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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需要主张』
李继宏的新译本《傲慢与偏见》甫一出版，旋即成为了一桩新闻事件。
但要明白，翻译基本上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活。讲几个现状：1、翻译不计入学术成果，然而翻译一本书所需要付出的时间、精力简直无法想象。尤其是学术、文学类书籍。2、翻译稿酬低，低到什么程度？“幸亏你没来做翻译，可以避免了解一些惨痛的社会现状。”曾有一译者如是和书评君谈到。3、译完以后后果不可控，万一有不可逆转的恶评如潮，要有强健的抗压心理准备。《百年孤独》译者，北大西语系教师范烨曾如此表白过心迹：“我有一种感觉，翻译就像是包办血宴。一些通俗小说里会出现血宴——一个处女会在血宴上让大家吸她的血。但得有人包办这件事。所以我感觉，我们译者在某种意义上……” 4、有一个最终会终结话题的命题是：“那还是读原著好了”。2013年，李继宏在重译《小王子》“一炮而红”之后接受了许多采访。浏览这些材料，抛开对于前辈译本“傲慢与偏见”的成分，其实许多话也确实勾勒出一个勤奋、走心、雄心壮志的译者形象。因此从一个更有效的意义上来讲，李继宏及其作为译者身份的被关注，也许能够唤起对于译者社会地位、学术身份以及劳动报酬的重视或提升。尤其是最后一个要素：“千字八十到一百，要不是真的喜欢……有时候想想，实在是糟心。”
李继宏
撰文：张畅
16000字导读、371条注释、241本专著期刊引用，曾经以译作《追风筝的人》长期占据国内畅销书榜首的译者李继宏最近又出新作——《傲慢与偏见》。不同于以往，据称仅花了10 天翻译《追风筝的人》的李继宏这次下了死功夫。不仅亲赴英美考察，搜集史料，还耗时三年，力图修复简·奥斯汀原著的本来面貌。他在多种场合下提到自己的“文学人的梦想”，希望能将世界经典文学翻译成优质、易懂的版本，带给中国读者。
从2011年夏天，在出版人路金波的提议下，李继宏开始了重译 20 种欧美文学名著的计划。五年的时间里，李继宏作品频出：《了不起的盖茨比》《老人与海》《小王子》《动物农场》《月亮与六便士》《瓦尔登湖》，算上近期出版的《傲慢与偏见》一共7部。
当时的宣传海报
2013年年初，“果麦文化传媒”在给《小王子》和《老人与海》做图书宣传时，打出了“迄今为止最优秀译本”的名头，并在李继宏名著系列译作的腰封和宣传文案里写了如下颇具挑衅意味的话语：
“现存50个《老人与海》的译本中有1000多处错误？” “现存56个《小王子》的译本里有200多处硬伤？” “徐迟所译《瓦尔登湖》里的所有动植物，没有一个译对？” ……
《小王子》
[法] 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 著
李继宏 译
出版社: 天津人民出版社·果麦文化，2013年1月
这些宣传语一经出现，便引发了网友们的强烈不满。2013年1月9日，九久读书人编辑、法语译者何家炜在李继宏所译的《小王子》豆瓣页面发帖：“这书的宣传语完全无视林秀清、周克希、马振骋、郑克鲁、黄荭等法语译者的译本。豆瓣第一次一星运动就从这里开始吧。”以此号召广大网友维护翻译界，*制抵**歪风邪气。随即，原本有1583个评论，获得9.3高分的李继宏《小王子》译本在一周时间里获得2461个评论评分从9.3跌至3.7分。这一运动从对书未经上市便获得1000多人打出五星高分的不满和愤怒开始，最终演变成广大网友对于书籍过度包装和虚假宣传的声讨，以及对雇用“水军”扰乱视听、欺骗读者、无视老一辈译者工作的“正义之战”。“一星运动”用集体表演的方式“*力暴**”*威示**，固然不甚可取，但仍表达了某种不满。然而尽管争议不断，李继宏的《小王子》译本还是在庞大的图书市场异军突起，到目前，这本书的销量已达165万册，到今年年底有望突破200万册。
三年过去，李继宏的译本《傲慢与偏见》在图书市场再次打响了宣传之战。这一次，故事同样以备受瞩目的方式开场，它又会怎样结尾呢？
《傲慢与偏见》
简·奥斯汀 著
李继宏 译
版本: 天津人民出版社·果麦文化，2016年7月
“用力过猛”的李继宏？
