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龙笑生。今天继续分享《硅谷密码：科技创新如何重塑美国》一书的精彩部分。
道格·恩格尔巴特的团队最初由施乐公司资助开展研究，然而施乐公司并没有从由此导向的技术突破中受益。与复印机业务相比，个人计算机业务的利润更加丰厚，施乐公司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PARC）因此成为孕育新公司的温床。这些新公司所获得的利润最终将使复印机和大型计算机行业的利润相形见绌。类似NASA对于微芯片的资助，PARC对于个人计算的研究与开发投入了大量资金，但基本不再参与其中。
在那次伟大的展示之后，投资人无法认识到这一设备的商业潜力，恩格尔巴特的团队发生了变化。一些团队成员跳槽到了PARC，而艾伦·凯希望开发出一种小到能够装进书包里的计算机。鲍勃·梅特卡夫与大卫·博格斯发明了一种连接多台计算机的方法，称之为以太网。阿黛尔·戈德伯格和丹·英格尔斯是计算机教育的宣传者和推动者，与凯合作开发了Smalltalk，这是一种具有革命性又适用于课堂教学的新型计算机语言。康维从梅莫雷克斯公司被挖来，他在IBM工作时在高性能计算机体系结构方面取得过重大进展。最后，鲍勃·泰勒领导建立了被称为“阿帕网”的学术研究网络。
费尔森斯坦于1974年在《PCC通信》中公布了电路设计图，这使得“汤姆·斯威夫特终端”的用户可以上下滚动，并通过插入不同的预印制电路板增加新功能，如打印、计算、玩游戏等。这些功能都由负责传输外围设备与终端之间通信的“总线”进行管理。这个系统相当于将通常封装在大量生产计算机或芯片的体系结构拆分，并将其变为任何电子爱好者都能自行建造的独立元件。费尔森斯坦认为，计算机具有变革一切同时又不摧毁一切的潜力。他简单概括这种哲学为“你不需要离开工业社会，但你也不需要接受现状”。
自制计算机俱乐部于1975年3月举行第一次聚会，邀请函上写着：“你是否希望参加志趣相投的人的聚会？在那里，你可以交流信息、交换想法、举办讨论会、推进项目……”对于当时住在帕洛阿尔托的人来说，弗雷德·摩尔骑着自行车四处分发传单已经司空见惯。在自制计算机俱乐部中，既有藏品交换，又有情报搜集，还有交流会，迅速成为当地的一件大事。俱乐部的聚会地点从弗兰奇的车库到约翰·麦卡锡的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再到沙丘路上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的礼堂，每月都吸引着数百人前来参加。
俱乐部成员们展示出各自炫目且出色的技术天分，例如史蒂夫·沃兹尼亚克在简介中提到他拥有自己设计的电视打字机、自己建造的《Pong》，以及正在组建的电视象棋显示器和电视显示器。卢普则写道她并非计算机专业人员，但她的最大贡献就是帮助计算机专家与完全外行的人进行交流。尽管自制计算机俱乐部中有很多技术高超的黑客，但像丽莎·卢普这样的人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一定是终身计算机爱好者，但他们热衷于传播计算机带来的可能性，并能够翻译技术行话，将故事传播到更广阔的世界中去。
此外，吉姆·沃伦也是自制计算机俱乐部的成员。他原本是数学教授，后来转变成编程爱好者。他开办了最大的计算机展会——西海岸计算机博览会，该展会首次于1977年春季召开，吸引了13000位计算机拥趸。沃伦认为个人计算机的影响将能够与枪支相提并论，因为枪支抹平了人们体格上的差异，而个人计算机将对他们的智力产生类似的影响。
尽管许多芯片公司的高层管理者对微处理器的前景持怀疑态度，但底层员工已经意识到一个新市场正在形成。英特尔工程师虞有澄，作为硅谷半导体从业人员中的外国面孔之一，敏锐地察觉到微处理器将不仅仅应用在交通信号灯和车载交流发电机里，而是将进入千家万户，推动家用电脑的发展，并达到上百万的销量。许多公司通过出售牛郎星计算机及其外设起家，然后转向建造全新的微型计算机。杂志《大众电子》的编辑莱斯·所罗门支持这一趋势，并承诺为费尔森斯坦和处理器技术公司的团队撰写封面故事，协助他们将“汤姆·斯威夫特终端”推向商业化。
据估计，到1977年，有50,000台个人计算机正在被人们使用。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偏高，但与实际情况相差并不太远。这个市场的规模吸引了许多既有商业智慧又有工程天赋的人。从自制计算机俱乐部和其他俱乐部诞生的企业中，常常会有像戈登·弗兰奇和弗雷德·摩尔这样的奇怪搭档：痴迷技术的黑客与目光独到的创业家。然而，在众多早期创业公司中，只有少数几家最终发展成数百万美元规模的公司，这需要像萝拉·哈普和卡罗尔·伊利这样的人：他们了解如何运营公司，并能够将高科技梦想销售给从未拆过收音机或订阅过《大众电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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