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
（PS：首先，切勿抱着对错之心来简单思考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其次，很多人对唯心抱着一股“不明觉厉”的态度，而对唯物主义则默认为*脑洗**教育，表示出各种鄙夷和不满，这也大可不必。
首先如果要说*脑洗**，唯心主义才是不二之选，因为接受唯心主义只需要相信有比人更高等的存在，比如欧洲历史上的宗教战争史就是一部军事斗争以及宗教*脑洗**史；但若要真正接受唯物主义却需要长时间的科学的熏陶（你那政治书上的一套肯定是不够用的），此外还要再加上深入和通彻的思考。我写这个的宗旨也不在探讨低级层面的唯物与唯心，而在于讨论这两种哲学思想的最底层结构。
事实上唯心主义最大的不严密之处在于——对于绝对真理的强行追求而不自知。凡事如果达不成绝对，那就是有问题的。西方哲学对于绝对的追求的传统有可能来源于毕达哥拉斯建立起来的数学与哲学之间的神秘主义的联系。数学是一门相对严密而“绝对”的学问，这种传统被带入哲学研究，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来自于哲人们对思维和逻辑严密性的孜孜不倦的追求，而这坏处就是——找不到绝对的话，一大部分唯心哲学家们就疯了。
考虑到宗教对于西方近两千年的近乎全面的统治，西方的哲学和科学在这种背景环境下拖着沉重的包袱走出了这么远实属不易。到了近代，科学由于自身强大的实践力和影响力，率先冲破了宗教体系的统治，对有神论发起了强力的挑战，逐渐形成了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观点。（注明下，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压根就没发生过宗教控制政治这事儿，因为我们刚开始就是抱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的，从根本上我们就不区分有或是无神这两个概念，所以我们所考察的基本是西方哲学史）。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当今的统计数据，大多数研究表明无神论者（无宗教信仰者）仅占全世界人口的12－15％。但是一些调查表明无神论在科学家中所占的比例要比平均值高出许多，这一趋势在20世纪初就比较明显，而到20世纪末成为科学家中的多数。美国心理学家詹姆士·柳巴在1914年随机调查了1000位美国自然科学家，其中58％“不相信或怀疑神的存在”。同一调查在1996年重复了一次，得出60。7％的类似结果，而且美国科学院院士中这一比例高达93％，肯定回答不相信神的比例从52％升高至72％。这与总体人口的信仰（12%—15%无神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们从哲学说起。古人为什么偏要引入“神”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概念，这里面的原因肯定是复杂的。我认为其中普遍存在（对全人类适用）的最核心的原因是——缺乏对客观世界的控制感和控制力。在此基础上，西方哲学当中的唯心思想还有其独特的来源，其一是上文已经提到的数学，其严密和完美性的确令人感叹；其二就是早期的逻辑发展，比如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
数学和逻辑这么了不起的概念，为什么会导致唯心思想的全面发展呢？在介绍这部分之前，我们首先要认识到的一点是，现代科学的出现也是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西方人对于数学和逻辑的追求的。但是科学有一个唯心理论眼中的“致命伤”，即“科学”不敢妄下结论。科学被用于探索世界的成功，是世人共知的，科学虽然追求真理，但却不能超越事实去强行追求真理，这是它的局限，却也是它最大的优点。