重译世界经典名著的项目一经启动，李继宏便展现出一个年轻而高产译者的精力和努力。有人形容李继宏在翻译这些书时所做的准备工作足以写成一篇几十万字的博士论文。除了本文开头提及的大量导读、注释和引用之外，他为这本书查阅的史料可以说以千计。为了了解简·奥斯汀生活的社会背景，他查阅了 18 世纪中期到 19 世纪上半叶的英国法律条文。在他为这本书做的近 200 页的注释说明中，大量是关于那个时期英国的衣食住行和社会风俗。他毫不讳言自己的努力和用心，为了弄清第一页的一句话的含义，“ He came down on Monday in a chaise and four to see the place ”，他有三个月没动笔。
在一次采访中，李继宏对于自己选择翻译耗时耗力的《傲慢与偏见》做出这样的解释：“我希望通过我的译本，以及译本中尽可能详细的注释，在一定程度上修复它的本来面貌，让今天的读者能够欣赏这部在英语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的皇皇巨著。”
简·奥斯丁
然而，已经熟知出版社宣传套路和李继宏个人风格的读者们再一次提出质疑。有网友认为，虽然李继宏针对原著的确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文学研究毕竟不同于文学品读，“这么多的文献工具就是给我们用的。但是查了些不充分的资料，做了些不靠谱的推断，就认定自己看出了微言大义，把前人的工作都视为垃圾。”暗指李继宏在翻译时“用力过猛”，读起来有失文学的味道。
虽然李继宏从未说过“把前人的工作都视为垃圾”，但他的确在不同场合提到过对前人翻译的意见。在一次图书沙龙上，他谈及之前已有的《傲慢与偏见》的16个出版社的33种中译本，称它们都很糟糕，“它们的内容很模糊，人物性格也并不鲜明”。而面对读者对自己译本的质疑，他相当自信：“你说看过原著，比译本高级一点，但是在我看来这是很可笑的。文学是一个很专业的事情，不是说读了三十年，就能读出文化来。《傲慢与偏见》是两百年以前的书，如果你不去研究，不加注释是欣赏不了的。我作为一个专业的译者，作为加州大学英语系的客座研究员，我的发言权比你大。而且你应该相信我作为一个读书人的人格，我不会为了卖书讲假话。如果你真的看完这本书，你会写邮件向我道歉的。”
李继宏是这么说的，的确也是这么做的。以一个研究者的角度去阅读名著，并以一个研究者的身份去翻译名著，他做足功课，几乎将书中那个时代特有的名词，包括衣食住行、法律制度、道德观念、社会风气等都一一解释清楚。比如，为了区别200年前不同样式的马车，他会在注释中将当时的一种马车与现代的轿车做比照，为的就是让读者有一个直观清晰的认识：“我给四驱翠轼添加了详细的注释，读者看到我的译文和注释以后，就会明白宾格利乘坐四驱翠轼去伊丽莎白家乡租房子，大概相当于现在某个富豪从上海开着奔驰S600到江苏太仓定居，当地居民十分轰动自然可以理解。如果读者看的是前面三种译本，那是什么也看不出来的。”
这些注释固然丰富了读者对于那个时代的理解，注释本身也十分用心。但就笔者个人的阅读体验而言，这些注释反而会频繁打断阅读，让原本可以行云流水的阅读变成了断点式的研究式的阅读。这种感觉并不让人愉悦。有网友表达了阅读李继宏所译的《傲慢与偏见》后的感受之一：这不是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而是李继宏的《傲慢与偏见》。
好的译本有一劳永逸的判断标准吗？
当被问及在翻译名著的时候，会不会参考已有的译本时，李继宏给出了否定的答案：“那些译本和上面所举三个译本一样，连一个简单的句子都弄不对，往往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充满了错误，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参考价值。”
李继宏的确是个喜欢纠错的较真的译者。翻译《维纳斯的诞生》的过程中，他重读了原来的译本，找出了一大堆错误。翻译《瓦尔登湖》时，他花费4000多小时查阅资料，为了弄清原著中动植物的名称。在翻译《月亮和六便士》时，他指出傅惟慈将“可颂”翻译成“一个月牙形的面包”是一个错误。
《月亮与六便士》
[英] 毛姆 著
傅惟慈 译
版本: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8月
