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网上出来一个“碣石风”，好像自己发现了新大陆。其研究的那一套均未超越原来的争论，人们没有义务给其普及基础知识，指导一个偏执狂人。开始时，让其回去学习一下昌黎董先生的文章，其感觉自己的研究超过了原昌黎的董先生，找到了无棣碣石的致命错误，拼命不间断推介他的“冀州”观，就像虎皮膏药，在网上乱标色加粗、标图画线；阴魂不散，各网乱窜，时不时跳出来，乱吠一气。又像跳梁小丑，把无棣碣石的历史挖出来，自以为是，把无棣照片设成黑白色，心态恶毒。（ 但感谢其，到处宣传权威《人民出版社》出版：无棣《禹贡碣石考》 ）
“碣石风”的主要观点，无非就是 “冀州与兖州、山势与贡道” 。现将原与董先生在网上的辩论观点，摘录部分，再奉送“昌黎碣石历史”，回去再好好学习一下董先生的书籍。董先生是在辨，其是在钻牛角尖、偏执自大、居心叵测，实在是离董先生水平差距太远了。（后附有：各地部分碣石观点、代表文章摘录和参考文献，供读者阅读、了解，从而作出自己正确的评定与判断。）
一、关于冀州、兖州
《禹贡》：“冀州：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济河惟兖州。九河既道”
其主要认为：无棣碣石在兖州，非冀州。
其实， 无棣碣石位于九河末稍，或冀（州）、或兖（州）。 “九河”之“九”，也不一定是个确定的数据，但 九河不出今天津南至山东无棣这个区域。 《尔雅·释水》注出了九河的名称：“徒骇、太史、马颊、覆釜、胡苏、简、絜、钩盘、鬲津。”河水盛则漫衍，水衰则数道分流，或者经流独注，经流也屡决屡徙，频繁往复于冀、兖之域，黄河三角洲是这样形成的，天津、河北黄骅、山东无棣等地连绵不断的古贝壳堤也是由此形成的。
在 无棣及附近的自然河流中，一直保留着徒骇、马颊、胡苏、钩盘、覆釜、鬲津等古老的名称 ，尽管所名之河不一定都是“禹河故道”，但证明这些古老的名称与无棣有着“古老深远的渊源”。蔡氏论断：九河、碣石、渤海三者不能舍其一而求它。
难道，古时的冀、兖两州，齐、燕两国，一直都以黄河最北到过的天津为界？黄河固定在天津附近入海？那 燕留城为何在今天津以南的无棣碣石附近？
历史上，无棣碣石或冀（州）、或兖（州）；或齐（国）、或燕（国）；汉时，先后隶属幽州渤海郡、冀州渤海郡。后还曾属高城县、盐山县，盐山县名由此而来。盐山还有秦千童城、汉千童县、晋饶安县等。
俗话说：山不转水转。无棣碣石是固定不动的，但其周边的九河河道、河名是变迁、变化的，其隶属区划也是随历史而调整的。目前，无棣碣石就在山东、河北之界，而其姊妹山——马骝山（小山）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由无棣划入河北，属新建河北沧州海兴县，而至今还流传无棣四大名镇“大山（无棣碣石、马谷山）、小山（马骝山）、车镇（今车王镇）、水湾”。
所以，在古冀州、兖州交界之域的无棣碣石，随河口迁移、区划调整，谁能说得清什么时候、那段时间隶冀、隶兖？隶齐、隶燕？
河北盐山县方志学家贾恩绂曾纂修《直隶通志》、续修《河北通志》，撰修有《定县志》《南宫县志》《清苑新志》《枣强县志》等多部方志，在自撰的《盐山新志》中云：“大凡地理之难明者，以方隅、形势、道里求之，自无大谬。”其还撰有《碣石辨》上、下篇，对碣石进行专题论述：
上篇，从方隅、形势、道里（距离）进行分析，指责和驳斥：东汉儒学大师班氏（固）之骊城、絫县，郑氏（玄）之九门，非以释夹右之碣石；北魏郦氏（道元）注《水经》，于碣石力主班说，并附会汉代王璜之九河沦于海之说，谓碣石亦沦于海，隋唐到今，学者奉郦氏之说，造成河道自在章武，碣石自在絫县，离之则各有佐证，合之则动见抵牾，而清代胡渭虽明知“方隅道理无一而合”，反臆创“古无渤海”之说，以曲成郦氏之失。贾恩绂指出：“大凡地理之难明者，以方隅、形势、道里求之，自无大谬。”他从方隅、形势、道里三方面，论述了无棣马谷山为碣石的正确性：“马谷距海口十余里……适居鬲津南岸，河在其北，则南为右，海在其东，则西为右，山适在河、海之间，经所由号为夹右欤。”又从文献、考据方面，批判郦氏等人的凿空附会，“徒据班氏泛记山川之语”，不可信也。进一步论断，“明初李柳西倡之，阳信刘世伟和之，而清儒顾炎武《山东肇域记》又复主之”，马谷山即古碣石，为“考据格致后出者胜”。
下篇指出，“碣石沦海谬始郦生”，盖汉王璜先沦九河，清代胡渭笃守载籍，墨守传注，穷于置辨，不敢不附会郦生，臆创沧桑之奇变，公然说“古无渤海”。贾恩绂列举其谬厥六端，一针见血地驳斥了胡渭臆创的“古无渤海”和臆度的“碣石为戴石土山”之说，以及“沦于海”和其他学说的种种穿凿附会和臆想之词，充分论述了无棣马谷山的历史更属和演变。（在网上可搜看全文）
二、关于贡道
“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
这说的是一条朝贡的路线，而且是水路。意思是说：沿海岛屿奉鸟为图腾的部族，以兽皮作贡品，乘船沿海岸航行，把碣石作为导航标识，当碣石出现在右腋方位时，转航西行，即进入黄河河口，由海入河逆流而上，就能到达帝都。
在没有人工航标的远古时代，沿海河口的自然岛屿就是天然的航标。“碣石”作为沿海部族乘船循海入河的必望目标，是远古时渤海岸边、黄河贡道上的导航标志，河海之滨重要的地理标识山、海畔山，远古的航标，这一点是古今学者共同认可的。
“碣石风”也标图画线，来说这个事。（见下图）
此为”碣石风”所绘“岛夷，夹右碣石，入于河”图
那么用滦河水系的“碣石”来定位几百里远的黄河口，是否太牵强，不合实际呢？（下面两图说明： 若用滦河水系的“碣石”作为入河口的标识，来定位“滦河口”还差不多 ）
若用滦河水系的“碣石”作为入河口的标识，来定位“滦河口”还差不多
殊不知， 以位于渤海北岸、辽西滦河水系的“碣石”作为导航标识 ，而转航进入距此几百里、渤海西岸的黄河河口，能否准确找到 黄河口 未尝可知， 误入滦河口，或“滦河水系”与“黄河水系”之间某个歧途“河口”的可能性会大些吧 。
“碣石风”还以为此又是其一重大发现。 其实，历史上和近代一些学者，包括昌黎董先生早就发现这一问题的错误，而提出“碣石山在滦河水系，与黄河水系无涉，仅是鸟夷沿辽东湾西岸向南航行，去古黄河口的转航的冀州贡道标识。” 这也是董先生比“碣石风”知识渊博之处。
针对这一问题， 河北盐山县方志学家贾恩绂在《碣石辨》中就指出：“学者奉郦氏之说，造成河道自在章武（天津），碣石自在絫县（昌黎），离之则各有佐证，合之则动见抵牾。”
“夹右碣石，入于河。”是碣石定位之要义。
碣石应距河口不会太远，否则就不能作为由海入河的导航标识。《禹贡》时代，东北鸟夷民族乘船来帝都进贡，在辽东湾岸由南向西转航时，无需选择什么标识，沿着海岸线航行即可，只要航行到真正的碣石附近，参照导航标识，可准确地进入黄河河口。
三、关于山势
“夹右碣石，入于河”，在历史上曾经令历代很多学者头疼。好在从顾炎武开始，人们开始认识到古河口处无棣县境内的63.4米小山，可能就是古碣石山。于是问题总算解决。”（离扬：《禹贡小证》）但是，《禹贡》的问题并没有就此解决。在九州之后，《禹贡》开始叙述天下山川。其中第一条就很令人费解：
“导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壶口、雷首至于太岳；厎柱、析城至于王屋； 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
其中包含很多山名，今天我们已无法详考其所在。但它们大致分布在秦岭和黄河两岸。那么这表示什么意思呢？
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在叙述天下的山川走向。 从紧跟其后的两条看，这一说法未尝没有道理。董宝瑞先生、刘起釪教授持此观点。董宝瑞先生认为：“‘碣石’当为一座与太行、恒山两座大山脉络相联、形势相应的显要山峰。”刘起釪教授认为：无棣碣石在兖州，非冀州，又与太行、恒山不相接，且莱夷夹左入河，非岛夷夹右入河矣。而得出“这一说是由于误认碣石在九河入海之口来的，是不知碣石根本与九河无关”的观点。若“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叙述的是山川走向，那无棣碣石，不仅是鲁北平原孤立的一座小山，而且与古太行、古恒山相去几乎千里，又不相联，根本谈不上什么山川走向。很自然地，人们就会排除无棣碣石，而认同昌黎碣石。昌黎碣石属燕山余脉，从太行、恒山而至燕山，用山势走向的确解释得通。只不过昌黎碣石（在谭其骧教授《碣石考》中已知“平没于陆”，既能“平没于陆”，看来高度有限，能否作贡道标识也值得怀疑。）仅一海畔巨石，而用一块滨海巨石和太行、王屋相提并论，是否太不相称?而相距仅15公里有海拔695米的碣石山主峰仙台顶更为显著，可与“太行、恒山”山势呼应。叙述山势走向，应选燕山山脉中更显著的碣石山主峰作代表才对。但又出现矛盾，谭其骧教授《碣石考》中认为：碣石山与《禹贡》碣石不是一回事。
另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叙述黄河的走向。 那么，“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有没有可能是在叙述黄河的走向？
