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北强南弱”？
随着疫情防控措施优化，不少人都开始自备退烧、止痛类药物。官方公布了 《新冠病毒感染者用药目录（第一版）》 ，其中包括108个中西药产品。究竟如何用药，南方和北方也是有所区别。
从社交媒体上看，广州的感染者症状较轻、北京的感染者症状较重。
同样是感染奥密克戎变异株，存在不同区域症状不同的情况，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所所长 许文波 近日介绍， 目前北京流行的变异株以BF.7为主，广州流行的变异株以BA.5.2为主。
BF.7 毒株和 BA.5.2 毒株，指的就是奥密克戎变种下的两个亚型株。 BF.7 是从 BA.5 演变而来，尽管代号不同，但它们都属于奥密克戎变种这一分支。
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广东省中医院院长 张忠德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症状的差异与毒株的变异类型、不同地区的气候特点和人群不同的体质都有关系。
“尤其是气候特点，南方隆冬季节跟北方相比，气温更高一些。” 在广州，病机主要是热重于风，暑热依然重；北方则是风寒化热较多。
新冠病毒在广东的临床症状符合中医“疫病”“温病”的特点，外感疫疠之气，病位由表及里、多遵从上中下三焦和卫气营血传变规律。
为何会存在这种现象呢？这不得不从岭南的气候说起。
岭南天湿地热，温高湿重，且人口密集，特定的气候、社会环境和地理位置使之成为瘟疫爆发和流行频繁的地区，被称为“瘴疬之地”。
因此，岭南医家对瘟疫的认识和诊治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多有著述，如清代 胡天铭 的 《拣炼五瘟丹方略》 和 梁国珩 的 《救疫全生篇》 等，对后世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岭南医学源远流长
1956年在广州先烈路西汉古墓发掘发现中药及煎药的铜壶，1983年南越王墓出土*物文**中也有中药、捣药工具及装药丸的银盒，说明在晋代以前，岭南医学已经萌芽。
捣药用的杵臼—南越王墓出土
到了晋代，民族迁徙带来中原的先进科技，促进了岭南医学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 支法存、葛洪、鲍姑、仰道人 等名医。
唐宋以来，长江流域的医药技术被带入岭南，又促进了岭南医学的发展。
宋代人才辈出，最为有名的是 陈昭遇 （今广东南海人），其著作 《太平圣惠方》 对岭南气候和地理对疾病的影响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同时代 刘昉 的 《幼幼新书》 作为岭南医学小儿科的开端为岭南儿科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元代 释继洪 的 《岭南卫生方》 针对岭南气候、地理与疾病关系进行专门论述；
明代 刘邦永 的 《惠济方》 、 王伦 的 《明医杂著》 、 张景岳 的 《景岳全书》 在广东出版；
清代 何克谏 的本草学著作 《生草药性备要》 则继 《本草纲目》 后进一步整理了之前未被收录的广东民间草药，为岭南医学就地取材、药物研究及临床用药起到了重要作用。
可以说，岭南医学是祖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祖国医药宝库中的奇葩，其中尤以药学、儿科、骨科岭南特色鲜明。
岭南药学独树一帜
岭南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适合多种动植物生长繁育，中草药资源品种多、分布广、产量大，有不少质量上乘的道地药材及中成药，素有“广药”之称。
像白云山药业、罗浮山国药、陈李济、王老吉等、健民医药等是是中华老字号品牌，现存的16家岭南中医药老字号中，历史最长的有400多年历史，最年轻的也超过了130岁。
从已有记载分析， 岭南本地草药多为一年生的草本植物，性味多苦寒，其功效大多具有清热利湿或祛湿的作用，比较适合岭南人由于地理、环境、气候因素或生活习惯等原因而导致的疾病。
公元306年，东晋道学医药家 葛洪 南来岭南，由于当时瘴疠流行，他得以悉心研究岭南各种温病医药，并写下 《肘后备急方》《抱朴子》 等医学著作。
我国药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 屠呦呦 曾谈到她在研发青蒿素的关键时刻正是受到 《肘后备急方》 中 “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的启发。
除此之外， 广州潘高寿药厂止咳糖浆系列、广州中药一厂的消渴丸；羊城制药厂的王老吉；星群制药厂的夏桑菊；“陈李济”药业的“乌鸡白凤丸”“天王补心丹”等也都是从古籍医书、广东特色的草药中得到启迪研制而成。
岭南地方“地湿水温”，水质偏燥热，身体易“聚火”，岭南人从小就耳濡目染，习惯上山采药以祛湿解毒、防治感症，养成了“大病找医生，小病喝凉茶”的生活习惯。
总的来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传统医学与地理人文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岭南复杂的生态环境和湿热的气候条件，导致了岭南人体质的特殊性和病疫的复杂性，但也由此形成了自己独一无二的医药特色，也给此次病毒的变异带来了不一样的可能。
岭南医药文化是我国各族人民在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创造出的宝贵财富，它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和世界医药文明进步都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然而，在守正创新、传承发展、发扬光大的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是新时代赋予岭南医药界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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