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载：“日前，一对英国兄妹在打扫去世亲人的房间时发现乾隆时期花瓶，在伦敦拍出5.5亿人民币的天价，震动英国媒体。据悉，竞拍者都来自中国。”这个消息在《新京报》上报道过，我看到的是《新京报》2010年11月27日的《评论周刊·网评》转引的。中国人有钱了，要把自己的艺术品买回来，这叫“瓷器爱国主义”。注意：“竞拍者都来自中国”，也就是说，这个旧瓶不需要那么多钱，是中国人把价抬高了，竞争着多送一些钱给人家。5.5亿啊！以前是人家来抢我们的银子，现在是我们争着送银子（全是人民的血汗）给人家。
中国经济总产值居世界第二，但13亿人口一平均，中国的排名只居世界第89位，离发达国家还远得很呢！我曾在一家理发店理发，一个女孩（理发员）发现我刚从外国回来，便和我讲英语。她的英语居然比我讲得还流利。她说她上学时成绩十分突出，被选为学习委员、班长。但家贫，只上到初中毕业就辍学外出打工。学费每年只几百元，她却拿不出。我说：“我每年资助你两万元，你回去上学吧。”她说：“我们一起出来的还有很多人……而且，除了生活自理外，还要寄钱回家。”5.5亿元，可以资助几万个失学儿童，中国的未来在少年和儿童，不在这一个旧瓷器啊！何况这个瓷器在英国，并没有损失，它仍然是中国的艺术品。它在国外，仍然具有宣传中国文化的作用，也许比你买回来陈列在自己家中作用更大。
当然，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物文**，但目前的状况是，一面我们的*物文**大量流到国外，一面，我们又花巨款买回我们的*物文**。其实，只要有关部门稍微注意一下，流到国外的*物文**很容易追查。比如，在国内大型刊物上发表过的古代艺术品，不久就到了国外。那么，有关部门查一查这个刊物发表时的图片来源，马上就可以查到这个古代艺术品在谁手中，怎么流到国外。这是很简单的事。但没有人问。该问的事无人问，不该问的事又有很多人问。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就算是要把中国的*物文**买回来吧，也不必要自己人和自己人竞争、加价，抬到5.5亿元。就那几个中国人，难道就没有办法？而非要把5.5亿的人民币送到国外去。一面是因为几百元、几千元失学的儿童、少年，一面是把大把大把的人民币送往国外。中国人真的不知道怎么花钱吗？
又据报道，一位老板捐资十几亿修建一座新的寺庙。当然，佛教是文化，是艺术。但古人说：
“建新庙不如修古寺。”中国是有悠久文化历史的国家，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已两千年了，该建寺庙的地方都早已建了，维修、保护古寺应该比新建更有功德。更重要的是，按照佛教教义，信佛的人要多做善事，多行功德，“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清李渔在《蜃中楼·传书》中说：“你慈悲救苦，俺稽首皈依，胜造个七级浮屠。”“浮屠”就是佛塔、佛教建筑物。佛教也提倡救苦救难比建佛塔更重要。“护国法师”是保卫国家的和尚，护国也是佛教教义之一。一个人做善事、为国为民是根本。如果你做了很多坏事，再造佛寺也没有用，佛可不是贪官。
在中国，第一件好事善事便是搞教育。有一位信佛的老板，因为自己少时无钱上学，只读了小学便外出打工。当他有钱时，便拿出两亿元赞助办学。学校办成后，他河南老乡的子女都可以免费去上学。他又赞助老师，让老师安心教书。再贫困的学生，他还给其家庭补助。同时他为了保护推广武术，又出资兴建弘扬武术的文化中心。这个老板才知道钱该怎样花，才是真正的佛教徒。捐十几亿元兴建新庙，大概是为自己留下一个业绩吧。还有一些老板兴建寺庙，是为了收香火费，为了赚钱，这更不是佛家的本义了。你赞助了失学儿童，你资助了武术等文化事业不使其失传，你兴办了教育事业，佛若有灵，也会高兴，这才叫真正的信佛。
一个旧瓶，不买回来，对国家、对文化都没有太大损失，何况瓶子仍在。但传统文化不保护、不弘扬，就有可能失传；教育搞不好，国家就没有前途，孰轻孰重，应该是很清楚的。
这篇小文写毕后，又读到两份资料，一是这个瓶在英国伦敦郊外这个小拍卖公司原定只要15000元人民币，是中国人竞拍到5.5亿人民币。二是“瓷器爱国主义”是欧洲人叫出来的，因为中国的新富们高价买了欧洲人藏的很多中国瓷器，富了欧洲人，为了鼓励这些中国新富继续把更多的中国人民血汗钱送到欧洲去，故而叫出了“瓷器爱国主义”这顶不值一分钱的帽子。这顶帽子鼓励了中国新富把本来只准备卖15000元的旧瓶竞拍到5.5亿元。如是，则欧洲人得到了中国人的血汗钱，而新富们得到了“大方”和“瓷器爱国主义”的头衔。外国人并不太聪明，但却很容易骗倒中国的新贵和新富。这颇耐人寻味。
陈传席简介：
陈传席，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特殊贡献专家、现兼任中国人民大学佛教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曾任美国堪萨斯大学研究员、马来亚大学客座教授。2014年荣获“巴黎荣誉市民”徽章。
出版学术著作《六朝画论研究》（大陆版、台湾版，共13版）、《中国山水画史》（15版）、《中国绘画思想史》、《中国绘画美学史》（选入20世纪“中国文库”）、《陈传席文集》（九卷）、《中国佛教美术全集•雕塑卷•响堂山石窟（上下）》《中国艺术如何影响世界》、《陈洪绶集》（点校本，中华书局）、《悔晚斋臆语》（中华书局）、《画坛点将录》（三联出版社、港台版）、《陈传席画集》等50余部，并且部分著作被译为外文在国外出版。并在《*物文**》、《美术研究》、《美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发表文章千余篇。据美术界权威杂志《美术》统计：陈传席研究强度居全国第一名。他被很多国内外年轻学者称为“现代美术史研究之父”。
陈传席教授史论兼备，旁涉文学诗词，在书画创作上重传统，格调高古，富书卷气，自成一家。谢稚柳曾说：“陈传席的画是当代文人画一个顶。”苏联画报曾作专门报道，苏联最富盛名的汉学家、中国美术史研究家查瓦茨卡娅曾撰文称：“中国现代的绘画有三大派，现代派爬得太高，新文人画派靠得太近，唯陈传席画派立得最远。陈传席的画宁静含蓄而有诗意，格调高古，超迈绝俗，是当代最高的文人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