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田岩之重
文/张少华
1 厚土为重
罗田岩是先秦古邑于都的首胜之山。清同治十二年《赣州府志•舆地志•山•雩都县》(以下俱称《府志》)的第一条，所记载的就是罗田岩：
罗田岩，一名善山，在县(治)南五里。岩洞有三，两旁相通，其形如虎。宋时创“华严禅院”。周子倅虔时曾游此，故有“濂溪阁”。山顶有“高山仰止亭”。岩下右曰“观音岩”，邑人何春所辟，有记。岩之西有“别一洞天”。左为“仕学山房”，石壁镌刻详《名迹》(《府志•名迹志》)。
道光四年，知县黄浚构“跻云山馆”、“凝道轩于岩左，名其山曰“抱秀”。
修于清同治十三年的《雩都县志》(以下俱称《县志》)，其《山川志•南岸诸山•罗田岩》，有类似的记载：
罗田岩，县南五里，一名善山， 深广如屋，古称“华岩禅院”。左为“仕学山房”，内有岩穴，高不过五尺，而深、广倍之。周濂溪先生倅虔时，曾游此为赋诗，后人因建“濂溪阁”于其右，门临悬崖。侧柏四株，根盘石上，大可四抱，苍翠拂云，为数百年物，今存其三。阁右石壁*武岳**穆、文信国题笔在焉。吉水罗洪先书濂溪先生诗于上，并自为诗。与(疑赘)副使薛甲与(按：此处“与”字当为“并”字之误)邑先哲黄宏纲诗，皆书镌壁。其余题咏甚多。邑人何春更为辟岩于中，名以“观善”。王文成书额今存“濂溪阁”大门。顶有“高山仰止亭”。
山(之)西有“别一洞天”。学士大夫谈道者多聚焉。岩左有源流石鏬。嘉庆丙子(二十一年，1816)邑侯张湄于石壁刻“乳泉”二字。道光四年(甲申，1824)邑侯黄公濬与幕友严淳、袁润、李发春、陈楚材，邑绅士李起翀、宋惟驹、刘名谦、易霖、肖端、管奕纲、刘鼎桂、肖成珑、易先寿、丁棨同游，约诸子于岩左平地为屋数楹，题曰“凝道轩”；名其山曰“抱秀”。侯时与诸子饮酒赋诗于此，有《记》。宋惟驹有《凝道轩记》。咸丰七年(丁巳、1857)毁于贼。
权威的方志记载，大体上就是这些。笔者之所以抄录下这些，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没机会亲阅旧志的读者，可以大致地了解罗田岩的掌故，这当然是很必不可少的。
于都，1957年之前叫做雩都，这事就不说了，为方便阅读，本文所涉及的内容凡属1957年之前的于都，均写成雩都。
《府志》修纂告竣，早《县志》一年。把这两部志书比较起来读，就能够发现不少的问题。比如《府志》把同治四年的雩都知县黄濬写成“黄浚”，虽然“濬”字可与“浚”字通假，且同音，但具体到黄濬这个人名，是不可以互假的，而且黄濬的“濬”字，在他的姓名中，应该读成“Xùn”音。这点，《府志》无疑是错了。又比如《府志》所说的“观音岩”，实则是《县志》所说的“观善岩”。何春是王阳明先生的亲传弟子，做过明代好几个县的县令。花了那么多心血在罗田岩的石壁上凿开一个洞来，全然是为了问学、讲学。王阳明先生对何春还是及钟爱的，专门为此写的一段序文：
善，吾性也。曰“观善”，取《传》所谓“相观而善”者也。
絮絮说了这么多，仅是作正本清源之用。府志》《县志》提到的濂溪先生，即道学鼻祖周敦颐(以下凡言及周先生，均以“先生”代之)罗田岩一事，才是笔者非说不可的，这是因为先生的千古名篇《爱莲说》，最早就刻在罗田岩上。
2 有贤则名
想要问问文化中国，这座旧名善山，又称罗田岩的文化胜山，在众逾百万的于都人心中，竟有多重？
于都人中的大多数，怕是都要作沉吟状。
是啊，没有一个可以脱口而出的答案，可以简略地概括出罗田岩的文化重量。如果这个答案是必须的，那就得从先生大驾光临罗田岩开始说起。
世上所有足以光照后来的伟大事件，其渊阔舞台的开启，大多都充满扑朔迷离的况味，崔嵬如罗田岩者，就更无例外。这当中，《爱莲说》一文写于雩都，刻于雩都的罗田岩，就成了后来的很多地方艳羡不已的一桩文化盛事，想要据为己有的，也不乏其地，不禁要问：
