而这个词被用于形容人类天性，我们便因此期待着奇迹的发生。我们为何极少实现这一奇迹？它们为何失败得如此频繁？我们平日里的胡来绝不够治愈愈发恶化的社会弊病。学校等等的古老竖琴十分不快，它不再能够引来炉边的狗，更别说能够令人着迷并将人类变成人类了。霍乱面前任何药物都束手无策。当时人们建立新的传染病院，新的隔离区，新的康复区域，不再保留旧物，平日里最瞧不起的家庭补救措施也被高看了。现在有一场道德上的霍乱：比如柏林每个冬天都有许多人死于道德霍乱，并不是偶发事件，而是十分普遍，以至于监狱都满员了。天啊，人们增加守夜人和宪兵的数量，市民聚集在一起构建防御工事。每个人都把自己和别人隔离开来，这个由孤立个体所构成的国家里的惹事人就变得于人无害了。为了不远未来的困境而设立这种政体的时候，人们就也得任其成立；然而若是将其实用价值提升到一种理论上的、持久的意义上，人们便会直接问，基督教的世界就是这样延续了一千八百多年的吗？没有当犯罪尚在襁褓中时就将其扼杀的办法吗？国家是否一直并且永远只是利己主义的一种聚合物，在其中仅有那些在摇篮中就已受到亲爱的命运之神微笑眷顾的诚实者、纯洁者和幸福者能够维系自身吗？
最近有一位牧师发表了一番关于一处受到众议纷纷的坟墓的神圣言谈。一位死于决斗的来自卡尔斯鲁厄的冯·格勒先生的尸体下葬了，这位牧师并没有责任像各路报刊那样奉承这具尸体，他却在谈论决斗的时候，说出了一番值得尊敬的话：若是想想，基督教义的温和精神对人性起到的作用尚如此之小，以至于无法避免任何事故或争吵的发生，他就得为基督教而感到脸红。他说：脸红！这位牧师，圣言的虔诚仆从，为其学说的作用之微小而脸红。公职人员大概也会为他所供职的国家而脸红，大臣大概会为他放在公文包中鸡毛蒜皮的小事而脸红，我们的法官大概也会为罪犯而脸红吧？不。顶多只有那位得处决违法者的可怜仆人会发抖。那么十九世纪被称作政治的还算什么呢？我们伟大的国家领导者们除了自己之外还维护何人呢？那种真正具有保护力量的、在一切事物面前为了人类而保卫人类的政体之光芒，怎能透过这种以官僚主义、敕令、禁令、同盟、队列、利益平衡所构成的政体而照射出来？当贝蒂娜涉足这一领域，她便挺身而出，成为了女先知，成为了预言家。她将这本书题献国王，直指国王，文中句读如此令人着迷，如此热烈而感人至深，以至于我们必须要说这封信是不朽的，却无法在现世中实现其意义。
谁要是想按照字面意思理解顾问夫人在第二卷书中的主张，那他就只能证明自己是个无聊的人。无聊的人都不理解幽默。然而这位勇敢的敌对者所提出的为反对犯罪而建立的道德改革的很大一部分都应当被理解为幽默。她并不真想让强盗头子当将军，让屠夫汉斯[7]作战斗领袖，而是以她扎眼的、独特的表达方式表达悲叹，悲叹那被犯罪行为所消耗的勇气、智慧和坚固的中心并未被用于崇高的、于民众福利有益的目的。这番证词的辩证半是规劝，半是嘲讽。它彻头彻尾是一种柏拉图-苏格拉底式的精神，为富于艺术性的对话赋予了生机，同时融合了远见与高翔的预言，那种苏格拉底式的讽刺，讥诮着将对手已被囚禁的鸟儿再次放飞，好让它在获得短暂的自由后再次将其捕获。《同法国喜鹊的对话》（Gespr?che mit einer franz?sischen Atzel）是以几乎泛着泡沫的过分讽刺写成的。这里的顾问夫人正是那飞走了的鸟儿。壁炉上黑色的鸟儿有聪明的眼睛，头上有活泼的皮冠，看起来仿佛是一位被施了法术的地狱使者。这个小贼像个卡布新 (Capuchin) 修士一样怒喝咒骂，它服侍的不是天堂，而是魔鬼。它希望整个世界都是魔鬼的，并且上上下下反反复复地抹黑上界的事物。有不少人会把这喜鹊的话当真，谴责它放肆的闲谈，说它*渎亵**了精神上及现世中的同胞之情。有人认为贝蒂娜灵魂异想天开的抒情诗十分幽默，为了喜鹊而作，并为之辩护，就仿佛在某一场会议上即使是蚱蜢也能找到代言人。倘若一只老鼠吞下了圣餐并上演了奇迹，那么魔鬼为什么就不能附在一只喜鹊身上？福音主义教会报刊针对这喜鹊发表的下一篇论战将会十分滑稽。
然而这部杰出的作品针对的是十分严肃的问题，不容以滑稽收场。它以最深的痛苦的七和弦作为结尾，它的结尾动人心魄，撕心裂肺，是悲剧性的。若是有人能够目注这柏林的福格特兰地区[8]贫穷的叙事，而不泪流成河，那他一定是铁石心肠。贝蒂娜展现了一位慈悲之人列出的清单，此人在受苦受难的柏林福格特兰地区走门串户，叩击门扉，进入屋中彻底去了解此处集中展现的那些苦涩的生活境况。说出了名姓，指出了门路，此处所有虚构都停止了。这里有上千人住在饥馑和苦难之中，睡在稻草上，随时准备着被驱逐、被赶到大街上，同白发垂髫一起，处于永恒的战斗中，要么就挨饿，要么就乞讨，或者出于绝望而偷盗，被警察捕猎，市里的贫困救济站本应是他们最亲近的官方保护伞，却抛弃了他们。每个感情丰富的心灵都要感谢贝蒂娜分享这幅图景。这幅画卷的每滴眼泪都会抵消那些尊贵的大人物的文学幻想；这些真实的，活生生的牟利罗[9]作品比任何理想中的变形都更加崇高。这些色彩中爬满了毒虫，然而这些色彩是真实的，而她将这本书题赠的那位君主，在阅读这段叙事的时候一定取消了一场宫廷舞会，一定将一场军事演习的闪闪发亮的、仅仅搅起尘埃的铠甲已经确定的预算削减了一半。因为此时刺入我们心灵的并不仅仅是贫穷，不，还有关于即使在这些人的绝望中也未曾消亡的美德的叙述，关于即使衣衫褴褛也秉持的对祖国和君主的宽容与忠诚的叙述。一位可怜的乞妇交出了她去世的丈夫在自由战争中获得的荣誉勋章（五个勋章）。这荣誉勋章一共给她换来了五个塔勒[10]（几乎还不足这勋章的表面价值），现在她在忍饥挨饿。当即使是这位勇敢的女人在这部作品中描写的崇高的胸怀博大的人物的戏剧人格——以牧师和市长的角色恰如其分地塑造出来——也会堕落的时候，人们不能相信这附加情节会了无痕迹地溜走。需要彻底重建的不仅只有柏林的穷人救济中心——这最不受人欢迎的居住机构之一——，还有更高层次的、囊括整个国家的体制，是的，我将其称作共产主义的问题：若要将人类从人类手中拯救出来，重新构建兄弟情谊的纽带，避免这孕育着不祥的、带有可怕威胁的未来，会发生什么？急需答复，并且这答案不论用语言、用救济都无法表达，必须只能在大刀阔斧的创新中实现。这位高尚的女人，她将这问题扔上了王座前的阶梯，扔上了免罪的群体的镶木地板，这群体由奢侈、耽于逸乐的懒惰和卓绝的无用的鼻子和僧侣的智慧组成，标榜辉煌贡献的野花花环戴谦逊地戴在她的头上，如同她曾经从浪漫的自然自然秘仪期间编织的最美丽花冠。
现在，所有感到被这本书攻击的人带着不安的期待注视着本书题赠的那人。努马·庞皮里乌斯[11]有他的厄革里亚，一位充满神秘感的女占卜师，她传授他智慧，他用这智慧将罗马从强盗国家提升为了井然有序的共和国。普鲁士的国王虽然不会让贝蒂娜做他的首席顾问，但是他通读了她的书稿，默许了本书的题赠，并且以千般避免监察的自由保护此书免受警察的*害迫**。因此德国和普鲁士可以特别怀有期待，此时一位热烈灵魂的强大口才，如同一位先知，以时代的名义在路上说出的话，即使不能点燃实干之火的鼓舞人心的火花，却也还是会在其中留下一阵温暖的躁动，施人以体贴和宽容。
[1] 贝蒂娜·冯·阿尼姆（Bettina von Arnim，1785—1859年），德国著名女作家，德国第二次浪漫主义的关键人物。其作品极具吸引力，充满独立和世俗精神，本文是对贝蒂娜《国王的书》（Dies Buch geh?rt dem K?nig）的评论。
[2] 有一篇关于喝啤酒的德*歌国**谣，其中有“‘那么亲爱的同志，请您决定几口喝完。’‘众所周知七口干。’”的桥段。
