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有一天我发现，读懂一本书，对我来说成了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
这令我哭笑不得，我写书评影评或者说观后感，已经有7年了，读书时很多时候的作业就是读书笔记和影评，我们每次都要从书和电影里掘地三尺，希望能找出更刁钻的角度。但是，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似乎我们的教学通常都会缺少这样一个前提——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而这，比我们怎么做更值得用一本书来书写。
后来大家就开始比较含糊地说，不读书的人只能活一次，读书的人可以体验百种人生。这当然不是假话，但却已经不再能，而且也最好别再让我们感到满足。
我发现我已经很难读懂小说后，降低了阅读速度，并且一遍遍地重读。那些文字到底要表达什么？我开始变得越来越不确定。我去看了别人是怎么说的，希望能有所参考，但结果我发现大多数人什么也没说。我不禁疑心自己是否生病了，变得不能理解人类的文字。或者，人们在相互欺骗，并且没有人愿意指出那是一个*局骗**。
再次读到博尔赫斯的《沙之书》。读完之后，我心里有了一个念头——没有一本书，应当被彻底地读懂。
我们的阅读理解从“渲染、表达了作者的xx之情”开始，经历了“对上流社会的讽刺”、“对资本家的痛斥”与“对封建社会黑暗的批判”，脱离了考场和公开演说的场合，我们渐渐面对着更多更私人且私密的阅读，那是阅读唯一可能的净土，也是一个自由得令人有些束手无策的地方。
曾经，我非常喜欢看小说家写的文论，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教我去看小说中“难以察觉的树荫移动”，植物的影子如何在我们见到人物之前就向我们暗示人物的处境。翁贝托·艾柯告诉我一部作品是小说作者与他的读者共同完成的，这一点除了给了我去解读文学作品的底气，也让我观察到生活中人们是如何通过评价塑造他人。
这些小说的阅读技法严重影响了我的生活，使我开始*听窃**我姥姥小便的声音——我企图在各种细节中寻找秘密，我将她当作一部精巧的、十面埋伏的小说阅读。于是生活中就有了非常多的异响和异动，我常常感觉到地震，或者说是脚下有一个使用土遁术的人正在经过，他的头在我的脚下顶了一下。
我在文学中寻找生活的工具，发现文学作品中充斥着各种各样有趣的道具，契诃夫《带小狗的女人》中的狗——带着一条狗的女人相比一个只拿着手机的女人来说是更容易搭讪的对象。《一千零一夜》中通过不断地讲故事吸引国王而一天天延长自己生命的山鲁佐德，使我幻想小说家如何用讲故事的能力来规避麻烦。这些非常经典的情节都有很多人讲述过并且应用在各个方面。在生活中我也常常惊讶地发现，人可以如何用文学性的语言去打动他人，甚至影响彼此之间的关系，似乎任何人都无法逃离文字的圈套。
这些事情都很具体，具体到像一个日常工具箱里的工具，直到有一天我往后退了一下，我看到了它们的类别，就像面对一门完全陌生的外语，突然有人让你意识到你可以通过词源学来快速掌握它的单词。那是非常刺眼的一次，由近拉远，在更大的景别中，我看到我自己和他人，像一些在沙盘上伫立的人物模型。这个视角在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两篇短篇小说中提供的。《圆盘》中只有一个面的圆盘，《沙之书》中一本永远也翻不完的书。博尔赫斯在后记中，形容这两样东西是相反的物品。前者让小说的主角非常渴望得到，直至小说结尾还在寻找。后者同样对于小说主角有着无穷的吸引力，但最终还是引起了他的恐惧，最终使之放弃。
但我必须承认，我真正找到阅读的理由并不是在文学作品里，反而是数学提示了我文学的意义。数学家并不是将科学理论直接应用于现实世界中，而是应用于模型上。模型作为我们所要研究的世界的一种虚构、简略的版本，在不同类型的模型中，我们只需跟随着其中的规则，就能够进行最精确的计算，获得最为简洁和优美的答案。文学就可以被视作这样的一个世界，我们破解每一位作者的视角，每一个小说人物的视角，进行着迷人的智力游戏。
长期练习深刻地阅读将使我们对生活更加敏感，我们察觉作者是怎样讲述故事，作者如何向我们暗示，如何诱导我们进入他想要带我们去到的地方，同时，我们也会了解自己是否对自己诚实。
在博尔赫斯《沙之书》这本小说集中，《圆盘》的顺序排在《沙之书》之前。但便于理解的次序，还要从小说《沙之书》说起。故事非常简单，小说主人公从一个陌生人手里买了一本书，而这本书的奇妙之处在于永远翻不完，像沙一样无始无终，也因此被称为“沙之书”。