“导山是为了治水，……是导水的准备工作。” （《汉书新注》卷二十八·地理志第八上）“ 《禹贡》导山部分所举山岳，皆治水经过的重要山名。 后来，汉儒对导山部分加以阐述，形成所谓‘三条’、‘四列’之说。”（赵荣等：《中国地理学史·清代》第四章：地理类编与论著二，商务印书馆，1999年出版）胡渭评论：“（导山）本无列之可言，自说经者就大禹之迹以为列，遂觉九州实有此四列耳。”“然则本意云何？曰莫善于陈寿翁栎之言，曰禹之导山，虽曰因而治众水大概。岍岐之列，河济所经；西倾之列，伊、洛、淮、渭所经；嶓冢之列，汉水所经；岷山之列，江水所经也。明此义则枝蔓之辞一切无庸矣。”（顾颉刚：《禹贡注释》，见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后面的‘导河、积石，至于龙门’一段，明显是在叙述黄河（这次是水路）。” （离扬：《禹贡小证》）
既然，“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是叙述黄河的走向，无棣碣石孤立、突兀于华北平原的古九河末稍、渤海岸边，堪称贡道标识，与太行、恒山，山势不相联，是无关紧要的了。
《昌黎县志》副主编——梁守让 先生在《河北师大学报》（1987年第3期）发表了 《亦考“碣石”》一文，来了个折中的办法，提出了《禹贡》“碣石”为“一名两地”的观点，即“夹右碣石，入于河”是指古河水入海处、渤海西南岸的无棣大山；“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是指与太行、恒山脉络相连、山势呼应的昌黎碣石山。
四、关于“昌黎碣石”
昌黎碣石，是无奈的选择。
金、元以来，人们以为昌黎是西汉絫县，在求之海旁不得、求之水中又不得的情况下，遂向北求之，于昌黎县城北找到了海拔695米的仙人台，认为此就是碣石山（也有人以仙人台上之巨石天桥柱即碣石），以此来对应文颖“碣石在辽西絫县”之言。故《明一统志》说：“碣石在昌黎县北二十里”。自此，昌黎县城北的“仙人台”开始改名“碣石山”，进入了正统史书记载之中，渐成主流。
清康熙五十年（1711）《永平府志》（卷四）载：
——仙人台，碣石之顶也，在县治北十里。…顶石为天桥柱，人罕能至。史言秦始皇、汉武帝、魏文成、齐文宣、唐太宗并登此山，今无可见，惟石壁鑱文五十四，为石花所封，仅存“明昌几年”五字，乃金章宗年号也。
黄盛璋《碣石考辨》[ 黄盛璋.碣石考辨[J].文史哲.1979.（6）.]说：
昌黎碣石说。这是明代才提出的，前后又有两说，方位不同。 一是《大明一统志》说：“碣石山在昌黎县西北二十里”，“离海三十里”，二是郭造卿说：“今昌黎县北十里有仙人台，即碣石顶也”，他还把山项“有一巨石形如瓮鼓”，疑即天桥柱，从而认为碣石未沦于海。前说不详明指*山何**，后说就是昌黎县城北之娘娘顶。明清《永平府志》《昌黎县志》都依郭说，肯定仙人台就是碣石山，所以尽管此说虽晚，但在近代却最占优势，现在一般地图上都标为碣石山。
对于“昌黎碣石说”，此前的学者，为何没有发现昌黎城北的这座高大耸立的“碣石”？此后的学者，包括胡渭、杨守敬等，又为何不认同呢？原因很简单，此山既不是海畔山，又与《禹贡》记载的“夹右碣石入于河”之文不符。这是在昌黎海旁、海水中实在找不到一座山或石，来对应史书中“碣石在絫县”的记载，而于昌黎境内、远离海岸的地方，随意拉来的替身，实属无奈之举。
以下，附录一、二是碣石研究的主要观点、代表性文章和摘录，供读者自己阅读，以便对碣石之争有个大体的了解和比较，从而作出自己正确的评定与判断。
附一：“碣石”研究论著与“碣石”观点
谭其骧教授在《碣石考》 中，批评 郦道元将“碣石”与“碣石山”混为一谈，否定了其“碣石沦海说” ；指出“只有碣石山前的那块碣石”，即“文颖的著海旁‘碣石’，郦道元的沧海之中的‘天桥柱’、‘枕海石’、‘山望’，曹操诗中的‘山岛’”，先是“著海旁”，继而“立于巨海之中”， 最后沉埋于地表之下，并不是“沦于海”，而是“没于陆” 。
《碣石考》发表后，关于“碣石”究竟在何处的问题，引发了史学界的广泛争论。一些学者和地方史志爱好者无所顾忌、畅所欲言，各种观点竞出，“碣石考”论著不断问世。而谭其骧教授的“碣石”与“碣石山”不是一体的看法，也引导学者对“碣石”的研究， 产生了“《禹贡》碣石、《山海经》碣石山、秦汉碣石”之分，出现了“‘碣石’一名二地说、两名二地或多地说、非山非石非门之碣石地域说” 等。目前，排除碣石“沦于海”、“没于陆”说， 还存有“山东无棣碣石说、辽宁绥中姜女石说，河北昌黎碣石山说、秦皇岛北戴河金山嘴说、唐山说，以秦皇岛为中心，东北至辽宁绥中县石碑地、西南至金山嘴一个碣石地域说”等等，至今争论不休。
现就掌握的一些著名学者、考古专家和地方文史研究者撰写的各种“碣石”观点的、具有代表性的论述文章，大致归纳为如下几种说法：
（一）《禹贡》“碣石”一名，无棣、昌黎（或常山）二地说
此观点认为《禹贡》“夹右碣石，入于河”、“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记载的是两处碣石，一为无棣马谷山，一为昌黎碣石山（或常山）。
代表文章：黄盛璋《碣石考辨》（《文史哲》1979年第6期）；周慕林《碣石山在何处》（《地球》1985年第6期）；梁守让《亦考“碣石”》（《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李军《“碣石”一词新解》（《历史教学》1993年第8期）
（二）“碣石”与“碣石山”，两名、两地说
此观点认为“碣石”与“碣石山”不能混为一谈，而是两个不同实体。观点又有：
（1）帝王登临昌黎碣石山、《禹贡》碣石“没于陆”。 代表文章：谭其骧《碣石考》（《学习与批判》1976年第2期）
（2）帝王登临昌黎碣石山、《禹贡》碣石在乐亭海中。 代表文章：刘起釪《碣石考》（《江海学刊》1984年第5期）
（3）《禹贡》碣石在昌黎、帝王至碣石为海边之石（辽宁、河北均是） 。代表文章：吕绍纲《说〈禹贡〉碣石》（《史学集刊》1995年第1期）
（三）“碣石”为“特立之石”说
此观点依据文颖“此石著海旁”，及秦皇、汉武、魏武等帝王巡游碣石时，史籍又均记载为“之、至、到、临”碣石，而无登上之意，说明碣石是“特立之石”，不能攀登；后代帝王登临的碣石又在别处。观点又有：
（1）秦皇岛北戴河金山嘴。 代表文章：冯君实《“东临碣石”的碣石在那里》（《吉林师大学报》1978年第3期）；黄盛璋《碣石考辨》（《文史哲》1979年第6期）
（2）辽宁绥中姜女石。 代表文章：严宾《碣石新考》（《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傅金纯、纪思《曹操何处“观沧海”》（《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华玉冰《试论秦始皇东巡的“碣石”与“碣石宫”》（《考古》1997年第10期）；韩晓时《东临碣石秦宫阕》（《中国地名》2006年9期、《文化学刊》2006年2期）
四、河北昌黎碣石山说
代表文章：陈可畏《论西汉后期的一次大地震与渤海西岸地貌的变迁》（《考古》1979年第2期）；王育民《碣石新辨》（《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4辑）；高洪章、董宝瑞《碣石考》（《历史地理》1983年第3期）；董宝瑞《“碣石宫”质疑—兼与苏秉琦先生商榷》（《河北学刊》1987年第6期）
五、碣石地域说
此观点认为碣石，非山、非石、非门，是以秦皇岛为中心，东北至辽宁绥中县石碑地、西南至河北秦皇岛金山嘴的一个地域—碣石地域，即秦皇岛一带地域说。代表文章：孙志升、高知然《碣石、秦皇求仙与徐福集团东渡》。
六、唐山碣石说
此观点认为碣石在今唐山境内燕山山脉中，即市区中心大城山。王志力、罗爱平《唐山碣石考》（《冀东学刊》1994年第4期）
七、庙岛列岛说
修俊善《碣石今何处》（《禹城与大禹文化文集》2002）
八、《山海经》碣石之山即长白山说
周述椿《<山海经>中的碣石之山即今吉林长白山》（《文史杂志》2012年第1期）山势：
附二：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碣石”观点分析摘录
按文章发表时间，对其“碣石”观点进行分析，并摘录如下：
（1） 1978 年， 冯君实 （1924—2013年，原籍抚宁，居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发表了 《“东临碣石”的碣石在那里》 [1]，文中不同意谭其骧教授的“魏武东临的碣石即今昌黎县境之大碣石山”观点，提出了“北戴河金山嘴小碣石”之说，并且绘制了碣石位置示意图。文中说：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浪淘沙•北戴河》词中提到“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这个碣石在那里？许多有关碣石的注释都认为早已沉沦*大海于**，实际是沿袭过去的通说之一。谭其骧先生在《碣石考》中以充分的论据驳了沦海说，指出魏武东临的碣石即今昌黎县境之大碣石山。对此，个人拟提出另一地点进行商榷。
如果没有理由证明临渝碣石沉*大海于**或为冲积层所掩埋，那它在今天就不但存在，而且可以从榆关镇以南沿海找到它，可能就是今天的北戴河海滨，具体地说就是金山嘴。首先是金山嘴的自然面貌与临渝碣石相符。《临榆县志》记“金山嘴，距城（山海关）西南六十里，半入于海”。“三面临海，凡东西往来风帆，独此处登眺，最为可观”。笔者幼时曾到过这里，还依稀有些印象。那是一个比秦皇岛大得多的半岛，迎海一面是陡峭巉崖，高约数丈。崖脚下怪石兀突，一个特大石门（当地称为南天门）矗立海中，门似穹窿，曲折宽阔，可以数人并行穿越。门前洪涛激荡，浪花飞白，极为壮观。攀登崖顶，极目海天，心畅神骇。半岛上有望海楼和灯塔，以供眺望和导航。其次，是地理位置相符。它北距榆关三十里，与金山嘴巅连的连峰山（即临榆山）脚下，便是渝河（今戴家河）的入海口。裴文中先生一九四八年曾在北戴河海岸发现一早于战国的古文化遗址，指出“两千多年来，北戴河附近的海岸线是没有多少变迁”。这个发现同时也说明北戴河海滨的开发时间相当早，无怪后来地位的重要。最后，还有考古记载可资参考。据《北戴河海滨志略》载，1924年前后，曾有包括安特生在内的中外人士，不断在金山嘴发现过古代文化遗址。其中有汉砖、千秋万岁瓦当、铁镞头、古瓷，特别是还发现有军事遗址，如古城断垣、烽墩遗址，那里的烽墩与临榆山、渝河口的烽墩遥相呼应，联成一线，标志当地的军事战略地位。有人推测发现之铁器约为两千年前遗物，还有人推断当地为汉之海军根据地。姑不论这些推测是否正确，但这个遗址完全可以说明金山嘴是古代军事要地，这与临渝碣石的地位又是一致的。
