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中文化】托克托县古镇河口
托县融媒体中心 活力托克托 今天
古镇河口
杨诚 杨子扬
引 言
“先有河口，后有托城”（托县历史沿革简述）明朝“嘉靖中，西土默特部台吉驻牧，名脱脱城，一称托克托城，是即今县治也。清初，仍沿脱脱之称。乾隆初，设协理通判。六年，隶归绥道。二十五年，改理事厅。光绪十年，改为抚民通判厅。民国元年，改为托克托县，设知事。（《绥远通志稿·县局疆域沿革》）古镇沧桑（一）从“君子津”说起在河口村南的黄河岸畔，竖立着一块白底红字的木牌，上写着“君子津”三个大字，旁边的另一块木牌，介绍“君子津”的来历。君子津的由来始于郦道元的《水经注》。原文为“皇魏桓帝十一年，西幸榆中，东行代地。洛阳大贾，赍金货随帝后行，夜迷失道，往投津长曰：子封送之。渡河，贾人卒死，津长埋之。其子寻求父丧，发冢举尸，资囊一无所损。其子悉以金与之，津长不受。事闻于帝，帝曰：君子也。即名其津为君子津。济在云中城西南二百余里。”（引文见陈桥驿点注的《水经注》1990年9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版本在“皇魏桓帝十一年”句下注：案“皇魏”近刻讹作“昔汉”，“一”讹作“三”。河口村关于君子津来历的介绍所依据的版本正是“讹作”版，即把“皇魏”的“桓帝”误为“汉桓帝”，“十一年”误为“十三年”。“君子津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早已为国人知晓。而“君子津”的确切地点今无定论。因为被“桓帝”称为“君子”的“津长”确实做了一件为人钦敬的好事，而且，更重要的是这“君子”是“帝”封的——不管是魏桓帝还是汉桓帝——其名的“含金量”就特高特响，以致在古云中（遗址在今托克托县古城村）城南部的黄河畔就争来抢去地出现了好几个“君子津”。人们都想出多种理由想把“君子津”安放在自己家门口，也可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其中，就有人论证说，君子津就在今托县的河口一带。据史料记载，明朝时，今河口处曾叫“君子津”。这一论据虽不足以证明那位1700多年前的“君子”津长就是现在的河口人，但也没有否认这一地名与那位“君子”毫无瓜葛。其实，历史上有些事情本来就是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就如这位称赞津长为“君子”的“桓帝”，其实当时只不过是拓跋鲜卑族的一个部落酋长。他生前连“王”都没当上，更不用说“帝”了。只是因为他们这一家族的后世人出了个大能人拓跋珪，东荡西杀，南征北战，在中国的北部建立了北魏王朝，于公元398年把都城从云中迁移到了平城（今山西大同），正式即皇帝位，就仿照中原历朝开国皇帝的惯例，把他的远祖毛以下的27位列祖列宗都一股脑儿封为“皇帝”，这位“桓帝”本名叫猗，虽不是拓跋珪的直系祖先，因同属毛的后裔，也就在这次大封皇帝中沾了光，尸骨上挂了个“桓帝”的名号。作为魏国大臣的郦道元先生，在他的《水经注》中，只能把这位部落酋长尊称为“桓帝”，——这也是中国史书的惯例。我当然也愿意当年的“君子津”就在现在的河口了。君子津在北魏时，大概已不是一个渡口名了。这一点推测，从以下的史实记载中或可想到。拓跋部发祥于今嫰江流域、大兴安岭北部。东汉初期，逐渐西迁，进入今内蒙古地区。其中，拓跋部本支，在拓跋力微的率领下，游牧于云中一带。先时，因力量薄弱，就投靠依附在没鹿廻部大人窦宾门下，因其存心殷勤讨好，深得窦宾的器重。窦宾把自己心爱的女儿也给了力微。窦宾死后，力微发动“*变政**”，杀了意欲加害于他的窦宾的两个儿子，吞并了没鹿廻部，成为一方的强盛部落。力微死后，力微的少子禄官继承了父亲的大酋长之位。