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代价最高的是阿联酋（8.5万亿日元）和日本（5.3万亿日元）。当结合各个国家人均GDP乘以平均寿命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日本数据统计分析师本川裕进一步计算了“幸福的代价”。下文出自他的论文。

世界各国平均寿命：最低的是50多岁，最长寿是80多岁

从本质上讲，生命和幸福是用金钱买不到的。然而国际比较中，收入水平和平均寿命，或者说收入水平和幸福度是相关的，它们都与金钱有关。我将介绍与这些要点相关的数据。首先来看看世界各国的平均寿命，下图显示了平均寿命的世界地图。

首先，撒哈拉以南非洲，特别是热带非洲很短命这是显而易见的。大多数国家年龄在70岁以下，而赤道附近有相当多的国家在50多岁。在欧美（西欧、中欧、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人们都超过75岁，许多国家甚至超过80岁，这是平均寿命很高的地区。在南美洲，70多岁国家很多，60多岁的国家很少（智利在80岁以上是例外）。亚洲日本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国家，韩国寿命也在80岁以上属长寿国；而阿富汗、巴基斯坦和缅甸的平均寿命相当低，只有60多岁；其寿命差很明显。介于两者之间，中国位于75岁以上，俄罗斯和印度位于75岁以下；使其成为以多样性为特征的地区。

平均寿命与收入水平成正比

为了确定每个国家的平均寿命与收入水平相关性，我们准备了2019年相关性图表。在纵轴上显示了男性和女性的平均寿命，在横轴上显示了人均GDP（收入水平），这表明了经济发展的程度（图1）。

由于各国的收入水平差异很大，因此横轴是对数刻度。之所以使用2019年的值，是因为这是在新冠病毒影响来袭之前可以获得数据的最新一年，并且可以知道正常时期状态。

澳门的收入水平最高（12万5002美元），非洲布隆迪收入水平最低（783美元）差距是160倍。相反平均寿命最高的是香港，为85.2岁，最低国家是非洲的尼日利亚，为52.9岁，相差多达32.3年。

日本收入4万3459美元，世界排名第32位；平均寿命84.4岁，居世界第三位。该图显示了一个总体趋势和正相关关系，即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寿命较长，低收入国家平均寿命较短。很明显这种相关性发生在高收入国家，因为医疗保健、卫生和饮食标准更好；可以肯定地说，平均寿命和收入之间不仅存在相关性，而且存在因果关系。换句话说，生命可以用金钱买到。

相对经济发展有关的平均寿命长和短的国家

日本是世界上平均寿命最高的国家。对于一个拥有1亿人口的大国来说这是令人钦佩的，当放在这样的相关图表中时，很明显，日本在平均寿命方面受到世界的尊重，当之无愧。事实上，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关注日本如何能够接近人类永生的梦想。这也是日本食品和日本旅游业蓬勃发展的原因。但也是在日本发生了自切尔诺贝利以来的核事故，世界深感震惊。由于对这一事件的关注，我认为日本人应更加意识到自己是将为人类未来铺平道路的领导者。

另一方面，许多50岁平均寿命很短的国家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除了平均寿命与经济发展（收入水平）之间的相关性外，该图还清楚地表明，有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但平均寿命长；反之有些国家尽管经济发展程度高，但平均寿命短。

高于上升趋势线的国家，除日本之外还有科索沃、古巴和尼加拉瓜等国；相对其经济发展而言，平均寿命更长，可以说是健康优先的国家。但聚焦某个具体时期则这些特征就不那么突出，可见这些将健康置于经济发展之上的国家，可能是因为落后于新自由主义成为主流的时代。

相反，低于上升趋势线的国家，即相对于收入水平平均寿命短的国家，包括卢森堡、美国、卡塔尔、文莱、博塔纳、赤道上的几内亚和尼日利亚，涵盖了许多产油和资源丰富的国家。美国人均收入是智利的1.2倍，但平均寿命为78.8岁，低于智利的80.3岁。背后可能是医疗保健系统的结构性失调、贫富差距、社会动荡和药物依赖等原因。撒哈拉以南非洲平均寿命低的原因是经济发展滞后，但也因为国内形势，难以通过资源开发来改善健康和卫生条件来增加收入。

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和经济体量最大的国家，也被称为“非洲巨人”，但其平均寿命世界最低（52.9岁）。该国也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约占国民收入的70%和出口总额的80%依赖原油；由于它幅员辽阔，因此在历史和地理，宗教和部落，石油资源的分配和地区间收入分配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并且助长了政治不稳定和地区间的冲突，例如博科圣地恐怖主义以及牧民与农民之间的冲突等。可以理解这种复杂的国情使得预期寿命难以实现与收入水平相称的增长。