这事有争论的空间吗？
笔者的观点是：没有。
那为什么又有了争论了呢？笔者的观点是：历代的《雩都县志》都没有认真地对待过这个问题。
先来看《县志》。原文是：
周濂溪先生倅虔时，曾游此为赋诗。
不难看出，这句话中的“为”字，不合文法，应该是“并”字的错写或是赘字。或者像《府志》似的，写成“周子倅虔时曾游此”。说这些，无非是想说，方志的权威性取决于纂修者的学养。有意思的是，《县志》的承修者和《府志》有关雩都县内容的监理是同一个人。此公各叫陈翔墀，《县志》说他是福建长乐的进士，但笔者查遍《清朝进士题目录》，都没有找到此公的名字，可见所谓进士之说，靠不太住。因而，由他承修和监理的二志，就有认真再梳理的必要。
实际上，周敦颐游罗田岩不仅留诗，而且刻石了，这就是罗田岩摩崖之始。换而言之，是周敦颐书写了罗田岩文化长卷的扉页。《县志》把这首诗轻描淡写地放在《艺文志》里，诗名《游罗田岩》。看得出来，《府志》更郑重些，其《名迹志》“雩都罗田岩”条载：
罗田岩石刻。
一赋诗云：“闻有山岩即去寻，亦跻云外入松阴。虽然未是洞中境，且异人间名利心。”沈县令希颜为建“濂溪阁”。嘉熙中，邑令周颂刻其诗于石。阁圯，石刻亦磨灭。明嘉靖中，知府邢珣复新之。今之石刻周子诗，罗洪先手书也。岩巅有“高山仰止亭”。其下之右，何春更辟“观善岩”。王守仁遗以大书《小序》十七字。岩西有“别一洞天”。其左曰“仕学山房”，壁镌岳忠武诗《忠武罗田岩访黄龙旧迹留题》云：“手持竹杖访黄龙，旧穴空遗虎子踪。深锁白云无觅处，半山松竹撼西风。”文信国集句大书罗田岩壁云：“岂弟君子，民之文母。靖其尔位，正直是与。无贰无虞，上帝临女。”左有泉流石罅，嘉庆间，知县刻“乳泉”二字于石壁。
周颂，字叔成，庐陵人。据《县志》的《历朝纂修邑志姓氏》，此公在宋理宗嘉熙戊戌年(二年、1238)，首修《雩都县志》，令人遗憾的是，这个版本的《雩都县志》早在明代就轶失了。如此，《府志》说他曾刻周敦颐的诗于罗田岩之石，就难以辨明。那么，由同治十二年的雩都前知县陈翔墀提供的这段史料来自哪里呢？
只能是来自不同版本的《周敦颐集》及其《周敦颐年谱》。清同治朝之前，存世的、比较流行的先生的著作集，大致有四种版本，按照刻版时间先后排列，分别为明嘉靖五年(1526)吕柟所编的《宋四子抄释》之《周子抄释》，业界称为“吕本”；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张伯行所编的《周濂溪先生全集》，业界称“张本”；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江西分巡吉南赣南道董榕编辑进呈本《周子全书》，业界称“董本”；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邓显鹤根据道州《濂溪志》原本编辑的《周子全书》，业界称“邓本”。此外，还有北京图书馆馆藏的宋刻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据说其胎本是经朱熹亲自编辑过的宋代长沙刻本，成书年代咸淳六年(1270)。朱熹的弟子，今重庆市铜梁县人度正编写的《周子年谱》，是传世中关于周敦颐生平的最早的谱传。
理论上，《县志》《府志》的史料来源出自“董本”或“邓本”的可能性最大，“董本”是本省的版本，又是进呈给皇上御览的；“邓本”脱胎于先生的故乡湖南道州所辑的《濂溪志》，距《县志》《府志》成部的时间最近。
前面所提到的先生游罗田岩所写的诗，“张本”“董本”“邓本”的诗名都是《行县至雩都邀余杭钱建侯拓四明沈几圣希颜同游罗岩》，一看就知道是用来摩崖的诗名格式。我们再来看度正的《周子年谱》嘉祐八年条(以下称“八年条”)：
