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荣宝斋》2019年第4期，感谢刘超老师赐稿！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 摘 要] 本文以《元祐*党**籍》碑为视角，从它的书刻、毁禁到南宋对元祐*党**人解禁以及南宋重刻*党**籍碑一系列活动的梳理，提出元祐文人精神这一文化内涵，并通过《西园雅集图》来看元祐文人精神在南宋的塑造，从而探析苏学与苏轼书法在南宋的传播问题。
[ 关键词] 《元祐*党**籍》碑 元祐文人精神 书法 南宋
[ 作者简介]
刘超，苏州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哲学与书法思想、中国书法创作。
在宋代之前，中国历史上有三次重大而具有宣示昭告天下意义的刻碑活动。第一次是秦始皇横扫六国一统天下建立大秦帝国之后，命丞相李斯主持整理篆体文字（即“书同文”），伴随着秦始皇出巡所立的《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刻石》、《之罘刻石》、《会稽刻石》等。第二次是东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蔡邕主持的石经刻制工程，为校正儒家经典文本以及规范隶书书写，把儒家七经书刻立石于洛阳太学，史称《熹平石经》。第三次是唐文宗时期，以楷书字体书刻儒家12部经典，共刻碑114块，立石于唐长安城国子监内，史称《开成石经》。秦刻石，我们可以感受到“圣德广密，*合六**之中，被泽无疆”、“壹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群臣颂德、昭示万代的皇权威恩。后两次石经的书刻，一个发生在东汉“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争的大环境中，另一个发生在唐代科举考试制度兴盛发展时期。两次石经立碑都是以儒家经典为书刻文本，而且立石于当时的官方最高学府机构，同时又以那个时候的官方通行书法书体刻写。中国书法史上，汉隶与唐楷在书法书体演变与发展上最契合它那个时代的官方表达与艺术审美。这就如我们前面所说《熹平石经》与《开成石经》的书刻不仅仅是对儒家经典文本范本的匡正，也是在书法书写上的规范，因为宋代之前的纸张印刷技术尚未发达，勒石书铭是最有效的传播方式，同时又具有昭告天下、恩泽世人的神圣职能。
然而，在宋代印刷水平高度发达的时期，发生了一场*党**争背景下的刻碑——《元祐*党**籍》碑。它并不是以下达文书、诏书等纸绢材质或印刷类的文本，而是依仗皇权政治书刻勒石告示天下。《元祐*党**籍》碑的书刻、毁禁、重刻，在宋代演绎出了一段或悲或喜值得后人品评、追述的历史故事。下面笔者试以《元祐*党**籍》碑为视角，从*党**争下的文人、士大夫心里荣辱观之变迁来看元祐文人精神的塑造，以及这种文人精神对苏学和苏字南宋的传播。
一、《元祐*党**籍》碑的书刻、毁禁和重刻始末
欲谈《元祐*党**籍》碑之事，还要从王安石变法的废立说起。北宋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去世，年仅九岁的哲宗继位，由宣仁太后同处分军国事务，同年司马光任宰相，全面废除王安石变法、恢复旧制。元符元年(1098)哲宗亲政，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党新**重掌朝政。北宋至此，开始了以王安石变法为起点的所谓新、旧*党**之争，支持变法的政治派别，被时人称之为“元丰*党**人”，反对变法一派，则被称之为“元祐*党**人”。这种斗争到宋哲宗后期和徽宗尤为激烈。崇宁元年（1102）宋徽宗用蔡京为相，重又崇奉熙宁新政。崇宁元年（1102）九月，宋徽宗令中书省进呈元祐中反对新法及在元符中有过激言行的大臣姓名。蔡京以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范纯仁、范纯礼、苏轼、苏辙、晁补之、黄庭坚等人列为“元祐*党**”，并作为的核心人物做为打击对象。
北宋徽宗崇宁年间蔡京为相，将宋哲宗赵煦元祐、元符年间与自己政见相左而结下私怨的309名文武官员(如司马光、文彦博、苏轼、黄庭坚等)，一律归类定罪为元祐奸*党**，列写名单并刻碑告示天下，史称《元祐*党**籍》碑。