如果敢计算生命的代价

没有生命代价这样的东西。但是致命的交通事故的赔偿金，是根据年收入乘以平均寿命计算的。因此我们假设将这里使用的人均GDP乘以平均寿命作为生命价格，结果如图所示。

从这个角度来看，阿联酋金额最高为583万美元，最低为尼日利亚的28万美元，相差21倍。美国的平均寿命在发达国家中最短，但收入水平高；因此生命价格为513万美元，仅次于阿联酋。日本为367万美元。顺便说一下，人口贩卖和器官贩卖更有可能发生在生命价格低的地区。此外目前因交战而生命交换的俄罗斯（208万美元）和乌克兰（97万美元）的生命价格都相对较低。然而两国战争中，许多人丧生，而且总人数是巨大的。

与其用金钱买到幸福，不如消除不幸

很多争论都是关于富裕和幸福是否成正比，或者换句话说，幸福是否可以用金钱买到。那些不承认自由市场经济是灵丹妙药的人，更倾向于关注两者之间不一致的事实。出于这个原因，“复活节悖论”经常被引用。

19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伊斯塔林根据“对二战后经济快速发展的日本生活满意度正下降”的调查结果，提出了“仅靠经济增长无法衡量人民幸福感”的“伊斯塔林悖论”。 在给定时间点，一个国家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满意度是松散相关的，但超过时间的两个时间点或跨地区的两个点之间几乎没有相关性。

然而近年来，在西方领先的经济期刊上发表了一些表明收入与生活满意度或幸福感之间存在相关性的论文。因此我们使用最新的2017年世界价值观调查结果绘制了相关图表，该调查结果调查了每个时期的幸福感和人均GDP（购买力平价PPP美元换算）数据（见下图）。

R2値表示相关性为0.1002，观察到松散的相关性。同一世界价值调查2005年数据为0.3071。2010年的数据为0.1737，因此相关性正在逐渐减弱；换句话说，幸福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用金钱买到。

然而更引人注目的是，在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幸福感一直保持在一定水平以上（感到不幸的人数较少）；而在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幸福感差异很大。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越南、吉尔吉斯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中亚东南亚国家的幸福感水平在90%以上，高于收入水平明显高很多的美国幸福感。另一方面，尼日利亚、伊拉克、伊朗等中亚、东南亚国家在收入方面相差不大，但幸福感非常低，仅为60~70%。我认为这样的相关性模式可以理解为“单侧相关性”。

可以说，幸福是可以用钱买来的，因为收入水平提高，感到不幸人的比例会大大降低，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低收入国家就有很多不幸的人。穷人即使富有也可能不快乐的安慰是与事实相悖的，但可以说，即使贫穷也能幸福生活的态度是足够理性的。

我们还看到，经济增长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它增加了幸福感，而是因为它减少了不幸。消除不幸可以用金钱买到，对于那些经历过贫困和穷国领导人的人来说，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

在发达国家，在关于是否应优先考虑经济增长或收入再分配的辩论中，人们认为幸福与收入之间缺乏相关性；但发展中国家嫌挡害不同意将其应用于国家治理。由于单侧相关性在有相关性和没有相关性的情况下同时存在，因此发生了这种混淆。日本曾经接近德国，但根据2017年数据已经上升到相对于收入而言幸福感较高的位置。韩国和台湾位置接近日本。

前面我们计算过生命的代价，但幸福的代价会怎样呢？图中所示最合适的回归趋势线方程是 y=0.000120x+81.6（其中 y 是幸福，x 是收入水平的美元表示）。1美元等于0.00012％ ，据此倒推计算，即需要增加幸福感的人，每提升1%的幸福度则需要增加8300美元的收入。因此幸福100%的总金额为83万美元，虽然是纸上谈兵，但可以说这就是幸福的代价。

延伸阅读

不尽快结婚将面临糟糕的经济环境，女人开始选择“条件低于她们”的男人

出生率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婚姻率的下降。日本劳动就业记者海老原嗣生说：“特别是高收入女性和低收入男性的未婚率仍然很高。要改变意识，首先必须消除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性别偏见”。下文来自他的评论文章。

女人可以选择“条件低于她”的男人吗？

日本昭和时代的婚姻观，即女性希望男性拥有比自己更多的教育、地位和收入，即使在今天仍然根深蒂固。然而随着教育背景和工作经验越来越平等，女性自然会更难找到“凌驾于她们之上”的男性。在考虑出生率下降→未婚人士和晚婚问题时，这个问题最为棘手。为什么女人对男人会慕强呢？原因是长期以来一直由男性主导，所以女性不得不依靠男性生存。然而当女性也拥有经济实力，不再需要依赖她们时有三条路可以走：