反过来，数学敢不敢声称绝对呢？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敢。1+1=2这种远古信条，从没有人挑战成功过。毕达哥拉斯一句话“一切皆是数”，我看着就佩服，要知道他比我早出生两千六百年啊。当代数学自然不敢妄称“完备”，但是一个容易被接受的观点是——即便数学并不完全严密和完备，世界上也没有第二个学科会比它更完备。受到数学这种对于自洽和完备的追求的影响，西方哲学也试图沿着这条真理之路前行，而这条路的铺路石，就是逻辑。
事实上，没有逻辑，人寸步难行。但什么是逻辑，什么是思维，这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需要被强调的一点是，这个问题直接被早期的古希腊哲学忽略掉了。这么做的原因很简单，除了相信逻辑，人没有选择。而就是这么一个简单而基础的问题，为西方哲学在真理之海上几千年的行驶奠定了大的航向——逻辑究竟是真理本身还是追求真理的手段，他们选择了前者。这很正常，我写哲学也得靠逻辑，不然我就“话都不会说了”。
那么追求绝对的信念对哲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它最大的影响在于，古代西方哲学家把“追求绝对”这个哲学研究的目标，等同于是“绝对是存在的”这样一个前提假设并且不加怀疑地接受了它——而它的一个推论就是，不敢声称绝对的思想体系就不是好的哲学体系。这就为西方哲学后来不可避免地走上唯心主义埋下了伏笔。即便是如今的科学家，我相信世上没有一人敢声称我们获得了关于世界的“绝对知识”，尤其是伴随着相对论的出现，我们更加意识到这世界深刻的相对性本质。可想而知，在古代的西方，科学尚未发展，客观世界无法被很好解释，而哲学家同时又有一颗“绝对真理”的心，解决这个矛盾的唯一方法就是引入一个神奇而万能的参量——神。
这个万能的神并不必然是宗教中的神，而是一个能弥补哲学家对世界认知体系中任何缺失部分的神，它是一个化残缺为完美。化腐朽为神奇的超级参量。下面我们按照历史顺序列举一些西方哲学家眼中的“神”这个概念：
1.原始泛神阶段：古希腊哲学家基本没有一个统一的神或者宗教，很多人都是各创一派。这个原因不难推断，神除了用以填补知识体系的空白外，还具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功能，那就是掺杂创神者个人思想的功能。事实上，多数哲学家往往并不像一般人所了解的那样纯粹，即以追求真理为唯一目的；相反地，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去追求权力。当然，这种权力并不能简单理解成现实世界的政治权力，它还包括了话语权，以及其他各种有形无形的影响力。可想而知，掌握了对“神”的解释权的人，就掌握一种强大而虚构的“神权”。假设一位哲学家为战神代言，那么为了获得战争的胜利，人们必须借这位哲学家之手向战神祈福，这位哲学家自然就会获得很多好处。再比如毕达哥拉斯的“禁食豆子”的宗教，有了这样一套体系，人就可以满足自己操控他人的愿望，比如连不吃豆子。不吃整根面包都可以管，显然这种操控无疑是会令人上瘾的。
2.神学前奏：试图对神的存在进行逻辑证明，这种想法是一点点形成的。柏拉图写苏格拉底的《斐多篇》写出了一个殉道者的死难，并提出许多学说，而它们后来都成了基督教的学说。圣保罗和教父们的神学，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从这里面得来的。其中苏格拉底说，死就是灵魂与身体的分离，这就是柏拉图的二元论（灵魂和身体）。灵魂说的存在可以有效地减少人对于死亡的恐惧，填补人对于永生的追求，也就是对于一种绝对的追求。柏拉图认为神先创造了灵魂，然后创造了身体。等到亚里士多德，他认为有三种实质，可感觉又可以毁灭的（动植物）。可感觉但不可毁灭的（天体）。既不可感觉又不可毁灭的（灵魂和神）。亚里士多德证明神的方法是靠“最初因”：必须有某种事物产生运动，而这种事物本身必须是不动的。永恒的。这种想法的产生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假如我们对一块石头置之不管，它就会静止在那里；假如我们把它扔出去，它会运动一段时间，但最终又会静止下来。把这个原理运用到世间万物，包括人类和天体运行上来，就会遇到一个必然的问题，是怎样一种存在推动着这个世界运转不停呢？这个答案就是神。考虑到亚里士多德的宗教气质并不很深厚，我们不难理解他诉诸科学却对解释世界感到无力时转而诉诸于神的这种情况。当然，亚里士多德的这种说法，在牛顿提出惯性概念之后就不再可行了，因为物体运动不需要理由，反倒是发生状态改变或是停下来才需要理由。既然不需要理由了，那么这个“运动之神”就可以不再需要了。