最初，由宋徽宗赵佶下诏，刻石立于文德殿门之东壁，公示于众。即崇宁元年九月己亥(十七日)“籍元祐及元符末宰相文彦博等、侍从苏轼等、余官秦观等、内臣张士良等、武臣王献可等，凡百有二十人，御书端礼门。”【1】这是皇帝亲笔也是皇帝亲定的第一个元祐*党**人碑。
崇宁二年九月，又有“臣僚上言:近出府界，陈州人士有以端礼门石刻元祐奸*党**姓名间臣者。其姓名朝廷虽尝行下，至于御笔刻石，则未尽知也。欲乞特降睿旨，具列奸*党**，以御书刻石端礼门姓名，下外路州军，于监司长吏厅，立石刊记，以示万世！”【2】因地方“未尽知”，为了使“下外路州军，于监司长吏厅”都可以知晓，这是第二次《元祐*党**籍》碑的书刻。
祟宁三年六月，又下诏“重定元祐、元符*党**人及上书郊等合为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朝堂。”【3】“六月壬戌(二十一日)，蔡京奏奉诏，令臣书元祐奸*党**姓名。恭惟皇帝嗣位之五年，族别淑愚，明信赏罚，默元祐害政之臣，靡有佚罚，乃命有司夷考罪状，第其首恶与其附丽者以闻。得三百九人。皇帝书而刊之石，置于文德殿之东壁，永为万世臣子之戒。又诏臣京书之，将以颁之天下。臣窃惟陛下仁圣英武，遵制定功，彰善瘴恶，以昭先烈。臣敢不对扬休命，仰承陛下李梯继述之志！谨书元祐奸*党**姓名，仍连元书本进呈’。”【4】此次由蔡京亲自书写，面向全国各州县官府，使之通告天下。
蔡京主持《元祐*党**籍》碑不仅是报复*党**争中的守旧派，同时对变法派在内的与自己政见不和者也进行*害迫**。例如，王安石的学生陆佃，以及变法派人物李清臣等人，因得罪蔡京，竟也被打入“元祐*党**籍”。*党**争由最初的政见之争，衍化到后来的人身攻击、残酷*害迫**，乃至对其后人的*压打**。章、蔡二人不仅仅是北宋*党**争的推动者，而且是使*党**争转向人身*害迫**的始作俑者，他们不余遗力地打击元祐大臣及其追随者。《元祐*党**籍》碑颁布到朝野把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一批有威望有学养的饱学之士定为奸*党**，不许*党**人子孙留在京师，不许参加科考，同时碑上列名的所有*党**人一律“永不录用”，这引起朝野上下文士们的强烈不满。这种政策一直延续到北宋徽宗朝，甚至更远的南宋高宗时代。以章、蔡为代表的执掌朝政的南方官僚集团，分别于1093年和1102年对以北方世族为主的变法反对者进行大清洗【5】，而后一次尤为广泛且惨烈。
崇宁四年(1105)九月，在朝野舆论压力之下借名九鼎铸成的大庆，大赦天下，“诏元祐奸*党**，久责遐裔，用示至仁，稍从内徙，应岭南移荆湖，荆湖移江淮，江淮移近地！”【6】。崇宁五年(1106)正月，发生星变，宋徽宗被迫下令毁碑，“诏毁元祐*党**人碑”【7】。又诏:“朝堂石刻，已令除毁，如外地有奸*党**石刻，亦令除毁。”【8】至此，朝府、各郡县之碑刻荡然无存，可谓人心所向，天命使然。
建炎南渡，赵构建立了南宋政权，为稳定人心，大开*禁党**，有褒赠追复*党**人官职及推恩其子孙的政策，而所根据的就是以*党**人碑为主。由于徽宗诏令元祐*党**籍碑禁毁殆尽，这就使得南宋时期*党**人之后纷纷收集*党**籍碑拓，甚至重新出现一些人不避冒犯徽宗而重新树立*党**人碑者。他们这种举动作为揭露蔡京罪状而表彰自己的祖宗，并以自己为元祐*党**后人为荣耀，于情于理都是说的通的。所以，在南宋有多处重刻《元祐*党**籍》碑的活动。现存的有广西桂林龙隐岩的《元祐*党**籍碑》，非宋徽宗时所遗留，而是时隔九十余年南宋时重刻的。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也有重刻《元祐*党**籍碑》，可惜十年*乱动**中已毁，但还有拓本流传。在文献方面，光宗绍熙年间的《挥座后录》卷一所载:“近日扬州重刻《元祐*党**人碑》...”。至于，在整个南宋时期重刻了多少？我们无需考察统计，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元佑*禁党**与南宋文士对“元祐精神”的接受很值得我们深入探究。这对梳理南宋文艺思潮审美脉络的发展方向具有极大意义。
二、 从《元祐*党**籍》碑的重刻看元祐文人精神在南宋的塑造
接着上面桂林龙隐岩的《元祐*党**籍碑》重刻之事继续来谈。桂林龙隐岩《元祐*党**籍碑》是*党**人梁焘之曾孙（桂林府黔辖梁律）与静江府司理饶祖尧于庆元四年（1198）依据家藏拓本而重刻，其意在于为祖先申辩功过，使元祐*党**人名垂千古。从碑刻后附饶祖尧的跋语可知，跋文曰：