晋惠帝元康四年（294年）（亦说元康五年（295年）禄官把部落分为三部：自己率一部在东，游牧于上谷之北，濡源之西（在今河北境内）；其侄子猗 ，即后被封为桓帝者，居中，游牧于代郡参合陂北（今凉城一带）；猗 的弟弟猗卢在西，游牧于今和林格尔、托克托县一带。《魏书》记载，这位猗……在拓跋部的部落首领中，也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他曾巡度漠北，西掠诸国，五年之际，降服了20多个小部落，称雄一方。西晋惠帝司马衷——历史上出名的痴呆皇帝，被成都王司马颖逼留在邺城（河北境内），而匈奴族的刘渊在离石（今属山西）起兵反晋，自号汉王。并州刺史司马腾请求猗出兵相助。猗 亲统大军10万，于西河、上*党**一带大破刘渊军。惠帝回到都城洛阳，猗 与司马腾结盟而还。第二年，刘渊又出兵攻打司马腾，司马腾再次求助于猗 ，猗 率领数千轻骑援救，斩杀刘渊的部将綦母豚，击退刘渊军。晋帝封猗 为大单于，赐给金印紫绶。猗 死后，猗卢的势力不断发展壮大，先后吞并了其他两部，在公元310年，还被西晋怀帝司马炽封为“代公”，几年后，又被晋愍帝司马邺封为“代王”。猗卢死后，拓跋部经过20多年的内乱，到公元338年，十九岁的什翼犍接任代王。什翼犍的祖父弗立，父亲郁律，都曾在汗位争夺战中先后当过部落首领，但都在很短的时期内就又丢失了政权。当什翼犍的大哥翳槐从猗 的孙子纥那手里夺得汗位后，曾派遣什翼犍到石勒所建的后赵那里当了10年的人质。翳槐临终时，嘱咐其弟孤说：“必迎立什翼犍，社稷可安。”孤听从兄长的话，亲自到邺城接回了什翼犍。什翼犍在后赵当人质之际，深受汉文化的影响。执掌拓跋部后，就任用汉人为官，效法中原王朝，建国号，设官职，制法律，推进拓跋部的封建化进程。他听从母亲的话，把代国的都城建立在云中。东晋孝武帝太元元年（376年）10月，前秦苻坚命令大司马苻洛为北讨大都督，率幽、冀兵10万，正面进攻代国。另派镇军将军邓羌、前将军朱彤、前禁将军张蚝、尚书赵迁、李柔等率部骑20万分从东、西进攻代国。苻洛的大军就驻扎在君子津一带。敌军大兵压境，代国却发生了内讧。什翼犍被叛乱的儿子杀死。什翼犍的孙子拓跋珪在母亲的携带下躲避于舅父家中，幸免于难。什翼犍的眷属死的死、逃的逃，有几个趁乱逃往君子津，向秦军求援。前秦大军直趋云中，击灭了代国。“淝水之战”后，前秦兵败国衰，拓跋珪在其舅父的帮助下，重建代国。之后，历经苦战，统一了中国北方，建立了北魏王朝。公元398年，拓跋珪把都城从云中迁到了平城。北魏太武帝始光三年（426年）10月，拓跋珪的孙子太武帝拓跋焘趁大夏国内乱，亲自带领数万大军“幸云中，临君子津”。正遇天气酷寒，黄河结冰。拓跋焘率20000轻骑从君子津渡河，直奔夏国都城统万城，因城池坚固，未能攻下，领兵回到平城。第二年，拓跋焘领10万精兵再攻统万城。这次还是从君子津渡河西征。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是从阴山上砍伐了木材，在君子津筑桥，让大军从桥上渡黄河，挺进统万城，大获全胜。从上述史事可以想见，如果当时的君子津只是一个孤零零的小渡口，盖几间遮风避雨的泥巴房，漂一两只随风逐浪的小渡船，就算是“桓帝”亲口所赐，它的名称也未必会与后世一些重*史大**事相关。在《魏书》中提到君子津的，不仅上文所述，还有：代王什翼犍建国二十五年（公元362年），“帝南巡，至君子津。”这里的“帝”是指什翼犍，因他死后在孙子大封皇帝时被封为“昭成帝”；所谓“南巡”，是指代王从云中出发，南至君子津。代建国三十二年（公元369年），“帝南幸君子津”；明元帝拓跋嗣——拓跋珪的儿子，于泰常四年（公元419年）冬十二月，西巡至云中，逾白道，北猎野马于辱孤山。至于黄河，从君子津西渡，大猎于薛林山。帝王亲幸巡视之地，数十万大军渡河之处，看来就非同一般。或许，当时的君子津，其地理位置在北魏统治者眼里，已经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之地了。所以，历经千年沧桑，迄于清，成为驰名大河上下、长城内外的水旱码头就该是理所当然了。
