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分科和选修课的校长；
他也是中国第一个强调文化、体育、音乐并重的校长；
他在苏州湖州的教学模式，成为当时中央办学的模板；
他倡导的“明体达用”教学思想，历经千年而依然受用；
他的知己和贵人，范仲淹赞其为“孔孟衣钵，苏湖领袖”；
王安石称赞他是“天下豪杰魁”，认为他地位堪同“孔孟”；
他是中国教育里程碑式的人物，宋神宗说他是“真先生”；
他的学生遍布北宋政坛文坛，理学大师程颐是他的弟子；
他就是自己7次科考都落榜，
却开创一代教育模式的北宋教育家——胡瑗。
胡瑗(993—1059)，字翼之，泰州海陵（今南通如皋）人，祖籍陕西安定堡。胡瑗从小天资聪颖，从来就是“别人家的孩子”。
据记载，他7岁便跟随父亲学写出好文章，13岁便能读通《五经》，父亲跟别人说起这个儿子， “此子乃伟器，非常儿也！”
16岁时他到泰山求学，孙复、石介成为同学，后来这三个小伙伴各自成就突出，被誉为 “宋初三先生” 。
他们住在栖真观内，生活饮食虽十分简陋但他不以为苦，一心向学，如此勤奋艰苦，坚持了10年之久。
期间每每看到家书上有“平安”两字，便不再拆开，随手丢入溪流中，以免扰乱了求学的决心。至今泰山上仍有“胡安定公投书处”，又名 “投书涧” 。
他的好学与家教有关，据说他父亲胡讷才大学博，文笔优秀，撰写过《孝行录》《贤惠录》。
创办学校，执教苏湖
1032年，多次应试不第后，不得不返回家乡泰州。屡次科举失利，打击了他的功利心，却没能消磨掉他的事业心。
或许是他感觉科举制度腐朽，亦或许是感觉自己没有经受过系统的教育，他想改变这一切，于是他作出了人生的一个重要决定：放弃科举，开办学堂。
于是在老家的华佗庙旁的经武祠，建起了一座学堂，定名为 “安定书院”，开启了私立学校的创业生涯。
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41岁的胡瑗，遇到了他事业上最大的贵人和伯乐——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范仲淹。
其实范仲淹自己也搞过教育，对当时教育面临的学风、师道甚至体制问题都深有体会。
对教育的问题，范仲淹也比较“忧”，他曾说： “国家之患，莫大于乏人”，牛就牛在，他不光停留在“忧”上，他也是试图改变的人。
刚到范仲淹刚到苏州南园就买了块宅基地，请阴阳先生过来看，说这地风水极好，“子孙后代必出公卿”。
范仲淹一听挺高兴， “如此吉壤，与其仅供我一家居住，不如让天下士子都住进来读书。” 于是将这块地捐了出来，造起了学舍，这便是后来的苏州府学。
府学建好了必须得请名师啊， 胡瑗当时正在吴中教授经术，范仲淹 慕名于胡瑗的才学， “爱而敬之，聘为苏州教授”。
元代大儒郑元祐在《学门铭》中记载， “天下郡县学莫盛于宋，然其始亦由于吴中，盖范文正以宅建学，延胡安定为师，文教自此兴焉。 ”
胡瑗这匹 千里马得逢伯乐范仲淹，两人对办学育人的理念一致，因此配合十分默契。
胡瑗从此如鱼得水，踏上“人生巅峰”，甚至通过教育实现了“曲线救国”，做到了一般科考取仕达不到的人生高度，成为太学教授、国子监直讲、大理寺丞、天章阁侍讲。
范仲淹因治水有功被调回京师。但胡瑗的教育探索之路并没有停下，他的另一个“伯乐”来了，他就是时任湖州太守的滕子京，跟范仲淹绝对的好哥们儿。
滕子京凭借与范仲淹的铁哥们关系挖来了胡瑗，1043年，胡瑗正式主持湖州州学。在苏州已经教出了名气，来到湖州马上掀起名人效应，“四方之士云集授业”。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胡瑗通过大胆改革实践，其教育思想日渐成熟。不但提出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 的大胆论断，更是形成了以 “明体达用” 为核心的“湖州学法”，世称湖学。
湖学思想，教育革新
汉唐以来，国家教育和选拔人才重视的都是经史辞赋，治国理政及振兴实业的方面的知识技能却很少。
