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清明节，是一个伤感的节日。普通人年复一年地在这个日子祭奠祖先，作家们则用笔表达对故人的悠悠怀念，让我们对这个特殊的日子有了更多的震撼与感动。
叶圣陶：不同时代的人赋予了不同的意义
叶圣陶
在叶圣陶看来，同样表达着对先人感情的祭奠仪式，但被不同时代的人赋予了不同的意义，敬畏天地、敬畏祖先的虔诚，才是每一个中国人应有的对于逝者的祭奠态度。
从古至今，人们都是借助清明节扫墓来表达对先辈的感恩、对亲人的怀念。作家叶圣陶有篇题为《过节》的短文，文中描写了父辈、我、孩子们三代人对于清明节不同的心境和态度，“逢到节令，我们依着老例祭祖先……从前父亲跟叔父在日，他们的跪拜就不相同。容貌显得很肃穆，一跪三叩之后，又轻轻叩头至数十回，好像在那里默祷，然后站起来，恭敬地离开拜位。所谓‘祭如在’‘临事而敬’，他们是从小就成为习惯了的。新教育的推行跟时代的转变把古传的精灵信仰打破，把儒家的报本返始的观念看得并没有什么了不得，于是‘如在’既‘如’不起来，‘临事’自不能装模作样地虚敬，只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例行故事：这原是必然的事情。”到了叶圣陶的孩子们那一代，“几个孩子有时跟着我拜；有时说不高兴拜，也就让他们去。”在叶圣陶看来，同样表达着对先人感情的祭奠仪式，在不同时代的人看来，被不同时代的人赋予了不同的意义，而文化传承亦不代表着单纯固守传统。文中那份浸润于传统节日活动里敬畏天地、敬畏祖先的虔诚，才是每一个中国人应有的对于逝者的祭奠态度。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中叶圣陶写了这样一件事，每当清明节一家人跪拜的时候，母亲总会给自己十一岁时过世的小妹妹特设一盘水果，这个习惯从未更改。在母亲看来，祭奠妹妹的时刻仿佛让她的记忆回到从前，看到年幼的妹妹“剥橘皮吐桃核的情状”。
巴金：用文字追忆妻子
巴金与爱妻萧珊
的确，追思亲人时，最容易勾起生者对于亲人生前片断的回忆，正如晚年的巴金选择将爱妻萧珊的骨灰存放在家中，为的就是像与自己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爱妻活着的时候一样，能够时时看到并怀念她，足见其爱之切、情之浓！
在对逝去之人深深的遗憾和叹息中，生者不得不认真地调整人生的坐标，生命的意义，不会因为躯体的生灭而有所改变“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萧珊是巴金生命中唯一的爱侣，她原本是巴金的读者，18岁时因倾慕巴金，便写信给巴金而与他相识，那是1936年，巴金正好32岁。他们谈了8年马拉松式的恋爱，直到巴金40岁时，他们才到贵阳旅行结婚。在长达28年的共同生活中，巴金与萧珊相亲相爱，从未吵过架、红过脸。萧珊去世后，巴金对萧珊依旧一往情深，他的床头放着萧珊的译作，并时常对着这些物品出神。巴金晚年写了《怀念萧珊》《再忆萧珊》《一双美丽的眼睛》等许多追忆妻子的文章。“她离开我十二年了。十二年，多么长的日日夜夜。每次我回到家门口，眼前就出现一张笑脸，一个亲切的声音向我迎来，可是走进院子，却只见一些高高矮矮的、没有花的绿树。”这是《再忆萧珊》中巴金写下的文字。就在这绵长的追忆中，巴金感到失去爱妻的痛苦有了宣泄的出口，他明白了一件事，“亲爱的面容还印在我的心上，她不会离开我，也从未离开我。”
《论语·八佾》中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回忆死者的音容笑貌，在对逝去之人深深的遗憾和叹息中，人们不得不严肃面对死者生前的心愿；在痛苦的回忆和哭泣中，生者不得不认真地调整人生的坐标。
杨绛：写《我们仨》回溯一家人的记忆
杨绛、女儿钱瑗与钱锺书