嘉祐八年(1063)癸卯，先生时年四十七。行县至于都，邀余杭钱建侯拓、四明沈圣希颜游罗岩，正月七日刻石。四月壬申朔，英宗登极，迁虞部员外郎，追赠父桂岭君爵郎中。五月作《爱莲说》。是岁虔州民家失火，焚千余间，朝廷行遣差替。时先生季点外县，不自辨明。韩魏公、曾鲁公皆知之，遂对移永州通判。程师孟吴下人，乐易纯质，喜为诗，时知洪州，以诗送行。(以上据岳麓书社重刊宋版《元公周先生濂溪集》之度正著《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以下称《年表》)。
先不管别的内容，其中的“行县至雩都邀余杭钱建侯拓四明沈几圣希颜同游罗岩”，度正的《年表》与“张本”、“董本”、“邓本”中周敦颐的诗名几乎一模一样。由此，我们就可以推断出：《县志》把这首诗叫做《游罗田岩》，是纂修者因缺乏史学知识而擅自删繁就简的结果。而罗田岩石刻的开篇之作，当属《行县至雩都邀余杭钱建侯拓四明沈几圣希颜同游罗岩》无疑！而《府志》所说的“嘉熙中，邑令周颂刻其诗于石”，就可以理解为摩崖风化后的重刻或后人的臆断。
某种程度上，有了这首诗，罗田岩就足够重了，莫急，这只是周敦颐馈赠给伟大于都的开始。
3 名者明也
与“八年条”不同，北京图书馆馆藏的宋刻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在《行县至雩都邀余杭钱建侯拓四明沈几圣希颜同游罗岩》一诗中加了一段《序》(以下称《诗序》)，内容为：
嘉祐八年五月七日刻石。
也与“八年条”不同，宋刻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在《爱莲说》一文中《序》(以下称《文序)中说：
舂陵周惇实撰，四明沈希颜书，太原王抟篆额。嘉祐八年五月十五日江东钱拓上石。
请读者诸君务必了解这样一个史学常识：由于通讯、交通等条件的限制，古人搜集石刻文本的主要途径是拓本和抄文。先生生平所涉足的地方还是比较多的，写《年表》的度正是合州人(今重庆市铜梁县少云镇龙归村)，能够亲临石刻现场的可能几乎没有，他所获得的史源也只有拓文和抄文两种可能。
.细心的读者可能注意到了，《文序》把先生的名字写成了周惇实。然而，笔者正是凭这点推断出许多史实来的。先来看先生的续弦妻兄，曾做过宋仁宗朝尚书左丞的、赣州文史界盛传与阳孝本有重大关系的蒲宗孟对他的介绍：
始予有女弟，明爽端淑，欲求配而未之得。嘉祐己亥(四年、1059)，泛蜀江，道合阳，与周君语，退而叹曰：“世有斯人欤！明年，以吾妹归之。”
周君世为营道人，始名敦实，避英宗藩邸名，改敦颐。
以上，是蒲宗孟在《周敦颐墓志铭》中所记。再来看朱熹在《濂溪生生事状》中说的：
先生家世道州营道县濂溪之上。姓周氏，名敦实，字茂叔。后避英宗讳，改敦颐。
非常之人，自有非常之名。先生当然是极不凡的，这位年仅三十岁就在南安府收授程颢、程颐为弟子，并“作《太极图》，独手授之”的天子文化巨匠，他的名字就极富传奇。因为《爱莲说》的缘故，后世之人都知道他叫周敦颐，可实际上，他小时叫做周敦实，之所以改叫了周敦颐，是为了避宋英宗的讳。
宋英宗赵曙，原名赵宗实，是宋仁宗赵桢的养子，因宋仁宗无子，嘉祐七年八月初四被册为皇子，次日改名赵曙。嘉祐八年夏四月初一继宋仁宗即位，四月初二，大赦天下，赐给百官爵加一等，奖赏各军。
从北宋的首都开封到北宋的虔州，等周敦颐接到新君登基，自己官加一级荣升“虞部员外郎”，当在两个月或之后。行文至此，笔者想要表达的，就跃然纸上了：
先生正式使用“敦颐”之名，应当在嘉祐八年六月之后，或者说，是在他“行县”雩都之后。也就是说，从那时起，先生绝对不可能再使用“周惇实”这个姓名。客观上，他还要把所改之名和改名的理由层层上报，并最终提交吏部备案，因为他那时已经是虔州府唯一的、坐衙的行政长官，经常需要在公文上署名。我们看到，先生后来的写诗文，只要是留有名字的，都写成了周惇颐。