[3] 腓特烈·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 von Preu?en，1795年10月15日－1861年1月2日），霍亨索伦王朝的普鲁士国王，1840年至1861年在位。
[4] 卡特琳娜·伊丽莎白·歌德（Catharina Elisabeth Goethe），歌德的母亲，于1743被任命为国王顾问，因此有“顾问夫人（Frau Rat）”之称。
[5] 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年12月21日－1886年5月23日），十九世纪德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也是西方近代史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被誉为“近代史学之父”。
[6] 伊奥斯（Eos）：希腊神话中的黎明女神。
[7] 屠夫汉斯，德国强盗约翰-毕克列尔的绰号，在莱茵河两岸组织了德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盗窃活动之一。
[8] 柏林福格特兰地区，即Ackerstra?e，十九世纪被称为贫穷和利己主义的代名词，这一地区当时也叫做“柏林的撒哈拉沙漠”。
[9] 巴托洛梅·埃斯特万·牟利罗（Bartolomé Esteban Murillo，1618年1月1日－1682年4月3日[2] ），巴洛克时期西班牙画家。以街头顽童、卖花女孩和乞丐的肖像等等描绘当时日常生活景象的作品而闻名。
[10] 当时欧洲通行的一种银币。
[11] 努马·庞皮里乌斯（Numa Pompilius，前753年4月21日－前673年），罗马王政时期第二任国王。厄革里亚（Egeria），一位罗马早期历史中的传奇角色，努马·庞皮里乌斯的神圣配偶和指导者，她帮助建立和制定了古罗马的宗教机构及法律法规和礼仪。
4. 一部普鲁士小说（1849）
头脑聪慧并且为人所知拥戴民主的范妮·兰瓦尔德[1]写了一部小说（《路易·斐迪南亲王》[2]（Prinz Louis Ferdinand）），这篇小说将带给她成为忠君联盟一员的荣耀。我看到她燃着自由之火的胸前早已挂上了荣誉勋章，施利彭巴赫伯爵将会在全部柏林官员妇人和公职人员夫人的庆祝聚会上为她佩戴上这勋章。因为不论从官员夫人的角度看来这本传记小说多么有违礼节，有违对大人物或顶尖人物的忠实虔诚而应受谴责，那位谨慎的普鲁士联邦成员清楚地知道，老式的忠君主义礼仪已经不再值得推崇了。普鲁士之心的这种高贵的核心基础价值已经不能再像昔日那样是本能的直接流露了，当时腓特烈·威廉的政权还在宗族的束缚中沉睡，这种价值观如今必须被“传播”，混在新时代的语言中说出，并用时兴的德国银器紧紧焊住。范妮·兰瓦尔德实实在在地做到了这一点。现在人们倒是又能仰望那被称作亲王的光芒万丈的陨石了。人们倒是能证明，即使在那些领域也可以充满人性，值得爱戴，并被视为高贵。人们倒是最终为在手工匠人和农民中寻找诗歌的那种误入歧途的文学提供了彻底的反例。女伯爵哈恩[3]为诗歌拯救了贵族，第欧根尼质朴的女诗人范妮·兰瓦尔德则为诗歌又拯救了国王和君主。
我们在这三卷以熟练笔法写就的书中看到，它讲述了一位世纪之交的普鲁士的亲王，这位亲王受他时代的天才热情荼毒太深，想要将自己从腓特烈大帝陈旧的制度和观点以及将这些看作是普鲁士诸邦的智慧女神象征的人的手中解放出来，搞搞音乐，犯下不少罪过，过度*情纵**征杀，憎恨法兰西人及其共和国，不惜一切代价让“科西嘉人”感到普鲁士*器武**的寒光。当1806年的外交策略践行了他的意愿并且宣战时，他便在对他所热爱、却痛恨其自由主义的根本律法的国家（因为他周围都是法国人）打响的第一场战役中阵亡了。正是这位路易·斐迪南亲王，时常被作为一位英雄角色、一位急于建功立业的年轻的亚历山大[4]而称颂，人们大概可能认为他的一生值得瞩目，他的死亡感人至深。然而这盛名在仔细的审视下看起来如何呢？这位传记作者、这位诗人要怎样才能更加贴近这特别耀眼的事件真实的核心和本质呢？
我们承认，范妮·兰瓦尔德从妇人的角度十分真实地描绘了她的英雄主角。尽管他颇受非议，她却直接爱上了他。我认为她书中的这种倾向是最美好的。没有冷静的理性，没有任何推敲，没有任何或多或少的考量，她爱着这位亲王，就像拉荷·列文[5]爱着他一样。而正是这一点必然会让忠君联盟感到高兴，正是因此，施利彭巴赫伯爵才可以说：看看那里有一位民主人士，一位犹太女子，一位她的朋友西蒙和雅各比的原则的聪敏的拥护者，看那里一位三月的女英雄，在防御工事的时代中为普鲁士亲王建立起通向胜利的门户！这本书中的男女欢庆一位本来对人性并无贡献，却自视为霍亨索伦家族[6]的人的亲王的到来，就好像当我们的防御军团带着民主的鲜血染红的*刀刺**回到营房的时候，我们带着花环蜂拥上前，并且用忠君联盟的指控在火车站迎接他们一样！而此时一位民主人士在我们前头举着黑白的旗帜！一位贵族文学的敌人！这位我们不可战胜的艾达的对手！
范妮·兰瓦尔德会对施利彭巴赫伯爵——或者更会对让他说出这番话的我——大动肝火。我看到，她会驳斥她对一位普鲁士亲王的爱情和热忱的全部后果，我听到她会这样喊叫：你们这些小人物，难道就不让人追随内心的情感了吗？难道所有一切都该分成*党**派吗？难道就再也不能心怀兴趣，心怀爱戴去拥抱人类世界每个有意义的事件——它们现在发生在奥雅巴哈式的黑森林村庄或者乔治·桑式的《魔沼》中或者大臣宅邸和君主宫廷的镶木地板上——并且认可社会阶梯各级的美丽、真实和勤恳的事物了吗？范妮·兰瓦尔德这样想过。她想要描述这样一副岌岌可危的国家的图景，她相信，一个现在自以为不可战胜的现在可以斥责历史的明镜，她就在这现在中，在国家、社会、*队军**和城市中写就了石破天惊的文章，哪个时代倘若不知道这篇文章，就会因此折损它的骄傲和荣誉。她的作品在一些显著的方面具有论战倾向，鼓励她将一位君主的形象牢牢作为她文学创作的中心点，并因此回击那些指责，在这些指责面前她必须作为一位敏感的朴素民主人物。
不论如何，她被她的妇人之心给连累了。她受到瓦尔哈根·冯·恩梓[7]的影响，想要描绘那重要的时代，实际上，虽然迎着歌德《马克上的缪斯和优雅女神》的嘲笑，却还是将施莱格尔、根茨、费希特和拉荷和她的“圈子”同一位值得爱戴的、友好温和的王室亲王扯上了关系。特别是因为拉荷的缘故，她有兴趣在小说中将自己和她明显地混而为一。然而这种努力在她作品很多重要的方面都没有实现。相反，仿佛是一种艺术家的天性对她说，让她片段性地描绘那位亲王，将他置于前景之中。比如说她并没有通过一位卡尔·魏格曼式的人物来提升并支撑她的小说，而且并没有在她作品中间歇性地着重描写那些重要人物，而是把这些人本身作为情节的主角，并且写出了一部富于浪漫幻想的传记，而非小说。路易亲王总是位于中心。她捏造出一些情感让他表露出来，她让人物聚集在他周围，她让这些人表现得高贵、或者至少是充满意义的，然而他们倒大多只是些毫无教养的轻浮之辈。这位保兰·维瑟尔，一位优雅的柏林朝臣，给人的印象臭名昭著，在我们的编篡者笔下却显得如此相对有趣而充满价值，身披现代思想和成果丰富的情感的巨大而斑斓的遮羞布，以至于人们想想就会震惊：第欧根娜[8]会对这本书说什么？