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化之人康寄遥
朱文杰
西安市东门内东大街90号，曾有一家陕西佛化社。这家佛化社成立于1927年11月，是近代西北地区第一个佛教居士组织—佛化随刊社，次年才更名为佛化社。为什么先叫《佛化随刊》社呢？据《民国西安词典》载：《佛化随刊》民国十六年（1927）12月创刊，主编康寄遥，经理张习经，总发行处在西安东门内90号。看来，在筹办佛化社的同时，还创办了《佛化随刊》。需说明的一点是当时的东大街名为中山大街。而创办人就是康寄遥先生，一位佛化之人。
康寄遥 （1880～1968） 名炳勋，字寄遥，法号法真，自号寂园居士。陕西临潼人。1894年就读关中书院，毕业后关中书院改为陕西第一师范学堂，康留校任教。辛亥革命时随张凤翙起义，1912年任陕西省财政司次长，1913年主办西北大学预科，任校长。
但世事难测，仕途惟艰，康先生到1914年，正遇复辟称帝的袁世凯势力控制陕西，因之愤而脱离*场官**，以图发展实业。起初，他准备开办纺织厂，以实业救国。赴日本考察，回国后在上海主编《国民杂志》月刊，为发展西北工业大声疾呼。接着他又在上海租界主编《正报》杂志，却遭当局查封。这些际遇，致康寄遥的政治愿景一一破灭，在陕发展工业的计划也累累受挫，加上多年流寓颠簸，最后陷入迷惘与消沉之中。终于，百般无奈中的康寄遥选择另觅出路，而皈依佛门。
1921年，康寄遥在上海结识了“民国四大高僧之一”的印光法师。印光法师还是咱陕西郃阳（今合阳）路井镇赤东村人。于是，康寄遥开始对佛教产生了浓厚兴趣，随之皈依印光法师门下，成为一名佛教居士。康寄遥的孙子康正果撰写的《寂园居士的佛化人生》文中有：据祖父在他《自述学佛之因缘》所述，正是在那一趟满足母亲心愿的旅程中，他意外受母亲感化，……出于承传慈母留存的善缘，祖父从此发愿信佛。正如他在那篇自述文中所说：“补报母恩，唯有佛法。”自述中还有“故为学佛，即学救世。”
1921年，康先生回到陕西，开始振兴陕西佛教。他联合路禾父等居士，在高僧聪慧、显通、智海等人的支持下，创办《佛化随刊》，并成立了佛化社。
30年代西安城东门（长乐门）内中山大街
佛化社设董事会，康寄遥和张凤翙、程潜等先后任董事长，宋联奎、朱庆澜（子桥）、寇遐、丁德隆等曾任副董事长。康寄遥由董事会推选为社长，一直连任，主持社务。
《佛化随刊》主要栏目有：经论新解、佛经释诠、读经体会、修习禅诵、佛教人物、名山介绍、佛教春秋、居士修持、佛教故事、音乐、绘画、谜语等。为近代陕西出版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佛教刊物。在宣传佛教革新、研讨佛理、复兴近代陕西佛教等方面，有不俗贡献，被公认为近代陕西出版学术价值最高、影响最大的佛教刊物。民国二十九年（1940）12月停刊。网上百度一下说《佛化随刊》面向全国发行，出版逾百期，而《民国西安词典》则载：大约出版21期。差距较大，一时难辨真伪。
作为西安佛界革新派的康寄遥，1927年与人联合发表《敬告各界文》发出“速理内部，免贻人口实”。揭出“僧界腐败，不守清规”弊端，公开主张“整顿僧伽制度，严整寺规，力倡教育”，并呼吁“各方谅解”佛界苦衷，万勿“横加摧残”。1928年初等人主持制定的《陕西佛教会整理僧伽草案》全文《佛化随刊》刊出。康寄遥等依此对陕西佛教界组织进行初步整顿，在方丈选贤任能，僧众奖优罚劣和组织健全纯洁等方面，收到一定效果。
康寄遥认为：佛教不是迷信！他在《佛化随刊》发表的《破除迷信》一文，对佛教义理进行了深入剖析，是将其与佛教以外的唯神、唯我、唯物等学说，进行对比后而提出的。并在佛化社内设立佛学研究会。康先生在编辑《陕西佛教复兴新纪元》《陕西七年来的佛教》《印光大师特刊》《太虚大师弘法专刊》《祈祷特刊》《太虚弘法专刊》等多种办刊弘法的同时，康还主持编印许多佛教经籍及欧阳竟无、韩清净、吕微、王恩洋、印顺、太虚、丘希明、周叔迦、虞愚、蒋竹庄、谛闲、持松等佛学大师们的论述和讲义数十种。民国十九年（1930）还在佛化社内设立佛经流通处，主持其事。尤其是在抗日战争的*乱动**时期，南北交通阻塞，佛教方面所需的各种佛经，购买非常之难。于是，康先生倾力费心，主持刻印的数十种经本，满足了陕西及西北各地的需要。