这些译本的错误，在李继宏看来，是因为上世纪 80 年代以前，中国和西方的交流有限，译者的生活方式和西方文化隔阂较大，影响了译者对作品的理解；加上当时的检索手段匮乏，只能去图书馆查阅资料。
这场讨论到最后，又回归到了翻译最根本的问题上：好的译本有一劳永逸的判断标准吗？笔者试着给出自己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未必正确，仅供参考。
第一，译本的确会存在好坏之分。考虑到准确和流畅这两个重要的评判因素，不同的翻译家会有不同的看法。
众所周知，严复在《天演论》的“译例言”中讲到：“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简单说，就是准确、通顺、优雅（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elegance）。
鲁迅则主张“宁信而不顺”（rather be faithful than smooth）：“以直译为主，以意译为辅”与“以信为主，以顺为辅”。反对顺而不信。鲁迅所主张的“宁信而不顺”中的“不顺”，就是在翻译时，“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而“其中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
享誉世界的意大利作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安伯托·艾柯在他的Experiences in Translation一书中曾提到，他允许国外译者将那些意大利有，但本国没有的物品或风俗的名词翻译成本国读者能理解的词汇。
第二，目前翻译研究的理论传统已经普遍认定，翻译的好坏本身没有绝对的标准。理论家越来越看重的是，翻译对于语言和文化产生的效果。
例如，现代汉语的语法结构很多都是在翻译中形成的，比如英文中的间接引语对于汉语语法就有相当影响。从古汉语中只有“某某道”（谁谁说）到现代汉语拓展成多样化的引语形式。在比照两种语言的表达过程中，不仅拓展了汉语本身的表达，还丰富了我们对英语文化的理解。李继宏对于源语言文化元素的考证，加深了我们对于这种语言与文化的认知。这层作用是值得肯定的。
第三，经典译本并不意味着是最好的译本，是容许后人质疑和批评的。
经典往往树立了某种话语权威，这种权威会在时代变更、翻译界的整体经验不断丰富的过程中，不断被挑战和重塑。经典本身就是一种话语体系。
最后，译本的文学性也是重要的评估标准之一。
歌德认为翻译是一种可以不断提升、不断完善的事业。译者把文学从一种语言带到另一种语言中，是一个不断缩短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距离的事业。
翻译的忠实性的最终理想，是目标语言的读者在阅读译本时，能够感受到源语言读者阅读原著时所感受到的一切。
毋庸置疑的是，李继宏在翻译这件事上的确是志向高远、功夫下足、颇具匠心。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文学翻译，尤其是经典文学的翻译，是特别专业的事情，需要锲而不舍的求索、旁征博引的考证和持之以恒的付出才能做好。”既然初衷是要修复这本著作的本来面貌，究竟是事无巨细地注释和说明好，还是在文字和传达的意境上反复打磨比较奏效？究竟是加入译者大量的推理和理解比较好，还是在必要时给出解释更有效？是将文本的大意传达给读者，读者明白了感受了就可以了，还是必须让读者了解每一个词汇的含义，哪怕牺牲他们阅读的乐趣？ 引用何家玮的一句评价：“翻译的外文书，译者越年轻，翻译腔越重，锐利、寒、削。老一辈的翻译，词句都更圆润温和些，翻译腔不重。朱生豪先生的莎翁、傅雷先生的巴尔扎克之类不提，像王科一先生的《傲慢与偏见》、李健吾先生的《包法利夫人》，读来照样有午后阳光的温煦感。” 不去咬文嚼字，依靠语言本身的魅力和译者的非凡功力，让读者的阅读体验多一点“午后阳光的温熙感”，必要时隐去若干带有个人色彩的臆断和过度阐释，未尝不是一位译者修行之外的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