当贵族社会在这位夫人面前层层剥落的时候，当她自己片片撕碎装潢华丽的沙龙和闺房——五彩斑斓的爱情和丑闻在其中交织，洒满香水的便条在身穿条纹服的骑手手中银质的托盘上呈递，所有“不被理解的”灵魂发出痛苦的叹息——之中的浪漫时，这里的人都千篇一律，而我们倒是对范妮·兰瓦尔德的强行扯淡有所保留，不会认为那位柏林官员的女儿十分有趣，警戒号角响起的时候她跑到窗边，爱上头盔和肩章，把亲王只能从平民女儿那里要求来的东西全然给予他。亨利叶·弗洛姆，保兰·维瑟尔成为了这位柏林大人物的“女人们”，并且不值得像在这本纪念书籍中那样为诗歌所如此矫饰。多少恢弘之言浪费在了鼠辈身上呵！多少平庸的思想被粉饰得光鲜亮丽！只要是观察过柏林的人，有谁看不出妇人和少女为了获得亲王眷顾而献的谄媚，就像当年利希特瑙时兴的那样？这种境况的受害者后来希望比里茨妇人所知的那样更加博学，他们想要用法语聊天，遍阅歌德和席勒，同根茨和施莱格尔接触；然而尽管瓦尔哈根·冯·恩梓向他们身上倾注了微光，他们却也还是和现实中别无二致。可怜的兰瓦尔德，在想要抬高犹太人身价的冲动中，描绘了一位犹太的拉荷·列文同一位普鲁士的亲王之间的关联，在这里被她心灵及其勇敢的翅膀闪得眩晕，在一个本不容掺杂文学想象的领域掺入了文学想象。柏林枢密大臣的女儿凯撒小姐，同亨利叶·弗洛姆一样不值得过多的人格塑造，她在同一位经济学家订婚的第二天同一位亲王私奔了。然而亲王的爱情主要只能是居高临下的，居高临下地对市民之流轻蔑地微笑，仅仅简短地发号施令：做我的人！一部情感充沛、富有情节、展现人类最崇高本性的小说最多也只能说是罕见的，我们目前所探讨的显然并非其中一例。除了对逸闻趣事怀有兴趣的读者以外，谁还能读得下去范妮·兰瓦尔德这篇混乱的作品？没有任何值得推荐、值得注意、或者值得赞叹的地方。人们心怀好奇、心怀兴奋地阅读这本书，却只能震惊于编纂者在写下这本书的时候也隐隐约约有这种想法：（删点东西吧！）
编者倒是有几段叙述值得赞扬；毫无疑问的是，她可以胜任描写社会中一些令人深刻的、充满苦难的境况。她感受到了贫困、变得卑微的骄傲、被践踏的人性。凭借对于犹太社会的纯粹的、诚恳的表白，她开创了对于社会的阴暗面的观察和同情的先河。对于1806年普鲁士的军事状况、军旅生活、贫民窟、官员的腐败、官僚的无能和黑暗，她为何要调查这些？不是要呈现她出身贵族的的事实吗？不更是为了在这部画卷中出现的妇人的傲慢的旁观者之心吗？这人为何如此浮夸，为何要把1840年代无聊的少女小说的破旧的情感废物拿出来兜售？这难道不是虚荣的花哨吗？拉荷本身的爱情苦恼和对国王陛下的放弃的伟大情感难道不是装模作样的垃圾吗？这团混乱的东西会为我们展现任何对于人类心胸深处的伟大视角吗（而它本该如此，毕竟本书题赠说明瓦尔哈根·冯·恩梓是其教父）？当编者务实并且合理的时候，我基本可以读得下去。然而当她要抒发情感——她认为这是理想性——的时候，却将我们投入了她本来想反对的女伯爵哈恩那种领域：对于惯常之物的厌恶、对于千百年来人类心中甜美单调的习常的爱情道路的反感。你们难道觉得人母和已婚的妇女都是肤浅的，而只有这些拉荷、亨利叶、保兰之流值得成为文学创作的对象吗？在这本书中，我们若是除了诸多意志坚强的妇女们以外还能读到一位年轻貌美、并且具有意义的能让人产生好感的角色，那才是真正的鼓舞人心啊。
本书的结尾就像一部交响乐以杂乱无章的噪音结尾一样！主角死了，然后——一切都结束了。编者为了取悦我们而布下的所有线索都被扯断了。刚才还是白天，突然就天黑了。这个结局本身就是对作品的批判。它说，随着英雄的死亡，整部小说的结构都坠入了虚无，而围绕他的本质上也只是一种幻想，没有任何真实的、可能切实存在的生活。范妮·兰瓦尔德对于真理的追求，对于她眼中毫无疑问的时而可怕的忠实信念的美丽激情，是这样描述的：我在书中同亲王联系在一起的那些人，在他死后就没有用了，不用再赋予他们灵魂。一部严肃戏剧的结局应当如同一座坟墓，一部严肃小说的结尾却应当如同一片墓地。沉痛的目光所及之处，周围应当全是坟墓，并且不知道其中哪些当得起不朽的桂冠。
[1] 范妮·兰瓦尔德（1811-1889），德国作家，犹太人，十七岁时改信基督教。
[2] 路易·斐迪南（1772-1806），普鲁士亲王，曾参与拿破仑战争。1806年挑起第四次反法同盟战争，在第一场战役中挑战法国人并阵亡。
[3] 即下文提到的艾达，是范妮·兰瓦尔德的文学对手。
[4] 指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三世（前356年－前323年），世称亚历山大大帝，古希腊北部马其顿国王，30岁时已经创立历史上最大的帝国之一。
[5] 即《以松柏祭夏洛特·施蒂格里茨》中提到的拉荷，列文（Levin）是她婚前的姓氏。
[6] 霍亨索伦家族（Hohenzollerns），是欧洲的三大王朝之一，为勃兰登堡-普鲁士（1415年-1918年）及德意志帝国（1871年-1918年）的主要统治家族。族徽主要为黑白两色。
[7] 瓦尔哈根·冯·恩梓（1785–1858），全名Karl August Varnhagen von Ense，德国传记作家、外交家和军人，是上文提到的拉荷·冯·恩梓的丈夫。
[8] 第欧根娜（Diogena），范妮·兰瓦尔德同名作品的主角。这部小说是对哈恩女伯爵《浮士德女伯爵》的讽刺性模仿。
5. 夜宿（1870）
在那段尚属本世纪头三分之一的日子里，柏林周围还没有其他大城市，最近的大城市在二十里开外，当时诞生了一座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蓬勃发展起来的古怪城市，或者更确切来讲，我们应该说它像个小城市一样尚有不足之处，在某些方面展现了柏林普通市民属性的特征。当年在波茨坦后面将柏林“用木板封起来”的隔绝世界的路障几乎密不透风，因此也导致了时代精神进步缓慢，普鲁士的自由发展逐渐才做好准备追随欧洲其他地方，并且诚然伴随着极大的笨拙和不成熟。
直到三月革命的时候，在国王的城堡里，就在帝王宅邸下方，在那自1848年起便不再允许公众通行的大门中，有一个古老破旧的盒状物，叫做轻便马车，它挂着绿色的丹加利布的窗户上有一些拼写错误的字：“若要使用这辆轻便马车，就到纳戈尔街报道。”后者如今变成了“市政厅大街”，毗邻新市政厅的东南面——一座引人注目的建筑，它宏大的格局炫目地展示着十九世纪有力的笔触，“法院大楼”[1]可以作为昔日古老残余写到记录年代志的石板上，现代人为了传统考虑，也不应在未来把它当作一个惹人厌烦的拼写错误而拆除。
而就在御林广场上，就在布莱斯特和葛尔普科先生的外汇交易所正对面的“法国塔楼”那边，在两个骄傲的“御林广场塔”的可怜的外延部分构成的角落里不仅生长着鲜丽的、青葱的绿草，其中间或点缀着毛莨，而且在当初那个缺少警卫看守，只有那种开着三桅船、衣领紫红、把人按在石头上打，“警官”号令的时代，甚至也有可能在某个这样的角落里停靠着一辆过度使用的老旧灵车，出于某种误解待在那里冬眠，或者是被从乔治街尸体运送公司的目录上划掉了。将我们拉向永恒安宁的马的缰绳还在，可是黑色的窗帘已经闪着完美的红光了。《哈姆雷特》里的掘墓人大可在此沉思一切凡俗之物的易逝。路德维希·德弗里恩特[2]刚从鲁特和魏格纳餐厅出来，思索着剧中的角色，他在晚上要出演一部著名的哑剧，可能也会悄悄地向这古老的卡戎之船[3]投上几瞥，他有时会失神，而片刻之后又再次到了塔楼拱起的穹顶下，燕子、乌鸦和老鹰在那里大大小小的石柱周围筑巢。这个如今诸事繁忙的柏林，本身即是坟墓的纪念碑，这个如今连墓地里的死者铜像都会被偷走的柏林，昔日却留着这老旧的灵车在那里安然无恙。