水旱码头渡口先有渡口，后*码有**头。“河口”之名始于何时，史无确切记载。而其所在处作为渡口，不仅有“君子津”古渡的美名流传于世，而且还有帝王从此过河的历史记载。《隋书》载，大业三年（607年）八月、炀帝“车驾发榆林（今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与河口隔黄河斜对相望），亲巡云内（即云中，隋朝时避杨坚之父杨忠的名讳，改云中为云内），溯金河（今大黑河）而东北。”这“东北”是去哪呢？是去启民可汗的牙帐大利城。启民可汗是突厥族的一个首领，在隋朝皇帝的大力扶持下，成为东突厥的可汗。东突厥臣服于隋，当时就驻牧在白道川，即今土默川一带。隋文帝杨坚特为他在今和林格尔土城子一带修筑了大利城，作为他的牙帐，还把安义、义成两位公主先后送给启民为妻。杨坚死后，启民继续与炀帝杨广交好，和隋朝成为友好邻邦。炀帝为向北方的各少数民族耀武扬威，就于大业三年六月经雁门、马邑（今山西朔县）驾临榆林。启民可汗和义成公主带领所部到榆林炀帝的行宫叩拜炀帝，并请炀帝到他的牙帐作客。八月，炀帝决定巡视云内，并到启民的牙帐大利城。关于炀帝这次北巡，范文澜先生在其所著《中国通史简编·隋·隋炀帝》中写道：“六0七年，隋炀帝到北境去游玩。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开前往并州的大路。他经过雁门，太守丘和献食精美；到马邑……暂停在榆林郡，发丁男百余万人筑长城，西起榆林，东到紫河（河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西——原注）限令二十天筑成，丁役死去十之五六。他筑长城同洛阳外围掘长堑是一样的想法，以为有了长城，可以保证行军的安全。他率大军五十余万人，马十万匹，结成方阵，四面准备应敌。他和后妃宫眷及百官家属都在方阵中间。大军出榆林，*行游**突厥牧地，受启民可汗朝见。”“炀帝率大军出榆林塞，令宇文恺作观风行殿，又作行城。可以在平地上临时造出大城和大殿。游牧人骇怪，以为是神功，每望见御营，十里外就跪伏叩头，走路不敢骑马。”炀帝率领着如此庞大的队伍过黄河，“溯（逆流而上）金河”，幸大利城，想来也是从当日金河与黄河的交汇处进入金河的。清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清廷为传递信息便利快捷，加强内蒙古地区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敕令内大臣阿尔迪、理藩院尚书班迪到蒙古各部勘测后开辟喜峰口、独石口、古北口、张家口、杀虎口五条驿路。其中杀虎口驿路由京城西行至杀虎口，由此分为东、西两路。东路从杀虎口向西北经八十家子、新店子、二十家子（今和林格尔）、沙尔沁到归化城，然后到乌拉特三公旗。西路从杀虎口北至归化，继由归化而西南经杜尔格（今托县五十家村）从河口处过黄河进鄂尔多斯，连接东乌素海、古尔素特、巴彦布拉克、阿鲁乌尔图、巴尔素海和察汗札达亥河西六个台站，全程1200公里。河口处成为连接这一驿路的必经渡口。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十月，康熙亲征噶尔丹，驻跸归化城。十月二十八日，康熙率领大军来到今托克托的黄河边。其时，黄河正是流凌期，还未结冰。大军急切不能过河，就暂驻湖滩和硕，（有的史料上写作湖滩河朔。《绥远通志稿》、《土默特志》等书注明即今河口处。）康熙在这里写下了长诗《黄河》（并序）。十一月三日，康熙泛舟黄河，见“流凌始下，舟行之顷，河水莹洁，波浪忽平，”一时诗兴大发，吟诗一首：黄涛何汹汹，寒至始流凌。解缆风犹紧，移舟浪不兴。威行宜气肃，恩布觉阳升。化理应多洽，嚣氛顷刻澄。说来也怪，十一月五日夜，天气骤寒，黎明，人报湖滩和硕南“喀林拖会”（河水转弯处）地方结冰。“时天气温暖，自喀林拖会东西数里外，河水湍急，独军渡之处，冰坚盈尺。