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研究历史往往局限于“两杆子”(笔杆子和枪杆子)。其实，这“两杆子”是表象，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第三杆子——“秤杆子”，即民心也。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民心就是最大的政治。
俺走上社会后就开始和“杆子”打交道：从插队起挥动锄把子、当民工时玩弄锨把子，招工后抡起镐把子（把子也就是杆子）。期间还当过武装基干民兵排长，舞枪弄棒了一阵子枪杆子，传承到最后是握了一辈子笔杆子。掐来算去，集各种杆子于一身，还是感觉从未握过的“称杆子”最重要。遁无形，意有神；话无声，心所倾。记者何以妙笔生花，编辑怎样铁肩担义，皆出于此。
第一次单独采访——无功而返。1973年底，经过短期的新闻专业培训，和跟随老记者实习采访后，我终于开始了独立采访。采访对象是常年坚守在宝成铁路的线桥大修队。夜半时分，我从观音山火车站下车，静寂的秦岭山区，却传出了欢迎的锣鼓声，我从排成巷道的人群中、被队领导簇拥着走进了队部，队长将他自己的床铺让给我，自己则挤到了工人的大通铺。第二天一早，几个队领导陪着我到队里食堂吃小灶，抬头陡然看见挂在墙上“热烈欢迎上级*长首**到我队检查指导工作”的大标语，以及蹲在寒风中吃饭的工友们的异样的眼神，这一鲜明的对照，使我想起了自己当普工、在工地上劳动时、上级领导到基层来检查工作时的情景。今昔对比，感受颇深，这种身居“高位”的采访无法继续进行。我善意 地 拒绝了队领导的挽留，毅然踏上了返程的列车。
或许是在插队时，和“土里刨食、沟里担水”的农民呆惯了，或许是在招工后，与“走着吃、站着睡，没黑没白工程队”里的工人混熟了，我的平*意民**识十分强烈，抑或发展到以悲天悯人的情怀俯瞰和关照着人世间发生的一切。 当无冕之王的桂冠如愿戴在我的头上时，阳光打在脸上，温暖留在心中。时时感到有一种力量，正在从我的指尖悄悄袭来；有一种关怀正从我的眼中轻轻放出。在这个时刻，我无言以对，惟有驱动手中的笔：让无力者坚强，让悲观者健行……
（1993年秋，作者在河南林县车站采访，与车站装卸工聊天。）
作为一个企业小报的记者，不可能开口天下兴亡，提笔军国要务，只能像农民将田间地头视为家园一样，将铁路工地视为我奔驰的疆场。 钻隧道、跨桥梁，入工棚，睡通铺，记下工人兄弟们为构筑祖国钢铁大动脉所付出的点点滴滴。
“驴球陡洼，好上难下”，陕北农村恶劣的交通环境，时时在我脑中闪现，“要想富，修铁路”的呼声跃然于纸上；“走着吃、站着睡”筑路民工、工人艰苦的劳动场面，每每在我心中翻腾，为劳苦大众鼓与呼的心劲，时刻驱动着我手中的笔不停的转动。
1992年我的首部个人专著《描绘彩虹的人》问世，书中记载了本人自参加新闻工作以来，至1992年初发表的35篇通讯作品，其中除5篇为其他题材外，其余30篇作品全部记载的是普通基层工人群众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他们和我当年当民工、做普工一样，分布在襄渝、宝成、陇海、京广等铁路沿线，或 栉风沐雨，钻洞架桥；或挥锨舞镐，迎战塌方；或筚路蓝缕，喜迎朝阳。时任铁道部政治部副主任郭安智为此书做序，《序》中写道“《描绘彩虹的人》的可贵之处，在于反映铁路职工多彩的工作、生活的同时，着重描绘了铁路大军为国无私奉献的光辉业绩，从一个侧面真实记录了铁路‘七五’期间的几项重大工程建设和重大事件，反映了铁路工程建设从挥锨舞镐、人拉肩扛到广泛采用电子信息技术与设备的发展轨迹 ，既为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又预示着铁路美好的发展未来”。
铁路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作为钢铁大动脉，她的强大触角伸向祖国的四面八方。作为一个行业记者，不可能“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而应是“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图为青年学生在*安门天**广场讲演）