傍晚，当暴雨咆哮，熄灭了的灯笼时或横七竖八地躺在路上，来回摇晃，发出叹息声，体面人和富庶人家的马车沉闷地碾过尚是自然生成的石灰地，偶尔有手摇风琴的声音从地下室传出，如同远远传来的铃蟾叫声，手中拿着小木桶的人幽灵般在街上来回走着，带着一条直到耳朵，其实直到鼻子的骄傲的红领带，带有某种特定的威严端庄，精神上却是空虚的，挤着嗓子喊：“七鳃鳗！七鳃鳗——！”一个饱经风霜的瘦小身影哆哆嗦嗦地掠过城市广场，手放在破旧的、打了补丁的太短的裤子里，过度饥饿的身体上穿着一件破了洞的燕尾服，头上戴着一顶摇摇欲坠的、里出外进的毡帽，当剧院观众在为劳帕赫[4]的新作叫过倒好，作鸟兽散之后，城市广场笼罩在荒凉的寂静之中。
这位羞怯地四下张望的人没有居所。他的名字来自星辰，他以之为姓的星座就在头顶上被闪电照亮的夜晚的天幕中。他的星辰在冬日格外耀眼，发出一种让其他星辰黯然失色的光芒。他自己的居所也在群星之中，既不在多罗廷施塔特也不在腓特烈施塔特。他小心地靠近那辆灵车……你今天又来了吗，老朋友——？卡戎今晚不需要从“塔楼”或“福格特兰地区”给你送一具尸体来解剖吗——？当他来到这里，为了在萨图尔努斯广阔平整的休耕地上把伸进棺材里面，这位“尸官”是为了来看护他的马吗——？……嘘——！这饱经风霜的身影，像那位由于普通的药房生意实在不景气而把毒药卖给罗密欧的那位曼托瓦的药剂师[5]一样蹲下身去，把灵车的窗帘撩起来，慢慢钻进当年那流浪汉的救济所。
那里也许能找到一块木头，一片木板——那种把棺材放到墓穴里时用的三桅船上必须的支撑载体——这位活死人便这样挪动了一下，好在伸懒腰的时候给他布满白色长发的脑袋找到了支撑。当他用那饱经风霜的帽子给硬木头增添一份柔软，支撑他皱纹密布的瘦削的脸颊的时候，或许也没太注意上面新鼓起来的地方。他想要休息，想要睡觉。急匆匆地从这辆黑色的车边走过的有从多罗廷施塔特地区的“达利畴”的舞会人群里出来的美女，有刚刚在一位“意大利人”——我们指的并不一定是当年的“塔隆舞厅”——的后台交了好运的演员，有在夜里被叫走的医生，他在午夜可不能松了疾驰马车的缰绳，迅速而羞怯地呼啸而过。只有一位守夜人在远方驻守，每一句招呼他开门的“护卫——”的喊声都必定会给他赚得一份小费，他叮当作响的铁钥匙圈上有紧锁的房门钥匙，他执勤的地方在教堂阴暗古怪的角落里——年轻的傅尼耶也许曾经在那里作为热忱的候选人用法语传教，而且做梦也想不到日后宗教法庭对于一位演员充满激情的动情力会做出多么恶毒的审判。
那位无家可归的人是一位找不到出版商的诗人。在他所生活的时代，柏林的出版物都要受到审查。对于“纯文学”而言，节选印刷五百份小样已经是实在不可多得的机遇了。一首诗的酬金是一个塔勒，一行投机取巧之作可以换来十五个银币，当时叫做“格言警句”、“长诗”或者“流星”之类的。哦对，那些星辰造就了这位一半波兰血统的人。他学会了席勒和歌德的语言，吟唱酒神赞美歌、颂诗、吟游诗歌——都是以一种让人忆起品达的形式——由于他不可理解。然而在那个时代，读者已经变得轻浮了。人们更乐意阅读克劳伦[6]而不是克洛卜施托克[7]。受过教育的人只喜欢凡·德·威尔德。甚至连美学家们，即使他们讨论的是歌德，细细品味的却是——就像在“意大利人”的后台喝玫瑰露酒一样——霍夫曼的《魔鬼的*魂迷**汤》。那位被抛弃的梦者，他还和莪相[8]与让·保罗[9]站在一边！当他躺在黑暗的灵车中——我们哪里还能获得比在死者身边更真切的思想，更深刻的感悟！——那唯一在他永恒的清醒中闪耀的思想，他相信只有那样才能把这思想锤炼、点燃、用石头敲打，才能将它缩短再缩短，变得越来越像箴言，最后变成两行，如同拉罗什富科[10]和蒙田，一字一世界——但是——按照出版物按季度结算的算法，这一行仅值三到四个便士！
这位无家可归的人名叫俄里翁·尤里乌斯。他的作品并未收录在可以借阅的图书目录中。然而谁要是愿意诛求一试，去翻阅“直言不讳”和“合伙人的古老时代的文本，便会在那里——找到那位御林广场上灵车的夜间居住者。
[1] Gerichtslaube，柏林的一处历史建筑，始建于十四世纪，是当时的市政大楼。
[2] 路德维希·德弗里恩特（Ludwig Devrient）（1784-1832），德国演员，以出演莎士比亚和席勒的戏剧闻名。在伦敦出演《哈姆雷特》时尤其获得好评如潮。
[3] 卡戎（Charon），希腊神话中冥河的摆渡者。
[4] 全名Ernst Benjamin Salomo Raupach（1784-1852），德国戏剧作家。
[5] 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罗密欧意外杀死朱丽叶的表哥后被流放至曼托瓦。二人计划服毒自杀。
[6] 亨利·克劳伦（1771-1854），德国作家，原名Carl Gottlieb Samuel Heun。
[7] 克洛卜施托克：德国诗人。对歌德和狂飙突进运动影响甚巨。主要作品有《救世主》和抒情诗《颂歌》。其中《颂歌》对德国作曲影响深远。
[8] 莪相（Ossian）是传说中3世纪时爱尔兰英雄，吟游诗人。
[9] 让·保罗（Jean Paul，1763- 1825），原名Johann Paul Friedrich Richter，德国作家，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
[10] 弗朗索瓦·德·拉罗什富科（Fran?ois VI, duc de La Rochefoucauld，1613 ─1680），法国箴言作家。
6. 追忆威廉·哈令（威利伯德·阿莱克西斯[1]）（1872）
去年十二月，德国媒体一致争先恐后报道了威廉·哈令在图林根州阿恩施塔特逝世的消息，他的笔名是威利伯德·阿莱克西斯。他至臻化境的诗人天赋、高贵的人性、信念坚定的性格和凄凉的悲剧命运，值得我们像各类报刊那样专门撰写悼文纪念。
《汇报》[2]这次比其它的宣传喉舌慢了半拍，它刊出的悼文并非仅如同一位哀悼者的坟前吊唁，而是更直接针对逝者本人，因此人们也想要仔细看一看，好更清晰地了解逝者的形象。本篇悼文中说这位精神和肉体均已瘫痪了快十五年的不幸之人的死将他“从痛苦中解放了”，这就已然不那么确切了。被解放的应该是那位较晚才结婚的夫人充满爱意的奉献，她出生在英格兰，对他的悉心照料无人能及。这一场值得赞叹的爱情祭礼的受事者本身却几乎不能完全感受到自己的痛苦。几小时、几天、几年对于这位坐在轮椅中的可怜人来说都以同样的速度流逝。他以为自己的思想还完全保持着清醒，而仅仅是无法将其说出而已。《韦斯特曼月报》[3]中的一张照片上，身处不幸之中的哈令从外表上看像是一位大笑的德谟克利特，仿佛在世界另一边自得其乐。实际上这张照片同这位高贵死者神志清醒时期的样子截然相反，神志清醒时他的面容通常表现得忧心忡忡，带着长期以来小心翼翼的焦虑繁忙的神态，还有对于幽暗世事的不安期待。
