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桥中学报到记
华士珍
又是60年前的事，陈年宿账。但不知为什么老是在脑海里翻滚，挥之不去。还是写下来，让心情稍能平复一点。
196l年夏，我从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读了十几年书，总算可以做到不吃不用父母，还能拿到钱，心情自然是高兴的。父母熬辛吃苦养育我们儿女，太不容易了。从读初中起，我便有点懂事了，总想着，父母挑着那么重的担子，什么时候我也能挑上一些，如果说，父母挑担有千斤重，我能替掉几十斤也是好的。
本来应该七月份做好毕业分配工作的，但不知为什么到7月底还不见眉目。许多人，特别是浙江安徽福建的一些同学等得有点不耐烦了，故在8月初就让大家回去等候通知。在家待了大约20天，来通知说马上回校，这大约是25日以后的事。方案下来了，我们这一百多位毕业生，有几位去*疆新**的名额，还有几位去郊县的。其余都留在市区。去郊县的改教政治，在市区的大都搞本行，教历史。留在师院的有几位搞政工，有几位在本系任教，60年前的人都听话，现在看来有点复杂的事，几天就解决了。我被分到川沙教政治。
记得离开师院是8月31日。分到川沙的有70多人。两辆车，行李和人分开，将我们送到分配点泾南中学。学校临着浦东大道，离洋泾不远。己记不起车在哪里摆的渡。到泾南中学是午后一、二点，中饭应该是师院解决的。70多人聚在一个小礼堂内。教育局副局长徐通方宣布分配名单，70多人的名字念完了，却没有念到我。就问局长是怎么回事，局长其实心中有数。也不问我名字，便说你去红专学校还是去虹桥中学还没有定下来。已临开学了，怎么还没定呢？我就说，局长，能否现在就定下来？他看了我一眼，对我说，那就到虹桥去吧！这时通知说行李车已经到了，在隔壁六师的操场上，让大家去取行李。
这次分到虹桥中学的除了我以外，还有数学系的李盛芳、林能官，物理系的王志贤，体育专科的李传安。李传安家住上海，行李不随身，自行回家。李盛芳虽住上海，也有一件行李。林能官是福建人，王志贤是丹阳人，他们和我一样，每个人都有一个大的铺盖卷和一个箱子。对着这一大堆行李，4人不知所措。原先想像，学校会派人兴高采烈的来接我们，我们兴高采烈的跟着走。这是学校应该做的事。现实和想象的差距实在太大，踏上社会后才知道没有什么＂应该＂的事。好在4人中，我总算知道虹桥中学在何处，该如何走。如按正常情况，应该先搭公交到庆宁寺，转乘小火车到暮紫桥，下火车后，徒步到校，学校在唐暮桥（即唐镇），天主教堂是其标志物。我向3位讲明后，都犯起难来。因为公交走浦东大道，而火车站在庆宁寺摆渡口，公交站和火车站相距二三百公尺。正在感到束手的时候，我发现操场有一辆拖拉机，写有张桥人民公社的字样。询问之下知是来六师开会的。便和他们商量能否让我们搭车到金桥车站。司机很痛快，因为是顺路，又是一桩好事。他很热情地帮我们将行李装上车斗，我们也站立在车斗上，不到20分钟，便到了我熟悉的金桥。
车站是15平米左右的小屋，隔成两间，一间买票，兼作站长生活起居，一间侯客。1954年从陆行中学初中毕业离开金桥后，隔了7年，又来到故地，没有旧地重游的雅兴，只是想着如何去虹桥报到。7年前我还没有箱子，离陆行中学时我把所有的物件，一条棉被、四季衣服、脸盆、磁碗，用一条草席卷将起来，再用绳子扎紧，然后将它掮在肩上上路。好在学校到车站不到200米，我还能带它上车。这次多了一个箱子。想着我这件行李7年前从金桥搬出，今天又搬回这里，自是一番感慨。站长还是那位站长。在陆行3年，我每次回家都要和这位站长打交道。现在我从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长成了大人，他是不会再认得我了。我向他说明缘由，我们这几件行李今天要寄居在这里，明天早晨再来取。我们都是穷学生，寄的又不是贵重物件，我讲了7年前的那一段历史，他带着同情的语气答应了下来。
编辑搜图
上世纪末重修后
的唐墓桥天主教堂