1976年4月初，我跟随西安至北京的旅客列车进京随车采访。南来北往列车上书写的纪念周恩来总理的的大标语、车厢里对压制纪念总理悼念活动的愤慨议论，使我感到全国各地就像布满了一束束干柴，稍有火星，便可成为燎原之势。为了将自己即将迸发出来的炽热情感，融汇到烈焰之中，记录下那随时有可能发生的伟*庄大**严时刻，4月4日清明节，我将原定此日返程的火车票，改签为5日下午。随即赶到了*安门天**广场，采访了那一天广大人民群众纪念周总理的壮举。并在返程途中动笔写下了当天的所见所闻，6日将题为《悲愤的心声——丙辰清明节*安门天**广场目睹记》交给编辑部。当日下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出了《 *安门天**广场反革命事件 》的新闻。我这是“贼不打自招”，罪行确凿、证据在手，活生生成为参与这次反革命事件的被审查人——当日在*安门天**广场拍摄的照片被全部追缴、入*党**积极分子被中止、武装基干民兵排长被撤销、新闻采访被限制——直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才予以平反。
1988年2月，春运这个中国特有的怪物，同样搅动着当时号称中国铁路心脏的郑州火车站。安全绷紧着铁路部门的每一根神经，检查和防止“三品”进站成为首要关口。我在郑州车站暗访发现，“红帽子”（车站协助旅客搬运行李的组织）以兜售“三品”检查条来招揽搬运业务。也就是说，只要旅客买了证明检查过三品的条子，付费让他们搬运行李，就可以不用检查危险品，提前进站。这是一起典型的以职务谋私、从而威胁旅客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件。记者的使命感驱使着我，将此事以内参形式上报有关上级。
铁路局的一位副局长当即接见了我，不相信他眼皮子底下竟然有此事发生，要我陪同他一起去微服私访。我俩轻车简从，以旅客身份来到郑州火车站，我的挎包里装了两瓶贴有标签的酒精（为了防止弄假成真，已将酒精换成蒸馏水），副局长的手提袋里装了一个微型录音机。刚进入万头簇拥的车站广场（当时跨线候车室还未建成，旅客大多露天候车），就被几个“小红帽”（车站为民服务小分队）所围住：“帮你运行李吧，可以不排队，提前进站”。一边拽过你的包，一边又说：“除了交运行李费，每件还要买一张这个票”。说着，晃了晃手中一沓子证明车站已检查过“三品”、可以进站上车的小票。副局长准备“讨价还价”：“我这个包比他的小，是不是少收点”？“老晕蛋（河南当地话就是老糊涂，后来有的报社转载时误解改成为“老混蛋”，成为唯一的一处失实报道），你不买，那边排着去”。此时，不愿意在寒风中挣扎排队的旅客一涌而上，已将“红帽子”围个严严实实，抢着买小票。我总算是买上了两张，拉着副局长跟着红帽子走向广场的偏门。几声敲门，柳暗花明，暗道洞开，我们这些根本没有检查过行李的旅客堂而皇之地进了火车站。见此，副局长怒不可遏，立马要去找站长。我说局长息怒，也许是个别现象，咱们再走一趟看看。没想到刚回到广场，又和那几个“红帽子”不期而遇，真是“晕蛋”，认钱不认人，竟然故伎重演，再次收了我俩一次钱，将我们带进站。怒火中烧的副局长径直跨进车站贵宾室，当即召开车站领导干部会议。当站长口似悬河地大讲为确保旅客安全而采取的严查“三品”措施时，副局长掏出了我包中的“酒精”瓶子；当行包车间主任试图做出种种解释时，副局长打开了手中的录音机，放出录音。在“官大一级压死人”的铁路行业，当那些“红帽子”喝斥副局长为“老晕蛋”的声音从录音机里传出时，在座的各位都傻了眼。
这是一篇无需进行文字组织的报道，我以白描的方式、近乎纯客观的记录，一气呵成，直发报社。《人民铁道》报以“留下买路钱，行包不检验”为题，迅速见报。随后新华社全文转载，发出通稿，很快几乎见诸全国各省市主要报刊报端。
我早已感到了自己肩上的压力。就在前几天，1988年 1月24日，由昆明开往上海的80次特快旅客列车运行到贵昆线且午至邓家村站间，发生重大颠覆事故，造成88人死亡，62人重伤。社会各界对铁路的安全生产提出了众多质疑，时任铁道部长*关根丁**提出了引咎辞职的请求。此时此刻，自己作为铁路系统的一名驻地记者，是以大局为重，心系人民，还是囿于局部，明哲保身？我选择了前者。事后，这篇报道被评为全国铁路好新闻一等奖，但是也为我在铁路系统的前程埋下了伏笔。
（1993年春运，安徽阜阳火车站广场旅客候车时的情景）
新闻从业数十年，拒绝仕途的吸引和金钱的诱惑，将自己牢牢地粘贴在了这个不大不小的平台上，去操守自己没有被时代潮流裹挟的理想——记录时代。从“中国铁路第一案”的报道，到火车站“留下买路钱，行包不检验”的揭露；从 “铁老大”行业不正之风屡禁不止的曝光，到铁路行车事故不断发生的剖析，自己从未缺席。
来源｜ “洛川作协”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