“从痛苦中解放了”？当然！但是还得再修改一下。心系德国北部境况的哈令的全部思念升华成了一种对田园诗歌般“乡村”生活的向往。他在青年时代寻求将他内在的一种冲动——可供他驱使的世俗的素材来源，用来作观察之用，甚或在我们当今新的大城市的基本思想的意义中理解它们——同对大自然的热爱统一起来。几乎像是对他名字[4]的讽刺一般，他在古老的橡树下，波罗的海边赫陵斯多夫的渔民小屋里寻求一种怡人的诗意海边度假地。后来他放弃了那里的地产，一并放弃了那里仅仅相对而言的美丽，迁往了阿恩施塔特，当时他的意识还完全清醒，还有一些想要在那里实现的文学计划，阿恩施塔特——我并不了解这座著名的城市——毫无疑问是一个使人着迷的城市，已经引来了一些诗人。那里的人们讲述着哈令美丽的房产，讨论着他对自然本身的热爱，虽然他的精神力量已然消退了。当玫瑰盛开的时候，可爱的年轻少女——他夫人的亲戚们——采集花瓣依然凋零的枯萎花朵，扔向轮椅上的那个人。阿那克里翁[5]大概也想同年青人做这种游戏吧，我们的受难者也开怀而笑。正如他始终都带着照片上那种德谟克利特式的表情，死亡也从一个他最最不愿离开的世界召唤着他。他的离世绝不是无忧宫[6]里头戴王冠的敌对者的那种死法，后者曾经在此刻，如此需要建立在相识者善意和信任的基础上-传达一部他的“勃兰登堡小说”，或者在进一步接近时——说出了一番中伤的话：“他最好学学别人找到更好的政治立场。”腓特烈·威廉四世也和哈令博士一样注定瘸腿。然而当这个人从那位富于计划和思想聪颖的王位继承人曾经散步、绘画、学习的无忧宫的树下经过，却对世界无动于衷的时候，给予世人的却是一幅悲戚图景。哈令坐在他的轮椅里让人推着，路过他的花丛，照料花儿。
我们年轻的一代轻易满足于凭借外部记录了解这位年代较早的神秘人物的生平。他生于1797年6月23日，修习法律，是群众的学徒和迷惑者，模仿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他最后作品的集子叫做“勃兰登堡小说”——这大概就是核心了。然而对于那些研究文学中的存在与变化、混乱与迷途、追求与寻得的研究者来说，这些细节远远不够提供足够的线索。到此为止，关于哈令，人们读到的仅仅是一些总结概述，一个匆匆而过的时代的简短生平，这个时代急于完成虔诚的祭礼，总想着赶快返回自身。
这样的生平即使太过详细当然也无妨。这位已经离世的杰出人物写的“勃兰登堡小说”实际上并没有书商们所形容的那么高明，他们拥有这些书，并且乐意看到它们“入驻每个德国茅屋”。这本书富有各种各样的优点，但是它们并不能给出强有力的、独特的见解。它构思巧妙，但只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细节才慢慢展开的文化研究（几乎夸大到了幻想的地步），有关勃兰登堡的权利，她如何将一位羞怯的少女成为一位至今都被低估的女王。这份厕所读物可谓十分成熟。倘若人们现在没有义正词严地喊出：还是不要把野蓟认作无花果树，把荆棘认作葡萄吧！还是不要那种把美好的事物戴到脑袋上的古老法则吧！我们国庆日的代表团曾经*行游**到波茨坦，并且目瞪口呆地回来，那边树木高大，流水雄伟，甚至就在离柏林最近的地方也可以找到某些“地区”的蛛丝马迹，从那时起人们就认为勃兰登堡那些可以看透的排成行列的松柏林——被风吹散的风化沙石和散发香味的植被——风景极富诗意了。当时的人们还会争抢地皮，大量购入这些长着松柏林的沙地，并且乐意邀请德国到那里建造小屋，也就是别墅，当时实际上人们在争议是否不该售卖穆尔格河[7]和尼禄山谷[8]，还有艾森纳赫或贝希特斯加登[9]周围沙沙作响的森林——也反对哈令的勃兰登堡小说中那种过度夸大的诗意。严肃地说，通过称颂和渲染那位勃兰登堡女爵的拮据、困难和不足的，人们对世界犯了过错，这世界从那时以来就被认为是美丽的，勃兰登堡小说家哈令的灵魂时常受到它魔力的感染，仿佛它并没有强烈吸引他迁往南方，迫使他做出如下的表白：“就像尼泊尔一样！”他的《维也纳图景》（Wiener Bilder）切实地将头脑从冥思苦想的情绪中解放了出来，这种情绪让人想在柏林附近的潘科（Pankow）和顺豪森（Sch?nhausen）（是啊，是啊，顺豪森的橡树和回忆是美的，那个公园要是能再多照看一下就好了！）近距离感受宏大的自然精神。我们提到的那本新近写成的书，记述了德国的南部，蓝色的多瑙河，白雪覆盖的阿尔卑斯，还有它的人民和风俗。
六年前，就在克尼格雷茨[10]和米库洛夫[11]的事情发生后不久，《德意志报纸》发表了一篇题为《威利伯德·阿莱克西斯和当代的“普鲁士”诗歌》的文章。作者威廉·彦森[12]是我们年轻一代最有才华的小说家之一。他本人出生在德国北部的勃兰登堡，出生在大公的封地，他以为能以自己动人的言辞拉近德国南北之间的距离。据说自家发生的争端也必须在自家解决。“倘若有一位诗人，或是一位当代的人，想要消除德国南部对北部，对普鲁士，尤其是对人们习惯视作这一民族的核心和特征的事物，对勃兰登堡女爵和她都城的敌意，那么这个人就是威利伯德·阿莱克西斯。”这位德国北部的年轻子民敦促德国南部接受这种和解的方法，去读“G·W·阿莱克西斯先生的作品”。他补充道，施仁博格、以西结、冯塔纳[13]（这些人的名字多年以来将“十字报”[14]的声名带上了帕纳塞斯山[15]）便同那位斡旋者一起加入了精神和解的主导者的行列，针对一位尚在世的作家发言的章节也许是最热烈的言语，为这种和解带来了祭品，它实际上想将读者席卷而去，因为新鲜的尊敬的精神在同样的时代一字一句地建立了一些主张，这些主张令人震惊，发人深思，时而难以忍受，却更经常显得很恰当，并因此最终将读者卷入了威利伯德·阿莱克西斯小说中宏伟的漩涡……
其中的事实已经陈述过了。我们在最热忱的怀念中证明了哈令这位不幸的人，可以确定的是，如此夸大的炫耀，如此的鹰翼是难于发展的。他飞行的轨迹从来不在低空，从来都不——为了以勃兰登堡的方式说话——像麦鸡那样忽左忽右地在海边脚步交叉地踱步。还有什么能比用沃尔特·司各特之名发表处女作更大胆的呢？这种行为当时被人们当作捣蛋鬼行径而嘲笑。现在《健康人类理智批判》（Kritik des gesunden Menschenverstandes）给了我们如此多的智慧与见识，以至于当我们在回顾这样古老的文学兴趣时会瞥见受到伤害的道德——以前的《边境报》[16]大概会说“缺乏教养”——如此令人担忧的一例！然而这位年轻的前候补官员的论战倾向一直以来一会儿在这个领域摸索，一会儿又在另一个领域摸索，总是跟随各种冲动，还有艺术修养的喜好。他的天性彻底表达着过于丰富的内心。柏林戏剧舞台的历史本身表现出了一些戏剧性的升温，又很快被放弃了。《德意志报纸》就记载了一次这样的事件。因此，哈令还犹豫不决的那些时代和那些日子也不能跳过，不能忘记，当时路德维希·波尔纳[17]用上好的醋和油（做沙拉时都会这么说）制备的“哈令沙拉”，威廉·哈令和路德维希·罗伯特[18]这两位当年受到出版审查的复辟时期论战者，他们带着那位来柏林拜访的法兰克福的幽默作家——他写了一篇令人啧啧称奇的关于桑塔格的文章——穿梭于柏林的大街小巷和社交群体，经常会有通过匆忙路过的熟人的介绍而产生的对话。介绍：“皇家顾问！波尔纳！”惊奇和喜悦：“波尔纳？桑塔格？天哪！”时为七月革命之后，许多自由主义者变得明智而谨慎，只是没有了警察国家[19]的局面。当时特别有莱比锡的一家大书店，它的出版的报刊和作品集十分有影响力，至少在德国北部和中部的文学界具有说一不二的影响，它为某种方向提供了一个支点，哈令也与之关联紧密。美好文学内部的精神的蓬勃发展就在那里奋斗着，它后来特别演变成了来自大学生活的哲学评论。《新皮塔瓦尔》[20]就是那个时代诞生的，另外一位编者的名字——探长希齐格——就已经让人将它同当时的柏林圈子扯上关系了，柏林的人们坐在茶桌边上时思想活跃，而在办公室却只按照上级意愿行事。