再有民国二十一年（1932）12月，康寄遥等人委托朱子桥在上海发起组织“影印宋版藏经会”，决定在西安制版后送上海印制。为此，民国二十二年（1933）6月，康寄遥等人在佛经流通处设立“影印宋版藏经会西安办事处”，邀请太虚大师高足范成法师主持其事。民国二十三年（1934）12月，影印宋版《藏经》陆续出齐，该书合计6351卷591册（缺11卷），共印500部，印制此书耗资32万多元，历时两年，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刻印流通佛教经典的一件盛事。而康先生居功甚伟。
从康寄遥经历中，发现他对办刊物非常感兴趣，亦是一位专门的编辑家，凡事皆以宣传舆论开路。他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谨期间，以陕西佛化会名义创办了《陕西灾情报》。主要报道陕西灾情实况，呼吁全国各界救灾扶困，祈愿人民战胜灾荒。又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3月17日，太虚法师圆寂一周年之际，创办了《大雄》佛教半月刊。编辑部设西安东关曹家集17号寂园内，康寄遥亲自担任主编，赵更主任发行，张子逸助理发行，发行处设于东大街陕西佛化会内。“大雄”本指释加牟尼佛，这里借作杂志名。其创刊号“献词”中写到：“大雄大雄，各宗并宏，普宣佛化，纪念虚公。”《大雄》半月刊发表了康寄遥《法门寺塔纪略》等论文，第12期13期均为印光专号，专门纪念这位净土宗大师，成为地方宗教史志研究重要史料。1949年底停刊。
康先生重视讲经弘法，以振兴陕西佛教。早在1921年，康寄遥即与陕西佛教会定慧和尚、高戒忍居士联名邀请太虚大师来陕弘法，太虚大师是民国时代佛教革新运动的倡导者、是全国佛教领袖。可惜未能实现，次年，又请李桐轩居士赴汉口敦请太虚，适因太虚开办武昌佛学院而无法前来，遂由汉口华严大学教授妙阔法师来陕弘法，这是陕西近代延聘法师来陕讲经的开始。
1928年，康寄遥又从宁波请来华清法师讲经。1931年，毫不气馁的康先生又与陕西省主席杨虎城商洽第三次邀请太虚大师来陕，终于成功。太虚在西安两月余，始终由康寄遥陪同，先后在佛化社、民乐园、十七路军总指挥部以及各寺院和各学校讲经，听者甚众，影响深远而广大。从这三请太虚大师的经过，可见康寄遥先生大愿动天感地的佛心至诚。
1933年康先生邀请青海何袒校喇嘛来西安为四众传授密法，成为陕西近代弘传密法的开始。
通过请高僧法师来西安讲经，还推动了陕西佛教事业的发展。1934年，康寄遥邀请上海祥瑞法师来佛化社讲经。祥瑞住社数月讲经的同时，还发起成立了西京妇女观音会，地址先设佛化社，后搬至东关炮房街罔极寺。同年早几个月由佛化社和佛友发起成立陕西佛教青年会，路禾父任董事，会址初设佛化社，后移黄公祠。陕西佛教青年会成立后，会员很快由200多人增加到1000多人；西京妇女观音会成立时，会员亦多达近百人。
1937年，康寄遥邀请江苏无锡超一法师来陕，与佛化社共办护国消灾法会。
康寄遥先生在兴办僧伽学校方面也贡献卓著。1930年与华清法师合作在佛化社内设立佛学讲习所，由华清法师主讲，陕西的高僧及康寄遥先生等居士分别任课，这是陕西近代兴办僧伽教育的开始。在他引导下，西安逐步兴起了一股办学热。1932年第一期学员毕业后闭学，改为佛学图书馆。
再有，陕西佛化社还注重社会办学，创办了佛化小学，亦名大雄小学，地址在西安东关。后改名为竞化小学，并担任名誉校长，为碑林区东关小学前身。康寄遥先生还在他的故里临潼胡王村，办了一所纪念自己母亲的慈恩小学。民国初年，张凤翙在菊花园主办菊林小学，后又改菊林中学，康寄遥都参与其中。
