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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万历初到崇祯末，唐诗的整理研究走向全面兴盛。除继续大量重已有的唐人总集和别集外，这一时期明人所从事的汇刻。选编和评点均达到高度繁荣。如前所述，万历年间格调派受到性灵派的严重冲击其余波直达明朝末季。公安派虽然没有专门出版选本宣传诗学主张，但他们对性灵的强调导致人们对唐诗才情方面的重视，从而进一步冲破“诗必盛唐”的“格调”界域；竟陵派则通过一部《诗归》改变了诗坛一时风气，与此同时也促使格调派奋起抗争。而此时社会政治的现状，时代风气的变化，左右着人们的精神生活。接受唐诗，作为人们精神活动的一项内容，自然会带上时代色彩。这些，在明后期唐诗的汇刻、选编和评注中都有体现。
诗归
唐诗的汇刻格调论唐诗学指导下的汇刻继续大量出现。如明金陵书坊李洪宇辑刻《诗坛合璧》，沈子来辑《唐诗三集合编》（天启四年宁远山房刻本）杨一统辑《唐十二名家诗》（万历十二年刻本，许自昌辑《前唐十二家诗》（万历三十一年许自昌霏玉轩刻本），毕效钦辑《十家唐诗》（万历毕懋谦刻本），张燮辑《初唐四子集》（崇祯十三年张燮、曹荃刻本）李、杜继续成为合刻的热门人选，如李齐芳《李杜诗合刻》（万历二年李齐芳刻本），许自昌辑《李杜全集》（万历三十年许自昌刻本），刘世教《合刻分体李杜全集》（万历四十年刻本），闻启祥辑《李杜全集》（崇祯二年闻启祥刻本），等等。
张燮图绘
缘于王世贞及末五子倡导的“博观”理念也缘于性灵派的极力推崇，中唐诗人也继续受到关注，如陆汴辑《广十二家唐诗》（明刻本），朱之蕃辑《中唐十二家诗集》（明金陵书坊王世茂刻本），均录储光羲、独孤及、孙逖、崔峒、钱起、刘长卿、刘禹锡、卢纶、张籍、王建、贾岛、李商隐十二家诗；佚名辑《唐四家诗集》，录孙逖、储光羲、崔峒独孤及（万历朱之蕃刻本）；陆梦龙辑评《韩柳合刻》（崇祯刻本）；蒋之翘辑注《韩柳全集》（崇祯六年蒋氏三径草堂刻本），徐守铭辑《元白长庆集》，马元调辑《元白长庆集》（万历三十二年至三十四年松江马氏刻本），等等。元和、长庆诗的大量汇刻，已与隆庆前人们对中唐的关注多止于大历年间不同。
李商隐图绘
不过，在汇刻方面最能显示这一时期特色的，是大量晚唐诗人的集子纷纷面世，受到世人关注。如许自昌辑《陆鲁望皮袭美二先生集合刻》（万历三十一年长洲许氏刻本）；朱之蕃辑《晚唐十二家诗集》，录孟郊、郑谷、许浑、姚合、杜牧、薛能、李中、吴融、罗隐李频、许棠、杜荀鹤十二家诗（万历四十年朱之蕃刻本）；毕效钦在原录《十家唐诗》的基础上，增入中晚唐间张祜、韩翃、秦系、耿伟、项斯、温庭筠、许浑、李咸用、李洞、曹松、于邺、刘沧十二家诗，书名循旧未改（万历毕懋谦刻增刻本）；姚希孟辑《合刻西昆集》，录李贺、温庭筠、韩翃、韩偓四家诗（天启刻本）。
温庭筠图绘
尤其是崇祯年间毛晋编校一系列唐人合集，更显这方面业绩。他除合刊《唐人选唐诗八种》外，又辑《唐人八家诗》，录许浑、罗隐、李中，李群玉、李商隐、薛能、贾岛、李嘉祐八人诗集，其《五唐人诗集》、《唐人六集》、《唐人四集》、《唐三高僧集》尚辑皎然、孟郊、李贺、王建，李绅、鲍溶、姚合、温庭筠、郑谷、韩偓、吴融、方干、杜荀鹤、周贺、韦庄、齐己、贯休等人诗集，并逐一作跋，考镜版本，间涉本事，对诗人诗作多有评骘。这一现象，证实了李沂在《唐诗援序》中所说:“至启、祯之际，始有舍盛唐而宗中晚者。
杜荀鹤
自明初高棅《唐诗品汇》特标初盛唐，中经前后七子推波助澜，崇初盛、诎中晚成为诗坛一时风气。嘉靖中叶后，开始出现新的迹象，初盛独尊的局面有所松动。蒋孝辑刻《中唐十二家诗集》，黄贯曾辑刻《唐诗二十六家》，所收均为中唐诗作；彭辂辑刻《唐诗衍调》专收晚唐。但其时强调中晚唐，多基于“备众体”的观念，所谓“世间少此体不得”，并非从诗歌本体真正肯定中晚唐诗的内在价值。如黄姬水在《刻唐诗二十六家序》中说“虽卑弱如晚唐，不可以训，而亦不可以湮也”，彭辂自序则曰“晚唐诸作，视往撰诚渐凡下，犹然诗也”，明言他“葛枣异嗜，秦粤殊音”的“求全备”观念。
高棅与他的朋友
其间虽也有人论及中晚唐诗本身的价值，但态度游移，不敢力倡。明后期情况有所不同，接受者对中晚唐诗的理解有时显得特别深刻，他们往往根据自身的社会体验，遵循诗歌内在发展规律真正领悟前人作品而后达到神明默契，从而作出自觉而果断的抉择。稍前李栻《唐诗会选凡例》谓晚唐绝句“妙悟透彻，托兴深远”，超过盛唐，略后陆时雍《唐诗镜》说中唐诗“去规模而得情趣”，是其“胜盛唐处”，表现出类似识见。明代诗坛由崇初盛到重中晚，主要是个性思潮影响的结果。
参考资料：
·《唐诗会选凡例》
·《唐诗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