3.天主教哲学：从公元4世纪到公元14世纪，西方哲学经历了一千年的基督教统治。不难想象，当宗教获得了强大的教会权力的时代里，大部分“聪明人”都去从事有关证明上帝存在的工作，关于“三位一体”。“原罪。救赎与恩典”。“上帝存在的本理论证明”。“第一推动”。“上帝存在的宇宙论。目的论证明”——全都是这个时期的哲学家弄出来的。
以上帝存在的本理论为例，它通过“如果我们能设想到最伟大的存在，那么它必然存在”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上帝存在的宇宙论的证明尝试着将上帝解释为宇宙中的第一因或者第一推动力。上帝存在的目的论的证明认为宇宙存在目的，为宇宙提供这个目的或者说引领宇宙走向的，便是上帝。
我们注意到一点，上述证明的唯心之处看似是证明上帝存在的意图，但是这不是问题的根源，问题的根源在于他们证明上帝存在的方法：本理论——“设想”到的东西被用作证明；宇宙论——科学尚未发现的东西毫不犹豫地留给上帝；目的论——把“目的”这个人造的概念强加在宇宙之上。我就更不用提道德论——把人类本能的道德强加给宇宙这种说法了。
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他们的目的，而在于他们所用的方法和前提假设——这就是人类的逻辑的正确性和绝对完美的理想世界观，即“绝对是存在的”。一旦我们被束缚于人类逻辑之上，我们就难免把自己的逻辑，包括所谓的意义和目的强加于宇宙之上；一旦我们假设世间必定存在完美，那毫无疑问这个绝对的完美只可能是虚构的上帝。实际上，只要敢于抛弃这两点，唯心的思想就不再有什么生存空间了——当然了，能做到这一点却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大众需要的是确定。肯定以及确信，正是这种现实的需求给唯心思想提供了足够的生存空间。科学不敢妄下断言，但是唯心思想敢。它们使用逻辑以及“不证自明的公理”作为*器武**，与其他唯物的理论和思想进行周旋。
4.近代哲学：经过经院哲学（研究宗教哲学的那帮人）长达一千年的统治，“哲学”这个字眼已经获得了不大相同于古希腊时代的朴素的定义。在这里，我想要强调的就是它当中的那种“一厢情愿”的成分，那种不再坚持去要求“切合实际”的那种东西，那种对人类本能的原始的功利主义需求的丧失。虽然在同一时期，伴随着文艺复兴和科学的兴盛，哲学当中对神的研究不再是主流，但是唯心哲学当中有意无意暗含有关神的逻辑的情况还是非常普遍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人类在全面宗教中浸淫了一千年，想要摆脱自己思想中早年就被植入的神的观念，这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实际上，在这个阶段，基本没有人彻底做到这一点，即便是经验主义的哲学家们（经验主义更相信外部世界），也时不时冒出一句“某某某证明的神的存在”，“因为神是存在的，所以……”之类的观点。同时不难注意到的另一点是，某些哲学家平时逻辑严密，一碰到关于神的问题就开始含糊不清，甚至直接来个不证自明。要知道即便是当今世界拥有宗教信仰的人也仍然有58亿，占据总人口的84%，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惊人的数据，而当年的欧洲社会信仰状况更是可想而知。
5.近现代哲学：到了现代，哲学家们越来越能够放下神的存在，而是以一个完整的“人”的姿态面对世界。哲学家中唯物的比例也已经超过了唯心的比例，但是超过得并不太多。大名鼎鼎的康德就是这个时期内十足的唯心主义代表。