有个问题，笔者所引用《文序》写的是周惇实，而先生的本名不是叫周敦实吗？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先生的生前挚友、今南昌新建县潘兴嗣所写的《先生墓志铭》是这样解释的：
君幼孤，依舅氏龙图阁学士郑向。以君有远器，爱之如子。龙图阁公名子皆用“惇”字，因以“惇”名君。
也就是说，是先生的舅舅郑向把周敦实改成了周惇实，而先生又是凭借郑向的荫补(一定职位的人可以向朝廷申请一名或多名儿辈做官)才做的官，总是为了表达对舅舅的敬意吧，先生在做官之日起到嘉祐八年六月之前，就一直使用周惇实这个姓名。
说了以上这些，《文序》的真实性就已然是毋庸置疑的了。还有必要再补充一点，与近当代不同，古人的有名有字，有的人还有号，通常情况下，名是给自己的长辈和自己叫的，字是给别人叫的。比方说大家读《论语》，孔圣人自称“丘”，因为“丘”是他的名讳；弟子则称他.“夫子”或“子”，就是先生的尊称；与他地位、年龄相当的人，则称他为“仲尼”。《礼记·檀弓》说：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绖也者实也。掘中溜而浴，毁灶以缀足；及葬，毁宗躐行，出于大门－─殷道也。学者行之。
“幼”是从生下来到十九岁，这个时候父母为给起个名；“冠”是满了二十岁，这时候才有字，有了字才能进入社会。《文序》写的是先生的名，说明这篇《序文》是先生自撰或授意这样写的。对照先生的《行县至雩都邀余杭钱建侯拓四明沈几圣希颜同游罗岩》诗和《文序》加以对照，会发现在场的人都是一样的，再联系宋刻本《诗序》写的是“嘉祐八年五月七日刻石。”我们就不能不做出这样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即：
《行县至雩都邀余杭钱建侯拓四明沈几圣希颜同游罗岩》诗和《爱莲说》文，俱写、拓石、刻于嘉裕八年五月的雩都，是先生着意要把这份沉甸甸的光荣，馈赠给源远流长的雩都！
这就难怪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要在他的《书<说>后》中写道：
右爱莲说一篇，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尝以“爱莲”名其居之堂，而为是《说》以刻焉。熹得窃闻而伏读之有年矣。属来守南康郡，实先生故治，然寇乱之余，访其遗迹，虽壁记文书，一无在者，熹窃惧焉。既与博士弟子立祠于学，又刻先生像、《太极图》于石，《通书》遗文于版。会先生曾孙直卿来自九江，以此《说》之墨本为赠，乃复寓其名于后圃临池之馆，而刻其说置壁间，庶几先生之心之德，来者有以考焉。淳熙己亥秋八月甲午，朱熹谨书”
朱熹的文章最是浅白，却总是言之有物。文中的“右”，取其“尊贵”之意；“堂”即公堂，这里指先生的通判署；“南康”指的是北宋的南康军，其治在九江星子县(已改为庐山市)；“寇乱”指的是金人及流寇之乱；“墨本”就是拓本……据文意，到了朱熹出任南康军知军兼管内劝农事的南宋淳熙六年(己亥、1179)，南康军关于先生的遗迹已经一无所存，是朱熹亲自主持，把先生的像和《太极图》重新刻石，又开雕刊出了先生的《通书》。正是这个时候，先生的曾孙周直卿从九江府到了南康军，并送给了朱熹《爱莲说》雩都罗田岩石刻的拓本，朱熹欣喜之余，遂在这个拓本的后面，写下了《书<说>后》。
分析一下，宋刻本的《元公周先生濂溪集》既以朱熹亲自点校过的“长沙刻本”为胎本，而朱熹本人在看过周直卿的拓本之后没有提出异议，说明拓本所记的内容和宋刻本一致，即：《爱莲说》是刻于嘉祐八年五月十五日的雩都罗田岩。有学者据“先生尚以‘爱莲’名其居之堂，而为是《说》以刻焉”，附会出《爱莲说》写于虔城，也就是今天的赣州城，是不足信的，“爱莲堂”固然是先生的通判公署，但先生写《爱莲说》却是刻意的别开洞天，否则，赣州城近郊的通天岩最是刻石的好地方，先生何必舟车劳顿，迢迢地来到雩都，还要多少有些急不可待地“闻有山岩即去寻”？这其中，难道就没有“予独谓雩都乃刻石首选”的心思？
