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生可以说品尝过不少连自己都想象不到的美味，然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却不是很多。其中的原因就是我来自商州的深山沟里，从小就喜欢面食，还特别不喜欢吃“没什么味”的海鲜等，就餐时往往让他人扫兴，也常被人讥笑，自然也难免被人嫌弃。
我主意“很正”，坚持走自己的路，“我行我素”，不去管别人怎样说。我是为自己活着的，管他别人有啥看法？
倘若说起美食，倒使我不能不想起在老家岩峪沟吃的红薯面豆渣馍来，尽管30多年不曾吃到了，但至今想起仍能感觉到它的那种粘度，仍能嗅到它那多少有点甜的独特味道。
那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老家岩峪沟每到春节前各家都要做豆腐，即使做不起一座豆腐（16斤16块），那也要和别人联合在一起做一座。因为那时候所买的肉很少，只能把豆腐作为过年的主角，这样不但过节能有豆腐吃，还能用做过豆腐的豆渣做豆渣馍吃。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岩峪沟能种麦子的地不多，无奈之下只能想办法粗粮细做了。
岩峪沟的豆渣馍一般用红薯面和做豆腐剩下的豆渣在一起蒸出，富裕点的家庭在里面加点红小豆，所加的量与家庭的富裕程度成正比。
豆渣馍的制作过程并不复杂：先在大盆中将红薯面（家庭稍富裕者还会在其中掺合一些白面）和豆渣混合在一起和成面团，然后和蒸馍的程序相同等待发酵，发酵到位之后，再揉入红小豆像蒸馍一样放进大铁锅内蒸熟。所不同的是蒸豆渣馍时因为和成的面不够劲道，难以揉成馒头形状，必须将其像泥墙一样摊放在大铁锅内的“顶盖”上，为解决透气问题，还要在上面用筷子扎很多小眼。要是不外加笼屉的话，一锅只能放两层，烧蒸时间与蒸其它馍完全相同。
我们家人口多，每年春节前要蒸两到三锅豆渣馍。豆渣馍蒸熟出锅之后搬出来晾凉，然后用刀将其切成小方块，盛进几个大牢笼内挂在炉钵上随吃随取，很是方便。
若论档次，豆渣馍是不能和白馍排在一个层次的，明显颜色黑，还是粗粮，放久了吃起来瓷光嗒嗒得不像白馍那样虚活。但是豆渣馍有它独到的地方，这是白馍或者其它馍都无法替代的：豆渣馍只出锅很黏糊，一般要等到稍凉一点才能吃，初吃一口放进嘴里软绵绵的，但是越咀嚼越有味，稍带点甜味，还不乏筋道，让人吃起来不愿意很快就咽下去，而即使咽了下去也会回味许久……
按照老家的习俗，正月是不能蒸馍的，一般家庭春节前蒸的馍吃过“破五”就没有了，最多也只能吃到初10左右，余下的时间也就只能搭间着吃豆渣馍了。豆渣馍最大的好处就是容易存放，高高地挂在通风的楼秆上也不容易坏。我们家的豆渣馍因为限制放开吃每年能放到青黄不接的二月，放的豆渣馍里面都干透了，很难咬得动，吃豆渣馍竟比吃压缩饼干还要困难得多。我记得很清楚，上高中那时节我要翻过圪崂凹后面的山岭去州河对面的“三中”上学，一块豆渣馍从出门开始就吃一直能吃到快到学校时，当然这也有不愿意很快吃完的因素在内。
1980年母亲搬到县城居住，我们家再就没有机会蒸豆渣馍吃了。印象中有一年我姐不知道从哪里得到几块豆渣馍，她就给母亲送来，母亲竟然舍不得一个人独享让大家都尝了个遍。
据了解老人家人已经不再蒸豆渣馍吃了。原因在于：生活水平得到了整体提高，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沟里人已经不自己做豆腐了，过年的豆腐可以在市场上购买，吃多少买多少，因为不再做豆腐，自然就没有豆渣做豆渣馍了；现在的岩峪沟交通方便，沟里人随时都能从夜村镇市场上买到白馍，好吃还不算贵，自然得到人们的青睐，偶尔为换换口味才吃点粗粮；人们早就打破正月不蒸馍的旧观念，不愿意去市场上买馍的人家愿意啥时间吃就啥时间蒸，随时都能吃到新鲜的馍，不受任何限制。基于以上原因，谁还会再去做豆渣馍吃？
豆渣馍，岩峪沟的红薯面豆渣馍，只有经过那个年代的人才能记起岩峪沟的特色豆渣馍，只有从那时走过来的岩峪沟人才会对豆渣馍情有独钟。随着时代的发展，岩峪沟的豆渣馍将伴随着历史被永久地封存起来了。
【作者简介】金佰安，笔名尚舟。生于1954年3月，商州区夜村镇人。*共中***党**员，大专学历。商洛棣花古镇乡土文化研究院会员。历任教师、纪委办公室副主任、纪律检查科长、纪监监察部部长等职，二零一五年退休。喜欢交友，爱好文学。长期在中国第十冶金建设公司工作。有多篇论文发表于《中国纪检监察报》，散文《南爪花煎饼》、《妻子爱唠叨》发表于《首钢日报》。先后在《二建通讯》《中国十冶》等杂志发表文章数十篇。著有百万余字的散文集《走出岩峪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