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议事件是北宋中期的重大事件之一，是宋英宗时期展开的一场关于如何尊封英宗生父濮安懿王赵允让的议论。 当时王珪担任翰林学士，属皇帝近臣，在濮议事件中的表现充分体现了其宽仁、沉稳为政风格的最终形成。
英宗非仁宗之子，而是濮安懿王赵允让之子。英宗即位后，为了提高其生父的政治地位，提出重定濮安懿王的名分问题，于是朝堂之上出现了如何尊称英宗生父赵允让的争议。当时主要有两种意见， 一种是以宰执韩琦、欧阳修等为代表，他们认可英宗的观点，认为英宗与濮王有天性之亲，提议尊濮王为皇考；另一种是以王珪、司马光等为代表，他们认为皇帝应当遵守传统封赠期亲尊属制度，称濮王为皇伯 。所谓传统封赠期亲尊属制度，即王珪等人从《仪礼·丧服》中蕴含的礼制出发，坚持为人后者不当顾私情，为人后者当为所后之父服斩衰三年，同时要为本生父降服。英宗既已过继给仁宗当继子，自然不可称濮王为父，“何以不贰斩也？持重于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因此反对使用“皇考”之名，强调称“皇伯”即可，即“亲屈于尊”。正如王珪所言：“非如仁宗皇帝年龄未衰，深惟宗庙之重，祇承天地之意，于宗室众多之中，简拔圣明，授以大业。陛下亲为先帝之子，然后继体承祧，光有天下。”强调英宗早已过继，在礼制层面应为仁宗之子。
双方的观点存在较大分歧，互不退让，其中司马光表现较为激烈，将矛头直指以韩琦为首的宰执群体：“而政府之意，独欲尊濮王为皇考，巧饰辞说，误惑圣听，不顾先王之大典，蔑弃天下之公议，使宗室疏属皆已受封赠，而崇奉濮王之礼至今独未施行，此众所以怫郁，而未为称惬者也。或恐陛下未能知二议是非，臣更请为陛下别白言之。”在司马光看来，二府官员蛊惑圣听，使皇帝无法辨别是非，于是皇帝才有尊濮王为皇考的不当想法。司马光的上书表面上是指责韩琦、欧阳修等人，实则也是对英宗欲尊生父为皇考行为的批评，而且他的上书较为尖锐，所用“不顾先王之大典，蔑弃天下之公议”之类的语词，有伤皇帝与宰执的尊严，易于引起对方极大的反弹。王珪虽与司马光意见相同，但他的态度明显较为和缓，在《濮安懿王典礼议》中，王珪言：“濮安懿王虽于陛下有天性之亲，顾复之恩，然陛下所以负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孙孙，万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浅，不达古今，窃以为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礼，宜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官高**大国，极其尊荣；谯国太夫人、襄国太夫人、仙游县君，亦改封大国太夫人，考之古今，实为宜称。”王珪首先明确承认濮王对英宗有天性之亲、顾复之恩，体谅英宗尊父之心情，然后口气一转，指出英宗能够君临天下都是先帝仁宗之德使然，所以应该先帝在前，濮王在后，依先朝旧制以尊濮王。宰执韩琦、欧阳修等人面对王珪、司马光等人的不同意见，无法自圆其说，于是请求下发尚书省，集体商议。但是，令英宗和韩琦等人未曾想到的是，本以为挟君、相之权威，诸臣会迎合，结果却是台谏赞同王珪等人的意见，“而台谏皆是王珪等，议论汹汹，未及上。太后闻之，辛亥，内出手书切责韩琦等以不当议称皇考。”在这样的情况下，韩琦等奏太后“以珪等议称皇伯为无稽，且欲缓其事，须太后意解。”但是对于英宗来说，尊生父为皇考之事却是一刻也不能缓的，于是又与韩琦等人商议，意欲避开激烈反对的台谏官。很明显，宰执的背后是英宗，太后则是台谏的支持者。自英宗即位后，与太后的紧张关系已是满朝皆知之事，英宗所为不得太后欢心，所以才有台谏的极力反对。英宗与韩琦等人不得不让主管礼仪的太常院负责此事，而“翰林学士范镇时判太常寺，即率礼官上言：‘汉宣帝于昭帝为孙，光武于平帝为祖，则其父容可称皇考，然议者犹或非之，谓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统也。’”就是说以范镇为首的太常院礼官尽管找到了汉代类似情况之时尊皇考的先例，但是仍然不能平息反对者的议论，于是范镇等人将反对者的意见上报宰执，表现出不同意英宗尊濮王为皇考的倾向。
