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早已进入了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已经不需要为无处寻得新闻和资讯而发愁，甚至指数式增长的信息量使我们无力选择我们需要的信息，换句话说，找到信息已经不难，难的是如何找到我们想要的信息。时间前移到电视媒介时代，打开电视，我们便能接受信息，关上电视，电视则会保持安静，谁也不会打扰到谁，大家能够相安无事，好好相处。再往前推到纸媒、报刊时代，我们想要获取新闻，其实就是比较困难了，我们要各处寻找报纸，而且还要是今天的报纸，更重要的是，读报纸需要我们要识字!!!
如果不识字，那么报纸对于我们来说还不如一直擦屁股的卫生纸，因为这张印满了油墨的纸，已经失去了擦屁股的功能，或者说他会给使用者带来极差的使用体验。
言归正传，报纸、电视以及我们目前使用的互联网都是我们获取新闻和信息的重要手段，但在中国的古代，人们通过什么方式获取新闻信息呢？如果说其他朝代的生产力低下、信息更新周期时间长，不需要那么大的信息量，那么对于经济已经很发达的明清时期，特别是清朝时期呢？
历史课上我们都知道，明朝末年中国便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尽管清朝采取闭关锁国的和重农抑商的政策，但商品经济依然迅速发展，而且还出现了胡雪岩等一大批富商。有商品流通，自然会有价格变动，有价格变动也就会需要信息传达，特别是对于清朝这个以政治为生活中心的朝代，皇帝的任何命令或者朝堂的任何变动，都会引起全国的巨大变化，尤其是作为晴雨表的商业，例如皇帝喜欢上了苏绣，那么苏绣的价格自然会上涨，消息传到苏州，苏绣作坊自然会加紧工时，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供应皇宫，既然皇帝都喜欢了，那么市场自然而然就会变大。可见，即使是清朝时期，人们对于信息的需求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那么人们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答案便是哪些设置在北京的民间报房。
清代的民间报房主要集中在北京。他们鼎盛时期在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这六朝。
其实，早在清朝初年的时候，北京城中便有了很多抄报活动的人，而他们与我们之前文章介绍的“邸吏”不同，他们是以私人的名义进行活动的，但他们的身份多为衙门中的低级胥吏，在本职工作之外，寻找一个刊刻抄发邸报的工作作为自己的副业，用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方式赚一些外快，毕竟在京城生活的低级胥吏的生活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关于这类人的记录，是有据可查的，顺治十三年，有一位大哥名叫矛万懋的，他当时的职务为吏科书办，但不知道他做了些什么事情，因为冯应京伪造御批案受到了牵连，他在刑部受审的时候曾说自己：“我是刻报营生之人”，并且还解释道：“这刻发报生意，原不能尽行刻发，冯应京既说是旧本的事，故此不曾问他，就刻发了”。通过这只言片语，我们虽然只能大概推断出他做了什么惊天动地得罪皇帝的事，但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能证明这时候确实存在以刻发报纸为营生的人，主要内容是皇帝的圣旨之类的东西，还带有私人性质，甚至还有了一些“行业规范”。甚至关于他们的“先声”可以追溯到康熙五十三年提到的“各省提塘及刷写报文者。”
那么， 清代民间报房是怎样诞生和怎样发展起来的呢？方汉奇先生在他的文章和书中都提到过两种说法。一种是长白山人在《北京报纸小史》中所说的：“当年东华门外，设有白本报房一所，该所雇佣数十名文贫，由内阁领到官门钞，众文贫分写数百本，派人送投各衙门，各大员邸。”“但因代价昂贵，中下级官吏及商民等无力订阅，于是黄皮报房应时而出。”“经营黄皮报房者，均为山东人，所谓京报房是也。”另外一种有记录可考的是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所说的：“据北京报房中人言，清初有南纸铺名荣禄堂者，因与内府有关系，得印《缙绅录》及《京报》发售。时有山东登属之人，负贩于西北各省，携之而往，销行颇易。此辈见有利可图，乃在正阳门外设立报房，发行《京报》，其性质犹南方之信局也。”
尽管当时的京报很难被称之为报纸，但他们的很多特点与现在的报纸已经十分接近，是很先进的理念，满足了当时很多人对于信息的需求，甚至有一部分人也将其归类为报纸，但此类京报上全部稿件都来自于内阁或科抄，没有自己的采写的新闻，也没有任何的言论和评语，很多人也对其持否认态度。
关于京报的问题我们暂且讨论到这里，您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和小编进行沟通，我们一起讲述历史上的细节，特别是新闻发展的历史，感谢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