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朝廷任命苏东坡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苏东坡到凤翔（今陕西省）任职第二年，陕西省旱象出现，已经许久不雨，百姓忧心如焚。苏东坡心想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才让神明发怒，若再不下雨，百姓就要深受其害了。于是，他用他那雄辩滔滔的文才写了一篇 《凤翔太白山祈雨祝文》 ，为老百姓祈求普降甘霖。这篇祁雨文至今仍保存在他的文集中。
维西方挺特英伟之气，结而为此山。惟山之阴威润泽之气，又聚而为湫潭。瓶罂罐勺，可以雨天下，而况于一方乎？乃者自冬徂春，雨雪不至，西民之所恃以为生者，麦禾而已。今旬不雨，即为凶岁，民食不继，盗贼且起。岂惟守土之臣所任以为忧，亦非神之所当安坐而熟视也。圣天子在上，凡所以怀柔之礼，莫不备至。下至于愚夫小民，奔走畏事者，亦岂有他哉！凡皆以为今日也。神其盍亦鉴之。上以无负圣天子之意，下以无失愚夫小民之望。尚飨。
文章先是奉承了两句，然后便义正言辞地质问山神：您作为太白山的守护神，从去年冬天到今年春天，没有降一滴雨，您让百姓怎么活？随后又振振有词地跟山神讲道理：圣明的天子在上，凡是敬天礼神的举措，一样不缺。愚昧的小民更没有别的祈求，只不过是盼着一场雨，您怎么就不看一看呢？最后又言辞恳切地说出对山神的期待：希望您早日履行自己的职责，对上不辜负圣明天子的仁慈之心，对下不辜负愚昧小民的热切盼望。
这哪是在“求”雨啊，明明是“责问”和“命令”啊，如此霸气侧漏、“咄咄逼神”的文章，除了他还有谁能写得出呢？
祁雨之后，只下了一场小雨，他和百姓们都不满意。后来他得知太白山神在唐朝原是封为公爵的，现在是降了爵位，大概是因此不高兴。于是他向皇上奏请恢复山神的爵位，并同宋太守一起前往祁雨。终于，一场大雨不期而至，一连下了三天。苏东坡高兴不已，他把后花园的亭子改名为“喜雨亭”，写了一篇《喜雨亭记》，刻在亭子上。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则以名物，志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书；汉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孙胜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齐，其示不忘一也。
予至扶风之明年，始治官舍。为亭于堂之北，而凿池其南，引流种木，以为休息之所。是岁之春，雨麦于岐山之阳，其占为有年。既而弥月不雨，民方以为忧。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喜，病者以愈，而吾亭适成。
于是举酒于亭上，以属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岁且荐饥，狱讼繁兴，而盗贼滋炽。则吾与二三子，虽欲优游以乐于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遗斯民，始旱而赐之以雨。使吾与二三子得相与优游以乐于此亭者，皆雨之赐也。其又可忘耶？"
既以名亭，又从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伊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归之造物。造物不自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这篇文章文笔简练，很能代表苏文的特性，更是代表了他心系百姓、与民同乐的精神。
他在凤翔任职期间，有三个人不得不提。第一个就是他的新任上司陈太守陈希亮。
陈太守这个人刚正不阿，严厉刻板，大家都对他毕恭毕敬。而苏轼呢，向来爽朗率真，直来直去，他才不愿对陈太守俯首称臣。陈太守也一直把少年得意的苏东坡看成暴发户。除了性格上两人的巨大分歧，令苏东坡最为不快的是，陈太守总是改动他的上奏文稿。两人啊是水火不相容。
终于，苏东坡报复的机会来了。一次，陈太守柱杖而游，看见一山，觉得此山很有特点，就在此建造了一个亭台，取名“凌虚台”，以便公务之余休息观景。陈太守便吩咐苏东坡写一篇文章，作为兴建此台的纪念。这下苏东坡可找着发泄的机会了，我不能直接攻击你，那我借文章嘲讽一下你总可以吧。于是，他便写下了流传至今的名篇《凌虚台记》：
国于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饮食与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于终南；而都邑之丽山者，莫近于扶风。以至近求最高，其势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尝知有山焉。虽非事之所以损益，而物理有不当然者。此凌虚之所为筑也。
方其未筑也，太守陈公杖履逍遥于其下。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也。曰：“是必有异。”使工凿其前为方池，以其土筑台，高出于屋之檐而止。然后人之至于其上者，恍然不知台之高，而以为山之踊跃奋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虚。”以告其从事苏轼，而求文以为记。
轼复于公曰：“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窜伏。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耶？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然而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欤！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既以言于公，退而为之记。
这篇文章从筑台的缘由、经过，进而写到秦穆公的祈年宫、橐泉宫，汉武帝的长杨宫、五柞宫，隋朝的仁寿宫，唐朝的九成宫，这些当年壮丽宏伟的建筑如今都成了种庄稼的田亩和长满荆棘的废墟了，相比之下这座高台又怎样呢？接着进一步由台及人，一座高台尚且不足以长久依靠，更何况人世的得失，本就来去匆匆岂不更难持久？如果有人想要以高台夸耀于世而自我满足，那就错了。世上确实有足以依凭的东西，但是与台的存在与否是没有关系的。
讽刺的意味可以说溢于言表。而陈太守居然是个心胸宽大之人，他不仅没有生气，更是一个字不改，原样刻在亭台的石碑上。由此可见，陈太守这个人并不坏，之后苏东坡也意识到这一点，因而有修好之举。他还给陈太守写了一篇传记《陈公弼传》。
第二个要提的人就是陈太守的儿子陈慥。陈慥慷慨大度，喜欢骑马打猎。他后来成了苏东坡毕生的友人。
第三个要提的人就是章惇。章惇富有才华，豪爽大方，是苏东坡喜爱的那一类人。但此人后来成了一个极为狠毒的政客，是苏东坡后半生宦途的克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