康德强调和物质对立的精神，最后得出唯独精神存在的主张；猛斥功利主义伦理，赞成由抽象哲学逻辑证明的体系。罗素评价他“身上存在这一种以前的法国和英国哲学家身上见不到的学究气味”。具体谈到康德的理论，举几个例子：《纯粹理性批判》试图证明，虽然我们的知识中没有丝毫能够超越经验，然而有一部分仍是先天的，不是从经验而来的——我完全同意这一点，按照现代科学的理解，人对世界认知的基础方式（可以类比为计算机运作的底层编码方式），是写在我们的基因当中的。这种先天的因素加之后天的经验，构成一个人对世界的完整认知。对于一个熟知科学的人而言，人的先天认知模式是进化的结果，但考虑到康德时代科学知识的匮乏，他可就不这么认为了。我们可以先大致看看他的思路：
他首先摧毁了靠纯粹理性的神存在证明：本体论证明。宇宙论证明和物理学证明（这属于唯心思想之间的内斗），然后断定“唯一可能有的理性神学就是以道德律为基础的。或谋求道德律指导的神学”。这部分的证明，在我看来是这样的一种逻辑——我们的人类社会中自然形成了一些概念，比如道德。正义。和自由，但是由于今世并不能够保证每个人的正义或自由，只有天意能保证此事，所以必定存在神和来世。这里有一个问题，康德在他的论述中显然假设了一些“不证自明”的东西，比如一定要有一个神来保障世间尚未达到的完美正义，否则我们就不应该有类似“正义”的这种观念——把人类的观念当做论据来证明神的存在，这就是康德的做法。
对于康德的这类唯心证明——他强调真理一定蕴藏在人类的语言和逻辑体系之中的想法，在我看来是一厢情愿的。人类出现以前，没有人的语言和逻辑之前（我们的语言最多也不过几千年），唯心的基础从何谈起？
一般人所理解的唯心，大抵便是宗教神学之类的东西，或是把精神放在第一位的其他东西，比如万物皆为虚幻，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第一境界，它直观而粗浅。
多数哲学研究者对西方唯心哲学的理解停留在第二境界，这种境界认为唯心体系是一套严密而优雅的逻辑体系，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最杰出作品之一，因为它可能具有接近于数学的那样一种严密性，这种严密性可能在科学体系中都无法找到，再加之世界上尚有许多不可解释的东西，唯心体系可以通过在逻辑上“自圆其说”的方式填补这些空白，它的确无疑是填补世界不确定知识的一剂良药。
到了第三境界，我们则要更深一层地考虑到底什么是唯心。如果我们只看见了精神。灵魂。神这种字眼，我们只看到了第一境界。倘若我们理解到了那种深层次的，自以为是地把人类的直觉。社会概念。理性和逻辑当做是企及绝对真理的可靠手段时，才算真正了解了所谓的唯心主义。这正是一种“人类意识自我中心”主义，也就是和唯物相对立的明确而实在的唯心主义。
难道崇拜非人的上帝或是万能神，也算是“人类意识自我中心”？当然！这些所谓的神是人的直觉和思想中最理想的那部分东西“虚化”出来的。就好比我们调侃人类的神长成人的样子。狗类的神长成狗的样子——我们实际上是把我们的思想和思路强加于唯心的那个“神”或者是这个世界之上。即便我们把我们所能够想到的所有美德全部放在这位神的身上，摒除一切堕落的和肮脏的东西，这种想法依旧是妄自尊大的。
对哲学家思想体系内部逻辑矛盾的批评，属于第二层次的批评，而很多近代哲学家已经基本完成了这个任务，并且在势头上已经超过唯心思想。下面用数据看看有关当代哲学家信仰或观点的情况：
根据PhilPapers给出的调查数据，哲学家中有相当共识的问题和比率如下：先天知识：接受或倾向于接受存在71.1%；外在世界：接受或倾向于非怀疑论的实在论81.6%；上帝：接受或倾向于无神论72.8%；科学：接受或倾向于科学实在论75%；电车难题：接受或倾向于扳动68，2%。
我们从中不难看到了科学和唯物的逐步胜利。但是如果一个人对西方哲学史和科学史的发展稍有了解，他就会明白唯物主义和科学的逐步胜利的确是一个极为艰辛的过程。不要说什么哥白尼。布鲁诺，即便是近代“自由主义”的兴起，也是靠着宗教势力为了*压打**政府实力，鼓吹人民权力（也即每个人都有政府不能干涉的自由）以削弱政府权力，从而巩固宗教权力而实现的。
说了这么多，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说为什么唯物主义要明显优于唯心主义。