沙之书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模型，它是一个最高的类别，就如同这篇小说中的开篇所写，“线是由一系列的点组成的；无数的线组成了面。无数的面形成体积；庞大的体积则包括无数体积。”在最高的类别中，我们可以无限地将一切细分下去。在我们的生活中，时间并不真正地存在，是人赋予了时间以单位，这是为了标记我们的位置，为了诠释我们的一切活动，因为人，很不幸地是一个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意义与解释的物种。社会的运行也在依靠这样的动力系统。也因此有了适婚的年龄，有了什么人应该做的什么事。我们一面明白了哪些东西是人造的，但一面也非常清楚，规约已经成形，我们已被全世界的邻居包围，需要在其中扮演着一个孩子、学生、雇工或者一位父亲、母亲。而在沙之书这个庞大的模型中，我们终于了解到世界是如何地向我们开放着，但也终于意识到，我们总是处于一个寸步难行的境遇之中。看见了沙之书的人，面临一个恐怖的问题，如果一切其实都不是被规定好的，如果我们生活的可能性在理论上有如此大的限度，我们该如何创造只属于自己的秩序？
所以这本书的到来，起初让故事的主角十分兴奋，但很快就让他感到烦恼甚至恐惧。“我觉得它是一切烦恼的根源，是一件诋毁和败坏现实的下流东西。”
看见并恐惧沙之书的人，也许会走到另一篇小说《圆盘》中去。
《圆盘》的主角樵夫渴求着一个只有一面的圆盘。
我们听说过只有一面的莫比乌斯环和克莱因瓶，但具体到圆盘的形状，我仅能想到，它只存在于欧几里得的平面几何之中，而不存在于现实世界。那位自称有着这面圆盘的流浪汉说：“只要我把它捏在掌心，我就一直是国王。”他已经说出那个在沙之书面前，发现自己始终无法掌握任何事物的人，最心底的欲念。
不知是否尤其在今天，我们才在这样一个节点上，我们并不是不知道沙之书的存在，但对自由的恐惧使我们放弃了独立秩序的建立，无法遏制地奔逃到人群中去。
就像沙之书的拥有者，最终选择让这本书淹没在一所图书馆之中。
“我想起有人写过这么一句话：隐藏一片树叶的最好的地点是树林。我退休之前在藏书有九十万册的国家图书馆任职，我知道门厅右边有一道弧形的梯级通向地下室，地下室里存放着报纸和地图。我趁工作人员不注意的时候，把那本沙之书偷偷地放在一个阴暗的搁架上。我竭力不去记住搁架的哪一层，离门口有多远。”
为了人类本能的一种意义活动，在无限的沙之书之中，我们必须找一个点来驻足，正如我如今立站在这些文字之间，我们注定要站在圆盘的一个面上。但世上并没有只有一面的圆盘。《圆盘》中，那个流浪汉摊开瘦骨嶙峋的手，掌心是空的，什么都没有，这一点樵夫一开始就看到了。
博尔赫斯在小说的结尾，给了樵夫一副茫茫然的口吻：“我回到小屋，寻找圆盘。没有找到。好几年来，我仍在寻找。”
但在小说之外，博尔赫斯同时持有了沙之书和圆盘。
“人们取来一本书，打开它，这本身就有美学的含义。让词语躺卧在书中，让那些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僵卧着又有什么意义呢？毫无意义。倘若我们不打开它，书又有什么用呢？它仅仅是一卷纸或是一卷皮而已。但是，如果我们去读它，就会出现新奇的东西，我以为每读一次都会有新的内容……我们每读一次书，书也在变化，词语的含义在变化。此外，每本书都满载着已逝去的时光的含义……我刚才说过我不同意看书评，现在我想跟自己唱一唱反调（说几句自相矛盾的话也无妨么）。哈姆莱特已经不完全是莎士比亚在十七世纪初塑造的哈姆莱特了，哈姆莱特已成了柯勒律治、歌德和布拉德莱笔下的哈姆莱特了，这个人物已被重新进行了塑造。堂吉诃德的情况是如此，卢戈内斯和马丁内斯·埃斯特拉达的命运也是这样，《马丁·菲耶罗》也已经不是以前的《马丁·菲耶罗》了，因为读者在不断地丰富着书的内容。”
——《书》博尔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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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简介
何聊生。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
为人不得不痛，不写不快。
上官文露读书会签约作家，曾发表多篇书评、影评。
原创小说作品：短篇小说《甲醛男女》《世界这么大，跟你有鸡毛关系》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