现在是否可以作这样一个推测，即古人最先接触的还是海边碣石，因为无“碣”便不成碣石，其后泛指昌黎、抚宁一带山都称碣石，于是出现了大、小两个碣石。胡渭在《禹贡锥指》中就曾指出“骊城之山称大碣石者，必有小碣石在，盖即絫县海旁之石矣”。《昌黎县志》也说“地理志既名为大碣石，必有小碣石，则抚宁县南一带连山皆为碣石，其说近理”。这个看法有一定道理。本文所述，仅根据古籍所载，进行一些推测，没有涉及这一带的地貌变化，一定会有错误，望读者指正。
（2） 1979 年， 黄盛璋（ 1924年生于安徽合肥，中国科学院历史地理学家、古文字研究专家）发表了 《碣石考辨》 [2]，认为“《山海经》的碣石之山在黄河支流上源”，“《禹贡》中有两个碣石，‘太行、恒山，至于碣石’是在常山，‘夹右碣石，入于河’是在冀州、古黄河入海口，即无棣马谷山”；推论“‘秦汉碣石’应在今北戴河金山嘴附近，后代帝王登临的碣石又在别处。”文中说：
碣石是历史上有名的地方，特别是毛主席的诗作《北戴河》中又有“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的名句，碣石问题就更被现代人所注意。碣石究竟在哪里，很早就说法不一，而且久经争论未获解决。
《山海经》说“碣石之山，绳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这是指黄河支流上源的一座山。《禹贡》中有两个碣石，一是在常山，“太行、恒山，至于碣石”，恒山又名常山，为太行山的一支，碣石与太行恒山相接，属于太行山的支脉，应即《战国策》中燕“南有碣石”，“在常山郡九门县”者，《禹贡》另一个碣石在冀州，“夹右碣石入于河”，这是讲岛夷入冀州的水路贡道，《禹贡》的黄河经今河北入海，碣石夹黄河入海口之右。今天津市以南，除了无棣县马谷山外，古黄河口都没有山，因此后代也有以马谷山为《禹贡》冀州之碣石。《山海经》和《禹贡》中的碣石都不在渤海湾北岸，可是后代注释地理的认为就是秦始皇、汉武帝所到之地，郭璞的《山海经注》、郦道元的《水经注》等地理名著，就是如此。
渤海湾北岸有一处碣石，秦始皇、汉武帝、魏武帝曹操都曾登临，这已无疑问，问题是究竟在什么地方？从汉以来，主要有如下几说：
关于渤海湾北岸碣石的位置，历史上众说纷纭，究竟哪一说较近乎事实，首先必须弄清两个问题：碣石是山还是石？是紧临海水还是距海有一段距离？
秦汉碣石应在金山嘴附近，既有证据也很合理。
北戴河南海角旁现在还有这类孤崖耸立的海石，例如鹰角亭的鹰角石和金山嘴的南天门，金山嘴西、中海滩路南突出海中的老虎石，其中金山嘴半入海中，三面临海，近海一面就是高达数丈的海蚀崖，矗立海中。南天门就是在崖脚下，中为海水蚀穿，穹窿似门，可容数人穿行其中，登临崖顶，则海景全收眼底，一览无遗，所以一直是观海胜地，早就有人认为这就是碣石。金山嘴是一个比秦皇岛大得多的半岛，早在1924年前后就不断有人在金山嘴发现周、汉古文化遗址、遗物，包括千秋万岁瓦当、汉砖、铁链、烽燧遗址。特别值得指出的金山嘴西北，紧倚戴河东岸，并距戴河口不远，有村名古城，此处当为一古城所在，古城之东不远就是西联峰，此处也有古烽燧遗址，山下有古墩台，当为明代海防墩台遗址。以上遗址、遗物，《北戴河海滨志略》已有较详细报导，并附砖瓦拓片，虽系二十年代私人调查，后亦未经考古正式勘查，但遗物“千秋万岁”瓦当与砖瓦纹饰时代为汉时*物文**无可疑，至于古城也很可能和久已失考的汉骊成或絫县有关，有烽燧，又有古城，必当古代交通要道之冲，至今形势未改，这样，秦汉碣石应在金山嘴附近，既有证据也很合理。
至于公元458年北魏文成帝所登的碣石乃在今河北肥如县境内，公元553年北齐文宣帝所登的碣石更在营州，当即《新唐书·地理志》营州柳城下碣石山。他们不过为模仿秦皇、汉武的故事，找个目标当作碣石，和秦汉时代的碣石并不是一回事可毋庸置论。
碣石是历史地理长期争论不下的问题之一，具体的位置究竟今哪里，还需要有更多更确切的证据，特别是考古的勘查、发掘，才能最后落实和解决。本文一是就近年在这一带考察所见，二是综合历史记载，加以总结，写出一个初步意见，供今后进一步工作参考，如有不当，请批评指正。
（3） 1979 年， 陈可畏 （1932—2006年，湖南澧县人，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室主任、历史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发表了 《论西汉后期的一次大地震与渤海西岸地貌的变迁》 [3]一文，指出：“《汉书•沟洫志》记载的大司空掾王横言‘海水溢，浸数百里，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矣’，是由发生在西汉后期的一场地震引起的”；“千百年来，郦、胡、杨及其推崇者都没有也不能指出碣石山沉没的具体地点与物证”；“‘碣石入海’之说是根据王璜之言和张君（即张晏）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推断出来的，并不是有什么真凭实据。”文中说：
在我国历史上，渤海西岸地区的地貌曾发生过很大的变化。历史时期最明显的一次是发生在西汉后期的一次大海浸，海浸引起渤海西岸西移，后来地壳又上升，海水后退，又逐渐恢复到原来的状况。关于这次大海浸，《汉书•沟洫志》引王莽时的大司空椽王横的话说：“往者天尝连雨，东北风，海水溢，西南出，浸数百里，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矣”。后来郦道元在他的《水经注》里，对此也有记载。它究竟发生在那一年？又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我认为应当是汉元帝初元元年，即公元前48年，因为《汉书•元帝纪》载初元元年四月诏云：“间者地数动而未静，惧于天地之戒，不知所繇（由）”。《天文志》接着就记载：“五月，勃海水大溢”。《元帝纪》在这年九月官方公布的灾情里说：“关东（指函谷关以东地区）郡、国十一大水，饥”。第二年七月，汉元帝又在诏书中说：“一年中，地再动，北海（春秋至西汉，人们常称渤海为北海。汉北海郡因此得名）水溢，流杀人民”。在此以前，史书根本没有关于渤海海水大溢的记载。由此可见，这次大海浸是由地震所引起的。
最初提出沉没说的是公元六世纪北魏人郦道元。他在《水经注》中说：“濡水（今滦河）又东南至絫县碣石山”。秦始皇曾刻石于此山，“汉武帝亦尝登之，以望巨海，而勒石于此。今枕海有石如埇道，数十里。当山顶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见立于巨海之中，潮水大至则隐，及潮波退，不动不没，不知深浅，世名之‘天桥柱’也。”后来很多学者沿袭其说。到了清初，胡渭更进一步。他在《禹贡锥指》里说：郦道元时在海水中的那座碣石山，今已沦于渤海海底。清末杨守敬所作的《水经注疏》《水经注图》和《历代舆地图》，完全采用胡氏之说。因为郦、胡、杨三人是著名的历史地理考据学者。所以他们关于碣石山沉没之说被后人奉为权威，至今仍然为许多历史地理工作者所采用。其实，这是完全错误的。
千百年来，郦、胡、杨及其推崇者都没有也不能指出碣石山沉没的具体地点与物证。实际上，即使用现代的科学方法进行勘察，在整个渤海西部海域之内，也根本找不到碣石山沉没的痕迹。因为渴石山并没有沉没。
既然历代文献都有记载，为什么郦道元又说当时碣石山已经沦于海水中了呢？
由此可见，他的“碣石入海”之说是根据王璜（即《汉书》所作“王横”）之言和张君（即张晏）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推断出来的，并不是有什么真凭实据。
在今昌黎县的碣石山上，我们还能看到这块直插霄汉的大石柱。总之，碣石山沉没于海之说是错误的。所谓另外一块碣石先沦于海，后没于陆，也是不正确的。
（4） 1981 年， 王育民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著《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上下册和部颁教材《中国人口史》）发表的 《碣石新辨》 [4]中质疑冯君实、黄盛璋提出的“金山嘴说”新论断，并与之商榷，仍主张“秦汉碣石”为昌黎碣石山，实际还是维护谭其骧的观点。文中说：
碣石在历史上是个著名的地方。两千多年来，有不少封建帝王曾经到过。从秦始皇、汉武帝“东巡碣石”，到魏武帝（曹操）、唐太宗“碣石观海”，史书屡有记述。近年来，因毛*东泽**同志在《浪淘沙·北戴河》词中有“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的名句，关于碣石究竟在何处的问题，引起了史学界广泛的注意与争论，至今尚未取得统一认识。
