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校轶事（七）
刘建国
学习标兵
我班的陆平同学被评为全队的学习标兵。在我看来，他简直就是一个学习狂人。由于他原来在部队是搞无线专业的，入学后改行学习有线专业，缺少感性认知，总归有些不适应。在校的三年多，他总是感到学习的时间不够用。课间休息时，大家都出去自由活动了，可他却抓住这个机会，经常在教室里向教员问这问那，不搞明白决不罢休。他经常利用业余时间来消化、巩固所学的内容。节假日，他常去的地方就是小教室。特别是晚上，他经常在我们二区队的小库房里学习。记得有一天凌晨，我提前醒来，突然发现陆平的床上无人，吓了一大跳。熄灯时，他明明是躺在床上的嘛，这人去哪儿了呢？我想到了库房，结果过去开门一看，只见他上身穿着湿漉漉的白背心，趴在桌子上睡得正香，双手下面还压着他的教材和学习笔记。
陆平的学习精神和毅力不仅感动了同学，也感动了教员和队领导。为了支持他的学习，班里的杨建华同学、秦永山同学经常帮助他梳理思路，解答问题。由于他熄灯后经常到区队的小库房去学习，总是找胡兴明区队长借库房钥匙，后来区队长索性就把钥匙交给他保管了。这样一来，同学们放东西、取东西也就全找陆平了。他这个学习标兵自然而然地就成为了我们区队小库房的专职保管员。他不仅在学习上取得了好成绩，还一直不厌其烦地为同学们服务到毕业离校，把个人物品全部取走的那一天。
自娱自乐
在校期间，除了紧张的学习之外，同学们还利用课余时间，根据各自的爱好和特长经常开展各种各样的文体活动。当时，我们五班的10名同学中，有爱打篮球的、有爱踢足球的、有爱玩器械的，也有参加宣传队经常排练节目的。出于好奇和兴趣，我从队部副指导员那里借来了一台手风琴，殷汝俊则是弄来了一把小提琴。由于没有老师教，我俩就只好自己在宿舍里鼓捣起来。一开始，我们两人是各拉各的，音不准、调不对，大家听了简直就是噪音，甚至有的人直捂耳朵，只要我们一拿起琴来，有的同学就自觉地躲出去了。后来，为了学得快一点，我还专门到解放碑附近的新华书店买了一本手风琴教程，照本宣科地练了起来，没过多久，果然是见到了一些效果。殷汝俊同学本来二胡就拉得不错，加之有闫强同学的指导，所以练起小提琴来也是进步很快。
毕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没用多长时间，我和殷汝俊的小提琴、手风琴二重奏还真是练得越来越有模有样了。在晚上自由活动时间，一曲《浏阳河》、一曲《游击队之歌》经常在我们五班宿舍响起。听到琴声，走过路过的四班和六班的同学们也常常过来看个热闹，四区队的女兵有时也悄悄地站在门外。那种自娱自乐的欢快气氛可想而知。
让我觉得可惜的是，后来因为忙于开门办学和外出实习，加之临近毕业，队里的文体活动减少了，宣传队也不活动了。我们俩的二重奏欢欢乐乐地练了一阵子，也就没有坚持下去，更别说有机会给大家好好表演一番了。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殷汝俊同学毕业后成为了单位的文艺骨干，退休以后更是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常年活跃在当地社区的公益活动中。而我自从离开军校回到部队后，就一直忙于工作，再也没有摸过手风琴。只是前些天在家中无意发现了那本封面上写着“一九七五年购于重庆”的《手风琴教程》，这才想起了也算是在军校期间值得回忆的这么一小段段经历。
师傅互怼
以前听说过北京人和上海人互不服气，一直没见到实例。在上海519厂的测试车间，我和曹德臻同学找对口师傅解决我们在部队实习遇到的问题时，亲历了这样一件事：
当时我们俩跟随两位师傅一起进行60路载波设备的检测。休息时，不知为什么，曹德臻身旁那位上海籍的蒋师傅和我身边这位北京籍的冯师傅两个人一言不合就互相怼了起来。那时519厂归邮电部直属，厂里有许多北京籍的师傅。这北京人和上海人都有各自的优越感。上海的蒋师傅说，“北京那是咱们的首都，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了。可我到了大名鼎鼎的王府井，没想到才走了10分钟，就逛到头了。我怀疑自己是否走错了，就问一位北京老大妈，北京有几个王府井啊？回答说，就这一个。”
这时来自北京的冯师傅却不以为然地开了腔，她说，“上海大是大，可有的上海人却尽是小家子气，逛了一天街就买了半两粮票的小点心，买了一个小苹果还一边走一边吃，不知瞎显摆啥呢？”说完还一撇嘴，哼了一声。
蒋师傅听后不屑一顾地说，“你们北京人长在皇城根下，就好像也有了真命天子的感觉，别说是戴红袖章的老大妈了，就算是拉三轮车的老大爷也有几分指点江山的气派呢！”
冯师傅也不是善茬，她提高了嗓门大声说：“上海人善于精明算计谁不知道哇？听说有8个上海人到北京想吃东来顺的涮羊肉，使足了吃奶的劲儿才要了1斤羊肉片，还问人家是不是要多了，是有那么回事吧？趁早别丢人现眼了，还吃涮羊肉呢！涮上一片尝尝味儿也就算涮了！”
一见这情况，曹德臻连忙上前解围，“北京是以政治为中心，上海是以经济为根本。北京人有政治情怀，上海人有经济头脑。各有各的优势嘛！你们二位师傅就别挤怼了，还是帮我们解决这个载供机盘的技术问题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