此时，台谏因意见不被采纳，再次被激怒，贾黯、吕诲等台谏官加强了对韩琦、欧阳修等宰执的弹劾。吕诲的弹文言：“第为邪佞进说，惑乱人情。陛下何惜一幅之诏，推示信诚，以皇伯之称为定，追正封爵，以称典礼，则中外之心涣然释疑。不如是，则纷纷议论，有损圣明，不独贻讥于万世，将恐取轻于四夷。”英宗将吕诲等人的奏折留中不发，以沉默表示不同意，结果反而导致冲突不断升级，礼制之争逐渐演变为政治上的相互攻讦，且越演越烈，谏官吕诲更是将欧阳修等人说成是奸臣，上书皇帝道：“若不归罪首议之人，天下疑惑，莫之能解，陛下至公之心，无以明辨。臣等杜门待罪，畏恐旁皇，唯冀宸慈早赐明断。”在空前的舆论压力之下，英宗无奈，只好下旨暂时搁置生父名分之争。
治平三年（1066），英宗借太后之名下手书，以濮安懿王可令皇帝称亲，并尊濮安懿皇，尊其三夫人为后，英宗降赦：“称亲之礼，谨遵慈训，追崇之典，岂易克当。”但是，台谏官员仍坚决反对此事，屡次向英宗上奏申明态度，谏官吕诲依旧多次请求朝廷依照王珪等人的建议，议定濮王追崇皇伯之典礼，“吕诲前后十一奏，乞依王珪等议定濮王追崇典礼，不报，乞免台职，又不报。”后又与侍御史范纯仁、御史里行吕大防联名上奏，言辞尖锐：“豺狼当道，击逐宜先；奸邪在朝，弹劾敢后。伏见参政欧阳修首开议妄，别经据以枉道说人主，以近利负先帝，欲加濮王以不正之号，陷陛下于过举之讥。”面对台谏的汹汹议论，欧阳修仍然力主追崇濮王为皇考，力挺英宗，“台谏官至政事堂论事，事虽非己出，同列未及启口，而修已直前折其短。”以致宰执和台谏双方严重对立，无法调和，最终英宗支持欧阳修等人，导致范纯仁、吕大防、吕诲等十余名官员被贬官外放。
在濮议之争中，王珪只在初期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当台谏参与其中，导致纷争愈演愈烈之时，王珪却保持了沉默，其中的原因值得思考。在双方争论激烈之时，英宗曾私下召见王珪，使其兼端明殿学士，并赐予其盘龙金盆，此外更是许以宰执之位：“秘殿之职，非直器卿于翰墨间，二府员缺，即出命矣。曩有谗口，朕今释然无疑。”英宗以利禄笼络王珪，应该是王珪后来在濮议之争中保持沉默的原因之一。同时，王珪虽然保持沉默，却始终没有改变观点，也没有支持过英宗，“治平中，大议追尊濮王，公于两制为议首，执用封期亲尊属故事，执政以为不然。公持之，终不夺。”可以这么认为，濮议事件引起的激烈纷争，尤其是台谏官员对宰执的过激攻讦，是王珪不愿意看到的。从王珪的上书看，面对英宗尊称生父的强烈意愿及韩琦、欧阳修等宰执的赞同态度，他虽不认可，但并不愿意引起对方的激烈反应，所以上书中的用词比较温和。显然，在英宗朝的濮议事件中，王珪选择适当退让，充分体现了其宽仁、沉稳的为政风格。在整个事件中，王珪没有将劝谏坚持到底，或许为人所诟病，如果站在王珪的立场上，则有助于我们理解王珪的做法。一方面是皇帝秘密召见，许以宰执之位，表达信任之意，一方面是坚持己见，辜负皇帝信任；一方面是服从皇帝意志，有可能招致骂名，一方面是联合台谏反对皇帝尊称生父，赢得士大夫阶层的认可。可见，王珪面临的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再结合王珪的望族情结及其对朝廷、君主的高度认同意识，王珪的最佳选择只能是沉默。只有保持沉默，才能不损害个人及其家族的既得利益，同时也顾及到了朝廷和皇帝的尊严。
英宗时期的濮议之争，结果是英宗生父赵允让可以称亲，不过英宗也不再坚持称“皇考”。此事本已无可争议，但在宋神宗即位后，地方官范亦颜居然上书神宗，要求追尊濮安懿王，欲加濮王皇帝号。王珪时任翰林学士承旨，立即上书请诛范亦颜：“亦颜之言，虽知不足以惑圣聪，然中外已皆闻之。诚恐苟有附其说者，则天下议论又将沸腾而不可止。其言先帝被辱无穷，陛下之缺子道，皆大不道，愿正其罪而诛之。”治平年间的濮议结果是纷争双方相互妥协后的产物，尤其是王珪一派的士大夫做了很大退让，但是范亦颜的上书却要求加濮王以皇帝称号，王珪认为范亦颜此论有辱先帝与神宗，更重要的是很可能又将掀起天下议论，这对于政治稳定是极为不利的，显然，王珪不希望再次出现政争。另一方面，作为朝中重臣，王珪也要极力维护英宗、神宗的名声，希望他们保持有德天子的形象。王珪的上书代表了当时士大夫对濮议案的普遍看法，时任翰林学士郑獬亦上书，请求神宗治罪范亦颜：“亦颜欲尊濮安懿王为濮安懿皇帝，以明非天下之帝，则大宋已帝天下，又安有濮国之帝乎？凡亦颜云云，皆变皂为白，真伪易言，背祖宗之本统，破圣王之*法大**……请付有司，以治其罪，臣不胜愤懑。”郑獬的观点与王珪很相似，认为范亦颜颠倒是非，背制违礼，其言当诛。宋神宗认同王珪等人的意见，“上（神宗）常语以追尊濮王事与汉宣帝异”，认为濮议事件是“为欧阳修所误”，将议称皇考归过于欧阳修。这样的言论虽是给英宗开脱罪过，但也表明神宗对濮议事件中王珪等人意见的赞同。