上命军士等分三路垫土，辎重渡河，如履平地。”（《清实录》）康熙大喜，又挥毫写下了《冰渡》一诗：云深卓万骑，风动响千旗。半夜河冰合，安然过六师。大军即从今河口南顺利过黄河西征。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三月，康熙再次西征噶尔丹。噶尔丹兵败服毒自杀。康熙胜利凯旋。为巡视宁夏黄河，康熙特从宁夏横城乘舟顺流而下。四月十五日，来到湖滩和硕。康熙离舟登岸，又乘马于陆路行猎，与大军会合，于五月回京。同年，康熙晓谕土默特两翼都统于黄河东岸畔设湖滩和硕和毛岱两处官渡，负责递送往来公文，并巡查奸宄，巡缉匪类。官渡各设官船两只，渡口防御、骁骑校各一员，士兵15名守护。毛岱官渡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因黄河南移，改设于包头以南的南海子。而湖滩和硕官渡一直沿用下来。官渡之外，私人渡口也在河口设立。据民间传说，今河口薛家先人经营的渡口还曾被康熙帝封为“皇封渡口”。说康熙微服私访探察黄河时，来到河口，坐上了薛家的渡口划子。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康熙的一件“宝物”掉进了河中。薛家先人立刻跳入激流滚滚的河水中，把“宝物”捞出来，奉还康熙。康熙掏出银两要酬谢，薛家的先人辞谢说：“客人过河丢失东西，船工帮助找回，是应该的，不能接受谢礼。”康熙很受感动，回京后，下旨诏封河口薛家渡口为“皇封渡口”。从此以后，薛家渡口异常兴盛。薛家先人也规定了一条“家规”：经营渡口的，必须是家族中最贫困的人。总是河口的私人渡口生意甚好，以致引起了官渡的不满。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湖滩和硕、毛岱官渡章京请示归化城副都统，禁止私人在托克托河口渡口摆渡人畜。”（《呼和浩特千年大事》）这一“请示”结果如何，不得而知。而事实是，薛家渡口从清朝时一直延续到当代。它曾伴随着河口水旱码头同兴共衰。新中国成立后，海口渡口曾是境内联通黄河两岸的交通要津。200 年，建在海口东侧的黄河大桥通车，海口处相沿一千多年的黄河渡口就此画上了一个历史的句号。河口成为水旱码头的社会历史因素世界上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有其必然的因果关系。河口所以在清朝之际成为我国北方著名的水旱码头，是由于多方面的社会历史原因导致的必然结果。土默川及河套地区的农业开发河口所在的托克托——土默川地区，历史上是我国北方各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相互逐鹿的中间地带，也是各少数民族割据势力志在必得的战略要地。这里背负阴山，面临黄河，气候温和，土肥水美，宜农宜牧。清朝以前的历史时期，虽也有少量的农业生产，但基本上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游牧区。明朝时，蒙古土默特部进驻丰州滩，即今土默川。其首领阿勒坦汗为冲破明朝统治者的经济*锁封**，一面极力争取与明朝通贡互市，一面实施兴办农业。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白莲教首领赵全、李自馨等率众潜逃出关投奔到土默特部，阿勒坦汗即责成其兴建板升（蒙古语称房舍为板升，明代泛指农耕之民居住的房屋、村落，以区别游牧民的毡帐），垦田种地，并采取奖励农耕的措施，号召激励明朝境内的农民前来垦荒务农，从而吸引了许多关内农民来到土默川。到明嘉靖末年，在土默川从事农业生产的汉民已逾五万（一说约10万）人。他们“开云田（内）丰州地万顷，连村数百”。形成了“板升农业区”。清朝初期，板升农业区的土地因连年战乱而大多荒弃。