著名作家杨绛在92岁高龄之时写下了《我们仨》这本书，以平实感人的文字记录了自1935年她和钱锺书二人赴英国留学，并在牛津喜得爱女，直至1998年钱先生逝世这63年间，这个书香之家鲜为人知的坎坷历程。在这本书中，你将跟随这一家人的足迹跨过半个地球，穿越风云多变的半个世纪：经历战火、疾病、政治风暴以及生离死别。写《我们仨》这本书时的杨绛经历了痛失爱女、丈夫去世，已是孑然一身。“我抚摸着一步步走过的驿道，一路上都是离情。”她这样写道，那么，又是什么支撑着这位老人完成了这本书呢？阴阳殊途，却难断挚情，这本书中充满了杨绛对爱人和女儿的缅怀与思念，回溯那些一家人或幸福、或苦涩的记忆，正是她对生命的含义有了新的理解的过程。生命的意义，不会因为躯体的生灭而有所改变，那安定于无常世事之上的温暖亲情已经把他们仨永远联结在一起，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在杨绛先生的书中读到的是对家的意义的完美阐释。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清明节加深的是我们骨子里对故乡、故人的缅怀之情，在年复一年的祭奠仪式和无尽思念中，我们的民族和文化，几千年绵延不息。
宗璞：用文字表达对父亲的景仰与思念
冯友兰与女儿宗璞
逝者如斯，生者应该怎样更好地活下去？这是杨绛告诉每一个拥有类似经历的人的答案。和杨绛相似，在逝去亲人的悲痛中站起来，并在其精神的庇佑下前行的还有当代哲学家、学者冯友兰先生的女儿宗璞。冯友兰去世后，得以传承深厚家学渊源的宗璞曾经写过一本名为《旧事与新说——我的父亲冯友兰》的书，用一篇篇散文串接起自己对父亲的景仰与思念，同时，她也对父亲那一代学者的气质品格做了认真的思考。
父亲去世后，宗璞收到不少寄给父亲的信，拿到这些信件，看到信件中提到父亲，她的心里又凄然又异样。不过，她并没有让自己沉浸在这种情绪中无法自拔，而是将对父亲的感情转化为一种激励和自勉，不仅升华了生者与亲人之间的情感联结，也使宗璞对自己人生的下一步有了更明确的规划。“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坚持把我的小说写完。父亲写完了他的新编，我也能写完我的东西。”在书中，她这样写道。父亲冯友兰生前著作颇多，即便耄耋之年依旧笔耕不辍，这对宗璞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鼓舞。
余秋雨：对故乡的依恋和难舍之情
余秋雨
中国人的清明祭奠，不仅是个人怀思逝者的时刻，更是家族观念得到强化的仪式。现代作家丰子恺先生在《清明》一文中讲述“大家坟”的情景：“每到一个坟上，除对祖宗的一桌祭品以外，必定还有一只小匾，内设小鱼、小肉、鸡蛋、酒和香烛，是请地主吃的，叫做拜坟墓土地。孩子们中，谁先向坟墓土地叩头，谁先抢得鸡蛋。”旧时的中国人聚族而居，旺门大族上坟祭祖，场面颇为壮观。
正是有了清明节的祭祖仪式，让中国人对于故乡这个“生命之根”有了更深的依恋和难舍之情。2012年年末，余秋雨失去了母亲，他用《伺母日记》的形式记录了母亲人生的最后时刻。在病床前陪伴母亲的日子，更勾起了他幼年时与母亲在故乡生活的记忆，母亲是他的启蒙老师，“妈妈，这次，您真要走了吗？乡下有些小路，只有您我两人走过，您不在了，小路也湮灭了。童年有些故事，只有您我两人记得，您不在了，童年也破碎了。我的一笔一画，都是您亲手所教，您不在了，我的文字也就断流了。妈妈，您知道吗，您有多重要！”妈妈把扫盲、记账、读信、写信这些事全都交给了他，对于他的人生有着无法磨灭的影响。2013年清明节，余秋雨将母亲的骨灰送往故乡浙江省慈溪市桥头镇，与10年前去世的父亲安葬在一起。母亲去世以及清明安葬母亲的过程让余秋雨重新审视了故乡，带着游子的亏欠之情，他明白自己无法割舍家乡——这个人生的起点。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清明节加深的是我们骨子里对故乡、故人的缅怀之情，在年复一年的祭奠仪式和无尽思念中，我们的民族和文化，几千年绵延不息。（来源|城市快报 作者|肖明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