（1）独自生活。（2）寻找具有传统价值观的高于自己的男人。

如果走（2）的道路，收入和地位男性将占据优势地位；因此即便家务和育儿负担变得更加均衡化的今天，仍然必须由女性主理。结果虽然比昭和时代更自由选择，但却境况更加尴尬。

（3）完全不考虑对方的家庭出身、教育背景或收入如何，自由择偶。

在三个选项中，（1）和（2）目前占多数，很少有人选择（3）。原因很简单，因为女性几乎没有什么可受益的。

有没有“可爱机敏诚恳”的非正规男人呢？

年收入高的男性和年收入低的女性终成眷属，这在日本企业里是大概率事件。大多数总务和办公室文员仍然是女性，其中许多是非正规工或文员且待遇低。男人选择他们，可以期待“回家后为他们准备一顿饭或洗澡水”；由于收入或地位低，她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这样便可得到一个“贤妻良母型”的妻子。

就女性而言，周围不太可能有如此可爱又勤快的办公室男性。日本男性非正式员工通常身处与异性接触少的工作场所，例如工厂制造人员、便利店销售、运输、送货和清洁工。因此同一家公司里女性地位高于男性的夫妻概率很少，且他们不擅长做家务也并不比一般男人更懂得体贴照顾。这样，努力工作回家的精英女性就无法指望能“洗澡”或“吃饭”。

未来，情况会随着丈夫休育儿假协助一起照顾孩子的渗透而有所变化，但“可爱又勤快”的男人数量会增加吗？社会大多数人会接受这样的人吗？这并不容易。昭和的婚姻观只能在些许小改进的同时一点一点地改变。

昭和价值观在年龄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

例如，“男大女小”的婚姻观已经大大放松。日本目前每四对结婚夫妇中就有一对是姐弟恋夫妇。一旦去除“35岁以上女性生育困难”的虚假常识后，婚姻年龄观将进一步改变。

在学历、年收入和职位方面，男性似乎还可以向下扩展圈层。如随着年功序列制度的改革，男性30多岁时工作有前景时，他们将更容易和伴侣探讨收入与家务育儿的分工。这是因为对于那些专业领域的职业女性来说，即使伴侣的教育背景或职位略低于自己，一个虽然工作一般般但重视家庭的男人，也将促其做出结婚的决定。

日本未来五年内，非正式员工的工资待遇将得到显著改善

其中一个处方将是提高非正式员工的工资和待遇，并缩小他们与“职业女性”之间的差距，这里潜力巨大。因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日本非正式员工的待遇将不得不显着改善。

在日本，劳动年龄人口（15~65岁）自1995年以来开始下降。 通常情况下会出现劳动力短缺，但在此之前无业老人和家庭主妇兼职或小时工弥补了短缺；因此即使人口下降的情况下，工人数量仍在继续增加。然而在过去几年中，就业的这种转变已经开始发生变化。

一是65~74岁高龄老年人数量开始减少。在2022-2027年的五年内，这一数字将骤降约250万。随后家庭主妇的非正规就业开始下降，过去女性在结婚或生育后进入家庭，然后在孩子上学期间开始兼职是惯例。然而大学毕业后进公司做办公室工作，一旦辞职会很麻烦；因此越来越多女性继续以育儿假或缩短工作时间的形式作为全职工工作。 因此，女性全职数量继续以每年30万的速度增长，而非正式员工的数量自2019年达到峰值以来每年减少30万。女性全职和非正规雇员人数很快逆转的那一天很快就会到来。

最近我在餐馆和便利店看到高薪招聘传单，这些工作与最低小时工资相去甚远。 如果是东名阪好位置的商店，白天的小时工资将超过1500日元，晚上就更不用说了。 这是因为老年人数量每年减少50万，非正式家庭主妇数量每年减少30万。

即使试图通过运营自动化和引进外国劳务工来解决劳动力短缺，每年损失的80万人也无法填补。非正规人才的极度短缺将持续到2027年左右，届时婴儿潮一代将完成向晚期老年人的过渡。这样非正式员工的小时工资将接近2000日元。

改善非正式工的待遇是迈向欧洲型社会的门户

如果时薪为2000日元，则全职工作年薪将为350万日元。同时，工作环境也会因为一旦声誉无良化招聘会被推迟而得到改善；合同取消频率也应减少。近年来，积极制定加薪和延长工作时间补贴等措施，这将进一步鼓励非定期加薪。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非正式员工的形象将逐渐改善。当然，当非常规劳动力成本上升时，企业会被迫转嫁到销售价格上；因此销售、食品和饮料以及服务行业的价格将全面上涨。