世之是非，未有久失其当者，所谓公论天地并存，日月并明，亘亿万年矛盾驰互，此脉终不可乱，欲势力变置之有是哉。元祐*党**议，徽宗固随感悟，高宗亦继昭雪。观国史谓实录及诸公家传等书，大抵有考。庆元戊午，备末橼桂林，始获识左丞梁公之曾孙府铃辖律，爱其有前辈风度，相与光，暇日从容及籍中名氏，因谓欲刻诸石，使垂传。夫前此一时之屈，而后此万世之伸，其所得孰多，然惟是焉。计浅之为丈夫耳，非所施于昔贤，特碑苟无恙。彼小人者有所瞒惠，其污蔑君子，本以利己，浮说定罪，恶反易位，而至于我，生遗家祸，死贻鬼诛，盖至严其邪心，要必少浚明，斯举也似不无补。岁九月旦，吉川饶祖尧敬跋。【9】
同时在龙隐岩的《元祐*党**籍碑》后，还有有一段明代的题跋诗：
元祐由来五百秋，*党**人姓字此间留。
中衰宋室匡攸定，贝锦谗言谮不休。
岩石坚刚胜竹帛，薜萝掩覆若金瓯。
贤良自是流芳远，追贬徒劳奸佞谋。【10】
可见后人对元祐*党**人的推崇与赞誉。龙隐岩的《元祐*党**籍》磨崖为后人所重视，“人争拓之”。历八百余年，仍高悬崖壁，字迹清晰，书韵别具。《元祐*党**籍》碑具有很高的艺术和历史、文献价值，为后人研究宋代历史特别是宋代*党**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材料价值。
“元祐*党**人”的声誉在后世得到了极大的伸张与向往，然而就是在*禁党**极为恶劣的环境中以苏轼为首的“元祐学术”为世人所重。我们可以从以下两则逸事中获悉：
东坡诗文，及身已盛行。当徽宗禁锢苏、黄集甚严，至有藏于衣褐，间道出京，为逻人所获者【11】。
东坡既南窜，议者复请悉除其所为之文，诏从之。于是士大夫家所藏，既莫敢出，而吏畏祸，所在石刻，多见毁。徐州黄楼，东坡所作，而子由为之赋，坡自书。时为守者独不忍毁，但投其石城濠中，而易楼名“观风”。宣和末年，禁稍弛，而一时贵游以蓄东坡之文相尚，鬻者大见售，故工人稍稍就濠中摹此刻。有苖仲先者，适为守，因命出之，日夜摹印，既得数千本，忽语僚属曰:“苏氏之学，法禁尚在，此石奈何独存?”立碎之，人闻石毁，墨本之价益增。仲先秩满，携至京师，尽鬻之，所获不赀【12】。
有禁而不止，“藏于衣褐，间道出京”，这是对禁“元祐学术”莫大的嘲讽；“贵游以蓄东坡之文相尚”，苏轼之文为贵游者争相崇尚；而苖仲先摹印苏轼《黄楼赋》数千本，“所获不赀”，苏轼效应还为他发财带来实际益处。故事的真实性我们不加考证，即使是杜撰而来从这里也可以窥探出南宋文士们内心对苏轼以及“元祐*党**人”具有普遍的崇敬情愫。
元祐文人精神是一种集士大夫学问道德文章与文人雅集生活审美于一体，并融合儒、释、道三家，营造了一个文士们既景仰又能亲近生活状态。这一文人精神具备中国古代文化文脉的基因，它可以贯穿游走于中国文化历史长河之中。“元祐”符号是元祐文人精神形成的初因，它经元祐*党**人和*党**人之后辈以及南宋文士共同塑造。其中，李公麟创作的《西园雅集图》是对元祐文人精神社会生活的最直观呈现。他们或会聚于木石水溪之间，或围坐在芭蕉古松之下，赏画、题诗、品茗、参禅、说道，把文章道德、人伦义理杂糅于生活趣味之中，鲜活中见真趣。黄庭坚曾评苏轼书为“石压蛤蟆”【13】，苏轼又讥讽黄字似“死蛇挂树”【14】，然而在哲宗元符三年（1100）张浩邀请黄庭坚一起品鉴《黄州寒食诗帖》，山谷题跋赞云：“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它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15】我们可以感受到苏、黄二人至真情感与各自艺术性情的真实流露。
关于元祐文人精神形成的初因：一方面具有外部社会环境成因的促成，由于徽宗朝*禁党**已久苏轼等“元祐*党**人”的遭遇对朝野文士内心产生了极大的触动，从文人心里产生了心灵上相惜；另一方面是“元祐学术”的本身所具备的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品格成为当时以及后世文人敬仰的对象。画家李公麟曾两次作《西园雅集图》，描绘了以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元祐文人集团在驸马都尉王诜家作画、题石、弹琴、赋诗、谈禅、论道的文化生活。虽然李公麟原迹没有被流传于世，但是有关《西园雅集图》的描绘在当时宋代文人的著录中可以找到许多印证。秦观、晁补之、毛滂的诗句中多次有关西园雅集的描写，还有疑为托名米芾的《西园雅集图记》。