我们买了去暮紫桥的车票。新陆，邵家弄，曹家路，龚家路、大湾，小湾，车站一个个闪过，很快，暮紫桥到了。这时大约4点左右吧！我们向西走，一路走一路问，终于看到教堂尖顶了。这尖顶我并不陌生，我与它还是有缘的。大约1949年七八月间，人民解放战争还在向前推进，前线需要粮食，于是发起征收夏粮宣传活动。学校师生是一支重要力量。我才9岁，不顾家里阻拦，跟着宣传队一路走。从陈水关桥（即现在的孙桥），到秦镇，转向张江，再由江东、益丰一路向东到唐墓桥，在天主堂稍事休息。从未见过教堂这样高大的建筑，分外新奇。进教堂后我抚摸了唱诗班的风琴，还爬上钟楼，登高望远，视野是那样的开阔，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队伍离开教堂后，一路折向十村，转回孙小桥家中。一天几十里路的行程终于把我累坏了。这是我孩提时代留存的最深记忆。时隔十多年，唐墓桥竟成了我工作谋生的场所，世事孰能预料？我们终于在5点左右赶到了学校。总务处项老师接待我们，将我们带到校舍最东边的一埭平房，这是教师宿舍。其南面是一埭两间的教室，中间隔着约600平米的一块菜田。北面是厕所，和宿舍相距不到10米，中间也是一块菜地。宿舍一列3大间，敞顶，每间约40平米。我被安置在最东面一间，紧靠学校围墙。
我随身带了一个网袋，内装一个脸盆，磁碗，磁杯，毛巾之类。大学四年下厂下乡成了常态，每次出行都这样，随身带一些物件，养成了习惯。教师还未报到，我们都找一个空铺，解决睡觉问题。教导处田国祥主任问明我们情况后，说学校会设法弄一条船，去把行李运回，让我们放心。
编辑搜图
唐墓桥天主堂
胡乱住了一晚，第二天早上总务处陆致中老师关照我们，行李在小湾车站卸下，船靠在车站南二三十米的地方。李盛芳说去上海取一些东西，将行李托付给我们，迳自走塘川线回家。我和陆老师说定到小湾的时间后，和林能官、王志贤就去暮紫桥。又来到金桥车站，向站长道过谢后将行李拎上站台，搭上往南的火车。下火车后便见一年轻人热情地招呼我们，帮着我们将行李搬往河边。是一艘小罱泥船。摇撸的老大是一长者，体格魁梧，不像种田的农民。他话很多，学校的情况似乎他也熟悉，他称田教导为田校长，后来知道田国祥确曾主持过一段时间的校务，他说的不错。那位年轻人是他儿子，在无锡轻工业学院读大学，还未开学，帮父亲一起干活。儿子话不多，一会儿撑船，一会儿摇撸，只听他父亲说。若干年后我才知道长者是唐镇名人，叫丁永奎，是唐四丁家的。我班里有个女学生叫丁福洙，是他女儿。据说他在唐镇街上有手工作坊，乡下又有不少田地，其成份不是地主工商就是工商地主。他帮我们搬送行李应是生产队派工，在正常情况下应该记工分。但具体如何操作不得而知了。
船行途中，王志贤情绪不高，不时的唉声叹气，弄不清倒底为什么。后来才给我们说了一个情况。原来他班内有一同学实习时就在虹桥，说虹桥的校长很凶，教师都怕他。这给王志贤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次分配偏偏给他碰上了。他连说不走运。我说校长凶也要凶得在理，我们只要尽力工作就好了。世事也真难预料，我们进校后不到4个月，这位校长便出事了，不久调离虹桥去别处任职。出事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作风有点粗暴，也就是所谓凶，得罪了一些人。王志贤后来和我一样任教高二，他为人老实，也很随和，但吃亏在丹阳口音重，影响了教学效果。1970年他调回丹阳，去到一个叫奔牛的地方。（附带说一句，江苏的地名真有意思，大江对岸的江都有个地名叫嘶马）。
船行很快，不多时便进入曹家沟，船舷靠上教堂前的水桥后，丁氏父子俩和我们一起，提着行李，送我们到学校。高三学生沈云琪在学校义务劳动，替我们打饭，给我盛了一大碗炒冬瓜。正是困难时期，师院用餐时，菜量已减得很少，弄不懂这里竟会如此富余，询问之下，方知这是学校勤工俭学的产物。学校有一大片的园地，种着各色蔬菜，并非市场供应。沈云琪待人的热心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位唐镇学生。（现在的曹家沟与6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
午后，田教导给了我2本教材和一个备课笔记本。查看1961学年度第一学期的校历，9月4日是星期一，应是学校开学正式上课的日子。9月1日我才拿到教材，离上课仅2天。田教导告诉我，*少奇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是高中的教材。分给我高二的2个班和高一的一个班，每周2教时。这是1959年*少奇刘**为庆祝建国十周年写的一篇文章，全文约1万多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用一个多小时播完的文章，我要想办法去讲70教时。