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某些传统文化或所谓“国学”奇怪的热闹着，尤其是伪古风的诗词流行，殇，据说已经成了最恶俗的汉字之一。
殇是“不成人也”，齐桓公去世时，早已经“耋老”，他的死，也绝对说不上一个殇字。
但我犹豫了许久，还是决定使用这个标题。
殇掉的，不是某位霸主，而是整个理想中的霸主政治。
一 齐桓公的结局
照例，顶峰之后，就要走下坡路了。
葵丘盟会还没结束，那个来赐胙肉的宰孔就离开了，回去的路上遇到了晋献公。——晋与中原诸夏之间隔着太行山，之前齐桓公的盟会一直没参与，这次也想来凑个热闹。
宰孔就对晋献公说：
“可无会也。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为此会也。东略之不知，西则否矣。其在乱乎。君务靖乱，无勤于行。”
不用去了。齐侯不注重德政而忙于扩张，所以北伐山戎，南伐楚国，又跑到西边来开这个会。他在东方能怎么样不好说，往西是不能有所作为的。所以国君你处理好晋国的内乱就可以了，别在道上辛苦了。
宰孔是觉察到什么阴阳消息，才做出这个判断的呢？不知道。——也有学者注意到，这个宰孔，也就是周惠王时代，劝郑文公背叛齐桓公的人，所以认为他和齐桓公有旧怨，这里他只是恶意诅咒而已。
但《公羊传》、《史记》之类的书也说，葵丘之盟，齐桓公有了骄傲的神色，于是有好多诸侯叛去了。
照这个逻辑，齐桓霸业由盛转衰，是因为齐桓公开始骄傲。我们从齐桓公的故事里可以学到的道理，是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确实，葵丘之后，齐桓公不曾再有什么大的作为。这个阶段齐桓公有三大难题需要面对：
第一是楚国北上的势头愈演愈烈，齐的南方盟国，有的被楚吞并，有的则惶惶不可终日。
第二是周襄王和王子带的兄弟之争，并没有因为周襄王登基而结束，犹豫斗争手段越来越没下限，后来还把戎狄的势力给搅了进来。
第三是晋献公去世，晋国陷入内乱。在齐桓公建立霸业的同事，晋献公也已经把晋国发展成太行山以西的超级大国。这么大乱子，齐桓公不能再像当初那样对西方的事坐视不理。
总之，这三件事是齐桓公都努力了，但是结果不算成功。
齐桓公的结局是很惨的。他喜欢女色，不同的女人为他生了许多得宠的儿子。管仲死后，这个公子们的继承权之争愈演愈烈。鲁僖公十七年，《左传》写道：
冬十月乙亥，齐桓公卒。易牙入，与寺人貂因内宠以杀群吏，而立公子无亏。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殡。
《左传》这里的记录精确到日期，这在当时是极其罕见的。可见齐桓公之死，对天下震动有多大。
齐桓公十月初七去世，然后易牙、寺人貂等人作乱，一直到十二月十四日尸体才得以殡葬，前后间隔六十七天。《史记》记录这件事，补充了一个非常恐怖的细节，“尸虫出于户”。
由于管仲去世比齐桓公早几年，管仲的粉丝相信齐桓公结局如此之惨，就是失去了管仲的结果。一个关于管仲的临终遗言的故事，虽然是《左传》里没有的，但到了战国就非常流行，司马迁也收进了《史记》里：
管仲病，桓公问曰：“群臣谁可相者？”
管仲曰：“知臣莫如君。”
公曰：“易牙如何？”
对曰：“杀子以适君，非人情，不可。”
公曰：“开方如何？”
对曰：“倍亲以适君，非人情，难近。”
公曰：“竖刀如何？”
对曰：“自宫以适君，非人情，难亲。”
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专权。
齐桓公问管仲，你要是不在了，谁可以辅佐我。
管仲说：“知臣莫如君。”请齐桓公自己说。
齐桓公先提出易牙。——易牙是名厨，在我大吃货帝国，自然应有超级大神的地位。传说，为了让齐桓公解馋，他杀了自己的儿子，煮给齐桓公吃。
管仲说：“杀子来投合君主，这不合人情，这样的人绝不可以。”
齐桓公又提出公子开方。——这是卫国国君之子，但追随齐桓公十五年，从来也没回卫国探望父母。
管仲说：“背弃亲人来投合君主，这也不合人情，这样的人不能接近。”
齐桓公又提出竖刀。——这人也就是《左传》中的寺人貂，为了贴身伺候齐桓公，身上零件太多不方便，于是就把自己给骟了。
管仲说，蛋都不要的男人，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这样的人不能放在身边。
然而管仲死后，齐桓公到底没有听管仲的话。——有的书说是，齐桓公开始是听了的，把这几位都放逐了。但很快齐桓公就发觉，离了这些人，生活质量下降太快，干什么都不得劲，就又把人都召了回来。
最终，齐桓公到底是死在这些人手里。
这个故事也算是对人性有很深的洞察，是否属实倒不重要了，干了这碗鸡汤再说。
只是还有一个问题，如果齐桓公保持谦虚谨慎，并且管仲仍然活着，霸政的后期的某些问题，就能够解决吗？