还要顺带说一下度正的“八年条”。南宋以降，度正的《年表》版本颇多，良莠不一，中华书局1983年陈克明先生点校版《周敦颐集》所附录的《周敦颐年谱》，其“嘉祐八年条”是这样的：
八年癸卯，先生时年四十七。在虔，行县至于都，邀余杭钱建侯拓、四明沈圣希颜游罗岩，正月七日刻石。四月壬申朔，英宗登极，迁虞部员外郎，仍通判虔州，追赠父桂岭君爵郎中。五月作《爱莲说》。
英宗治平元年甲辰。先生时年四十八。冬，虔州民间失火，焚千余家。朝廷行遣差替，时先生季点外县，不自辨明。遂对移永州通判。吴人程师孟时知洪州，以诗送行，有“永水自然胜灨水，浯溪应不让濂溪。沙头候吏瞻星脚，境上乡人待马蹄”之句。
同为度正所著的《年表》，不同版本的内容就有所不同，不难得出合理的判断，即：
不同版本《年表》《年谱》之“八年条”中的“正月初七”，是“五月初七”的错写。也就是说，度正或者是向度正提供资料的人，把拓自雩都罗田岩上的拓本中的“五”字，错辨为“正”字了。
那么，先生在嘉祐八年的正月初七那天，是否有时间、有条件、有必要“行县”到雩都呢？这事，就得从先生与今浙江衢州人赵抃在虔州的一段掌故说起，而说清楚了这段掌故，我们就会明白，先生之所以要在雩都写、刻《爱莲说》，实在是这位文化巨人对中国廉政文化最深远的寄望，而崔嵬如今日于都者，也就因此而成了中华大地上廉政文化实体最有实据可证的圣地。
4 莲者廉也
赵抃是什么人？
赵抃的本传，在《宋史•卷三百一十六•列传第七十五》。如果说，先生是在风华正茂时就悟到了儒家文化精髓所在的话，那么，赵抃则是到了知天命之年仍以敢一身正气名震京师。《宋史》把他与包拯、吴奎、唐介同列，虽然没有直言是为廉吏、诤臣立传，其实跟直接说了也没有什么两样。《本传》说他：
翰林学士曾公亮未之识，荐为殿中侍御史，弹劾不避权幸，声称凛然。京城目为“铁面御史”。其言务欲朝廷别白君子小人，以谓“小人虽小过，当力竭而绝之；君子不幸诖误，当保全爱惜，以成就其德。”
据《本传》的记载，他在殿中侍御史的任上，曾弹劾过包括刘沆、陈执中在内的宰臣，还有宣徽使王拱辰、枢密使王德用、翰林学士李淑等人，结果是这些人均“罢去”，也就是经赵抃弹劾的人都被免了职。而包括欧阳修、马遵、吴奎、韩绛在内的一批守道之臣，在被放逐之后或将放逐之际，均因赵抃的谏言而被召回或留用。其人格品性，可见一斑。嘉祐六年(1061)，赵抃与唐介、吕诲、范思道等人上书“言(副枢密)陈升之奸邪，交结宦官”，结果是陈升之去任，也就是离职；而赵抃等人“因言罢”，也就是免去原职。就这样，赵抃出任虔州知府，于同年十一月十三日抵达虔城就任。说来也巧，先生在这年的稍早些时候，以国子博士的官阶，差遣虔州通判，两人因而成了工作上的搭档。
北宋的职官制度非常非常的复杂，不是本文的篇幅可以阐述清楚的。一般来说，宋朝官员的官职由三部分组成：官+职+差遣。以先生为例，他在嘉祐七年的官差是国子监博士通判虔州，其中，国子监博士是官阶，虔州通判是差遣，先生没有馆职，相当于当代的官员没有职称。北宋早期，朝廷为了防止州郡官尾大不掉，因此在州郡上设立“通判”这一差遣，作为副职与知府、知州共同处理政事。其主要职责为：“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可否裁决，与守臣通签书施行。”通判还有一个职责：“所部官有善否及职事修废，得剌举以闻。”近代文史大家瞿蜕园在《历代职官简释》甚至说：“宋代初设通判之时，职权几与知州、知府无异，名为佐官，实际是共同负责，甚至还是知州、知府的监视者。”