1976年，谭其骧先生发表《碣石考》一文，以充分的论据，批驳了起源于公元六世纪北魏郦道元，为清代胡渭和杨守敬所倡导，并被后人奉为权威的“碣石沦海说”，指出秦皇、汉武、魏武所登临的碣石山，就是现今河北省昌黎县北偏西十里的那座碣石山，使碣石沦海这一渊源已久的通说，得到了澄清。
近两年来，冯君实与黄盛璋两先生，根据历史记载、考古发现并结合碣石的自然面貌，又对秦汉碣石的地理位置，提出一种新的论断，认为应在今北戴河南海岸的金山嘴。对此，笔者拟提出不同看法，进行商榷。
综合历史记载、考古发现和现代地貌等材料，两相印证，碣石即今金山嘴说似难成立。笔者的看法，仍主张秦汉碣石即今河北省昌黎县北的碣石山，不当之处，还望读者指正。
（5）1983年， 昌黎高洪章、董宝瑞 发表的 《碣石考》 [5]中不同意黄盛璋“《禹贡》碣石有二”和谭其骧“碣石山前的‘碣石’没于陆”之说：“黄盛璋同志的文章在掐头去尾地引用这两段文献记载后，便断言《山海经》和《禹贡》中的碣石都不在渤海北岸，实在是难以令人苟同。”“谭其骧教授否定了这种颇具权威的‘碣石沦海’说，是完全正确的。但又说郦道元时代确有碣石孤悬海中，后来由于海陆形势和地貌变迁，‘它不是沦于海，而是没于陆’了。这种解释，同样是不能成立的。”同意谭其骧所说昌黎碣石山为帝王登临的，继而固执地认为古今碣石为一山，即“古碣石当是今碣石山”。
近年来，碣石考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课题。一九七六年，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撰有专论《碣石考》，否定在历史上有一定影响的“碣石沦海说”，认为古碣石山即今河北昌黎县北立于渤海近岸的碣石山。一九七九年的第六期《文史哲》，又发表了黄盛璋同志的《碣石考辨》，提出了只能在今北戴河海滨附近一带去寻找古碣石遗迹的说法。研读上述两篇论文，我们作为长期生活、工作在今碣石山下的当地人，根据多年来实地勘察和对有关史料的分析研究，是基本上赞同谭其骧教授的结论的。
《禹贡·导山》：“导岍及岐……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从这段山脉的走势来看，“碣石”当为一座与太行、恒山两座大山脉络相联、形势相应的显要山峰。恒山又名常山（西汉时避文帝刘恒讳改），指太行山脉的北段，与燕山山脉交接。而碣石山为燕山主峰伸向渤海之滨突起的支脉。说“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是与华北地区这一带整个山势的走向基本相符的。又《禹贡》的这段记述也与《新唐书·地理志》妫州妫川郡怀戎县“东南五十里有居庸塞，东连卢龙、碣石，西属太行、常山，实天下之险”的记述，大体一致。居庸塞即居庸关，它西接太行山脉，东连燕山群峰（这里的“卢龙”当为“卢龙塞”，即燕山山脉的山脊）。由此可知，早在两千多年以前，碣石山就为渤海北岸的一座有名的大山了。尽管它没有太行、恒山那样气势磅礴，却也高大得足以成为沿海地区的重要标志了。而黄盛璋同志在摘引《禹贡》这段记述时，将最后“入于海”很关键的三个字删去了，提出了“常山碣石说”，显然是有问题的。
至于《禹贡》关于碣石的另一段记述“夹右碣石入于河”（《史记•夏本纪》作“入于海”），我们认为有进一步分析的必要。《禹贡》在这句话之前，还有这样几句记述：“冀州：……岛夷皮服”。“岛夷”据《史记•夏本纪》应为“鸟夷”之误。“鸟夷皮服”即以鸟为图腾的民族，以兽皮为贡品。与“夹右碣石入于河”合看，意即东北冀州以兽皮为贡品的鸟夷行经碣石山西入于河口，以达于都城。今碣石山正在古黄河口（约在今天津市附近）之东偏北，与“夹右”之说正相符合。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当时人们由陆路或水路，特别是从浩淼的海上南下上贡，必望大山为标准。今碣石山由大、小近百座山峰组成，方圆数十里，跨昌黎、卢龙、抚宁三县界，其主峰仙台顶（俗称娘娘顶）海拔六百九十五米，恰为渤海近岸当海陆交通冲要的大山。一直到今天，昌黎、乐亭、滦南一带的渔民，出海二、三百里捕鱼，还常以碣石山为航海标准。黄盛璋同志的文章在掐头去尾地引用这两段文献记载后，便断言《山海经》和《禹贡》中的碣石都不在渤海北岸，实在是难以令人苟同的。
谭其骧教授否定了这种颇具权威的“碣石沦海”说，是完全正确的。但又说郦道元时代确有碣石孤悬海中，后来由于海陆形势和地貌变迁，“它不是沦于海，而是没于陆”了。这种解释，同样是不能成立的。今碣石山南的平陆，近一千多年内确是在上升，但还不能把海边一柱高大的峭石埋没。今昌黎南沿海根本不存在这么一块主观臆想的“碣石”。
（6）1984年， 刘起釪 （1917—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兼研究生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发表了 《碣石考》 [6]一文，文中对自古以来关于碣石地点的种种说法，逐条进行了缕析，提出“《禹贡》碣石，当是乐亭南面海中之石”、“古代几个帝王登临的碣石，则是今昌黎县北的碣石山”的观点。文中说：
对于碣石基本可以得出如下的认识：本来有可能作为《禹贡》碣石的，应该是秦皇岛海畔之石，但事实上真正作为“夹右入于河”的标志的碣石，当是乐亭南面海中之石（即第一说）。到秦皇、汉武、魏武、北魏文成等以帝王而搞登临碣石故事时，不会到海滨的小石墩上去，只能是到那座陆地上可以“观沧海”的处于昌黎北抚宁南的碣石山上，那就是文颖、郦道元等所说的絫县的碣石（即第二说），不过他们误说成沦入海中了。北齐文宣时搞不清这一碣石山所在，就在离海较远的营州柳城找一座山假为碣石登临，以修帝王登碣石故事，地点在今朝阳、凌源以南（即第四说）。以后由于弄不清碣石，帝王们就没有再登碣石的了。随着黄河入海口的南移，人们也就跟着向南面找碣石，于是有谷口御河入海处的碣石，地点在今沧县以东（即第七说）；又有海丰马谷山九河之下的碣石，地点在今山东无棣县东境（即第八说）；又有沙门岛对岸铁山的碣石，即今山东蓬莱县北辽宁西南所当渤海海峡北口的碣石（即第九说）。这三处碣石都不属冀州而属兖州青州境了。碣石所在地的变化，大抵沿着渤海西部海岸自北向南逐步移徙着，最南的竟远到了广东（即第十说）。要知其真正最原始的《禹贡》碣石，且确实作为据以右折西行的航行标志的，应该是正处在转角点上的乐亭县海上的碣石（祥云、李家、桑坨三岛或其一）；古代几个帝王登临的碣石，则是今昌黎县北的碣石山。
（7）1985年，著名地质学家 周慕林 发表的 《碣石山在何处》 [7]一文，说有四种不同意见。从地质学角度否定了“碣石沦海说”；说北戴河海滨的鹰角石是假设中的“碣石”；虽认为“昌黎碣石山，海拔695米，峰顶圆柱形，为渤海北部航海定向的标志山，符合史载地图上的位置及历史上曹伐乌桓途经路线，以及碣石篇内景物描写情况，应是名实相符的碣石山。”但还指出：“无棣大山为渤海湾西南海域中的航向标志，可称为该地区的碣石。一般多认为碣石有二，昌黎碣石山为大碣石，无棣大山为小碣石。”文中说：
碣石山为中国古代名山，名见于《禹贡》，秦始皇、魏武帝登临其上观海赋诗以咏胸怀。但碣石山究竟在何处，却有四种不同意见。
由第四纪构造运动资料看来，昌黎及北戴河一带均为挽近地壳上升地区。目前均已抬升到海拔20—50米的高程。又经沿海考察及航空照片、卫星照片研究结果，并未发现“碣石五百里沦入于海”的迹象，故千年传闻的沦海之说实不可信。
北戴河海滨的鹰角石是假设中的“碣石”，可以领略“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意境，但决不是碣石山。
昌黎碣石山，海拔695米，峰顶圆柱形，为渤海北部航海定向的标志山，符合史载地图上的位置及历史上曹伐乌桓途经路线，以及碣石篇内景物描写情况，应是名实相符的碣石山。
无棣马谷山：无棣的碣石指位于冀、鲁交界的大山、小山，大山即古之马谷，小山即古之马骝。在渤海湾西岸，自天津往南，沿海经黄骅、海兴、无棣至老黄河口以北，数百城的广阔沿海平原均为九河入海的盐滩碱地，除大山、小山两个孤山可作为海中航运标志外，实无一丘可指。尤其是大山，形体虽小，在解放前仍为江浙帆船驶入大沽的标志，据调查，大山位于无棣县城东北30公里的马颊河左岸（约38度00N及117度45E），系一被黄土覆盖的小火山锥，海拔高度62.5米，表面覆盖的大孔砂质黄土含零星钙核，疏松有垂直节理，层理不显，最大堆积厚度不过10米，下伏黑褐及褐红色气孔状玄武岩至少曾经三次喷发。小山在大山的西北（约38度10N及117度40E），位埕口与羊二庄之间，东距渤海滨约23公里，亦为圆锥形火山孤丘，丘项海拔36米，由晚更新世末期的火山碎屑堆积而成，顶部20米为火山砂砾，下部为灰黑公火山粗砂层夹黄褐色粘土，底部为灰黄色凝灰质砂层夹玄武岩岩屑及橄榄石晶体的透镜体。经钻探查明，本期玄武岩埋藏深度有30—100米，岩芯经古地磁测定，位于磁性地层拉斯钱普照极性事件附近。
结论：无棣大山火山锥，海拔62米，为渤海湾西南海域中的航向标志，可称为该地区的碣石，但非碣石篇所指的碣石。一般多认为碣石有二，昌黎碣石山为大碣石，无棣大山为小碣石。
（8） 1987 年， 董宝瑞 先生发表 《“碣石宫”质疑—兼与苏秉琦先生商榷》 [8]一文，质疑苏秉琦教授把1984年12月和1986年10月发掘的“辽宁绥中县石碑地（姜女坟）”和“河北秦皇岛市北戴河金山嘴”两座秦代行宫，先后认定为“碣石宫”，就说解开了“千古之谜”；认为“碣石宫只能在都城，不可能在远离都城几百里外的海滨。借碣石山命其名，是为壮其声威。”文中说：