我们这位捕风捉影，只参考对话内容行事的讣告作者也糊涂了，说起了比如“卡巴尼斯”的“丰功伟绩”。不，我们勇敢的朋友诚恳地努力着，准备反对“祸疫之海”和“命运之剑”。一位名叫芬科的年轻出版商想要将《卡巴尼斯》分成六部分出版，那么最后一卷和倒数第二卷就各自只有不到100页了！这个不幸的想法将热情和吸引人的兴致用于一本写得支离破碎的书，科不会有太大益处，只有在一个人们对印上墨水的纸张具有令人惊讶的品味时才能行得通。作者对出版商不满，哈令就自己创立了一个书店。他的资金在另一个名字下运作。在这里也有各种各样的失败、担忧和纠葛。他希望人们认可他的勃兰登堡小说，这些首先是通过哈令对于故乡的强大跃动的情感而写成的，也可能是对于克莱斯特[21]饱受赞誉的《科尔哈斯》的模仿，但是只有在柏林范围内没有令他失望，柏林以外的人们没有任何兴趣。只有布莱多尔先生那些“无法表达的”东西能让人感到有趣……
1848年让我们在意大利孜孜不倦地忙碌着的总是精神充沛的威廉·哈令吃了一惊。他在《福斯报》出任的职位迅速将他推向了正确的运动道路，让他经受了暧昧的抉择以及日常事务的考验，其中有许多过失，有许多懊悔。这个决定让他的勤勉、他熟练的笔触、他丰富的知识在一份受众甚广的报纸上有了用武之地，他全心全意为之投入，带着重获自由的、从*害迫**中解救的思想。他在三月革命前致力的许多事情都被抛到脑后。一切或多或少，这样那样都是在为新世纪崭新的、伟大的馈赠让位。三月革命前他对君主的接近，是为了他爱国主义的倾向，为了勃兰登堡的农民，长有孤零零的冻草的土路，松鼠居住的松林，肯定还有来到世上时就已经枯萎的花朵，特别是勃兰登堡的圆锥花序类的植物（我描述的是对自然的观察，让我们与阿代尔伯特·施蒂弗特[22]一同在萨尔茨卡默古特感到欣喜，在“施而克（Schierke）和爱兰德（Elend）”之间只能带来绝望）——这种接近不会再给他带来难堪和公然的羞辱了。三月革命前我到柏林拜访过他，他每说一个字时是多么的轻啊！他的一切举动都仿佛是间谍般的窥听！他感到四下的暴风雨，还有空气中的隐秘事物，完全像瓦尔哈根一样。这种压力最终落下了，而时间带来的最美的果实便是哈令最优秀的小说：《市民最大的责任是安静》（Ruhe ist die erste Bürgerpflicht）。在这幅杰出的画卷中没有他勃兰登堡的沃尔特·司各特那种毫无头绪的冗长，没有无关人物的长段对话，场景和人物中也没有特定的戏剧意味。这里基于史实而创作的人物形象仿佛肖像一般。郝格维茨、卢切尼[23]，普鲁士陨落的先驱，我们眼前的形象如此鲜活，情节如此引人入胜，以至于如今当马车悠闲惬意地驶过林登街和布吕德街是，我们仍会回想起这本小说中在历史建筑中（如果它们没有被拆除的话）上演的情节。普鲁士通过奥尔米茨[24]走上了快速的下坡路，在整幅画卷之上密布着险恶的暴风雨降至的不安预感，它必将撕碎当年冯·曼托菲尔[25]领导的普鲁士……
[1] 威利伯德·阿莱克西斯（Willibald Alexis，1798-1871），原名威廉·哈令（Wilhelm H?ring），德国小说家，被认为是德语文学中写实主义历史小说的奠基人。
[2] 《汇报》是十九世纪上半叶德国最主要的政治日报，被公认为世界级的德国报刊。
[3] 《韦斯特曼月报》是十九世纪的一份德国文化月刊，原标题为《韦斯特曼德国插图月报：当代公众精神生活宗谱》。
[4] 哈令（H?ring）同赫陵斯多夫（Heringsdorf）的前半部分谐音，Hering即鲱鱼。
[5] 阿那克里翁（前520年－前485年），希腊著名诗人，以饮酒诗与哀歌闻名。
[6] 无忧宫（Schloss Sanssouci），位于德国波茨坦，为勃兰登堡地区波茨坦最著名的霍亨索伦（Hohenzollern）家族宫殿。
[7] 穆尔格河是德国的河流，位于巴登－符腾堡州，属于莱茵河的右支流，河道全长79.3公里，流域面积617平方公里，平均流量每秒18.44立方米，河畔城镇有加格瑙、拉施塔特、格尔恩斯巴、拜埃尔斯布龙和福尔巴。
[8] 位于德国威斯巴登州，今隶属于当地自然景区。
[9] 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东南部的阿尔卑斯山脚下，距离奥地利萨尔茨堡20千米，人口约8千。贝希特斯加登于1978年建立了国家公园，其中包括湖水清澈翠绿的国王湖和德国的第二高峰瓦茨曼山。贝希特斯加登也以希特勒的“鹰巢”而闻名。
[10] 克尼格雷茨战役或称萨多瓦会战发生于1866年7月3日，是普奥战争中重要的战役，是整场战争态势转向对普鲁士有利的一个转折点。
[11] 1866年8月23日，奥普战争后，普鲁士和奥地利在米库洛夫签订《布拉格和约》。
[12] 威廉·彦森（Wilhelm Jensen，1837-1911），德国作家、诗人，他一生创作了150多部作品。
[13] 台奥多尔·冯塔纳（Theodor Fontane，1819－1898）是德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诗人。他被认为是19世纪最重要的德语作家之一。
[14] 即《新普鲁士报》，1848-1939年在柏林印刷的报刊，标志为铁十字，因此被称作“十字报”。
[15] 希腊中部山脉，滨临科林斯湾。希腊神话中，帕纳塞斯山是太阳神阿波罗和文艺女神们的灵地，缪斯的家乡。
[16] 《边境报》（Grenzbote），是1933到1943年间的一份瑞士报纸。
[17] 路德维希·波尔纳，全名Karl Ludwig B?rne（1786-1837），犹太裔德国作家。
[18] 路德维希·罗伯特，全名Ernst Friedrich Ludwig Robert（1778-1832），德国戏剧作家。
[19] 政治学及社会学术语，描述一种政府自称为人民的监护者及拥有法定权力，在缺乏法律程序的前提下以行政力量控制人民及违反人*意民**愿，指导人民如何生活的社会。
[20] 1842-1890年间在莱比锡出版的60卷本犯罪故事集。由希齐格和哈令担任主编。
[21] 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1777-1811），德国作家、戏剧家、诗人。《科尔哈斯》指的是他的短篇小说《米夏埃尔·科尔哈斯》
[22] 施蒂弗特（Adalbert Stifter，1805年10月23日－1868年1月28日）是一位奥地利作家，作品多描写波希米亚森林。
[23] 全名Girolamo Lucchesini（1751-1825），普鲁士外交家。
[24] 1850年11月29日有普鲁士与奥地利签订奥尔米茨条约，基于奥尔米茨（今捷克奥洛穆克（Olomouc））会议的结果。这事件被称为奥尔米茨之耻，因为普鲁士被迫向奥地利称臣。
[25] 全名Edwin Freiherr von Manteuffel（1809-1885），德国军事将领，以普法战争中的胜利闻名。
7. 报刊一角的抒情诗歌（1873）