这就是说，嘉祐年间的先生至少在行政权力上，与赵抃不相上下。但这并不是他们第一次共事，朱熹在他的《先生事状》中，有这样的记载：
在合州，事不经先生，吏不敢决；苟下之，民不肯从。蜀之贤人君子皆喜称之。赵公(指赵抃)时为使者，人或谗先生，赵公临之甚威，而先生处之超然。赵公疑终不释。及守虔，先生适佐州事，赵公熟视其所为，乃悟。执其手曰：“几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
嘉祐二年十一月，先生通判合州，这一年，转官为殿中丞，赐五品服。后一年，赵抃出任梓州路转运使。通判一职，既然与知州权力不相上下，双方又要合署通签，又“事不经先生，吏不敢决”，朱熹虽没有明说谗先生者是谁，跟说了也差不了多少。
赵抃的人品、胆色我们已经知道了，那可是个令庙堂之上的宰辅大臣都闻之色变的铁骨男儿。虽然各有各的官署，但跟这样的知府在一起共事，还要监督他，加上赵抃对先生有成见在先，先生若非在德、才、廉、能等方面均无可挑剔，赵抃岂能说“今日乃知周茂叔也”之类的折服之言？《赵清献公年谱》(“清献”是赵抃的谥号)说：
公治虔，御民简易而不苛。修盐法，疏鑿赣石，民赖其利。召戒诸县，使人自为治。令喜，争为尽力，狱以屡空。岭外仕宦有殁而不能归者，造船百艘以济之。
再来看亘古文豪苏东坡在元祐二年奉宋哲宗之旨所写的《赵清献公神道碑》：
故太子少师清献赵公，既薨之三年，其子(左山右几)除丧来告于朝曰：“先臣既葬，而墓隧之碑无名与文，无以昭示来世，敢以请。”天子曰：“嘻，兹予先正，以惠术扰民如郑子产，以忠言摩士如晋叔向。”乃以“爱直”名其碑，而又命臣轼为之文。
……
公得虔州，地远而民好讼，人谓公不乐。公欣然过家上冢而去。既至，遇吏民简易，严而不苛，悉召诸县令告之：“为令当自任事，勿以事诿郡，苟事办而民悦，吾一无所问。”令皆喜，争尽力，虔事为少，狱以屡空。改修盐法，民赖其利。神宗即位，召知谏院。
……治虔与成都尤为世所称道。神宗凡擬二郡守必曰：“昔赵某治此最得其术……”
稍加训解一下，文中的“扰民”不是今天所说的意思，而是取《周礼•大宰》中“以扰万民”的“安”意；“狱空”是宋朝的一项司法制度，指在固定的时间点郡县审结所有刑、民案件，不留积案；“爱直”的直，取“见之审必能矫其枉”意。
很轻易地，我们就能够看出，赵抃在虔州的成就，至少有一半是先生的功绩，而另一半则是需要先生协助才能取得的。先生比赵抃更早到虔州，离任又比他更晚。有意思的是，先生来虔州时，虔州没有知府；赵抃走后，虔州也一度没有知府。赵抃《章贡台记》中说：“予嘉祐六年夏四月，以言出守，仲冬始至视事”《赵清献公年谱》说赵抃是嘉祐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就任，当是史实。次年七月，他就以“礼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的身份被召入朝，满打满算，在虔州的时间也就八个月。正是这二百四十天或不足二百四十天的相处，让二者有了君子之交。赵抃离任后，先生独自理政虔州。宋朝，特别是北宋，春节、冬至、寒食各放假七天，上元节放假三天。此外，宋朝人每逢初一、初十、二十、三十，例休旬假。先生续弦蒲宗孟之妹是嘉祐四年，有资料说，先生的次子周焘即生于虔州，总之，他的夫人总该是跟着他一起生活的。由此，我们就可以推断出：还在春节假期的先生绝不可能“行县”。这是因为即便先生放弃休假，县里的官员也要休假，相关的差役更要休假。何况，正月初七是传统的“人日”。苏辙在《踏青诗序》中说：“每正月人日，士女相与游嬉饮酒于其上，谓之踏青。”可见北宋的文人士大大很重视这个日子。又何况，初十是旬假，十五是上元节假日，作为当时虔州的最高长官，他不可能走、走不开，也不会走。所以，《年表》先生正月初七行县到雩都一说，不能成立。