近年来，在辽宁绥中县境内和河北秦皇岛市北戴河海滨，相继发掘出了两座秦代行宫遗址。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建在有着壮美景观的渤海岸边，两者之间相距也不为远，约有40公里。然而，颇有意趣的是，国内某些考古学家不知何故，先后确认这两座秦代行宫遗址，均为文献上记载的“碣石宫”。据1984年12月16日《辽宁日报》报道：“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看了大瓦当拓片、肯定姜女坟遗址（即石碑地秦代行宫遗址——笔者注），就是文献上记载的‘碣石宫’。其发现意义可与万里长城相比。”另据1986年10月25日《秦皇岛日报》发表的秦方志《秦始皇东巡碣石》一文介绍：“一九八六年，河北省考古队在这里（指北戴河海滨金山嘴一带—笔者注）发掘了秦代行宫遗址，经我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教授和我国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教授来北戴河亲自鉴定，认为这是秦始皇东巡时期的行宫，名碣石宫。”倘若《辽宁日报》记者写的报道无误，《秦皇岛日报》发表的文章内容属实的话，那么，苏秉琦教授在不到两年时间内，先后认定了两个“碣石宫”，就令人大惑不解了。莫非当年秦始皇“之碣石”时，凡建有行宫处，其地就是“碣石”所在地，其宫必名“碣石宫”？这实在值得商榷与考究。
按照燕昭王在都城招贤纳士的壮举，他为*招应**而来的驺衍筑宫，只能在都城，不可能在远离都城几百里外的海滨。借碣石山命其名，是为壮其声威。也就是说，此“碣石宫”旁附近并无碣石山，也不在东去五六百里外的碣石山所在地或其邻近地域。
驺衍后来又回到了齐国，晚年他曾为齐使赵。他当年究竟在碣石宫留居多久，已很难考究。其所居的碣石宫即便安然保留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按其建筑规模及其历史状况，也很难成为秦始皇出巡的行宫，即使改建为行宫，也在燕故都地，与建在辽西郡海边的两座行宫风马牛不相及。苏先生对此史况当有所知晓，但他却在鉴定石碑地、金山嘴秦代行宫遗址时，一连认定了两个“碣石宫”，这就不能不让人莫明其妙了。情有可原的是，苏先生在作出“碣石宫”的判断时，肯定受到了秦代行宫遗址发现地即为古碣石所在地这一说法的强烈影响。其地既然有“碣石”，其宫很可能就是历史上曾有过的“碣石宫”，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推理。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继一个秦代行宫遗址发现之后，又发现了一个秦代行宫遗址，而且这两座秦代行宫遗址均明显与秦始皇东巡碣石有密切关系，这就难为苏先生了，只好都认定为“碣石宫”。殊不知，态好表，矛盾却难以解决。道理很简单，即使按照有的古人所疑，燕昭王所筑的“碣石宫”很蹩脚地建在了这一带，也不会由一个变成两个吧？倘若在这一带再发掘出一两个秦代行官遗址（这并非无稽之谈，据《史记》记载秦始皇在关中以外修建的行宫有四百处，当时的辽西郡地域广阔，恐怕在沿海不会仅修这两座行宫），终归不会出现一连串的“碣石宫”吧！
当代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著文《碣石考》，否定“碣石沦海说”，确认今碣石山即古碣石山时，因解释不通郦道元关于“天桥柱”的描述，从而提出了另有一块“碣石”没于陆的说法。这样，就使得当代一些学者在考证碣石时，纷纷在昌黎、乐亭、抚宁、秦皇岛一带海边寻找起消失的“古碣石”来。在这种情况下，辽宁省的一些考古工作者在绥中县海边发现秦、汉建筑遗址时，即认为邻近海中的“姜女坟”礁石可能是那块“碣石”，也是情有可原的事。但是，未经严谨的考证，便说“姜女坟”就是“碣石”（此说法在石碑地秦代行宫遗址发现两个多月即公诸报端了），未免操之过急，言之失慎。因为没料到，继石碑地秦代行宫遗址发现后，金山嘴也发现了秦代行宫遗址。既然辽宁省一些考古工作者以发现秦代行宫遗址为依据，发出“姜女坟”为“碣石”的“爆炸性新闻”，河北省的一些考古工作者又有何不可依据考古发现，说“碣石”在金山嘴呢？这样，又一个“碣石”也问世了。
（9） 1987 年， 梁守让 （1992年版《昌黎县志》副主编）发表了 《亦考“碣石”》 [9]一文，来了个折中的办法，提出了《禹贡》“碣石”为“一名两地”的观点，即“夹右碣石，入于河”是指古河水入海处、渤海西南岸的无棣大山；“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是指与太行、恒山脉络相连、山势呼应的昌黎碣石山。文中说：
《禹贡》载“碣石”一名有二处：“夹右碣石，入于河”及“太行、恒山至碣石，入于海。”笔者略述管见：虽“碣石”一名，实二地也。
梁守让先生不赞同“碣石与黄河无涉”的说法 ，在 第一部分“无棣大山” 中论述：
《禹贡》云：“夹右碣石，入于河”。《史记•夏本纪》云：“夹右碣石，入于海”。 二者所指“碣石”为同一座山体，即今无棣大山，昔称“碣石山”。此山位于山东无棣县境北 ，南距无棣县城30余公里，东距渤海约40公里（应为东北距渤海30公里），东南距徒骇河约46公里，距宣惠河约14公里。山体占地面积约0.39平方公里，海拔66.2米（应为63.4米），为喜马拉雅期第四纪更新世喷出岩，以安山玄武岩为主。无棣大山是一低矮岗丘，与太行山、燕山相比实不足道。然而，就其所处地理位置，拔地而起，耸立河、海之滨，这在春秋以前，即有其标识的重要作用。
……
无棣大山，虽山体不大，不高，但在古代作为标识，作用显著。 故《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孔颖达注“碣石”曰：“碣石海畔山，禹夹行此山之右而入河，逆上。”《史记•夏本纪》“碣石”注：[集解]孔安国曰：“碣石，海畔之山也。”“入于海”注：[集解]徐广曰：“海，一作河”。《史记•河渠书》“入于渤海”注：[集解]瓒曰：“《禹贡》云‘夹右碣石入于海’，然则河口之入海乃在碣石也。”“《山海经》曰碣石之山渑水出焉，东流注于河。河之入海，旧在碣石。今川流所导，非禹渎也。”以上诸说，以今无棣大山（即昔陶唐碣石）佐证，均无不相符。只不过自春秋以后，以其山无林木称无棣山，以其山下有沽塘产盐称盐山，以其北有小山称大山。 随社会的发展 ，科学技术的进步，指南针的出现， 此“碣石”作标识的意义远不如春秋以前的时代 ， 其“碣石”之名被“盐山”、“大山”等所替代 。从地质发展方面，近二千年来还没有发生大的地壳升降、变迁，偌大一个“碣石”既没有“沦于海”，也没有“没于陆”，仍占有一定的空间， 只不过其“碣石”之名“泯灭”了。
综上所述，今之无棣大山，即是唐尧时的碣石山。
在第二部分“昌黎碣石” 中论述：
《禹贡》中记述有关山势走向，又载“碣石”云：“太行、恒山至碣石，入于海”。此处所指“碣石”不是“夹右碣石，入于河”之“碣石”，系指今昌黎碣石。可否认为，那时就已出现碣石一名用于二地的重名情况呢？
昌黎碣石，位于今昌黎县城北。山体跨越昌黎、抚宁、卢龙三县，占地面积可达300平方公里，由近百座山峰峦组成，比之无棣大山（古河水入海口附近的碣石）占地面积大750倍。可谓春秋以后，两个“碣石”，一个声名赫赫，一个默默无闻。昌黎碣石，系燕山伸向渤海边沿的余脉，恰附《禹贡》及《汉书•地理志》“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之说。《汉书•地理志》[师古]注释曰：“太行山在河内山阳西北，为新华夏系燕山联合弧向东南突出部分，其主峰仙台顶，南距昌黎城关5公里，东南距渤海（大浦河口）18公里，海拔695.1米，为渤海北岸近岸的最高峰。比今无棣大山高10倍多。近视其峰巅，为南北对峙，并立的两大柱石，拔山而起。远望主峰，状若柱锥，在其它较低峰峦簇拥中，宛如鹤立鸡群，直插云天，故似‘碣然特立之貌’谓之‘碣石’，其山体称‘碣石山’。”
既不用到乐亭县南海中寻找，也不用在北戴河海滨觅寻，更不是今之“姜女坟”。此外，在古“河水”入海处，在渤海西岸偏南，以渤海北岸的昌黎碣石佐证“夹右碣石，入于河”，即便在还没考证出今无棣大山即是另一古碣石以前，它的说服力也是不足以确信的。昌黎碣石，恰是《禹贡》“太行、恒山至碣石，入于海”的碣石。
（10） 1989 年， 严宾 发表了 《碣石新考》 [10]一文，认为“碣石山”与“碣石”是两个不同的实体，“碣石山”为山、“碣石”非山为石，指出，根据记载“真正原始的碣石应在絫县与骊成县交界地带，两县共有一个碣石，即现在辽宁绥中县与河北秦皇岛市山海关之间海中巨石‘姜女坟’。”文中说：
那么，这块原始的真正的碣石究竟在何地？首先，碣石的地理位置在絫县与骊成县之间。战国至三国时期，一说碣石在絫县，一说碣石在骊成县。因为絫县与骊成县是邻县，合起来的面积才共有两个方百里，所以不可能每县各有一个碣石，只可能两县共有一个碣石。毫无疑问，这个碣石的位置必在两县的交界地带；换言之，两县的分界在碣石。以今地言之，碣石一定位于辽宁绥中县与河北秦皇岛市山海关之间的地带。
碣石的形体特征是高大峭拔之石。司马迁记述秦始皇巡游，凡秦始皇登上某山者必以“登”、“上”之类的词语详加书之。例如：“上邹峄山”，“上泰山”，“穷成山”，“登之罘”，“登琅邪”，“上会稽。”然而独于碣石，或言“之碣石”，或言“游碣石”。足见秦始皇到碣石而未登。其他诸君，史言秦二世“到碣石”，汉武帝“至碣石”，曹操“临碣石”，司马懿“越碣石”，皆无登上碣石者。这些帝王将相所以临碣石而不登，必因碣石是高耸峭立之石而不可登攀。顾炎武指出：“始皇刻石凡六，《史记》书之甚明。于邹峄山则上云立石，下云刻石颂秦德。于泰山，则上云立石，下云刻所立石。于之罘，则二十八年云立石，二十九年云刻石。于琅邪，则云立石刻颂秦德。于会稽，则云立石刻颂秦德。无不先言立，后言刻者。唯于碣石，则云刻碣石门，门自是石，不须立也。古人作史，文字之密如此。”“碣石门”就是碣石，是碣石为石。试看《禹贡》《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乃至《晋书》，均不称今渤海北的碣石为山。《说文》明谓碣石是“特立之石”，文颖明谓碣石是“石”，这些记载反映了碣石形体的真实面貌。