濮议事件发生之时，正是北宋中期儒学复兴时期，当时朝野上下掀起“回向三代”之风。北宋时期的儒学复兴以重建秩序为目标，正如朱熹所言：“国初人便已崇礼义，尊经术，欲复二帝三代，已自胜如唐人，但说未透在，直至二程出，此理始说得透。”朱熹的话表明北宋中期儒学复兴的政治目的和内在动力在于恢复“二帝三代”之治。在此背景之下，北宋儒者对三代的称颂、向往非常突出，如程颢在《上殿札子》中写道：“惟在以圣人之训为必当从，先王之治为必可法……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后已也。”程颐的《为家君应诏上英宗皇帝书》亦言及：“故臣愿陛下以立志为先，如臣前所陈，法先王之治……则三代之治可望于今日也。”在程颢、程颐看来，三代之治是理想治世，是赵宋君臣的共同追求。张载在熙宁初年应诏入朝，宋神宗问其治道，张载“皆以渐复三代为对”。王安石在初次见到宋神宗之时曾言：“陛下每事当以尧、舜为法。唐太宗所知不远，所为不尽合法度……处今之世，恐须每事以尧、舜为法。”张载和王安石皆推崇、效法三代圣人之治，欲复三代，学习尧、舜之法。二程与张载、王安石皆是北宋中期颇有名望的士大夫精英，引领士林思潮，他们都力主效法三代，以实现天下大治，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回向三代”的政治追求在当时的影响不容小觑。
在推崇“回向三代”的大环境之下，王珪亦顺应时势，依托三代之礼向英宗进言：“臣之谓言者之据援《仪礼》，三代之礼也。中庸曰非天子不得议礼，是天子可得而议也。然《仪礼》之变，须反经而合诸道。两统而二父，则不可以议也。”天子议礼，不能违背天理与道义，应效法三代之礼，而三代之礼的代表之一即为《仪礼》，王珪援引《仪礼》中的“亲屈于尊”原则，认为两统二父断不可议。“为人后者孰后？后大宗也。曷为后大宗？大宗者，尊之统也。”小宗之后代过继给大宗，即为大宗之后代，应尊大宗为继统。具体到英宗之事，王珪在给英宗的上书中写道：“伏惟皇帝陛下天纵聪明，博通古今，知仁宗所以托先帝之重，推而上则祖宗之大统，名不可以贰也，推而下则子子孙孙万世相承，德不可忘也。”强调英宗已经成为仁宗继子，即大宗之后，因此无论就上继大统而言，还是推及后代继统来说，都应该尊仁宗为皇考。可见，在特殊语境中，“三代之礼”成为了北宋士大夫约束皇帝、宣扬政治文化的思想工具，而王珪等人对礼制的遵循，实际上也是“回向三代”思想在北宋现实中的表现。
在濮议事件中，王珪的表现不像司马光、吕诲那样突出，在史籍中留下的痕迹有限，但从有限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王珪的为政风格已经有了明显的表现。王珪与其他士大夫一样，也曾上书英宗，建议以三代之礼来议濮王尊称，不赞成尊为“皇考”，但他的态度是温和、理性的，非常注意维护皇帝的形象。此外从王珪援引“三代之礼”的劝谏方式来看，王珪身上亦带有北宋中期士大夫精英所共有的“回向三代”的政治理想。当朝中争论升级、冲突加剧时，台谏与宰执严重对立、互相攻讦，这时王珪的声音开始消失，这既是英宗拉拢王珪的结果，亦或许是王珪有意为之。他不推崇激烈的政治斗争，不愿意看到两派之间的政争愈演愈烈，但他又没有办法消除这种非理性争论乃至争斗，所以他选择沉默，希望以此消弭两派的矛盾，或者至少不加剧纷争。对于范亦颜的上书，王珪表现出异常的震惊和恼怒，甚至请诛范亦颜，究其原因，是因其维护礼制、追求政治稳定、维护皇帝名声的理念使然。王珪在濮议事件中的表现既是出于对礼制的尊崇与维护，又是他审时度势、圆滑处事的结果，他推崇稳定的政治局势，不认可激烈的政争，凸显其宽仁、沉稳为政风格的形成。
漫谈小结
王珪宽仁、沉稳的为政风格与维护礼制与政治稳定的为政目的相互表里，加之受儒学复兴的影响，王珪心中亦带有“回向三代”的政治理想，同时形成了谦和、世故的为人处世方式，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以及人性之复杂在王珪身上有着较为明显的体现，这对其今后的作为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注：本文系【漫谈丛笔】公众号原创内容，未经账号授权，禁止随意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