继续说先生和赵抃的交情。
公暇频陪尘外游，朝天仍得送行舟。
轩车更共入山脚，旌旆且从留渡头。
精舍泉声清㶁㶁，高林云色淡悠悠。
谈终道奥愁言去，明日瞻思上郡楼。
这首诗，中华书局1983年陈克明先生点校版《周敦颐集》采用的诗名叫做《香林别赵清献》，显然是不对的，人活着，怎么可能会用他过世后的谥号呢？吕、张、董三本，宋刻本俱作《万安香城寺别虔守赵公》，这才符合情理。
赵抃有和诗，诗云：
顾我入趋荛阁去，烦君出饯赣江头。
更逢萧寺千山好，不惜蘭船一日留。
清极到来无俗语，道通何处有离忧？
分携岂用惊南北，水阔风高万木秋。
诗后有按语，云：
别本云：清献自虔州赴召，舟至造口，同游香林寺，石刻可考。
造口，又名皂口，今属万安县，宋代属赣县。在已经过去了的极漫长的历史岁月里，赣江头固然是在今天赣州城的龟角尾，赣江尾就在造口，拢共二百六十里水路，也叫做“赣石”，那时的赣江，可以顾名思义为赣县江或赣县内江——题外话，兼带说一下。
再说点题外话，以彰显后赵抃的历以影响力。嘉祐三年(1058)，也就是赵抃入蜀做梓州路转运使而先生任合州通判的那年，赵抃的一句自励之言，成就了一条江的美誉。《明一统志•卷67成都府》载：“清白江 。在新繁县北一十里。宋赵抃过此，尝曰：‘吾志如此江清白，虽万类混淆，其中不少浊也。’因名”。今天的成都市清白江区，其区名的由来，就源于赵抃。
从先生与赵抃的唱和可以看出，赵抃离开虔州城的那天，本来两人约好就在北门码头辞别的，总是难分难舍吧，先生又执意要送他到赣江之尾——造口。一向都是公而忘私的赵抃怕耽误了先生的公务，答应先生可以在造口的香林寺陪他住一天。据赵抃的诗意，他与先生的谈论，甚至聊到了“清极”的程度，两人志向相通，不管是天道、文道还是为官之道，都引为知己，友人间相惜如此，总该是可以慰藉离忧吧？
说起来，笔者很是为先生高兴，宦居虔城，能遇上赵抃这样一位上司兼同事，在冗繁的公务之余，可以相携同游当年虔州的名山大川。有学者说，先生诗中的“尘外”，指的是今天赣州城东郊马祖岩的尘外亭，这个恐怕难以成立。这里的尘外，所用的仍是“尘世之外”的本意，所以赵抃才以“无俗语”和之。后来先生之所以要舍了虔城西郊的通天岩而来到雩都的罗田岩作文摩崖，也是寻觅和相中了罗田岩的“尘外”况味。诗中，先生对赵抃的人品和学识都不避仰慕，所以才有“瞻思”一说，坦言赵抃走后，先生难免要睹物思人……
公元2019年7月28日的这个凌晨，笔者在还原宋代历史上两个清廉者的诗文对话，竟浑然忘了缠身经旬的腰疾，心里恍然：
大约就是在香林寺话别的那天夜里，先生的心里开始盛放着一池莲花，回到虔城之后，才把通判署的后堂名命为“爱莲堂”，并思量着要在今日赣州的苍阔大地上，寻得一处尘外之地，写下、刻下他与赵抃君子之交的见证——《爱莲说》。
前文化部副部长、著名作家、诗人高占祥先生有诗，最是能够抵达《爱莲说》的意境：
一品青莲若为官,光风霁月伴清廉。
世人都学莲花品,官自公允民自安。
莲者，廉也！
5 相观而善
那天。那个清晨。
章水正一纹一纹地由浊而清，我推开晨曦，由蜗居处坐了友人的车一路直指东北。岭南的风裹着热浪徐徐地越过于都河的那一刻，我再次来到了正在书写着的罗田岩。
罗田岩依稀如故，泉声淙淙，疑是在问：
客从何来？
注定有一截灵台，根系于尘外。尘外，不是红尘的对立面，而是红尘的铜鉴，我从红尘中而来，此刻，正与尘外相观而善。
那天，那个清晨，我与罗田岩的对话，就这样无声地开始。既然双方都拒绝使用语言，那么，就寄心于一池青莲吧！倘使若有所悟，我的罗田岩，请允许我在你那早已依风而蚀的摩崖下和衣而卧。
我会梦见松林，闻见松涛，睹见松阴中的小径，正有一个衣袂飘飘的周正男子，踏晨而来……
坐堂伏槛，临曲池些。
芙蓉始发，杂芰荷些。
紫茎屏风，文缘波些。
……