今有俗称“姜女坟”者，位在河北秦皇岛市山海关与辽宁绥中县交界之区，矗立于北距海岸至多一华里的大海之中，由高出海面约二十米和十米上下的三块天然巨石构成，景象蔚为壮观。“姜女坟”的地理位置、地理环境与形体特征，与上述碣石的地理位置、地理环境与形体特征完全相同。因此我们确认，所谓原始的真正的碣石，就是今河北秦皇岛市山海关与辽宁绥中县之间海中的巨石“姜女坟”。
（11） 1991 年， 傅金纯、纪思 发表了 《曹操何处“观沧海”》 [11]一文，文中批驳了“碣石和碣石山同一”、“碣石沦没”、“昌黎碣石山”三种具有代表性的学说和观点，认为“碣石山”与“碣石”一为山、一为石；“碣石沦没”种种说法相互抵牾，经不住事实的推敲；昌黎所谓“碣石山”之说正是国人“怪癖”与牵强附会所形成的误区。指出“山海关外现今辽宁省绥中县境内海中的‘姜女坟’即‘碣石’所在”。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始皇之碣石”，公元前209年，秦二世胡亥“东行郡县”，“到碣石”。《史记•孝武本纪》中载：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封禅泰山后，“并海上，北至碣石，巡自辽西”；又《汉书》所载：汉武帝“行自秦山，复东行海上至碣石”。而魏武曹操在《观沧海》诗中写道：“东临碣石，以观沧海。”上述所列史料中明确言其“之”“到”“至”“临”，都不曾写他们“登”上碣石，更没有说碣石是“山”。另外，西汉人编辑的《尔雅》，成书于秦皇汉武同一时代。该书解释碣石是“褐然而立”之石，“在海旁也”。东汉人许慎在《说文解字》里也解释“碣”为“特立之石”。所谓“碣”者，本是圆顶的石碑。“碣石”自然是指形制若“碣”石之石。还有，我们也可以从《观沧海》的诗文中窥见一斑，诗中“山岛辣峙”即白描出碣石耸立海中高且长的形态。这里应当说明一点：笔者并非有意自投罗网，关于“山岛”之“山”，不是用来作为碣石是山的佐证。须知古人谓“有石而高象”者为山（见许慎《说文解字》），其字义涵盖比现代汉语要宽泛得多。况且诗文上用字更讲究模糊性，由此可见，碣石确是“著于海畔”的“特立之石”。
碣石既然是中国北方重要的地物，而且秦皇汉帝，曹王唐宗都曾幸此，便不能不对历史和国人有个交待。沦海沉陆未免令人沮丧，于是凭《汉书•地理志》中有“骊成，大揭石山在县西南”一句片言断语，以“山”换“石”，又进而按图索骥，认定河北昌黎仙台为正宗“碣石山”。自清代以后，相关的府志、县志、书注、地图皆众口一词，大有“一边倒”之势。
经笔者踏勘得见，这座“碣石山”形貌平常，当地俗称“娘娘顶”。山高695米，南距渤海约24公里。山顶确有巨石突兀，高耸峭拔，却不成“碣碑”之象。可以想见：当年秦皇汉帝登攀这座远离大海的山巅谒仙讨药，岂不等于缘木求鱼？更不要说曹操观海赋诗之事。站在700米高山顶向东南眺望，眼前烟凌微茫，哪里会有什么“水何澹澹”、“洪波涌起”的感受？何况在视野所及之外也没有“山岛辣峙”可瞻。由此说来，他要写出《观沧海》诗篇，就如同白日说梦一般。可以推而论之，昌黎所谓“碣石山”之说正是国人“怪癖”与牵强附会所形成的误区。
碣石今安在？不管“沦没”还是“昌黎山”，其说都不能自圆。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又无可奈何！各家注释只得因循诸说并兼而用之，本来无可厚非。只是一经文学读本的扩散，它的影响面就大了，几乎天下人都以昌黎“碣石山”作为“正宗”碣石，光顾扣访者也不乏其人。又由于古今许多人的意识里有“文化不度山海关”的观念，使得他们把关外世界看成“文化沙漠”地带，所以不肯移步俯就去探寻这里的“莫高窟”。碣石一案，几个世纪以来都不能做出终结。
以近年出土*物文**为依据，参照史籍中的合理记载，并通过实地勘察，得出新的结论：山海关外现今辽宁省绥中县境内海中的“姜女坟”即“碣石”所在。自然，曹操在此面对苍茫海天，情魄引发，洒墨挥毫，写出《观沧海》诗篇。
（12） 1993 年， 李军 发表了 《“碣石”一词新解》 [12]一文，分析了《辞海》《辞源》中对“碣石”的解释，赞同梁守让“碣石”为“一名两地”的观点，试对“碣石”一词新解为“（1）山名：在河北昌黎北，雄踞渤海北岸。（2）古山名。一、在山东无棣，渤海西岸。”
碣石是个有名的地方。碣石之名见于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禹贡》。《禹贡》载“夹右碣石，入于河”和“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前者说的是今无棣大山，后者所云即昌黎碣石。
刊行于1979年新版《辞海》的解释比刊行于1936年旧版《辞海》有几个优点：把《禹贡》两处谈的碣石给分开。确认昌黎碣石后接着写道：“太行、恒山，至于碣石。”这里的碣石指昌黎碣石。“夹右碣石，入于河”。“有人指出《禹贡》时代黄河不可能在渤海北岸入海，这个山应在渤海西岸古黄河口”。这里的碣石虽没明说但实指今无棣大山。为进一步研究“碣石”一名二地开了先河。
总结新版《辞海》《辞源》优点去其不足，试对碣石一词新解如下：
碣石（1）山名：在河北昌黎北，雄踞渤海北岸。（2）古山名。一、在山东无棣，渤海西岸。《禹贡》：“夹右碣石入于河”。这里提到的碣石是今无棣大山，唐尧时“碣石”因不长林木春秋称无棣山。山下沽塘产盐，魏晋称盐山。唐初乡人为纪念起义首领马君德（东盐州人）又称盐山为马谷山。因其北（今海兴县境）有34米的马骝山，隋时称峡山。北宋后称小山。故盐山改为大山。碣石始称随山名变化泯灭。山更名再加上隋开皇六年（586），借盐山之名改汉置高成县为盐山县。盐山（大山）原在盐山县境，唐开元六年（713）划入无棣县。故更难找今无棣大山的位置。二、《水经·河水注》：“（秦）始皇令太子扶苏与蒙恬筑长城，起自临洮。”按《晋太康三年地记》乐浪郡“遂城县有碣石山，长城所起”。此碣石山即今朝鲜平壤西南南浦北元龙岗。
（13） 1994 年， 王志力 （唐山市地方志办公室）、罗爱平发表了 《“唐山碣石”考》 [13]一文，认为“自明中叶始即谓昌黎仙人台为《禹贡》右碣石，以及秦皇岛海淀诸山、绥中县姜女坟等诸说，均距‘九河地域’有牵强附会之嫌，不能苟同。”指出“充当河水入海、贡道溯河标志的‘禹贡右碣石’，非今唐山市区中心大城山莫属。”文中说：
反复讨论，碣石是山并未沦于海的科学论证，得到了越来越多专家学者的首肯，其坐落位置业已集中到渤海西北岸，似乎也是碣石的最佳归宿。但自明中叶始，即谓昌黎县北仙人台山即禹贡右碣石，以及今秦皇岛海滨诸山、绥中县姜女坟等诸说，笔者却实在不能苟同。因为上述不仅绝非前汉右北平郡骊城县西南或絫县之地，而且距“九河地域”大有牵强附会之嫌。同时与上古濡水河道并无直接关系，故均非禹贡碣石确切的地望所在。笔者以为，追溯到距今4000年前“满目青山”的洪荒时代，参照夏商周阶段中原地区版图范围，在秦汉右北平郡南部沿海，唯有今唐山辖区玉田、丰润县境内燕山山脉作为上古“碣石地域”才能位当其选，而充当河水入海、贡道溯河标志的“禹贡右碣石”，则非今唐山市区中心大城山莫属。
（14） 1995 年， 吕绍纲 （1933—2008年，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 金景芳 教授助手）发表了 《说<禹贡>碣石》 [14]一文，认为“《禹贡》碣石是一座山，不是一块孤石。”“历代帝王登临的碣石与《禹贡》碣石没有必然联系”、“帝王们先后登临的碣石实际上不必是同一个”；指出“谭其骧先生考证《禹贡》碣石即今河北昌黎的碣石山是对的，但说是秦皇、汉武登临的碣石就不对了。今辽宁绥中、河北秦皇岛等地，都可能是古帝王登临的碣石，而绝非《禹贡》之碣石。”
金景芳（1902—2001，辽宁义县人，吉林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历史学家、文献学家。）在与吕绍纲合著的《尚书•虞夏书新解》[15]中也持此观点。
吕绍纲《说〈禹贡〉碣石》文中说：
《禹贡》碣石在何处，自古以来说者纷然，未得一是。原因在于人们忽略了对《禹贡》本文的研究，从而把碣石与碣石山混为一谈，把后世帝王们登临的碣石与《禹贡》碣石等同起来造一片混乱。
第一，《禹贡》碣石在渤海湾西岸，接近河水入海处（今天津市东南）。
第二，《禹贡》碣石是一座山，不是一块孤石。《禹贡》说“太行、恒山至于碣石”，碣石与太行、恒山并言，太行、恒山是山，碣石必也是山。
碣石是泛称，是一般名词。凡能满足“碣然特立”这一条件的孤石，无论在海在陆，皆可称为碣石。《禹贡》碣石是专称，是专用名词，它只有一个，它必是一座山。虽然别处或许亦有山名碣石者，然而那是另一座山，不与此山同。
第三，既认定《禹贡》碣石是一座山不是一块石，便应当想到历代帝王登临的碣石与《禹贡》碣石没有必然联系。例如秦始皇、汉武帝、魏武曹操，他们寻求的是海边奇特的孤石而不是碣石山。当他们登临碣石的时候，感兴趣的是观海揽胜，刻石纪功。
海边水中孤立的碣石是不可能登上的。可是曹操有诗曰“东临碣石，以观沧海”云云，他站在什么地方看呢？他站的不是碣石，也不是碣石山，而是人造的宫观楼台之类。海水中孤立之碣石本身当也是他观看的对象。