当价格以这种方式上涨时，用户和购买者数量就会减少；最终在“市场调节”下，劳动力需求消退，人力资源短缺最终结束。这会让人想起今天的欧洲。“我花了1000日元买了一个汉堡包和可乐！”旅行者经常讲这样的故事。欧洲不像日本常常在外用餐或利用服务业，而是均在自家搞定；一旦日本开始在家做饭和打扫卫生，社会将如何变化？这样一个人和两个人做家务没有太大区别，所以如果生活共同分工，每个人的负担就会减轻；最终选择婚姻的人会比单身的人多！是的，因为日本的食品和饮料以及服务业单价太低且太方便导致了结婚率低。从这里可以打开切入口。

性别平等的目标不是50：50

即使走到这一步，昭和的婚姻观也不会消失。在这方面，我认为应该彻底解决社会中存在的性别偏见。如上所述，总务和秘书工作都是女性而没有男性？91%的护士和96%的保育员都是妇女。可能大家对此不屑一顾，“女人适合做这样的工作嘛”“男女有别，建筑工人或长途司机大多是男性”“所有职业的男女人数非要相同吗？”

当然，我也认为存在性别差异，男女在工作和爱好上都存在偏见。 我只是希望牢记三个原则。

1. 性别差异不应以“平均值”来考虑 
2. 即使意识到性别差异，也不是 100：0。
3. 均衡并不意味着 50：50。

也有2-3成男子从事适合妇女的工作

例如男性和女性之间的身体能力存在明显差异。在高三时，50米短跑平均男生为7.13秒，女生为8.91秒；如果看平均值，“男人擅长跑步，女人不擅长跑步”。然而看个人时，有很多女性比一般男性更快；这时假设将小组分为快速和慢速运行，那么 “快组”会不会全是男性，“慢组”都是女性呢？这不会发生。即使快组女性也大概占2~3成，当考虑性别偏见时，请记住这种情况。有性别偏见的人倾向于用“平均”来划分男性和女性，并声称“100：0”；即便受到诟病也强词夺理地说，“那么，男性和女性都是50：50。

平均值确实存在差异，但单独看女性占“适合男性”项目的2~3成；同样男性占“适合女性”项目的2~3成。我想这是自然状态。我们应该采取措施纠正这种社会偏见。

开放性别比例的“坏习俗”

过去即使销售工作也有人说女性不适合。然而那不是性别差异，而是商业惯例问题。 例如，客户故意刁难要求销售人员须在深夜盘点并更换产品；外包工匠脾气暴躁，有时甚至性骚扰。这些不良做法已成为常态，也是女性不适合的原因。通过纠正这些不良商业行为，妇女现在能够发挥积极作用。这些进步应该发生在任何地方。当然，我认为护士、保育员、总务和文书工作也应该是2-3成男性参与。

不是“女人不擅长科学和数学”

在科学和工程领域，特别是在机械和电信（俗称机械和电气工程）方面，少数女性问题已成为工业界关注的问题。令和四年基础学校调查的女生比例显示，机械系女生比例仅为6.1%，电信系为9.5%。

在全球范围内，大学的机械和电气工程专业女性很少，但日本尤为突出。 从包括机械和电气工程在内的工程系中女性比例来看，大多数国家为2~3成，但在日本仅为12-13%，约为一半。“日本女性不擅长数学和科学”。我通过PSA分数比较了男性和女性，该分数比较了世界各地的学习熟练程度。日本的数学成绩（2015年）在七个国家中排名第二，男性平均539分，女性530分。用100分换算确实只有0.9的微小差异。 科学同样位居第二，男性平均545分，女性平均532分，用100分换算即1.3。

从进入理科专业的前10%的平均分来看，数学是男性652分，女性632分，科学是男性665分，女性644分。当看到这些数字时你会怎么想？“实验室里狭隘的上下级关系，对学术教育机构的 Academic harassment很头痛！”或许存在这些情况，但和销售工作一样，纯属不良恶习。

为理工学院设立“女性配额”

同样，我认为也不应该是50：50。应像其他国家的2~3成左右一样，这样将使其成为更好的科研环境。为此，我认为最好为顶尖大学入学考试中女性比例明显较低的主要领域应提供优惠待遇配额。这样，我建议在性别比例过于偏颇的领域采取平权行动（优惠待遇）。 当人们不再说“这是女人的工作”或“即使我是男人，我也经常做那种工作”时，我认为昭和的婚姻观才会最终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