胡瑗认为必须加以改变，他提出 “明体达用”的教学主旨，主张经世致用，强调经义与时务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所谓“明体”，即“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以圣人之道传授学生，令其通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所谓“达用”，就是要在明圣人之道的基础上，把所学的儒家经义和才能运用于实践，使之“大则可以论道经邦，小可以作而行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
用今天的话说，“明体达用”就是要求学生成为德才兼备的有用之才，不光懂理论也懂实操。
在这个指导思想下，他首创分科教学，名为 “分斋教学法”，即分设“经义”“治事”两斋。
经义斋主要学习研究经学基本理论，属于“明体”之学；治事斋则以学习农业、水利、军事、天文、历法等实学知识为主，属于“达用”之学。
他还要求学生们要各治一事，又兼一事。这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分科+选修”教学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既务实，又各有所长。
有的精通经义，有的精于农事，有的善治水利，有的善于军事等等。
此外，胡瑗还重视体能培养，那时虽然没有体育课这个说法，但他设置骑射和武艺课程，就是更有实战意义的体育课。
胡瑗的教学模式，后世概括为“苏湖教学法”，对宋代及以后的教育理念与体系，都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
他培养出的学生，在社会上声誉也很高： “湖学多秀异，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弟，及为致，多适于世用，若老于吏事者。”
1044年，在范仲淹的积极推动下，“庆历新政”开始实施，胡瑗开创的教学模式以《学政条约》的方式颁行全国，各地纷纷效法“湖学”，官学、学院很多都悬挂 “湖州法在” 的匾额。
以 “苏湖教学法” 提炼汇总而成的湖学，日臻成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大宋教育创新改革风暴。甚至宋仁宗准奏以这一模式为蓝本，兴办了大宋第一所中央太学。
这些“新政”举措，实际上将这一地方教学模式升格至国家教育理念与经验的层面，予以了由上至下、由点及面的大力推行。
意义重大，影响千年
“湖学”的“明体达用”改变了只重词赋、不重实学的浮华学风，注重实学，强调让学生理论结合实际。
分斋教学、分科教学让人才培养更有针对性，也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避免了单薄，既培养专门人才又培养复合型人才。
另外“湖学”还革新了教学方法，避免单纯填鸭模式，把讨论法、观摩教学法、还直接在学校的实训基地，让学生直接动手操作，不但增加了课堂的互动体验性，还大幅提升了学习效果。
其实，仅仅是把治民、讲武、堰水和历算等知识纳入官学体系并与儒家经典取得同等地位，就是了不起的突破。
有学者认为正式湖学的“明体达用”既奠定了宋韵文化的思想基础，又是后来程朱理学的思想源头。
比如以程颢、程颐和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强调的“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实质上就是对“明体达用”更进一步的诠释。
从师承关系上也是自然，朱熹的老师是程颐，而程颐就是胡瑗的学生。
明代著名学者程敏政评价胡瑗： “自秦汉以来，师道之立，未有过瑗者。”
清代黄宗羲在《宋元学案》更是把胡瑗列为宋学第一等人物，认为他是宋代以后中国学术的开创者、先导者。
国学大师钱穆更是把胡瑗“明体达用”思想，直指为 “宋学精神” 。
湖州，作为“湖学”的诞生地，当然也受益匪浅。在湖学影响下，湖州孕育了大批名人巨匠。比如自北宋以来，湖州出的状元就达18人（含1名由外籍迁入湖州的）之多。
以“湖学”为代表的湖州教育文化，成为湖州厚重人文画卷中的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甚至为 “人生只合住湖州”、“一部书画史，半部在湖州”及“一部民国史，半部在湖州”等都奠定了人文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