帝王们先后登临的碣石实际上不必是同一个。
谭其骧70年代作《碣石考》（《学习与批判》1976年第2期，收入《长水集》下），正确地指出今河北昌黎县北偏西10里的碣石山就是《禹贡》的碣石。他还考证说，郦道元讲的沦入海水中时隐时现、胡渭说已彻底没入海底的碣石山不是碣石山本身，而是昌黎碣石山向海水中延伸的余脉。这余脉不是没于海，是埋于陆。当年昌黎碣石山就在海边，后来距海远了，是海变陆的结果。这些说法符合《禹贡》的文意，是对的。谭氏终于找到了《禹贡》的碣石！
但是他仍然因袭古人旧说，强调昌黎碣石山也就是秦皇、汉武登临过的碣石。于是麻烦就来了。80年代以来陆续有人在别处发现了秦皇、汉武、魏武登临过的碣石，而且证据确凿，不容置疑。谭氏昌黎碣石山是《禹贡》碣石的论断面临不攻自破的危险。
这样一来，后世帝王们先后光顾过的碣石，可以肯定地说，在绥中至秦皇岛长达40公里的海滨区间内。姜女坟、鸽子窝、南天门都可视为他们登临过的碣石。将来在这一带发现新的碣石也是可能的。碣石太多，这是不是相互抵触呢？我以为不抵触。海边碣石本不止一块，帝王们光顾的完全可能不是同一块碣石。辽宁人说秦皇、汉武登临的碣石在绥中，河北人说在秦皇岛，同样可信。
但是，河北、辽宁两省考古工作者的新发现动摇不了谭氏今昌黎碣石山就是《禹贡》碣石的论断。说姜女坟、鸽子窝、南天门是帝王们光顾过的碣石，可以；说是《禹贡》碣石，则不可以。因为第一，它们是海水中孤石，《禹贡》碣石是滨海陆上一座山。
第二，它们距离《禹贡》河水入海处太远，与“夹右碣石入于河”句意不合。
第三，它们三块既然都是碣石，这本身就证明它们不是《禹贡》碣石。《禹贡》碣石无论在何处，它只能是一，不能有二。
总之，后世帝王登临的碣石与《禹贡》碣石不是一回事，宜分开看。辽宁绥中和河北秦皇岛市北戴河区的考古新发现证明姜女坟、鸽子窝、南天门是帝王们登临的碣石。谭其骧关于今昌黎碣石山是秦皇、汉武登临的碣石的说法，是不对的。但是，姜女坟、鸽子窝、南天门哪一个也不是《禹贡》碣石。《禹贡》碣石，仍应相信谭其骧的论断，它就是今昌黎县北10里的碣石山。
（15） 1997 年， 华玉冰 （辽宁省*物文**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发表了 《试论秦始皇东巡的“碣石”与“碣石宫”》 [16]一文。认为“谭其骧《碣石考》引用文献论述极为精辟，但疏于物证”，即没有像行宫这样的文化遗迹佐证，“冯君实、黄盛璋提出的‘秦汉碣石’应在金山嘴一带寻找的新看法”，也存在矛盾现象。经过几年来的考察与发掘，颇以“姜女石”说为是。
1982年，在辽宁省绥中县万家镇南部沿海地区发现了规模宏大的秦汉时期建筑群，引起了史学界、考古学界的高度重视。依据该遗址群的规模、结构及其文化内涵，考古专家认定它应是一处宫殿遗址，与秦始皇东巡有关。该建筑群址的主体建筑位于岸边高台地上，其中石碑地遗址面积最大，位置居中。其前方海中高耸矗立着三块自然礁石（俗称“姜女坟”、“姜女石”）。由此，部分学者依据历史文献认定“姜女石”就是“碣石”，石碑地遗址就是秦始皇的“碣石宫”。经过几年来对“姜女石”的考察及对石碑地遗址的进一步勘探与发掘，我们颇以此说为是。
随着谭其骧先生《碣石考》一文的发表，今河北昌黎大碣石山即古之“碣石山”几成定论，并称特立之石的碣石在山前“没于陆”而非“沦于海”。该文引用文献对碣石山的论述极为精辟，但对“碣石”的考证还是疏于物证。
与此同时，冯君实、黄盛璋先生等利用了一些考古调查资料，提出了秦汉“碣石”应在金山嘴一带寻找的新看法。为了解释文献记载与实地有差异的矛盾，指出了北魏以后历朝皇帝所莅临的“碣石”与秦始皇、汉武帝所登“碣石”非一地之说。1982年以后，随着辽宁绥中“姜女石”和河北金山嘴秦汉遗址的发现，人们终于将目光转移到遗址附近的山石身上，进而提出“碣石”是山不是石、是国门、是港口等看法，使“碣石”的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境地。但如何解释历代文献所载“碣石”在地域上不统一的矛盾现象，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总之，“姜女石”建筑群址的发现，尤其是石碑地宫城遗址的勘探与发掘，为我们探寻“碣石”及“碣石宫”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料。随着工作的进一步开展，相信这一课题会取得更大的进展。
（16） 2002 年， 修俊善 （山东省龙口市文联）发表了 《碣石今何处》 [17]一文，提出了“碣石山就是现今的庙岛列岛，大禹治水是从这里开始的”观点。
辽东半岛从前与登莱半岛一样同隶属于青州。古时交通不发达，航海技术尚处原始阶段，登莱与辽东两个半岛竟联合并为一州，可见当时庙岛列岛以西并未成海，其间地势相连，陆地可以相通，不然，《禹贡》九州岛，大都以水为界，两个半岛遥隔茫茫大海。怎么能共为青州呢？西汉司空掾王横曰：“往者天尝连雨，东北风，海水溢，西南出，侵数百里，碣石遂沦于海。”照这句话看来，就在这时，逆河变成了后来的渤海，只可惜，没有说明这个“往者”究竟在何时。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碣石山就是现今的庙岛列岛，大禹治水是从这里开始的。
（17） 2005 年4月29日，“走近徐福”网站上有 孙志升 先生的文章 《碣石、秦皇求仙与徐福集团东渡》 ，后又见孙志升（1946年生于江苏无锡，高级编辑，秦皇岛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秦皇岛市碣石研究会及徐福研究会副会长）、高知然（《秦皇岛日报》社总编辑）两人网文《碣石、秦皇求仙与徐福集团东渡》。文中认为“碣石，非山、非石、非门，是以秦皇岛为中心，东北至辽宁绥中县石碑地、西南至金山嘴的一个地域--碣石地域，即秦皇岛一带地域说。”文中说：
近年来，随着秦皇岛沿海一带（包括山海关外的绥中县沿海）秦汉遗址的发掘，国内专家学者（包括一些历史考古爱好者）研究风又起，而与秦皇岛求仙有关的碣石之说，已基本排除了流传盛广盛久的碣石沉沦于海和碣石没于陆说，也排除了是大山的说法，而逐渐趋同予以下四种说法。
一、北戴河金山嘴说。亦可谓北戴河海滨说。
二、秦皇岛说。
三、绥中石碑地说。也可称姜女坟说。石碑地在辽宁省绥中县万家乡墙子里村南的海岸边，毗邻山海关界，西距山海关城约15公里，石碑地海中有几块突兀耸立的奇形礁石，也就是被当地人称为姜女坟的礁石。
四、秦皇岛一带地域说。执此种说法的是以秦皇岛市原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王岳辰为首的一些学者，他们认为：“碣石，一非山，二非石，三非门，是地域，是碣石地域。”
笔者赞成此种说法，并于1987年写过《秦帝国海岸国门巡礼》一文，发表在《信息潮》报上，文章说：“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不但科学地证实了这大群建筑基址是祖龙秦始皇东巡渤海时的行宫遗存，而且为秦皇岛的得名之说提供了确凿的依据。以秦皇岛为中心（当初秦皇岛是海中孤岛），东北30多公里是石碑地秦宫遗址，西南20多公里是金山嘴秦宫遗址，而在石碑地以东还有止锚湾，石碑地以西还有黑山头等秦汉遗址，在金山嘴以北则在鸽子窝，以西则在莲蓬山也都发现有秦砖汉瓦，把这几个点连结起来，可以看到这是一组颇似覆压三百余里的阿房宫式的宫殿建筑群。”“这些建筑遗址的共同特点是都坐落在临海高台高地上，而且都面对海中或海边昂然而立的礁石，如石碑地古建筑面对的是海中巨石——姜女坟，黑山头面对的是被称为‘龙门石’的两块东西对峙的礁石，金山嘴南端有海蚀台地和海蚀拱桥南天门，北端亦有海蚀台地和鸽子窝巨石。”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教授认为：“山海关东有墙子里的秦皇遗址，金山嘴也有秦皇遗址，这是一回事……秦皇‘之碣石’其思想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把中国海岸连成一条线，东南是线，这里是个门，有这个门，就有一个统一大帝国的地位。”
可以说，正是当代的考古新发现，为我们解开了秦皇岛“之碣石”的“碣石”千古之谜。
（18） 2006 年， 韩晓时 （辽宁社会科学院民俗学文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发表了 《东临碣石秦宫阕》 [18]一文。文中归纳了六种说法：“山名：在河北省昌黎县、山东无棣县；岛名：秦皇岛；崖名：金山嘴；石名：姜女坟；地名：一非山、二非石、三非门，是地域，是碣石地域。”认为“姜女石”为“碣石”：
结合“碣”的字义去考察，我们会发现许多的巧合：碣石，应该是海边奇特耸立的圆柱形大石碑，姜女石赫然耸立在海边（中），而正对着姜女石的岸上被称作“石碑地”的地方发现了大型秦代皇家宫廷建筑，秦始皇东巡的行宫又称作“碣石宫”……是因为有碣石而行宫得的名呢？还是因建了行宫、立了碣石才得的名呢？这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古科学证明。但不管怎么讲，辽宁省绥中县万家乡墙子里村“石碑地”的姜女石恐怕是秦始皇“之碣石”最有说服力的地点。
（19） 2012 年， 周述椿 （水利部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发表了 《<山海经>中的碣石之山即今吉林长白山》 [19]一文。认为长白山才最有可能是《山海经·北次三经》中所载的古碣石之山。