一个相信科学方法的，实事求是的人在现世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这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放弃对于不切合实际的“绝对”的追求。对于一些未知的东西，我们会选择继续研究，等待新的实验进展，而不是再来引入一个类神参量，自欺欺人。这对于多数受过良好理科训练的人而言，很容易做到，但是我知道目前这群人还不能代表全部。以我自己为例，我能够不强求绝对的原因有很多，里面可能有先天的因素，比如我先天乐观，但也有更多后天的因素，因为我知道自己（或者人类）有能力掌控世界。而这种掌控到了什么程度呢？说直白点，除了类似宇宙为什么会开始，以及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为何会存在这类问题，我对目前的科学水平没谱之外，其他多数现实的问题，哪怕是意识的起源，我都有一定的信心期待它会在将来被解决。有人说，可是这辈子看不到怎么办呢？这的确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中，看不到就看不到，我不会难过痛苦，我只知道尽自己所能为将来的人能够实现这一步做尽可能多的铺垫。
我相信明眼人都知道，想要最终解决类似第一推动的问题，我们只能依靠科学家，而不是哲学家。哲学家能够做到的，只是把科学中的新进展不断拿来往自己的体系里套用，合适的，就大肆鼓吹，不合适的就装作看不见。比如他们竟然能够从量子力学中看出“精神”和“灵魂”之类的东西，因为科学家用到了“观察者”这个看似唯心的概念。这部分可悲的唯心的哲学家们并不真正理解观察者仅仅是一个粒子，却不是一个类似灵魂的存在者。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相信科学有希望解决更多未知的问题呢？由过去推知未来在哲学上是不够严密的，会遭到部分哲学家的否认，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是可行的。这就好比我们知道一个同学总能考满分，那么在下一次考试中虽没有绝对的把握，但是大家还是会猜测他至少不会离满分差太远，而且这不是迷信，却是非常合理的推断。科学已经一层层地剥开了“原子”的真相，解释了万物运动的惯性以及造成种种变化的能量来源，逐步解释了生物进化以及伴随其上的意识进化，脑科学和神经科学也在逐渐展开，让我们越来越接近“灵魂”的真相。即便不说这些大的方面，科学给我们提供了强大计算能力的电脑和互联网，使得我们现在如此轻易的交流成为可能——就连和尚都在通过网络，借助科学的力量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科学让解释世界需要引入的未知参量越来越少，唯心的生存空间也已经越来越小了，以致于他们只能一再地重复类似“第一推动”这样的科学难题，而不敢再妄图像当年鼎盛时期一样去解释和掌控世间万物了。可惜的是，即便存在这样的难题，我也看不出推崇康德。黑格尔之类的唯心思想的价值所在（我不讨论思维本身的价值）——他们最多也不过是用神是存在的回避了这个问题，却没有能力解释这个问题，比如神为什么要来个第一推动？难道是因为神心中的道德？
况且科学只有一种（我们会有不同的理论模型，但是我们却共有“实事求是”这个核心出发点），唯心和神学却可以有无数种，我们到底应该相信哪一个，为什么是这个而不是那个呢？
一言以蔽之，唯心存在的意义，只存在于思辨性本身，而非它思考出来的结论。）
（PS：说完了西方哲学家们，还是当作历史知识，说说中国主要的哲学家们吧。我记得历史思想文化那个部分说过，只是没有连续性说明。
一。缘起
中国哲学最早可以追溯到商朝，这一时期的统治者就已经提出了“君权神授”的观点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辩护。但中国哲学真正的奠基应该是周朝，这一时期《周易》成书，阴阳对立，物极必反等思想为道家的诞生埋下了伏笔；而周公旦为周朝统治提出的礼制也孕育着儒家的诞生；人们开始用五行学说解释自然，这一思想也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二。先秦子学
