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敬父亲三杯酒
署名：一盏星光
酒是什么？酒是男人的泪，酒是男人的血；酒是男人擎起杯来，相视而笑、一饮而尽的心神领会。中国男人不善于表达感情，中国的父亲和儿子更不善于相互倾诉，只有端起酒杯的那一刻，两个男人才在共同的微醺中彼此会意。
泥坑酒美，浄雅飘香。今天是父亲节，我携妻带子，约上两个朋友，和头发斑白的父*共亲**度这美好的夜晚。汪曾祺说，多年父子成兄弟。这是因为随着世事消磨、岁月留痕，两个男人越来越多对人生、对俗世的共同感悟。退休年迈的父亲不知几何时，多了些孩子的心性；而年过不惑，过尽千帆的儿子则懂得了父亲当年的诸多不易。今晚，我斟满这醇厚悠长的泥坑浄雅香，且向我的父亲敬上三杯酒。
第一杯，我敬父亲的奋斗不懈
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早已吹遍了大江两岸。父亲承包了十亩地种棉花，他和母亲两个人夙兴夜寐、日夜操劳。晨起的露水打湿了他的裤腿，中午的太阳晒裂了他的脸膛，夜晚的星光涂抹着他的黑发。
上有老母，下有妻儿，父亲甩开膀子，使用浑身解数，暗中咬牙，誓要做一个“万元户”。然而，土里刨食，向老天爷讨生活，回报往往抵不上艰辛的付出。农事之外，他开始大搞副业，带着干粮，蹬着二八式自行车，一天几百里，四处去买泵轴；走街串巷，探幽寻古，去九河沿岸、太行山麓的村子里搜集古董，买回来，又蹬上车子去北乡，让懂行的姑父辨真认伪；为辨识各朝代的钱币，他买了好几本古铜钱的专著，仔细研究；他和朋友合伙烫制食品塑料袋，两家人一齐上手，院子里时时散发出塑料的怪香；他还曾经收购破烂，堆满了租来的旧屋；他还曾贩卖、批发塑料洗脸盆；还曾组装电笔，至今，老家旧衣柜里还能找到纽扣电池、绝缘胶、手持电烙铁、电子笔筒等等组装原件，他们虽然被尘土覆盖，但仍然默默地讲述着那段充满希望与未来的历史。
父母在，不远游。无论父亲怎样在家“折腾”，我的奶奶就是不允许他出去“跑外”。下雪的日子里，有朋友来，他们就捧出一把带壳的生花生，在方桌的两端各自一坐，打开一瓶泥坑酒，倒出些许来，在碗里点燃了，用一把锡壶慢慢地温酒喝。
“今年这一年，不过也就八九千元的收入。”父亲说，他端起一杯家乡的泥坑酒，一仰脖，他不自觉地轻轻“啊——”了一声，让烈酒伴着这苦辣杂糅的生活况味一起入喉、下肚，慢慢地流转全身，把人激发得顿生豪情。
“那已经不错了，你这样的，还想挣多少！”这个老朋友揶揄他。也端起一杯发热的白酒，一仰脖，喝下去。
“不行，在家里干，难干出万元户来。”父亲红着眼睛说，“我得出去！”
母亲坐在土炕上纳鞋底，听见父亲这句话，脸上渐渐泛起了阴云。
那座低矮的蓝色表砖房子里，蕴积的酒香气，越来越浓，越来越烈，飘散到院子里，飘散到大街上，飘散到外面更加广阔的天地里。
第二杯，我敬父亲的艰辛不易
奶奶去世，母亲再也阻拦不了父亲。年近不惑之年的父亲下定了决心，就是死也要死在外面。他对又哭又闹的母亲说，“我快四十了，再不出去，这辈子就完了！”
1993年，我离家去四芝兰上高中，父亲扛起一捆电缆，和朋友一起去了内蒙古呼和浩特。父亲是个爽直性子，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直来直去；又是个正直的倔强人，膝盖不习惯打弯儿，脖颈子又硬，从不会把媚态堆在脸上。他就是以这样的心性脾气，以“四十不学艺”的年龄，以半辈子的农村人生经历开始去外面闯世界了。
不两年，他和新认识的朋友转战山东*安泰**，未能立足；再一年，他又孤身一人北上吉林延边，在一个叫珲春的边境小城驻扎下来。路途遥远，他常常在凌晨五点多起床，背上行李包，站在村外公路边，在黑夜里吸着烟，等那客车来；到石家庄，转火车到北京，从北京坐一天一夜的火车，一直坐到那条铁路的尽头，再不能走的时候才下车，再转中巴车，前后历经两天一夜，近四千里地，才到达那座叫珲春的小城。
有时候，他风尘仆仆地回来，却得不到母亲的笑脸。母亲是个不识字的农村女人，不像高小毕业的父亲那样有追求。她只愿一家人守在一起，守着土地，守着房子，守着圈里的猪、院子里的鸡，按部就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安安稳稳地把日子过下去。如今，丈夫远走他乡，儿子离家上学，只剩下两个年幼不懂事的女儿跟着她，一家人散做三处，这不是她要的日子。于是，母亲拉着脸，撅着嘴，不说话。
在外面刀光剑影、如履薄冰；回家来，却又是冷风冰雨，甚至是冷火冷灶。父亲的心比那冰雨更寒冷。