田教导还交代我，毛*东泽**的《中国革命与中国*产党共**》是初三教材，安排我上2个班，也是每周2教时。这篇文章要长一点，但也不到2万字，也要讲70教时。田教导还告诉我，高中的3个班和初三的2个班，每周都有1节政治辅导课，这一节课用来讲时事政治和《中学生守则》。其他学科都有参考书，唯有政治学科无一点参考资料。政治辅导课连教材都没有。大四这一年我去了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在校同学都有2个月的实习经历，起码上过几堂课，且他们的大多数都不改行。我既未参加实习，又改了行。现在又限我在2天后要上课堂，内心的焦虑真是不可言说。现在的政治宣讲员对着堆积如山的各种资料、文件往往无所适从，60年前的我却为无米下锅而坐拥愁城。但不管怎样，我总得对付，精神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学期初的两个月，晚上我很少在11点以前回宿舍，晨起最早到办公室的也是我。别人超前备课两周是很简单的事，我连提前一周都做不到。
编辑搜图
1900年达义公学的全景，其主体是天主教堂旁边的一幢楼，我进校时底层成了教师办公室，楼上还归属教会）
过了几十年，现在来说当年的分配，感叹一个人的命运实在不是个人所能掌握。短短的一生中，偶然的东西太多了。比如说1961年8月31日的事情。在泾南中学宣读分配名单的时候，连局长都还说不清我是去红专学校还是去虹桥，若是我说一声，＂我就去红专学校吧＂的话，那我就不会去唐镇，而是跑到川沙城里去了。现在各区都有教师进修学院，其前身就是红专学校，那是1958年*跃进大**的产物。为突出政治，需要配备政治教研员。但当年师院还无政教系，我们历史系就勉为其难了。虽然我们连马列主义的基础课，哲学、政治经济学都没有学，也定要我们系给各郊县派送一名学生去担此重任。在泾南公布方案时我并不知情，后来知道分到其他县的同学都去了红专学校，才知道底细。到红专，搞教研，是管教师的，徐通方大概觉得还是要慎重。待看到我的模样，大约觉得嫩了一点，想想这样稚气未脱的人，怎么去管教师，算了，还是让他去虹桥吧！这自然是我的猜想，实际究竟怎样，因为此情此景，根本无法复原。不过我现在还是要感谢徐局长，他没有让我去红专学校。我连实习都未参加，学的又是历史，我怎么能去管一个县的政治教学研究？比如组织公开教学，要对课堂教学作出评价，就起码要熟悉教材，懂得政治学科的教学规律，才能说到点子上。一节政治课未上过的人能做到吗？后来我知道，教研员一般都是从有教学实践经验的教师中挑选出来的。多年后得到信息，分到各县红专学校的几位老同学，大多待了一二年，都去了中学，而且都干本行，教历史了。
现在再说虹桥这个名词。作为校名，它是这所教会学校的再次改名了。唐墓桥天主堂是浦东地区的总本堂，在上海地区，其规模仅次于徐家汇天主堂和佘山天主堂。1898年在建造教堂的同时也建造了一片校舍，名之为达义公学。1933年，有了中学部，称为达义中学。新中国建立后3年，即1952年底，学校由政府接管，因为当年唐镇地区归属合庆区，学校就改名为合庆中学。1958年*跃进大**时期，唐镇地区归属虹桥公社，学校就改名为虹桥中学。名字自然不错，取彩虹之桥的意思。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彩虹之桥。比起东风、跃进、卫星之类的名词要雅一点，但毕竟还是一个政治名词。和上海县的虹桥公社和虹桥中学不同。那里的虹桥是清嘉庆（（1795一1820）年间定的，已成了一个地理名词。上海人一般只知道西郊公园那边的虹桥。
1962年我去同济大学高招办领第一批榜（亦即现在的重点大学），因为1个班的毕业生拿到5张通知书，引起别人注意，但都不知川沙也有一所虹桥中学。当年如果来信来函不写明川沙县虹桥中学，那肯定会投到上海县去。我到虹桥工作时，虹桥公社己拆分为唐镇公社和王港公社，虹桥的校名已失去存在的理由。但这个名字含有吉利的意思，谁也不去着急这个事，要等到*革文**时期，终于以地名为归，虹桥中学终改为唐镇中学，这自是后话。我一生求学、工作过的学校近10所，学校大都发校徽。几十年下来，许多校徽都不知去向，唯有虹桥中学这枚校徽还一直保存着，这也可见我对这所学校保留着很深的感情。这些自然是题外话了。
照片由作者提供
编辑/排版 家灵
坚持是一种信仰，转发是最好的支持！
编辑搜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