西周末年，狼烟四起，诸侯兼并，社会大乱。面对全面崩溃的社会体制，孔子提出了“正名”，也就是“以名正实”，希望恢复周礼，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等级制去改变这混乱的现状。当然孔子的“礼”并不是完全地对周礼的复制，而是提出了“仁”作为补充。所谓“仁”，就是在视。听。言。动等各方面全面地符合周礼，而实现“仁”的方法，就是“忠”和“恕”。孔子之后，孟子重点发展了“仁”的学说，提出“仁政”。孟子的“仁政”是建立在他性善论的人性论基础之上的。性善论的提出，同时也开启了中国哲学几千年来对人性善恶争论不休的过程。与儒家相对复杂的理论不同，道家的理论则简洁明了得多。道家以“道”作为最高概念，认为世界生于有，而有生于无。因此，以无御有，以柔克刚也就成了道家精辟的方*论法**。对于老子中的朴素辩证法，庄子没有做过多的发挥，而是重点发展了“玄同”的思想，提出了“齐万物而为一”的相对主义，同时以梦蝶为例提出了怀疑论，以“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表示了自己的不可知论倾向，从而陷入了彻底的虚无主义，不仅认为这个世界是不可知的，同时也是没必要知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此后道家消极避世的倾向，有很大一部分根源于庄子。先秦诸子的其他思想，如孙子中也包含着辩证法，墨家中的功利主义和逻辑推导，法家中法治思想，以及“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等观点；在随后的几千年中，以各种形式出现在儒家和道家斗争与融合中，这里因为篇幅限制，不做细致地展开。先秦子学的总结，最后由荀子完成。
三。汉代经学
随着秦王扫六和，火烧阿房宫等历史大剧的上演，刘邦在废墟之上建国。汉初的百废待兴注定了黄老之学的兴起，而随着社会在和平环境下的发展，董仲舒提出了“大一统”理论，主张“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儒家思想成了正统思想。这一正统思想的确定正式奠定了儒家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中的地位。但这一时期的儒家思想和孔孟时期的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其中夹杂着大量的天人感性唯心主义，神秘主义以及谶纬迷信宗教思想。在此期间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解释都是一些主观的牵强附会。比如董仲舒的“三统三正”学说，“奉天法古”的循环论，杨雄模仿《周易》“元亨利贞”而提出的“罔直蒙酉冥”循环论，《乾凿度》《白虎通》中所体现的思想等。基本逻辑就是：你看，天有四季，人有四肢，故天人可应；构成万物的金木水火土五行对应着人的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品质等。针对谶纬迷信风气愈演愈烈，王充当头棒喝，提出了“气一元论”自然观。并否认君权神授观点，认为史书中“刘母梦龙生邦”根本就是扯淡，是糊弄大众的谎言。
四。魏晋隋唐的玄学
东汉之后，三国演义，两晋交替，南北朝纷争不断。事实证明，在*乱动**不堪的年代，道家的思想非常有市场。这一时期有王弼的“崇无”，裴頠的“崇有”，郭象的“独化说”等道家思想的演化。王弼认为万物皆以无为本，做事无为方可无不为；而裴頠则认为“有”是自生的，并非来自于“无”，世界的道其实就是“有”；而郭象的“独化论”则认为万物“突然而自得，万物独生而无所资借”，为了弥补这一理论对统治者的不利影响，又提出了一个“玄冥之境”的概念来论证等级制度的合理性，百姓应该“唯命之从”；在认识论方面，郭象继承发展了庄子的绝对怀疑和不可知论。