……当今成卷出版的言辞中重要的新秀要数哈梅林[1]和舍费尔[2]，一位来自奥地利，另一位来自莱茵地界——北德耳中错得离谱的押韵形式（“reiten”对“leiden”）便来自那里。两位在这里都小有名气——一位通过在海德堡大学学习的学生们扬名，另一位则是通过在这里结婚的维也纳女人们。学校、沙龙、对话和新闻业对他们的成名贡献甚少，而现在这位周日早上在动物园津津有味地散步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会计，还会觉得30年前在柏林身跻经典名家之列的费朗诗人彻底满足了他的情感。那些后来在一艘不幸沉没的“阿尔戈号[3]”船上聚会的柏林诗人们，有些丢掉了生计，有些随风四散，或者踏上了其他职业道路，例如写作剧本。我们今天并不会更加详细的讨论这种和《福斯报》[4]关系密切的变化，只是从书桌上拿起一卷用金线装订的精致的小册子《赫尔曼·克莱特科诗集》[5]（柏林，施罗德（Schr?der）出版社，1873年）。
作为一位每周六次敲定报刊的编号的总编辑，还要时不时负责十份印刷得密密麻麻的副刊，每小时都要因为处理成千上万的*愿请**、修正还有各种技术困难而同排字工人打交道，还得献身于抒情诗歌的缪斯，赢得并且保持公众的认可，只能通过对比才能凸显自身，以及通过此处讨论的这位诗人本人适于政治领域的叙述、审慎和忖度的柔弱天性。哎呀，有些政治报刊的编辑只能在那神圣的夜晚休息（可以9点钟下班的人多么幸运啊！），这夜晚同月亮和星辰、喷泉的跳跃、形象良好的守夜人等等，在克莱特科短得几乎如同格言警句一般的诗歌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夜晚之后是梦想、死亡、彼岸，完全同社论文章相反，早上喝咖啡时，后者将我们同现世紧紧联系在一起。对于每一只我们的诗人在他的报纸上不情愿地任期游弋的“鸭子”，这里都有一只天鹅与之对应。那些天鹅、鲜花、帆船、太阳、尤其是通常很少涌入抒情诗人构思的金色，这位诗人将德国抒情诗全部移植到了引人入胜的领域当中，金色出现在晚霞、或火焰、或少女面颊、或荡漾的海波、或饱受赞美的高贵人格深处。很快，在这虚无主义的时代，并且特别是在新闻界中，这些诗歌中便会出现实际上罕见的、孩童般纯洁的、充满神圣的生活。而且这绝对不是一种同传统观念的指导思想一致的生活。就算是白发老人也依然能感受到美的魅力，再次强有力地重获新生的记忆，那声音有时会出现在藐视萨图尔努斯的伊斯兰智慧中——然而不久（而且对于这个千篇一律的结尾点题来说可能太过常见了）就有一场风暴，或者夜幕降临，或者死神过来敲门，就以前面提到过的这些图景作为结尾。倘若我们继续批评这种被过度使用的形式上的不足，那么首先就也是给出了对于远离冗长繁复之言的赞美；总编辑每小时都得说：“简练些！简练些！”，可是这要是放在抒情诗的领域中就得再行斟酌了。红笔并不适合诗歌。对于这种短小精悍的作品而言，要是像当年古比茨[6]在《福斯报》里面写的评论那样令人读上两遍才能读懂，那就有害无益了，实际上，克莱特科的很多诗歌形式上都如此紧凑，以至于说不定就有哪首不会让读者立即清楚地了解状况，而是必须投入更长的时间更深地了解其中使用的意像，才能一窥其构思和内涵。这位诗人可谓是十分随性。开玩笑地说，诗人受日常生活*特中**别是家庭中的小状况而感动，他的语言丰富而有力地流淌，水晶般清晰。社会歌曲绝对值得传唱，并且雅俗共赏。我们时代的祝酒歌却可能无法满足这第二点？现在的人们认为本世纪人们情有独钟的一些类似于祝酒歌的东西仅适合围坐桌边的红鼻头们。
[1] 哈梅林（1830-1889），全名Robert Hamerling，奥地利诗人。
[2] 舍费尔（1826-1886），全名Joseph Victor von Scheffel，德国诗人，小说家。
[3] 阿尔戈号：Argo，希腊神话中的一条船，由伊阿宋等希腊英雄在雅典娜帮助下建成。众英雄乘此船取得金羊毛。此后该船作为进献雅典娜的祭品被焚毁。南船座由此而来。
[4] 《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原名《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王国特权报》（K?niglich privilegirte Berlinische Zeitung von Staats-und gelehrten Sachen）。该报从1785年起以这个名称在柏林出版。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该报遵循的是温和自由主义的办报方针。
[5] 赫尔曼·克莱特科（Hermann Kletke，1813-1886），德国抒情诗人，小说家，媒体人。
[6] 古比茨（1786-1870），全名Friedrich Wilhelm Gubitz），德国插画家，小说家，戏剧评论家，出版家。
8. 路易莎·米尔巴赫[1]和现代小说业（1873）
今天拍卖路易莎·米尔巴赫的遗产！不是她的手稿——因为这些墨迹未干的手稿马上要被送往印刷厂——而是她的家具、地毯、窗帘、钟摆、油画、花瓶和埃及的纪念品，全都在波茨坦街的一个展台上分门别类地放好了！但愿这种热烈的过高期待——它突然满足了同世界脱节的大洋彼岸的愿望——会招来许多美国投标者，即使是她用过的一个铁弹簧，他们也乐意为之付五十美金！因为全柏林都被路易莎·米尔巴赫的财物明细震惊了！逝者拿到的酬金是最显赫的。她应该是从埃及总督那里拿到了数额十分可观的财物。她举办奢华丰富的晚餐和宴会。她出游时丝毫不需节俭，像公主一样。不论如何，她尚无人监护的女儿不应负担任何债务，而这位可怜的人也许是迫不得已才将遗产列为“慈善捐赠”的。
这位奇女子被死神带走的时候，正在写作一部已经开了头的小说，每天早上10点左右由一位速记员听写大概两到三个小时，她的生活及举止中并未透露出任何那无情的死神正在接近的迹象。有一些完全“生活在现世”的人们，他们在阴间——倘若人们不愿相信古埃及那套灵魂转世的说法——为自己找不出任何适合的居所和联系人，他们便是纯粹投入生活和享乐的人。路易莎·米尔巴赫就是这样的。她向来无所畏惧，充满勇气，向来站在悬崖边缘。她在一部戏剧中将一位西班牙浪漫主义者称作“无畏者”，他也许是以她早期的浪漫主义生活为原型的。她的朋友们将会一直难忘她坚定的、勇敢的、不畏任何艰难险阻的、洪亮的梅克伦堡[2]式的嗓音。任何挫败都无法令她折腰。她的性格和言语中有着最愉快的信任、对胜利的信念、对任何事物的抗拒。即使事实不如人意，她也会像个将军一样有许多的退路，即使兵败而归，撤退时也能表现得雄赳赳气昂昂。
