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们 (学而优则仕与现在的差别)

曾看过一篇文章,在前些年的一个各国领导人区域经济论坛上,当时的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发表了他对当前世界经济格局的一番见解!我只记得其中一点:现代的经济社会体系中的美国,只不过把中国一直以来信奉的“学而优则仕”改了一个字,那就是“学而优则商”!它就飞速发展起来了。

从学而优则仕到全民皆商,学而优则仕与现在的差别

想想美国短短几百年,在市场经济体系的发展下,变的如此强大。中国的几千年的文明,从古代的原始经济到近代的计划经济发展到现在的市场经济,虽然不能说我们传统所坚持的“学而优则仕”在慢慢的淡化,取之而代的是“学而优则商”,但至少说明我们也是在向“商”靠近。中国人轻商轻了几千年,到重商,而转变这一认识,却只用了二十几年时间,这一转变不可谓不快。当然,中国对于“商”的重视并不是从改革开放才开始的。从古代,晋商群体就信奉“学而优则商”,以经商为荣耀。现在也是,看一些车展还有房展,那些出手阔绰,一买几辆车或者整栋楼的基本上都是那些晋商们。

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也悄悄改变了近代商人的命运与形象。萌芽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商人,在当时,他们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个体户”,或者“开夫妻店的”。其实,仔细想想,中国最早期的个体户基本上都是来源于农民、城市失业者以及边缘人群阶层。因此这些人在当时备受轻视,以至那时的许多城里人压根就认为:个体户就是一群找不到工作,不务正业的社会闲散人,他们只能摆摆地摊、混口饭吃。但就是这些无能之辈,竟然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逐渐的发展起来了。大家有目共睹,在商品大潮席卷而来的今天,经商远比从政更具吸引力!不得不承认,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已经逐渐转变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但体现在生产、经济领域,还体现在意识形态等诸多领域!从1984年的柳传志到1988年的任正非、张瑞敏,那些所谓的“老三届”们,现在都成了中国的脊梁。还有后来的王石、丁磊、刘永好、王健林等人,还有后来随着互联网起来的马云、马化腾、李彦宏等一批大佬,甚至前几年从运作文化开始迅速成名的易中天、于丹、韩寒、郭敬明等人,都是在一股股时代的商业大潮中涌现出来,谁敢安然不动?

所以现在很多的企业家,记得中央台有个《赢在中国》节目,都主张要有更多的人去创业,通过工业报国来发展我们的经济和国力。看看这次的疫情,一大批的企业家首先捐献出的那种爱国热忱和财力物力,对抗震救灾作出了多么大的贡献。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经济发展,如何去捐献,如何谈发展,毕竟建设家园和吃饭温饱是需要钱的。在起码的生理需求面前,多读一篇文章远不如啃一口窝窝头来得实际吧。当年,于丹、易中天这些靠商业化运作《百家讲坛》风起云涌的一批“仕人”,现在已经无法把他们简单的把“仕”和“商”割裂开来。用市场经济来运作文化,竟然第一次使“学而优则仕”和“学而优则商”紧密的结合起来。

看一下我们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就会发现,很多在当时看来调皮捣蛋不好好学习的那些被老师成为坏学生的人,他们现在竟然发展的很好,很多在当时学习很好的人现在反而成为他们的下属。这就说明,这些没有知识基础做支撑的企业在初期可能会很快的发展起来了,但到一定阶段,必须要通过一些高端的“学仕”人才的强力补充,来推动和延续企业的长久生命力,并发展自己的品牌,而所有的品牌都必须要有深厚的文化积淀。

其实,在我们中国这个有着漫长岁月沉淀的国家,主流文化一直信奉着“学而优则仕”的思想的! 商在古代是最末端的,士是最高的。因为古人认为无商不奸,且对他们有不劳而获的偏见,所以排名就是士、农、工、商。谁都知道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下的学子们含辛茹苦,寒窗苦熬是为了什么,十年寒窗皆为功名啊!

从学而优则仕到全民皆商,学而优则仕与现在的差别

不过,这在当时确实符合社会现实!在农业文明主导、小农经济为主的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商人的前途并不光明,社会地位低下,因而就算是有钱的商人都常常花钱谋个一官半职才算是有名有份、心满意足,学习自然是以入“仕”为目的了。

单从学而优则仕来看,“仕”确实相当于知识分子,然而在“学而优则仕”的前面还有一句话,“仕而优则学”。也就是说,学问是以前的优秀政治家传下来的,后辈的人如果能学得好,就可以步他们的后尘,做新时代的政治家。

然而在国外,很多人都知道,一等的学生喜欢管理企业,自己自立门户;二流的学生,则是帮别人干企业;三流的学生才进政府。所以国外一些有这样趋势的,资本市场和经济都发展很快。在我国,国家干部、商人、专家以及各行各业的精英人物,都可以说属于“仕”的范畴,中国未来的崛起,取决于这些几个群体能否和衷共济。在中国古代社会以政治为重,所谓政通人和,政治清明则一切事业都可兴旺;现代社会则以经济为重点,生产、技术和经营活动的质量,直接决定一个国家的国力和人民生活的幸福程度。

在中国几千年的发展中,“学而优则仕”确实保障了中国古代的繁荣,它对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是不能抹杀的。现代社会确实需要鼓励最优秀的人才经营工商业,少一些学术探讨。然而一味地崇洋媚外,只重视“商”而不去管“仕”,就会使中国人失去为共同目标奋斗的精神旗帜。所以,就像政治学上说的那样,对待“仕”和“商”,我们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搞政治和做学问的要有经济眼光,搞经济的也必须具备丰富的学问,要做一代“儒商”。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很多“德财兼备”的企业家为自己和社会积累了财富,是值得尊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