由于有碣石沉海说，碣石山在何处，历史上形成多种说法，从而造成今天碣石山在何处之争；但都论争的是《禹贡》碣石。《山海经》中所载的碣石之山在何处，除谭先生所著的名文外，多有将经载碣石与《禹贡》碣石相提并论者，笔者尚未见到其他说法。仅以此长白山即经载碣石之山说，就教于诸方家。
附三：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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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桂文灿：《禹贡川泽考》（二卷），清光绪十二年利华印务局印本
（清）姚彦渠辑：《禹贡正诠》（四卷），清光绪十一年姚丙吉刻本
（清）洪兆云：《禹贡汇解》，清光绪二十八年洪良猷刻本
（清）周阆仙：《禹贡图说》，清钞本
（清）陈澧：《禹贡图》，清光绪十四年南菁书院刻皇清经解续编本
（清）曾廉：《禹贡九州岛今地考》（二卷），清光绪三十二年刻本
（清）成蓉镜：《禹贡班义述》，清光绪十年四广雅书局刻本
（清）杨守敬：《禹贡本义》，清光绪三十二年刻本
（清）倪文蔚：《禹贡说》，清光绪十四年南菁书院刻皇清经解续编本
（民国）吴国圻：《禹贡真铨》，民国三十七年排印本
佚人著：《禹贡古今义案》，清钞本
（二）近人论著
1、专著
雷 柱：《禹贡图考》，1909年本
高师第：《禹贡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李长傅遗著、陈代光整理：《<禹贡>释地》，中州书画社1983年
辛树帜：《禹贡新解》，农业出版社1964年版
姚明辉：《禹贡注解》，读经会铅印本，民国六年
尹世积：《禹贡集解》，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2、论文
《禹迹图说》，《禹贡》1935年第3卷第1期
《禹迹图》（拓片），美国国会图书馆藏
周 逸：《中国名山汇考》（卷一），《船山学报》1936年第2期
张含英：《黄河释名-河滨偶谈之一》，《禹贡》1937年第6卷第11期
刘钧仁：《碣石新考》，国立沈阳博物院筹备委员会汇刊1947年第1期
孙寿荫：《沧海桑田话碣石》，《地理知识》1974年第2期
谭其骧：《碣石考》，《学习与批判》1976年第1期
冯君实：《“东临碣石”的碣石在那里？》，《吉林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
黄盛璋：《碣石考辨》，《文史哲》1979年第6期
史念海：《战国秦汉时期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各地经济的变迁和发展（续）》，《人文杂志》1979年第2期
陈可畏：《论西汉后期的一次大地震与渤海西岸地貌的变迁》，《考古》1979年第2期
王京阳：《关于秦始皇几次出巡路线的探讨》，《人文杂志》1980年第3期
宗仲曲：《碣石苑—北方文化的摇篮》，香港《新晚报》1981年11月24日
王育民：《碣石新辨》，《中华文史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4辑
郭来喜：《碣石之谜》，《旅游地理文集》，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旅游地理组编印1982年11月
董宝瑞、高洪章：《碣石考》，《历史地理》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3年11月第3辑
高尚志：《碣石辨》，《秦汉史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辑
刘起釪：《碣石考》，《江海学刊》1984年第5期
于 祥：《也谈〈碣石考〉问题》，《地名知识》1984年第3期
张成栋：《碣石辨正》，《河北地方志通讯》1985年第3期
邓加荣：《碣石山考略》，《百科知识》1985年第8期
陈大为、王成生、李宇峰、辛岩：《辽宁绥中县“姜女坟”秦汉建筑遗址发掘简报》，《*物文**》1986年第8期
吉 羊：《碣石研究中的几个地貌》，《地名丛刊》1986年第4期
郭继汾：《碣石是山不是石》，《地名丛刊》1986年第2期
董宝瑞：《郦氏笔下之碣石》《“禹贡”中记载的“碣石”》，《地名丛刊》1986年第6期
梁守让：《亦考“碣石”》，《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
董宝瑞：《“碣石宫”质疑—兼与苏秉琦先生商榷》，《河北学刊》1987年第6期
高尚志、冯君实：《秦汉宫殿遗迹的出土与碣石考辩》，《秦皇岛市志通讯》1987年第2期
苏秉琦：《秦皇与碣石》，秦皇岛市地方志办公室《碣石文集》1988年编
孔繁德：《碣石变迁考辩》，秦皇岛市地方志办公室《碣石文集》1988年编
岳 辰：《金山嘴秦皇行宫与碣石》，《秦皇岛地方志》1988年第3期
黄景海：《浅谈古碣石与古碣石海港》，《秦皇岛地方志》1989年第2期
严 宾：《碣石新考》，《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
张淑萍、张修桂：《〈禹贡〉九河分流地域范围新证—兼论古白洋淀的消亡过程》，《地理学报》1989年1期
傅金纯、纪思：《曹操何处“观沧海”》，《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
地 诗：《“碣石”在辽宁绥中补证》，《社会科学辑刊》1992年第1期
李 军：《碣石一词新解》，《历史教学》1993年第8期
金家广：《论秦汉碣石宫的兴建及其对巩固帝国统一的历史作用》，《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
王志力、罗爱平：《“唐山碣石”考》，《冀东学刊》1994年第4期
吕绍纲：《说禹贡碣石》，《史学集刊》1995年第1期
程 实：《姜女石就是碣石》，《历史教学》1995年第5期
王玉琴：《话说碣石》，《对外大传播》1995年第8期
王 青：《〈禹贡〉“鸟夷”的考古学探索》，《北方*物文**》1995年4期
严如钺：《碣石辨》，《语文月刊》1996年第5期
华玉冰、杨荣昌：《辽宁绥中县“姜女石”秦汉建筑群址石碑地遗址的勘探与试掘》，《考古》1997年第10期
华玉冰：《试论秦始皇东巡的“碣石”与“碣石宫”》，《考古》1997年第10期
周振甫：《东临碣石解》，《群言》1998年12期
吴耀民：《碣石究竟在哪里》，《中学语文》1999年第5期
周 郢：《从“泰山龙脉”之争看满汉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泰山乡镇企业职工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田秉臣：《“秦皇求仙入海处”的修建》，《乡音》2000年第6期
周书灿、张洪生：《〈禹贡〉研究概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2期
陈 雍：《渤海湾西岸汉代遗存年代甄别—兼论渤海西岸西汉末年海侵》，《考古》2001年第11期
李健才：《评汉代乐浪郡在今辽河以西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1期
修俊善：《碣石今何处》，《禹城与大禹文化文集》2002年
薛春汀、周永青、王桂玲：《古黄河三角洲若干问题的思考》，《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2003年8月第23卷第3期
沈有珠：《东临碣石有遗篇─曹操、李世民、毛*东泽**的“碣石情结”》，《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4期
孙志升、高知然：《碣石、秦皇求仙与徐福集团东渡》，2005年
王子今：《汉代“海溢”灾害》，《学术月刊》2005年第7期
岳红琴：《〈禹贡〉成书时*考代**》，《图书与情报》2006年5期
韩晓时：《东临碣石秦宫阕》，《中国地名》2006年9期、《文化学刊》2006年2期
王灿炽：《关注京西古村落》，《北京观察》2007年第7期
王 康：《浅论〈禹贡〉及其学术价值—兼谈〈禹贡〉的研究沿革》，《安徽文学（下半月）2008年第6期
邢培顺：《碣石学宫考论》，《滨州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潘 晟：《宋代的<禹贡>之学—从经学传注走向地理学》，《历史研究》2009年3期
牛淑贞：《近20年来<禹贡>研究综述》，《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3期
容天伟、汪前进：《民国以来<禹贡>研究综述》，《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年1期
周述椿：《<山海经>中的碣石之山即今吉林长白山》，《文史杂志》2012年第1期
卢燕新：《唐太宗等唱和诗<春日望海>写作时地考》，《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5期
史 冬：《黄河古道入海口处的徐福遗址概述》，《大众文艺》2012年第7期
孔祥军：《试论清代学者<禹贡>研究之总成绩》，《清史研究》2012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