二 齐国人民喜欢本国称霸吗？
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对这件事，当时的一般齐国人民开心吗？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还是先找个参照系。
在古希腊，雅典领导着提洛同盟，贵民（捍卫民主制度）攘夷（对抗波斯入侵），是希腊世界的霸主。
雅典的公民，对雅典称霸，那是热情极高的。
古典时代的雅典，以其直接民主制度令无数现代人心驰神往。然而这个制度也有一个局限，就是运行成本极高。
事实上一般贫穷公民，对参政议政的热情也不是很高。所以，要他们来开公民大会，有开会津贴；要他们去法庭当陪审员，有陪审津贴；甚至于，要他们去剧场看悲剧（通常是弘扬雅典主旋律的），还要发看戏津贴。
同时雅典还在大兴土木，光是举世闻名的帕特农神庙建筑群的造价，大概就相当于全部四万雅典公民两年的生活费。
那么，钱从哪里来？
作为一个民主国家，雅典对本国公民征收的税金微乎其微。其最大的收入来源，就是作为提洛同盟的盟主，向同盟国家征收的贡金。即使联盟贡金已经超过了雅典其他全部收入的总和，许多雅典人还不满足。阿里斯托芬用夸张戏谑的手法形容说：
你想想看，你和你的全体伙伴本来可以发财致富，我不知你们怎么会被那些政客所约束了……如果他们有意给予人民体面的生活，没有比这再容易的事了。现在向我们缴纳贡金的盟邦有一千个；只要命令每个盟邦赡养二十个雅典人，那么就有两万老百姓可以吃兔肉，戴各色花冠，享用奶油和奶油干酪，享受我们国家以及马拉松的胜利所应得的果实。
从这话里还可以看出，人民比政客更贪心。政客还会顾忌过分高的贡金激起同盟不满，人民则只想尽快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
事实上，一旦失去霸主的地位，雅典经济立刻就会崩溃。所以是不容许盟邦退出联盟，为了惩戒有次企图的城邦，他们留下了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霸权主义宣言之一：“强者为所欲为，弱者接受事实。”（The strong do what they can,and the weak suffer what they must.）
这些动机都不体面，然而正是卑劣的贪欲，使得长期维持同盟，有了的强大动力。
然而对齐国人民来说，这种利益驱动是不存在的。
《左传》里没有提到成为霸主之后，有向同盟收取贡赋的事，唯一可能有嫌疑的就是这段：
管仲言于齐侯曰：“臣闻之，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齐侯修礼于诸侯，诸侯官受方物。
“诸侯官受方物”一句，不大好理解。官是职能部门，方物是各地特产，词不冷僻，但句式不好确定。
一种解释，是“官受诸侯之方物”。齐国派出相关官员，接受诸侯的贡品。但刚说“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就跟人家收东西，好像不大通，所以一般取这个解释的都会再加一句，东西收了齐国不要，是给天子的，说完整了应是“官受诸侯之方物于天子”。
另一种解释，是“诸侯官受齐之方物”，就是诸侯来参加同盟，齐国还要倒贴。这倒确实可以做到“德礼不易，无人不怀”。这个解释还有旁证，《国语·晋语二》里说：
齐侯……轻致诸侯而重遣之，使至者劝而叛者慕。
齐桓公攘诸侯缴纳的贡献轻，但给予丰厚的回报，使得来开会的积极性很高，脱离盟约的只有羡慕的份儿。
我倾向后一种解释多些。就是和雅典财政高度依赖提洛同盟的经济收入相反，齐国结盟并不直接从同盟那里获取经济收益，——《左传》的作者对齐桓公并没多少好感，基本是抓住一点小毛病就要讥诮挖苦一番，真有齐桓公跟诸侯搂钱的事，还不得大书特书（后面晋国这样干，《左传》就都写了）？所以没写这方面的事，那就是真没有。
但这样一来，从君子的角度看是高尚，从普通齐国人的角度看，自然是我齐当了冤大头。齐国固然富庶，但古代意义上的富庶，一算人均，仍然很难看。齐人又好议论，则“什么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就是赔钱赚吆喝！”“每个人齐国人都过上好日子了吗？为什么要花大价钱去补贴卫国和邢国？”“楚国和我们风马牛不相及，为什么要去打他？”“帮燕国打退山戎付出了多大代价？死了多少齐国人？结果呢，还割让领土给人家……”恐怕是什么说法都有。
即使是最*制专**的国家，也不可能完全不考虑民众的意愿，因为民众至少可以行使懈怠权，让你想做的任何事，都办得拖泥带水。何况齐国还是后来民本思想的大本营，民众不能从霸政中获益，这个体系就很难长期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