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鱼活动在中国中部和南部的发展情形和绳纹渔民的经验形成强烈对比。在这里，早在一万两千年前，捕鱼就是广谱狩猎和搜食活动的一部分。长江下游流域供养的社群以野米维生，几乎可以肯定他们也会食用泛滥平原上的浅水池和支流水路中常见的鲤鱼。
西元前7000 至6000 年左右，长江沿岸开始耕种稻米后，捕鱼的重要性提高。鲤鱼大量栖息在长江中游流域等泛滥平原地区，而考古发掘的沉积物中当然也有它们的骨头。在长江下游地区，跨湖桥遗址位于钱塘江南岸、低于海平面约一公尺处。在有人占居的时期，遗址的一侧傍山，另一侧则有些淡水湖。人们居住在积水地上的干栏式建筑中，但最终因为海平面上升而迁离。这个区域的浅水使鱼类相当丰富，跨湖桥可能只是此区的众多聚落之一，但其他聚落都已经消失沉没在海底。
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内的遗址展示
经过好几百年，中国渔民发展出一些简易但有效的捕鱼方法。除了随处可见的倒刺鱼矛，渔夫还会从挖空树干制成的独木舟、船筏和木板船上部署投网，尤其是在浅水域。有些渔网不过是带有笼子来接收鱼群的立竿网，有些则是可以捞捕大量渔获的围网。渔民会刻意种植灌木丛，用阴影和隐蔽处来吸引鱼群进入浅水，再在那里用渔网围捕，或直接从水中捞起。早期中国的许多捕鱼活动都会使用船筏，尤其是在平静的内陆水域。木板拼成的平底船只和筏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两端高起的中式帆船。
有个著名的捕鱼技巧是运用驯养的鸬鹚。渔民会圈养饲育这些鸟，训练它们为主人捕猎小鱼。通常，训练良好的猎鸟不需要颈环来防止它们把鱼吞下肚。有时候，几只鸟甚至会通力合作，捕捉单一只鸬鹚无法叼起的大鱼。明朝作家徐芳曾评论：
「多条河流的河岸都有许多人饲养鸬鹚，人们会用小船筏来载它们⋯⋯这些鸟儿会深深潜入水中，迅速叼起一些小鱼；它们的脖子上绑着一只小环，防止它们吞下大鱼⋯⋯这些鸟贪得无厌、永不满足，但渔夫对此相当满意，获利可观。」
一直要到西元前1000 年后，在海上航行的中式帆船才会被用来在海岸捕鱼，但当地特有的海盗活动限制了大规模的作业。
对前工业化的中国人而言，最重要是当一名成功的农民，而捕鱼通常只是副业。随着人口膨胀，耕地缩减，人们越来越仰赖野生食用植物和鱼类。在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等许多地区，淡水捕鱼是季节性循环的一部分；在这个循环中，鱼类和包括稻米在内食用植物是人们主要的粮食。在信史时代，许多中国中部平原的居民会在夏季季风期间捕鱼，这时他们的稻田和芦苇住屋会淹水。他们有半年的时间都住在船上并吃鱼，等到季风洪水退去时才回到农田。他们的史前祖先可能也是这么做的。
在气候较温和的长江沿岸和更南方的地区，大量栖息在河中浅水处和湖泊中的淡水鱼是重要的资源，尤其是亚洲鲤鱼。季风时节是捕鲤鱼的重要时期：消退的洪水形成浅水域，鱼会受困其中，用渔网和鱼矛便能轻易捕捞。在珠江流域和长江沿岸，夏季洪水挹注的广阔湿地和浅水湖提供野生鲤鱼理想的栖息环境。如此，迟早会有农夫打造水池来养活鲤鱼，以便日后需要时取用，而他们确实很快就开始圈养鱼。
学名为 它是杂食性的鱼种，偏好流速缓慢或静止的庞大水体，以及柔软泥泞的沉积物。长江下游有四种鲤鱼，即草鱼、青鱼、鲢鱼和鱅鱼 他们在长江繁殖，接着在数千座河岸的湖泊生长。
这四种鲤鱼的产卵环境相似，但它们生活在不同的深度。多数都在长江中游繁衍，那里长三百八十公里的河道上有十二个产卵地点，直到到了人们经常填土造地和建造水坝的河段，鱼群数量才锐减。鲤鱼很容易捕捉和在圈池饲养，它们早在西元前3500 年以前便已受中国人驯养，当时尚没有捕鱼或水产养殖的书面纪录。
清马文麟画鱼藻鲤鱼
人们之所以开始饲养鲤鱼，可能是始于野生鱼口在季风季期间，遭冲刷进水池和稻田所致。[2] 随着农耕人口增加，饲养鲤鱼成为人口越来越稠密的环境中，农民自给自足的一种可行的补充性食物来源。驯养的鲤鱼生长的速度远快过野生种，两年内就可以重达四十公斤以上，并且长约一百二十公分。据说它们是在养蚕农家被豢养长大，人们会用蚕的蛹壳和粪便喂鱼。
早在人们普遍养殖鲤鱼之前，中国政治家范蠡在约西元前475 年写成了一部经典的入门书《养鱼经》。范蠡为越国（今中国东部的浙江）大夫，首先开始在大水池中繁殖和饲养鲤鱼。据说他在池缘种植桑树，并设置养蚕场，蚕落下的粪便可以喂鱼，同时桑叶能滋养家蚕和山羊。他的书中包含许多轶事，有时还提及神话，但关于鲤鱼的建议如处方笺般详实：
「以六亩地为池，池中有九洲。求怀子鲤鱼长三尺者二十头，牡鲤鱼长三尺者四头。令水无声