在清廷先后发动征服喀尔喀蒙古、青海、*疆新**蒙古和回部的战争过程中，土默特地区成了军辎供应基地，根据“就地筹糈”的政策，清政府从康熙年间起，就从当地的牧地中，以驿站地、庄头地、公主地、户口地等多种名义拨出大量土地作为耕地，招徕关内农民出口种地。乾隆初年，清廷把原在热河、右卫等地驻防的八旗兵调到绥远城，为就地解决兵粮军需，清廷以“赏赐”、“效纳”等名义开始大规模放垦土默特牧场。事实上，早在康熙年间，内地的汉族农民就不断地来土默特地区种地谋生，先为春出秋回，雁行作业，即所谓“跑青牛犋”，后逐渐筑屋定居，时人称之为“寄民”。到乾隆年间，内地来土默川种地的农民与年俱增，而且多数定居下来。乾隆皇帝曾有诗吟道：“蒙古昔种田，撒种委之去，谓曰靠天收，秋成乃刈获。……而今则不然，均习耕耨务，课雨与量晴，不殊三农虑。”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诸朝，土默川已基本完成了由牧到农的产业嬗变。期间，清政府虽然多次颁布“禁垦”令，但屡禁屡垦，明禁暗垦，以致禁而不止。乾隆朝以来，后套平原的农业开发也相继展开。与土默川耕地开发不同的是，土默川的耕地开发是以“官垦”或说“公垦”为主，即是清廷的政府行为。而后套的耕地开发则是以“民垦”或说“私垦”为主，即地商先向当地拥有土地的蒙古贵族、召庙喇嘛等处将土地租赁出来，或雇用农民耕种，或转租于人。到清朝后期，后套的大部分土地都开垦为农田，出现了许多由经营土地而发家的豪富巨贾。像至今仍在民间传说的传奇人物王同春，外号“瞎进财”。（生于清咸丰元年——1851年）据其小儿子王喆撰文回忆，他父亲在半个世纪里就垦殖荒地⒉7万顷，水浇地0·8万顷，总数为⒊5万顷。他建立的公中28个，牛犋70多个（公中、牛犋是当时大地商建立的雇佣农工聚居地。），养有1000余头耕牛，雇有长短工千余人。后套是黄河冲积平原，地势平坦，沃野千里，发展农业生产，得天独厚。尤其是，人们充分利用当地优越的水利条件，开渠筑堰，引黄灌溉，致使后大套在清朝后期成为远胜土默川的“塞外粮仓”。清中叶，朝廷对牧地逐年“放垦”，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批准了山西巡抚岑春煊奏请开垦蒙地的建议，委任贻谷为钦差督办蒙旗垦务大臣，河套地区（含土默川）开垦蒙地就此完全解禁。清政府放垦蒙地的原因主要有：一是军事需求。如上所提，为强化西北军防，清政府将驻守内地的大量*队军**调到内蒙古地区驻防。这些驻军所需的军粮若靠从内地调运，在当时的交通运输条件下是异常困难的。因此，开发当地农业，就地解决军粮所需，就成了首选之计。这一点，从岑春煊的奏折中也可得知：“……蒙兵宜练，而苦于无饷；蒙长欲自练其兵，而苦于无力。是则欲练兵，非筹练费不可；欲筹练费，非开蒙地不可。今蒙地接晋边者，东为察哈尔右翼四旗，西则为伊克昭、乌兰察布二盟十三旗，田土饶沃，水草丰衍。乌拉特、鄂尔多斯两部，依阻大河，形势雄盛，浇灌之利，甲于天下……”二是财政所需。清朝后期，国家财政匮乏，捉襟见肘。而《辛丑条约》的签订，更使清廷经济雪上加霜。岑春煊在奏折中写道：“臣维时局艰难，度支竭蹶，兵费赔款之巨实为历来所未有，欲议筹款，不外加厘税、加捐输，然此仍取商民固有之利，而非为黎庶谋衣食之渊，是不言兴利也。其言救贫者，则或裁节饷费，或振兴工商，然汰兵所节无几，矿路制造，效难骤求。以糜财沙河之时，而规取锱铢之入，是虽理财之常理，仍无以应急也。查晋边西北……以各旗幅员计之，广袤不下三、四千里，若垦十之三四，当可得田亩十万顷。（光绪）二十五年，前黑龙江将军恩泽奏请放扎赉特旗荒地，计荒价一半可得四、五十万两。今以鄂尔多斯近晋各旗论之，即放一半，亦可得三、四倍。”（见《土默特志·土地与垦殖志》）
（来源：华人头条‖内蒙古民间文艺周刊【第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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