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棉三
清朝末年，天津创办直隶工艺总局，开始机器纺纱。1915年，天津第一家机器纺纱厂成立。到民国初年，相继开办了华新、裕元、北洋、恒源、裕大、宝成六大纱厂，纺织从业人员达一万五千多人。当时的权贵黎元洪、徐世昌、冯国璋、曹锟、周学熙、曹汝霖等都曾投资天津的纱厂，京剧大师梅兰芳是裕大纱厂的股东。
裕大纱厂位于海河边，当时是俄租界，1922年由日本人投资建厂，“八马牌”棉纱上市后销路甚广。这家纱厂经营有方，工资、福利都不错，尤其是对于日方的管理、技术人员，但工人可就惨了，最典型的是雇佣童工，因为劳动力便宜。
裕大纱厂最早从河南、沧州、河间、北京等地骗来八百多名男童工，大的十四五岁，小的十一二岁。每人先填“志愿书”，实际就是*身卖**契。发一身灰色工作服，送进“艺徒管理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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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的童工，每天像囚犯似的排成队，被工头押着，披着满天星斗走进厂房，顶着凄凉的月光返回宿舍，一天劳动十二到十六个小时，每顿饭两个山芋面窝头、杂豆面饽饽，一块臭咸菜，根本吃不饱，空着半个肚子还得干活。
工头为童工准备了“面条”和“片汤”。说白了就是刑具——竹片子、棍子、皮鞭。睡眠不足的童工，谁要是晚起一会儿，或者做工时打盹，工头就把他揪出来，请他跪在砖头上吃“片汤”（打竹板）或“面条”（打棍子）。童工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淋，还得忍着痛去上工，一点活也不能少干。
有个叫刘小宝的，翻墙逃出工厂，从郑庄子跑到东站，逃出来一二十里路，以为脱险了，谁知巡捕见他穿了一身灰色工作服，就知道是裕大纱厂的童工，立刻抓住他捆起来，押回工厂。自然又被打了个半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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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工们住的宿舍比水牢强不了多少。地上铺点烂草就是炕，木头板子门，豆腐干似的小窗户，屋里白天暗得看不清人，潮湿得厉害，夏天墙上往外渗水，冬天墙上有冰碴儿。童工们个个长了脓泡疥疮，痒得睡不着觉，一挠就连脓带血往外流。不到三年，八百多个童工被折磨死了五百多人。今天的二宫游泳池，过去是一片荒冢，也叫“艺徒坟地”，就是埋葬这些童工的地方。
童工成了裕大纱厂的主要操作工，也有成年工人，每天挣一毛七分钱，买三斤棒子面，全家四口人吃个半饱。五卅期间，裕大纱厂工人提出：增加工资，保证八小时工作时间，资方不同意，工人停工三个月，资方求助军阀李景林，李景林派侄子李树凤带保安队和手枪队进厂弹压。
跟裕大紧挨着的宝成纱厂工人，推倒大墙冲进裕大纱厂支援工友。隔河相对的北洋、裕元纱厂的工人连饭也没顾得吃，拿上铁锤、柳杆赶来相助。北洋纱厂的工人从杨庄子摆渡口来支援，有些人等不及乘船过河，“噗通”“噗通”跳下水游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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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的喊杀声和“叮哐”“叮哐”砸机器的声音搅成一片。厂房的玻璃像下雹子一样“唏哩哗啦”地掉下来，钢丝的针布被铁锤砸得一个坑接着一个坑。整个摇纱车从楼上的窗户里被扔到厂外，发电机也给砸了个粉碎。砸着最不解气的是保险柜，一铁锤接着一铁锤，累得冒大汗，就是砸不开，索性抬起来搬出去，扔进了海河。不到两小时，厂里厂外成了破窑，到处是机器零件。这段故事史称“砸裕大”。
七七事变后天津沦陷，裕大因为是日本人投资，愈发风生水起，日本人又强占了其他纱厂，做了很多基础建设，除了工厂、码头、道路之外，还盖起了一大片职工宿舍。
这片宿舍紧邻海河东岸，有一片大院落，中间是足球场大小的开阔地，往里走一排排各种式样的日式公寓楼。每家每户装潢讲究，大门镶嵌磨砂玻璃，夜晚时玻璃门透出柔和的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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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门是一间十几平米的中厅，左侧又是一间十几平米的客厅，与中厅的隔断，也是带有凹凸花纹的磨砂玻璃门窗。客厅的右角，几层木制台阶上有方格木拉门，通往两间住房。两间住房各有三十余平米，房子之间的隔断是木板拉门，上下有轨道，拉门木纹清晰可辨。中厅的右侧是厨房、阳台、盥洗室。盥洗间很大，有一个长圆形的白色搪瓷浴缸。
最奇特的是，每个单元的房间里都有一扇小门，一米多高，进去后，通过狭窄的夹层，便到了另一个楼栋的另一套公寓里。不同两家的两扇小门都上了锁，并不常开，只是特别相熟的两家的小孩，才会从小木门里钻过去玩耍。每家每户的这个小门，可以将好几个楼栋、好多户人家连在一起，让人感到扑朔迷离。如今这片日式小楼已经拆除。
50年代，裕大纱厂更名为天津第三棉纺厂，成为天津纺织业的主力军，为天津纺织业长期位列全国三甲，与上海、青岛并称“上青天”立下汗马功劳。不仅是天津工业文明成长与发展的印记，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2014年改造为“棉三创意街区”。（文：何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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