“柏林书桌”（Berliner Buchertisch）中仅能听到她最新的草率写就的《国王威廉和他的英雄们》（Kaiser Wilhelm und seine Helden），由本地的书商魏尔纳·格罗斯（Werner Gro?e）出版，这个书商只在中央和南部地区有较大的销售份额。这位有极大物质需求的女人，她破败的财政状况养成了她的坏习惯，想再次超越自己昔日的成就，描摹生活中位高权重的人物，当奥地利的约翰大公[3]还安然坐在他施泰尔马克的城堡中时，她就已经将那位昔日的帝国蛀虫加工成了书中的人物；因为她热爱奥坦丝[4]和拿破仑时代的浪漫主义，便给拿破仑写信（见《揭秘杜伊乐丽》（Enthüllungen aus den Tuilerien）），还不惜一切代价想要参与苏伊士运河的落成大典等等。“写实”的坏习惯如今通过曾经那位名叫萨马洛夫的归尔甫军团[5]激进分子梅定[6]而流行了起来，以至于我们会读到这样的小说情节：拉斯克[7]可俾斯麦在洽谈妥协方案，冯·克多尔先生在一旁抽烟，洛塔·*赫布**尔[8]则斜倚窗边，好像在漫不经心地翻阅一份英文报纸。我们这一时代诗意的缺失、教养的缺乏和美国式的作风，鼓励着一位敏捷轻浮的，几乎再也无法沉静下来的人的这种几乎幼稚的陋习。那位速记员伺候着这些几乎和拱顶一样高的幻想。我们在这里用“美国式的作风”形容的是那种几乎让人想起野外原始状态的毫无节制的煽情，通过大众，凭借支持来违反禁令，并且想要看到所有人目瞪口呆，所有人目不转睛，一切都被描述得栩栩如生，死刑、恐怖事件、世界奇观等等。整个北美都为这种煽情的热潮而轰动，然而欧洲在很久以前有过一阵激动后，便至少在文化人圈子里安静下来了。简直难以置信，纽约一个报社不但把路易莎·米尔巴赫送到了维也纳，还把她送到了埃姆斯河，为了在那儿观察并且描写国王今年（如此安静祥和，即一点轰动都没有）在克拉西恩泉的出现！她从维也纳飞到埃姆斯河，然后自己在马伦巴疗养了一下，得了感冒，在柏林卧病在床，一点也不知道自己的危险处境，她失去了意识，失去了痛感，就此一命呜呼了。当人们把她的尸体葬在我久经沙场的泰奥多尔·蒙特旁边，而且一些坟前吊唁的尖刻话语还在耳边回响的时候，倘若这里有让门外汉在坟前致辞的习俗，那么我便要对那“不要审判——！”的主题加以答复了：即使你想要谴责这种对奢华的追求——仔细调查一下吧，神父！——她的根本动机只不过是女人的爱情而已！首先是对她丈夫的爱，他对她而言比他对柏林学术界——或者在柏林那种仅仅凭借头衔和荣誉才能获得的认可——而言更加重要、更值得认可！这种爱情逐渐接纳了对于世界的美菲斯托式的、讽刺的、甚至愤世嫉俗的忧愤的蔑视，并逐渐掌控重获哲学教授职位的丈夫。爱情是表象的唯一成因，正如现代文学可以同贵族、同商人、同千般狂妄和朝天的狂妄鼻孔为敌一样！美德过度发挥就成为了错误，这是一个古老的定理，人们认为它语出乔治·桑，但她其实仅仅是重复了它。路易莎·米尔巴赫从相识的奢侈享乐品供应商那里借贷成千上万并一直如此，将这定理用于那十分可怕的平衡系统，便能一窥人物性格的发展方向。这位女人的挥霍并不完全是个人虚荣的结果，而是阻力的结果，这位凭借智慧实现合理的雄心壮志的人想要给这自负的、受幸运眷顾的大千世界加以阻力。“合理的”—— ？我说的是她的雄心壮志吗？那么，考虑到《腓特烈大帝及其属下》（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die Seinen）和《国王约瑟夫》（Kaiser Joseph），我想用一个叠句来附和我们赫尔纳呈现的如此美味的两本书：“其中倒真是有些才华！”
几乎在一切关于纪实文学的报道中都能找到这样一条规律：小说是时代真正的诗性表达。特别是在N. N.先生的一份关于刚出版的小说的评论的导论中，人们时常会遇到这种适用范围值得怀疑的公理。那位与此有关的作者，与他同住一个帐篷的人或每天常在一起抽烟的人促成了这种评论，他偶然认为一部戏剧是享乐主义的，那么那些考虑到戏剧作品数不胜数，并且尽管“嘘声一片”也还是继续买票的人也就不能不同意他了。然而仔细想想，这条规律不论对于小说还是对于舞台而言都无法证明。比如如果今日的德国文学中能有一位罗伯特·彭斯[9]一样充满原创性的由艺术和纯真造就的心灵，本来仅仅在一些失传的“自然诗歌”当中有类似的造诣，那么他为何不出来抛头露面，证明抒情诗歌的适用性呢！卡里尔说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美学概念必须只能通过小说发展起来，我认为完全是一派胡言。若能写出好的戏剧，全世界都能得到满足！若能写出“引人入胜”的史诗（我说的是柏林话），每个梳妆台上就都会放着一本！
这就已经足够让人们拒斥N.N.和N.N.写的那本文学评论的导论了，因为创作才能的匮乏已经在小说中积攒泛滥到可怕的地步了。没有任何生活经验的年轻少女，仅仅凭她读到的书中的情节的积累，便能借机展现她的复杂了。女人们“创作”出——按老话讲“真见鬼了”——遭抢劫的孩子，被篡改的遗嘱，纵火行为，不认私生子，还有那些赢得女伯爵欢心的入侵者摇身一变成了船工，或者她们拿来一些从某种意义上相互关联的历史素材，相当于大杂烩的菜谱。有些日记摘录者一年下来能出上8-9卷书，此前就已经在我们无数的插图报刊中使用过了，写作的时候带着如此多的信任，仿佛只有不会再写作的人才会阅读他们，或者觉得它们无聊于是放在一边。这种书刊制造没有任何评论。除了对于批量否决上瘾的评论家会在《文学娱乐期刊》里面写上一篇[10]以外还有谁会去写，会去读，会去翻阅呢？它考虑的仅仅是广告效益，而这也不能被视为“重点”，而是最上面一排齐平的编辑寄语，通常是作者或者出版商自己写的评论，其中没有任何批评。大多数当地报刊对此的反响是开心的，因为他们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解决圣诞节前后积压成堆的书。
[1] 路易莎·米尔巴赫（Louise Mühlbach，1814-1873），原名Clara Mundt，德国作家，以历史小说著称，短期曾轰动一时，她的许多小说被译成了英文。
[2] 梅克伦堡（Mecklenburg）是位于德国北部的一个历史地区，大约为今天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的西部。该地区的大城市有：罗斯托克、什未林、新勃兰登堡、维斯马和居斯特罗。
[3] 奥地利约翰大公（Erzherzog Johann von ?sterreich 1782 –1859），属于哈布斯堡-洛林皇朝。
[4] 指的可能是奥坦丝·德·博阿尔内（Hortense de Beauharnais，1783年4月10日－1837年10月5日），荷兰国王路易·波拿巴之妻，拿破仑三世之母。
[5] 归尔甫军团（Welfenlegion），乔治五世在1866年至1870年出资维系的汉诺威准军事部队。
[6] 奥斯卡·梅定（Oskar Meding，1828-1903），德国外交家，作家，以笔名高尔·萨马洛夫（Gregor Samarow）发表多篇小说。
[7] 全名Eduard Lasker（1829 – 1884），德国政治家、法学家。
[8] 洛塔·*赫布**（Lothar Bucher，1817 –1892），德国政论家，俾斯麦的心腹。
[9] 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苏格兰诗人，曾搜集、整理民歌，主要用苏格兰语写作，所作诗歌受民歌影响，通俗流畅，便于吟唱，在民间广为流传，被认为是苏格兰的民族诗人。他被视为浪漫主义运动的先驱，死后成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灵感来源。
[10] Bl?tter für literarische Unterhaltung war der Name einer Leipziger Literaturzeitschrift, die von 1826 bis 1896 erschien. Sie ging aus dem Literarischen Wochenblatt hervor, das 1818 August Friedrich Kotzebue gegründet hat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