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很多书却不会写作 (读了很多书却不会做题)

如果说苏轼是北宋文坛第二代新星中的一匹黑马,那么欧阳修一定是推重这匹黑马的伯乐。

嘉佑二年,22岁的苏轼在汴京应试,文坛领袖欧阳修读了他的政论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后不无惊喜地赞赏道:“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不负前辈所望,后来的苏轼以其豪情万丈的诗作名声大噪,誉满京师,一举成为文坛网红。

我们都知道在古代科举制下,文人踏入仕途的必由之路就是通过科举考试。或吟诗作词或著文论策,即便是“走后门”,也要先递上推荐自己的干谒文,就连诗圣杜甫为求入仕也曾向唐玄宗进献过《三大礼赋》。

可见,写作水平高下直接决定着文人的致仕命运,就好比现在常说的:“你的能力决定你能走多远”一样,关于苏轼的文才,当时有俗语传: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陆游在《老学庵笔记》卷八中也作过此记录。

然而,成于诗也败于诗,苏轼曾遭“乌台诗案”一生被贬至三州,甚至入狱一次,差点因此丧命。然而,像苏轼这般深得文坛大咖欧阳修惜爱的高阶写手凭着一身才华终成经世济民的政治家,在汴京历任过殿中臣、直史官和差判官诰院等官职,终归是实现了他的政治抱负。

苏轼很少有专门论述自己如何写作的文章,但从他的诗、词、文等作品和生平论述中我们也可略拾得一二以学习。

1、向榜样学习

做研究有“范式”,写文章也有范文,学习写文章最便捷的方法就是像榜样学习。榜样也被称为“范本”,伟大的作家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伟大作家的经典作品更是我们学习的范本。这一点,连苏轼也不例外。

从他的早期作品可以看出其通过学习前人对诗歌创作进行磨练的痕迹,在写《江上值雪,效欧阳体,限不以盐玉鹤鹭絮蝶飞舞之类为比,仍不使皓白洁素等字,次子由韵》一诗中就模仿了欧阳修的写法。

而除诗歌外,他的政论文章在文风上则深受战国时代纵横家的影响。时值“庆历新政”失败,封建士大夫中酝酿着新的改革浪潮,苏轼主张改革,写了一系列政论文章:《策略》五篇、《策断》、《思治论》,苏轼在这些文章中大声疾呼:“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文风汪洋恣肆,引得宋代李塗在《文章精义》中道:“苏轼论利害的政论,学于《战国策》,并说,苏门文字,到底脱不得纵横气习。”在针砭时弊的讽刺诗上又多模仿唐朝“诗豪”刘禹锡,如这首咏史诗《郿坞》讽刺汉末奸相董卓就十分辛辣:

衣中甲厚行何惧,坞里金多退足凭。

毕竟英雄谁得似,脐脂自照不须灯。

于是,诗人陈师道评价,“苏诗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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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践,实践,还是实践

文学创作和作家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文学博士姜涛在《公寓里的塔》这本书中探讨192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青年时谈到一个现象叫做“硬写”,在20年代,包括丁玲、沈从文等在内的作家大都属于“室内作者”,书写空间幽闭感是当时常见的主题,而这是由于缺乏有效的历史参与以及社会关联。其实就是实践经验和视野限制了写作的内容。

与这些困在公寓、会馆里热切的作者不同,苏轼全然没有这种写不出来的冥思苦想。《江行唱和集叙》中说

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

说的就是文学作品并不是“能为之”造成的,而是“不能为之”的产物,那种“勉强所为之文”是写不好的。

熙宁四年,苏轼任杭州通判,常去到常州、润州、临安“赈济”,这段经历大大扩大了他的视野,那里的新鲜事物和人物都引起他的兴趣,甚至对于每件器物他都给予歌颂,如《秧马歌》吟咏新式插秧机,《无锡道中赋水车》是对当时新式农具“龙骨车”的咏叹:

翻翻联联衔尾鸦,荦荦确确蜕骨蛇。

分畴翠浪走云阵,刺水绿针抽稻芽。

洞庭五月欲飞沙,鼍鸣窟中如打衙。

天公不见老农泣,唤取阿香推雷车。

农村的渔夫、浣女、莲娃都成为他写作的主角,而对于自然风景更是吟叹得信手拈来,有“湖山信是东南美,一望弥千里”,有“天欲雪,云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更有那首耳熟能详的《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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贬谪生活也为他提供了接近下层人物的机会,在被贬至海南儋州时甚至被地方官赶出公房,只得亲自动手盖草屋,便有了“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的慨叹。

3、文学的思想性和自由创作

在《苏轼》一书中记载,晚年苏轼在指导后辈学习诗文中集中阐述两个问题:一是关于文学的思想性问题,二是关于文学创作中自由和规律的问题。

在《与侄孙元老书》中,他告诫侄孙苏在廷写作不要“趋时”,说道:“务令文字华实相副,期于适用为佳”他提倡,“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缺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即,强调文学的思想性,杜绝无病*吟呻**。

其实,从苏轼的很多作品中都能看出他对国家的忧虑、对社会贫富差距的抨击以及对百姓的同情和怜悯。在密州时,由于蝗灾人民忍受饥饿的痛苦使他内疚,痛恨自己饱学儒家经典却救不了灾荒,自叹“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而他几次被贬,也仍怀有积极入世的勇气,期待得到朝廷任用做出政绩,可以看出经世济民便是苏轼作品的最大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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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由创作,苏轼更可谓信手点沾,不刻意为文。他在《文说》中形容自己的文思道:吾文如万觥泉涌,不择地而出......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正如清代文学家赵翼所评,东坡随物赋形,信笔挥洒,不拘一格。

然而这种自由创作并非随心所欲的喃喃呓语,而是以“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为前提的,是基于对艺术规律的高度认识和掌握,这也体现了苏轼极高的艺术造诣和境界。傅雷说得好:一切艺术品都忌做作,最美的字句都要出之自然,好像天衣无缝才经得起时间考验而能传世久远,比如“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而此二句正是出于苏轼《后赤壁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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