可以说《西园雅集图》成为了一种元祐文化文人“标签”被南宋文士所接受。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从南宋人纷纷临摹《西园雅集图》，他们把元祐文人精神用绘画呈现给世人，其中有赵伯驹、僧梵隆、刘松年、马远等人临作。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赵伯驹是宋皇室身份，刘松年、马远二人是宫廷画家，而梵隆是南宋僧人画家，他们身份可以代表来自朝野间共同对元祐*党**人的同一态度。第二，在楼玥《题王诜<潇湘小景>》和刘克庄《跋西园雅集图》中都流露出了对元祐文人雅集的向往和推崇，这是南宋文士们对苏轼、黄庭坚等元祐雅士生活状况与精神风貌的解读。
《西园雅集图》这一绘画题材一直延续到元明清乃至近现代，有赵孟頫、仇英、唐寅、李士达、陈洪绶、周翰、顾洛、华喦等40余位画家。他们在不同时代经过后世画家、文人演绎描绘出满足各自时代背景下的“元祐文人精神”的世界。例如，近人张大千于1947年在成都昭觉寺也画了一幅《西园雅集图》，这是一幅绘画创作，其中人物22位，有名流、贤达、高僧、学士、儿童、少女置身于松柏、芭蕉、竹溪、锦石之间，画面营造出了高古、典雅、欢愉、轻松的氛围，代表了近代人对元祐文人精神的解读与向往。
三、“人传元祐之学”与苏轼书法在南宋的传播
《老学庵笔记》载：“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羮。’”【16】从陆游此番言语可以看出，*禁党**解除之后苏轼文章在南宋的接受程度。正如前面所述在南宋苏轼文章一度成为“元祐*党**”后人士子阶登龙门、博取功名的重要门径。建炎四年（1130），高宗曾从苏辙的儿子苏迟处宣取苏轼书，称：“轼书无非正论，言皆有益。朕不独取其字画之工而已。”【17】这对苏轼文与字画是莫大的肯定。加之，宋孝宗对苏轼也高度赞誉:“忠言谠论，立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负其豪气，志在行其所学，放浪岭海，文不少衰，力斡造化，元气淋漓，穷理尽性，贯通天人，山川风云，草木华实，千汇万状，可喜可愕，有感于中，一寓之于文，雄视百代，自作一家，浑涵光芒，至是而大成矣。朕万机余暇，紬绎诗书，他人之文，或得或失，多所取舍。至于轼所著，读之终日，亹亹忘倦，常寘左右，以为矜式，信可谓一代文章之宗也欤！”【18】把苏轼定为“雄视百代”、“一代文章之宗”并不为过，如罗大经所言:“孝宗最重大苏之文，御制序赞，太学翕然诵读，所谓‘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盖纪实也。”【19】
南宋文士对苏轼的接受具备四个因素：其一，南渡文士们内心的“元祐情节”；其二，高宗、孝宗朝政治策略的导向；其三，苏轼本身具有的生活旨趣与文学情韵的感召力。其四，还有蜀地学人和元祐*党**人子孙对苏学的传播。其中，四川绵竹人张拭对苏学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张拭师从南岳衡山五峰先生胡宏，潜心理学，其学自成一派，与朱熹、吕祖谦齐名，时称“东南三贤”，在南宋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他曾受聘主讲于岳麓书院通过讲学活动，培养了一大批学子，不仅使伊洛之学大昌于湖南，而且其门人与私淑返蜀讲学起到间接传播苏学的作用。
张拭曾有一段对苏轼书法评论:“坡公结字稳密，姿态横生，一字落纸，固可宝玩，而况平生大节如此……刚毅凛凛，略不少衰，此岂可及哉！ 范太史家多藏公帖，其间虽有壮老之不同，然忠义之气未尝不蔚然见于笔墨，真可畏而仰焉。”【20】此段对苏轼书法的评价，运用了大量的笔墨说苏轼立朝刚正不阿、直言谠论的品格，“以人论书”从中透露出对其人格气节的钦佩，并认为这种忠义之气鲜明地流露于书作之中。我们知道，朱熹曾是苏学的反对者对苏轼的批评最多，但是朱熹晚期对苏轼文艺观的态度产生了很大的转变。朱熹在《跋周司令藏东坡帖》中赞赏苏轼书翰“词意超然，笔势飞动”【21】。这对当时的南宋书家在书法取法方向上选择苏轼书法风格产生了积极意义。