生生地，脑子也忽然想起了《招魂》中的诗句。笔者在拙作《别梦雩阳》中曾说过，屈子在梦地所吟的《招魂》，其实是诗人在自招其魂，这是因为楚人那样坚定地认为，莲花及其莲茎，暗藏着楚人通天的渠道。“因芙蓉而为媒兮，惮褰裳而濡足。” 这是屈原在《九章》里的诗句，说的是以莲为媒，身上的衣服刹时有腾空的轻曼。先生是楚人，雩都是楚地，正如笔者在拙作《别梦雩阳》一文中所论证的那样，雩都的雩山是楚人最后的圣地，雩山上的雩者是巫者中最后的巫恒。自先生在今天的大余县画出通天彻地的《太极图》始，有一个充满传奇的故事就在文化界悄悄地流传：
两晋时期的道家画有若干据说可以参透天地奥秘的图画，后来因为未知的原因而不知所踪，先生无意中得到其中之一，就画出了包罗万象的《太极图》……
我们完全可以把先生选择在雩都刻石，理解为他与雩都历史文化的相观而善。当然，这首先是雩都人何春的理解，大部分时候，笔者甚至固执地认为，这位学通朱王的雩都人，是先生开启罗岩文化后，雩都本土文坛隆起的一块高地。
是的，那的确是一块高地。
时光总是那样匆匆，太匆匆，像是刚刚才在文化绚烂却国运维艰的两宋驻足过，瞬息就掠过了金戈铁马的元代，来到了抱残守缺的明朝。与宋代不同，明代的雩都在宋元之交的大*乱动**时代，以无比坚毅的决心敞开了她那哺文育武的胸怀，随着中华文化重心的不断南移，客家文化成了继庐陵文化之后的又一芙蕖盛放之地，以何春为代表的雩都“理学五子”的登场亮相，终于使得赣南这块“道源”之地不管是乍看上去还是细加品读，都有了泌泌洋洋的辽阔。
比邻县宁都的魏禧早一百多年，雩都人何春就在罗田岩上辟岩而居，楹屋而庐。也与邻县宁都的“易堂九子”不同，雩都“理学五子”的尘外之游，是对宋明理学的主动拥抱，并向更深远的先秦儒学伸出了温润如斯的双手。
那时的雩都，羽扇纶巾，风华正茂，风度翩然。
“世无周、程诸君子，吾不当在弟子之列。”
这是何春的原话，读懂了何春的原话，我们就能理解他为什么要辞别五里之外的滚滚红尘，那样专注地凿出属于他和雩都的“观善岩”。
他要与怎样的智慧相观而善呢？先生？二程子？抑或，是雩都的地灵人杰？
“阳明先生的‘大字小序’，是这位明代心学宗师留给后世的怎样的一个谶语？”晨风中，我自问兼问友人。友人迎着我的目光，与我相观而善。
《学记》说：
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谓豫；当其可之谓时；不凌节而施之谓孙；相观而善之谓摩。此四者，教之所由兴也。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燕朋逆其师，燕辟废其学。此六者，教之所由废也。
朱熹在《仪礼经传通解卷十六》中，对“相观而善之谓摩”有过注解：
此但谓观人之能而于己有益，如两物相摩而各得其助也。
始终觉得，楹庐于罗田岩的何春站在了远高于先生的高度，明代的雩都文化，已经如阳明先生所期许的那样：
与人性中的一切本真相观而善，与宇宙之心相观而善——
这，就有雩都有过的高度，应有的高度和仍将被刷新的高度；这，才是罗田岩存在应有重量和仍将被发掘的重量！
6 补记
北宋熙宁六年(1073)六月七日，先生辞世，享年五十七岁。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葬于江州德化县德化乡清泉社，后改名莲镇。
北宋元丰七年(1084)八月癸巳日，赵抃辞世，享年七十七岁，葬于西安莲花山，也就是今天的衢州市衢江区莲花镇。
莲之爱，宜乎万世。
作者简介
张少华，男，江西广丰人，赣南历史文化独立研究者，赣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品散见于《红豆》《自在客》《雨花》等刊物，著有散文集《最后一寸江南》《鸿渐赣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