在多方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道家思想在东汉末年被利用进而演化出了了太平教。五斗米教，进一步发展之后，道教诞生了。道教的基本教义是“长生不死，得道成仙”。两晋时期的道教理论家葛洪将道教教义与儒家的伦理纲常相结合，论证了神仙的存在，并提出了得道成仙的修炼法门。那个时期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儒释道三家的斗争和融合的现象十分明显。南朝的陶弘景主张三教合流，并且按尘世的等级秩序构建了神仙的等级秩序。在修炼方法上，主要是“主静”“炼心”。比如司马承祯要求的“不著一物”（从生活中摆脱出来）“收心离境”（对外物无意念）“存想”（专注于自我认识），并最终达到“泰定”的境界，也就是“无心于定，则无所不定”。自佛教汉代传入中国之后，就在逐步地将自己中国化，经过两晋南北朝发展，在唐朝达到了鼎盛。佛教尽管派别众多，修炼法门不尽相同，但其目的都是一致的。在佛家看来，众生皆苦，而佛教的目的就是指导人们脱离苦海，超脱轮回，进入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如何脱离苦海呢？佛家认为，首先要认识到世界本是虚妄，从而让自己不再执着，最终获得解脱。在玄奘创立的唯识宗中，世界由“我”（自我意识活动）和“法”（事物及其规律）构成，这两者本质上都是“空”，执着于“我”将带来烦恼障，执着于“法”将带来所知障。万法唯识，识即意识，共有三大类八大种，成佛就在于“转识为智”，破除“我”“法”二执，以此为空，从而进入涅槃世界，不再受轮回之苦。每个派别都认为本派的理论才是真谛，也都各自建立了系统而庞大的理论体系。而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就是慧能创立的禅宗。慧能认为人生来有佛性，只不过被尘世蒙蔽，只要断*欲情**去烦恼，就能使“佛性”的本心显现。在修行方法上，禅宗讲究顿悟，而且与其他宗派很大不同的一点在于，禅宗认为念经拜佛坐禅等繁琐的带有宗教烙印的行为均有碍于悟佛，故佛像可以劈了当柴烧，因为佛在心中，也不需要执着于经书，因为“搬水运柴，无非妙道”。禅宗甚至连三世因果报应的观点都放弃了，本质上来说，禅宗是糅合了佛家，老庄崇无思想，孔孟人性论并加以改造的产物，并且对后世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佛道蓬勃发展的这几百年期间，儒家思想过得十分憋屈，因为这两家不仅有广泛的信徒，还获得了朝廷的大力支持。儒学体系下的知识分子，除了个别的偶尔反抗之外，面对佛道的夹攻，几乎毫无招架之力。这期间儒家比较有力的反抗有：针对佛家“肉身可灭，灵魂不死”思想，范缜提出的《神灭论》，认为“形神相即，形谢神灭”；针对佛家“法统说”，韩愈提出的“道统说”，并在“道统说”中提出的“情三品”“性三品”观点。虽然众多儒生对佛教大有不满，但他们大部分除了发发牢骚之外，并没有对佛教的理论基础产生实质性的威胁。
五。宋明理学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黄巢起义扫荡了唐代门阀世族的残余势力，官僚地主阶层登上了统治的舞台。经过宋代官僚士大夫的长期酝酿，儒学终于在长期低迷之后重新成为统治思想。这一时期的儒学思想体系，也称之为“道学”或“理学”。它一方面以反对佛老的姿态出现，一方面又从佛老中吸收了大量的哲学观点以丰富自己的理论内涵。这一时期，周敦颐提出了太极动静说，即“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则静而生阴，阴阳二气互作生五行，然后万物”的宇宙生成图式。宇宙的最高范畴就是“无极”。而程颐程颢兄弟则认为宇宙的最高范畴是“理”，所谓“天者理也”，“理”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永恒存在。并提出“理一分殊”的观点，即万物的理是一个，而每一物的理又不同。“理”和“气”相对，前者是形而上的范畴，而后者是形而下的物质世界，是有生有灭的。根据“理”和“气”的区别，程颐提出了“人性二元论”观点。