由于元祐*禁党**事件使得苏轼书法遭到严重毁坏导致流传墨迹大量失传。曹宝麟先生指出：“苏字在徽宗朝有两次大劫，前者为崇宁三年（1104）淮南西路提点刑狱霍英请毁天下苏碑，后者为政和年间潭州倅毕渐请碎元佑中诸路所刊碑，诏皆从之。”【22】所以到了南宋高宗诏求天下遗书及前人书画，其中有记载得苏书临本于报恩寺一个故事:“坡归至常州报恩寺，僧堂新成，以板为壁，坡暇日题写几遍，后*党**祸作，凡坡之遗墨所在搜毁。寺僧以厚纸糊壁，涂之以漆，字赖以全。至绍兴中，诏求苏黄墨迹，时僧死久矣，一老头陀知之，以告郡守。除去漆纸，字画宛然，临本以进，高宗大喜，老头陀得祠曹牒为僧。”【23】类似这种记载文献中颇多，其中也不乏对凸显苏轼人格魅力而编排设计的俚间野史，但是这足以反映士人对元祐文人精神以及苏学、苏字的认可。参照曹宝麟先生所列出的南宋士人学苏字者，有杨时、赵令畤、汪藻、赵明诚、孙觌、李纲、沈与求、谢克家、张浚、扬无咎、翟汝文、韩世宗、叶衡、胡沂、韩元吉、王淮、王之望等。这里面有南渡士人也有出生于南宋的士子，整体来看他们的身份地位相对较高，苏轼书法在南宋的传播与“苏文熟，吃羊肉”这一政治政策导向有极大的因素。
关于南宋书法史上苏轼书法的传播与接受程度，我们除了上面所罗列出的学苏字文士群体，还可以从南宋私人刻帖中找到诸多苏轼书迹资料。如岳珂《宝真斋法书赞》，聂子述《郁孤台法帖》，曾宏父《凤墅帖》（失传），成都《西楼苏帖》等。苏轼书法在南宋摹刻之盛，不管是书迹的收藏，抑或墨迹的刊刻，对苏轼书法的传播与发扬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四、结语
一场政治*党**争引起的*党**籍刻碑事件，其在学术、艺术、文化等领域的影响不亚于《熹平石经》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辩。《元祐*党**籍》碑的书刻是章、蔡为首的“*党新**”排挤*压打**以司马光、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旧*党**”，他们不仅仅针对元祐*党**人、元祐学术以及其后人而且对与其政见不和者一律包含在内，涉及309人数，列名的所有*党**人一律“永不录用”，不许*党**人子孙参加科考，同时碑上列名的所有*党**人一律“永不录用”，这引起朝野上下文士们的强烈不满。随着《元祐*党**籍》碑的书刻、毁禁，再到南宋朝对*党**人解禁，*党**籍碑重刻，元祐文人精神深入士人内心。李公麟的《西园雅集图》和南宋赵伯驹、僧梵隆、刘松年、马远等人摹本为元祐文人精神的塑造起到了极大作用。这对苏学的发展以及苏轼书法在南宋的传播起到了精神力量。《元祐*党**籍》碑事件对南宋代文化、艺术的发展脉络乃至中国传统文人精神的构建起到了不可忽略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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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宋）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三。
【15】（宋）黄庭坚《山谷题跋》卷八《跋东坡书寒食诗》。
【16】（宋）陆游《老学庵笔记》，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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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宋）赵眘《御制文集序》,苏轼，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四部丛刊初编本。
【19】《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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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朱杰人，等《朱子全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977页。
【22】曹宝麟《中国书法史》宋金辽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267页。
【23】《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编辑】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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