他在「二月」（西历三月）期间将鱼放入池中。他建议在四月（西历五月）至八月（西历九月）间一步步放入六只鳖；他将这种生物形容成「神守」，「所以内鳖者，鱼满三百六十，则蛟龙为之长，而将鱼飞去，内鳖则鱼不复去」。
范蠡（536-449）
在池中游来游去的鲤鱼仿佛身在大江或大湖中。一年后产量显著。「至来年二月，」范蠡写道，「得鲤鱼长一尺者一万五千枚，三尺者四万五千枚，二尺者万枚。」总共价值「一百二十五万钱」。他建议留下两千条两尺的鲤鱼，当作种鱼，其余全数售出。据范蠡估计，每年增加的产量会不可胜数。
鱼池养殖发展得相当复杂精细。有些鱼池还特别设有多个人工凹地，鲤鱼会自行依体型大小分开生活。为了养出大型的鲤鱼，池主会从大鱼聚集的湖泊和河流岸边采集鱼卵。此外，若从水边取得十余堆泥土铺在池底，就能让农民在两年内养出大鲤鱼。范蠡开始养殖鲤鱼时，已经将他所有的财富都捐给穷人，后来又靠着养鱼获得第二笔资产。
接下来的数千年是中国养殖鲤鱼的颠峰，渔民对鱼群的饲料越来越讲究，以避免寄生虫滋生。因为古代中国的所有水体都是公有的，养鱼成为乡村生活重要的一部分。在南方，汉朝（西元前206 至西元220 年）渔民的做法必定是遵循古法，他们会挖建自己的鱼池和水塘，在里头种植莲花和荸荠，并饲养鱼和龟。他们会在池畔种树和拴养水牛，并用水牛来耕地。在北方，黄河支流沿岸的等高灌溉水渠透过重力，为农田和鱼塘注水。
鲤鱼养殖的黄金年代于唐朝（西元618 至906 年）崛起时戞然而止。因为皇帝的姓氏为「李」，与最常养殖的「鲤」同音。一道诏令下来，任何养殖鲤鱼的行为立即被禁止，食用鲤鱼更是应受五十大板的触法行为。皇帝的命令最终让一个越来越仰赖鱼的社会因祸得福，因为诏令促使池主驯养新的鱼种。养殖渔民转为饲养鱅鱼，这是另一种东亚的淡水原生种，可见于各地的大河和泛滥平原。这些有斑点的银灰色鱼体型庞大，体长介于六十至八十二公分，生长快速，非常适合水产养殖。它们的鱼肉色白且结实，使之成为优良的食用鱼种。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清）所绘之〈鱅鱼图〉
渔民也会养殖鲢鱼，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常见的养殖鲤科鱼种。这种滤食动物以浮游生物为食，可以达到极高的鱼口密度。鲢鱼的重量可以超过十八公斤，受到惊吓时会猛然跳出水面，对独木舟上的渔民和现今的休闲乘船者来说，是相当严重的危险。池主很快便发现，鱅鱼、鲢鱼和草鱼或鲠鱼可以共存在同一个水体中。每个鱼种都会待在各自偏好的环境中。草鱼是顶层鱼类，鲢鱼和鱅鱼在中层，鲠鱼则在底层搜食。
这项发现使得养殖的生产力突飞猛进，同时人们也能在表面上遵循皇帝的诏令。一次幸运的基因突变也促使金鱼出现，备受珍视，成为贵族花园中的观赏鱼类。唐朝的政策也导致另一项革新：人们会在不同季节沿着大河采集小鱼苗。鱼苗累积到一定数量后，会被分散到各个天然水域中，其放养方式到了宋朝期间（西元906 至1120 年）变得极为精细。
金鱼的出现来自于水产养殖时发生的基因突变
明朝（西元1386 至1644 年）皇帝大力提倡水产养殖，驱使渔民提供鲜鱼给统治者和都市市集。明朝当局也鼓励使用更精细的养殖技术，例如疾病控制手段，以及在池中添加食物和肥料。他们向池主宣导，使用动物粪便或有机废物为池水添肥，以维持高生产力。
除了如范蠡所建议，种植喂蚕的桑树，农民还会在水边建造猪舍和鸡舍，才不会浪费它们的排泄物。当要排干池水维修保养时，池主会挖出底部的淤泥，用来替他的农作物施肥。在中国南部，人们会用鱼来清理山脚下有筑堤分界的农田。一旦雨水填满农田，地主就会购买小鱼苗，放入围池中。在两三年内，鱼群便会吃光杂草根，农田也准备好可以耕种。地主会售出那些鱼，并在净空的农田上种稻。
到了1500 年，从河流采集鱼苗，再放入池塘饲养，在中国已是一门庞大生意。将渔获发酵制成鱼糊和鱼酱的事业也蓬勃兴盛，他们使用的技术和罗马人制造鱼酱的方式出奇相似。在中国中南方的贸易中，鱼酱和发酵鱼的交易占据很高的比例，在东南亚亦然。在养鱼仍是家族事业的时期，饲养鲤鱼的方法世代相传长达好几百年，水产养殖也成为中国农业的基石。
十三世纪的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描写了他在中国大河和湖泊看到的许多货运运河。他也注意到每天都有鲜鱼从海岸运往内陆的当地市集，数量多到他难以相信能够全数售罄。他观察到市场的鱼种会随季节变化，但不寻常的是，他辨认不出任何一种。今天，几乎所有能在中国买到的鱼都是养殖鱼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