另外，1931年，他与朱子桥、李福山、路禾父、俞嗣如等共同发起成立慈恩学院，聘太虚为院长，康寄遥为董事之一，主持校务。1932年，他又配合朱子桥、李组绅、崔献楼、路禾父、杨叔吉、高戒忍等居士一起，协助太虚法师、华清法师、月溪法师在兴善寺开办佛学养成所。1939年，他与朱子桥、杨叔吉、郭佛心等居士赞助大兴善寺方丈心道法师成立兴善佛学院。1941年与太虚法师商定拟办世界佛学苑巴利文学院于西安大兴善寺，1943年10月，经多年筹备，在西安大兴善寺成功创办世界佛学苑巴利三藏院，推举太虚大师和妙阔法师为正副院长。康与杨叔吉、高培支等人为兼职教师。
康寄遥先生所主持的佛化社既是一个佛教居士团体，也是一个佛教慈善机构。他曾担任华洋义赈会陕西分会会长、华北慈善联合会主任监事等职，长期主持陕西赈济工作。曾兴办百善成就会，佛化社内还附设有医药室及育幼园、贫儿园等，收容各地孤儿；与佛教会合办难民收容所，收容大批难民；灾荒年份，还经常派人到灾区施粥饭、施种子。
朱子桥（朱庆澜）
其中，值得大书一笔的是与康寄遥多年合作，同出印光大师师门的朱子桥居士，在陕西的救济事业也贡献甚巨，影响深远。朱先生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历任广东、广西省长及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等职。1926年皈依佛门，从此致力慈善事业。民国十八年（1929），朱子桥居士赴陕救济旱灾，曾在西安创办中医救济医院为灾民治疗疾病，在西安、扶风和黄龙山创办灾童*养院教**，收养灾童，创办眉扶银洞滩及宽难三垦区安置灾民。旱灾过后，他继续在西安等地举办各项赈务，功绩斐然，被人们称为“佛教大护法”。
抗日战争时期，出于爱国之心，康寄遥撰写了《佛教徒怎样抗敌》一文，主张佛教徒应依佛教教义，积极参加救护、慰劳、募捐和宣传等各项抗战工作。此文刊出后，在全国各界引起了较大反响。民国二十八年（1939）9月，云中法师率领陕西佛教救护队奔赴山西晋南战场，日夜精心救护伤员，曾受到中国佛教会和国民*党**第二战区的表彰和嘉奖。
西安东关龙渠堡，旧有“寂园”一处，传为康寄遥居士寓所，而康先生本人亦自号“寂园居士”。在“寂园” 康寄遥设立莲社，每月聚众念佛，邀集路禾父、高戒忍等知名居士研讨经论，商议革新佛教的事宜。而后他主持的佛化社在社会上被誉为“佛海明灯”。他留下遗著有《陕西佛寺纪略》《重修扶风法门寺真身宝塔工程纪略》等。
康寄遥的老师印光法师圆寂后，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康先生主持的佛化社在终南山下南五台的圣寿寺观音塔北侧，建三级舍利石塔。只所以选这里，是因为光绪七年（1881）印光大师21岁，礼终南山南五台莲花洞道纯和尚而出家的。塔门上方嵌于右任所题“印先光大师影塔”。下层影塔内有石雕印公遗像，及太虚法师所撰，张凤翙将军所书塔铭，简要记载印光大师一生事迹和康寄遥建塔情况。
纵观康寄遥一生，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品行高洁如莲，懂得感恩并知恩图报的至诚先生，进入通明境界的佛化之人。
2020年2月10日至12日
30年代西安城长乐门内中山大街 绘图 陶浒
西安东大街旧景 绘图 陶浒
朱文杰：1948年生于西安，西安市文史馆馆员、“老西安研究中心”主任，西安市诗书画研究会名誉会长、西北大学中国节庆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安秦砖汉瓦研究会副会长。系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出版诗集《哭泉》《灵石》《梦石》《朱文杰诗集》（上、下卷）；报告文学《老三届采访手记》；散文集《清平乐》《拾穗集》 《长安回望》《吉祥陕西》（上、下卷），《邮票上的美丽陕西》；《记忆老西安·第一卷》（上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