知道他回来，家里的朋友来和他喝酒。母亲冰着脸算是准备了几盘家常炒菜，一只烧鸡，两瓶泥坑酒。几个人吆五喝六地喝着，父亲高谈阔论，叙述着“跑外”的种种经历与遭遇，遇到的冷脸与傲慢，甚至是陷阱与伤害。喝着喝着，还未喝到一半，父亲突然就喝醉了。
他拉着朋友的手，叫着兄弟啊兄弟。他悲从中来，坐在门口的砌砖台阶上，捂着头恸哭起来，热泪纵横。开始大概是委屈，后来却是发狠。他破口大骂起来，骂最难听的脏话，骂着听不清名字的人。或许，他是在骂某一个具体的人，或许，他是在骂那些欺负他的人，或许，他是在咒骂这艰辛的生活吧。
他骂了很久，被母亲拉拽着去睡；在梦中仍然骂骂咧咧，咯吱咯吱地咬牙切齿。
等我去邢台上大专，大妹去石家庄读幼师，二妹寄居在姨姨家到乡里上初中的时候，母亲终于在父亲的反复劝说、催促下，也随父亲去那边城珲春做生意了。从此，他们两个远在天边，我和两个妹妹各自求学，一家人散在四处。在我回家的周末里，兄妹三人才聚在没有父母的家里，一起用邻居小卖部的电话给遥远的父母报上一个平安，听见母亲在电话的那头哭得泣不成声……
父亲的电缆生意逐渐淡出，慢慢地转向了五金、轴承、劳保等综合商店的路子上。开始是和卖残疾人用品的朋友合租一个门市，从中分隔两家；后来，自己在靖和街文化路租了一个门市，后来又搬、再搬，也认识了更多性格直爽的东北朋友，终于在那里站稳了脚跟，一切皆顺利规律起来。
父亲的生意有了稳定的客户，他有了自己的朋友圈，日子一天天地好起来。父亲醉酒恸哭的习惯也逐渐改变；就算从中午喝到晚上，喝完了白酒喝啤酒，醉得坐在地上哼哼唧唧地睡觉，再也不哭，再也不骂了。我们也都先后工作、成家。我和妻子教高中，在宁晋安了家，有了两个孩子；大妹教初中，丈夫是个医生，也有两个孩子；二妹和丈夫驻扎在长春做电缆生意，也有两个孩子，是距离父母最近的。
一到暑假时候，我们总会带上孩子去珲春探亲旅游。父亲的朋友们请我们去山村里吃土鸡，请我们去唱歌，请我们去防川风景区，“一眼望三国”的地方，请我们坦然享受东北人特有的热情与好客。
第三杯，我祝父亲健康长寿
父亲这一去，在东北珲春度过了二十多年的时光。“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人越老越依恋故土了。我们越来越多地惦记他们，反复劝说，该退休了。但父亲在那里和一帮年轻朋友在一起，根本感觉不到老之将至。65岁那年，他的类风湿疼痛开始反复发作，前后计较，又加上我们的催促，终于下定了决心，把商店盘了出去，收拾了行李，回到宁晋来了。
身上的疼痛一消失，他在家里坐不住。先是找了一个修护园林的活儿，感觉不合意；又找了一家批发酒饮的商贸公司，在那里做了一名库管员。他玩微信，看新闻，经常谈论社会时局；他用电脑出库、入库，账目做得一清二楚。许多同龄人都不曾料到，他竟然如此“新潮”，却不知道，他前几天还自己做着老板和朋友们纵论天下呢。
父亲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一回家，刚进门要脱鞋的时候，他的二孙子就脆生生地叫：“爷爷——”
“哎——”他也脆生生地大声答应，那个紧迫和利索劲儿，好像恐怕那一声“爷爷”答应慢了就会掉在地上似的。母亲忍不住嘲笑他，“你答应答应吧，那么大声干什么。”
父亲的理由很充足，“我愿意，就愿意大声！上班多么累，这一声爷爷答应了，别提多解乏了，来，小儿，再叫一声！”
我在闲暇的时候，要么炖点排骨，要么买点熏肉、整俩小菜，和父亲小酌几杯泥坑酒。也有时候，像今天这样，请全家出来，叫上两个朋友，陪父亲喝上几杯。
夜幕降临，微风习习，吹得人胸襟舒畅，神清气爽。临街的烧烤摊逐渐来了许多客人，灯火阑珊，照亮了人们幸福的笑脸。
我给父亲斟满酒，自己也倒上。这么多年，我渐渐明白了父亲为何哭，也渐渐明白了父亲为何骂，明白了一个男人为这个家庭所独自承担的一切苦衷与委屈、拼搏与奋斗、坚持与付出，也渐渐明白了一个中国男人对妻儿、对家庭从未说出口的真挚而淳朴的大爱。
在这初夏的微风里，我想起许多往事，有许多话要说，却只是倒满一杯酒，端起来，眼望着父亲，说：“来，父亲，我再敬您一个，干！”
作者：李丁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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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审：尚栋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