他认为，人性有两种，一种是“天命之谓性”，这是先天的，来自“理”，是至善的；另一种是“生之谓性”，这是由“气”而来，“气”有清浊之分，故此性有善恶之别。这一人性论，比单纯的“人性善”“人性恶”“人性无善恶”或者把人性分为三品等说法要精致了不少，而随后的理学家，比如朱熹，对程颐这一人性观点做出了进一步的发挥。因为来自“理”的“天命之谓性”是至善的，人之所以表现出恶的一面，是受了“生之谓性”中“气”“浊”的一面的蒙蔽，也就是人性的欲望。因此，理学家们提出了“存天理，去*欲人**”这一在现代政治书中被大肆批判的观点。理学的集大成者是朱熹。他系统地提出了“理一元论”，认为“理”是宇宙的根本，一切的源头。对于“理一分殊”，他进一步提出事物各有各的“理”，但事物的“理”都是“完整理”的内容。所谓的“完整理”，也就是“太极”。太极包含万物之理，万物则分别完整地体现着整个太极。对于二程人性二元论的发挥，他将人性分为了“气质之性”和“天命之性”，前者源于“气”，后者源于“理”。他的哲学理论和二程相比，要更为精致和庞大，但他们都同意修身的法门是“存天理去*欲人**”，在天理和*欲人**的区分中，朱熹认为“饮食，天理也；要求美味，*欲人**也”。“理”先天地存在人的心中，但人并不是先天地认识“理”的。对此，朱熹提出了“格物穷理”论。他认为，人认识“理”的过程分为两步，即通过“即物穷理”，就事物加以尽量研究，达到“豁然贯通”的境界。但这里贯通的并不是科学知识或者自然规律，而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和理学的繁杂精致不同，心学十分简单明了，因而在老百姓中十分有市场。理学家中的“理”是独立于“心”而存在的，而心学家则认为“心即理”，认识了本心也也就认识了天理。因此在修炼方法上，心学的人讲究“反省内求”。陆九渊认为，人应该先肯定自己仁义礼智的本心，然后以充分的自信依照本心所认为的去做，如此就能恰到好处。明代的王守仁将心学理论进一步发扬光大，他不仅认为“心外无理”，还认为“心外无物”。人人心中皆有“良知”，能够达到本心的良知，也就知晓了一切。而达到良知的方法，就在于“格物致知”。“格物”在于改正不当的思念，“致知”在于彰显本有的良知。在王守仁的思想体系中，“心即理”中所谓的“理”也不是指的自然规律或科学道理，更多的是道德伦理，修身齐家的方法。他强调“知行合一”，知而不行，不是真知，“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王守仁最后的思想体系被概括为四句话“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王守仁之后，他的弟子王艮及其泰州学派继续将心学发展了下去。
按照马克思的分类方法，无论是心学还是理学，都是唯心主义体系的，区别只在于心学倾向于主观唯心，理学倾向于客观唯心。而在心学理学斗争发展期间，中国哲学悄然兴起了一波唯物主义的浪潮。和朱熹的“理一元论”不同，张载提出了“气一元论”，认为“气”，也就是物质，才是世界的本源，气有阴阳两性，通过阴阳互作而运动和变化，运动是事物的本性。持同样观点的还有明朝的王廷相，他认为“理”在“气”中，“气”是唯一的实体，构成万物。物质的生灭本质上是“气”的聚散。同为“气一元论”阵营的方以智更是对知识提出了通几（哲学），质测（自然科学）和宰理（社会科学）的分类，并认为事物是辩证的，“相反相因，因二以济”。最后，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唯物主义观点。他坚持了前人的“气一元论”自然观，并提出了“日新之化”观点，认为运动是永恒的，事物都处于虚实聚散的对立之中，但是对立不是绝对的对立，而是相互转化相互包含的对立。在人性论方面，他同样保留了“日新”的观点，认为“性日生日成”。之所以说王夫之达到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峰，是因为他对历史上的暴君污吏，老庄思想，申韩学说中的严苛峻法方面，汉代的天人感性谶纬迷信思想，佛教的唯心主义，理学心学都进行了比较深刻的解剖和尖锐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