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施瑜 发自斯德歌尔摩 陈剑涵( 实习) 编辑：骆乐
儒雅的法国绅士
1 2月7日，瑞典科学院诺贝尔科学奖得主记者见面会，经济学奖得主让· 梯若尔第一个出场，他身穿灰色西装，配着同色系的领带，架着一副黑色半框眼镜。刚坐下，他就端起水壶，给邻座化学奖得主埃里克·白兹格（Eric Betzig)倒了杯水，两人细声接了两句话。
梯若尔是第一个被点名提问的科学家，问题是关于法国经济学家近年来取得的学术成就和地位。梯若尔似乎有些紧张，扳起麦克风时，由于用力过猛，把自己的名字牌给推倒在地上。但开口回答后，他倒是满脸从容。梯若尔的英文没有法式英语的惯性腔调，他说法国经济学家之所以能够取得很好的成就，依托的是坚实的数学教育，但也同时指出，法国的人才流失现象很严重。其他诺贝尔奖得主回答提问时，梯若尔始终侧着脸观察发言者，偶尔用手托起下巴，样子和另两位获得物理奖的日本科学家稳靠太师椅的姿势有着鲜明的对比。
法国记者问到了他关于法国的经济困境，梯若尔很明确地表示，法国的社会需要进行深度改革，并指出德国和北欧的社会改革都是法国能够借鉴的榜样。在发布会尾声，梯若尔再次接过话筒答问。他随性地搭着白兹格的椅子，从容描述了经济学的魅力以及人类发展面临的挑战 。
发布会结束，记者跟着新闻官来到专访室。这时的梯若尔已经进入很放松的状态，整个采访过程中，梯若尔的脸上始终保持着浅浅的微笑。他回答经济学问题时，一般会借用形象的解释或比喻来避开偏僻的术语。
在大师的陈述中，“博弈论”是可以用来自娱自乐的心术游戏；当回忆职业生涯转折点时，他意外迸出了几个英文单词；当被问及诺奖是否代表事业的巅峰时，梯若尔笑了，他说，“我对年轻时研究的课题依然保持着的浓厚兴趣。”
工作人员示意采访进入倒计时，梯若尔起身和记者握手道别，他的手温暖而有力。“获奖对你影响大吗？”记者抛出最后一个问题。“挺大的，我希望这样的影响不要持续太久，我还有很多研究要做。”他回答。
次日，梯若尔在斯德哥尔摩大学进行公开演讲，记者特地提早半小时来到了会场。梯若尔已经出现在主会场，他时不时地挪步，招呼刚到的嘉宾 。在交头接耳的人群中，有他的导师、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马斯金(Eric S. Maskin)，有他MIT同班同学、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朱•弗登伯格(Drew Fudenberg)。
“这是意义非凡的演讲，我非常激动。”简单的开场白后，他就开始陈述自己的学术研究。他追溯了产业组织研究的历史，这时，PPT上出现该领域的开山鼻祖，是两个法国人：库尔诺（Antoine Augustin Cournot）和杜仆伊（Jules Dupuit) 。
“ 每个产业都有自己的独特性，因此没有标准化的调控手则，调控者必须根据每个产业不同的特性，制定不同的管制和激励方案，这样才能更好地激励寡头公司的生产能力，同时阻止他们损害同行和消费者利益。”他解释道。梯若尔开始深入阐述，并分析了市场力量、双边市场、知识产权，他还指出了电信、交通领域存在的垄断和市场失灵的现象。
演讲中，他提到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他说经济学家首要任务是对市场运作规律进行缜密的分析，给监管者提供不同产业的市场信息，第二任务是参与国家政策的讨论。“我想，经济学家的中心任务是创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整个产业经济学的研究队伍都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目前产业组织的研究，虽然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但产业组织的研究道路还很长，而我作为队伍中的一员，谦卑接过地接过瑞典银行为纪念诺贝尔先生设立的经济学奖。”
演讲结束，主持人让梯若尔站到舞台中间，只见他如释重负地倒吸了一口气。这时，几个大学生瞄准时机，箭步冲向讲坛要求合影，“我们是校友，巴黎综合理工大学的”，抢到合影机会的大学生兴奋地告诉记者。在会场，记者还碰到了梯若尔的两个女儿安娜伊斯和玛格，两位姑娘身材高挑，面容精致,非常礼貌，还都遗传了父亲的学术基因，她们一个在法国高等经济商业学院学习运筹学, 一个在伦敦大学攻读神经学。当记者问及梯若尔是不是严父时，梯若尔的次女玛格斩钉截铁地回答道“一点也不”。
专程从美国飞来的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勒纳参加完讲座，做了即时点评，“他能在40分钟内把前半生所有的研究浓缩到一起并解释清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勒纳说，“另外，我觉得他的PPT也做得很精致，尤其数据和图表。”
勒纳是梯若尔钦点的后援团 ，两人联合发表过多部学术研究，“我一直很欣赏他，他的名字近年来一直出现在诺贝尔热门候选名单上，我也觉得他具备获奖资格，但经济学毕竟不是物理、化学那种硬科学，一个发明的重要性马上就能甄别出来，不同的人对与经济研究成果有着不同的看法。他获奖后，我也为他高兴。”勒纳说，“其实他在好多领域都有建树，但他在市场和监管方面的研究确实卓有成效。”
天才路上的伯乐
梯若尔，1953 年出生于塞纳河畔的特鲁瓦市（Troyes) ，他的父亲是妇科医生，他的母亲是希腊语、法语教师。梯若尔的母亲非常重视家庭教育，在梯若尔很小时候，就给他灌输知识重要性的理论。梯若尔在获奖后，第一时间通知了母亲，“ 她已经90 岁了，所以我让她先坐下来，来慢慢消化这条喜讯。”
高中毕业后，梯若尔顺利考入法国名校巴黎综合理工大学攻读工程师学位。21 岁那年，他突然对经济学着迷了。凭着扎实的数学基础，他顺利地拿到了巴黎九大的经济学博士。他25岁那年，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去闯荡美国，他选择投奔MIT 年轻的助理教授马斯金。
“当时的马斯金没什么名气，但他在业界享有很好的口碑，我法国学校的老师都推荐他，所以我就选了他，当然，我也看重MIT的名声和学术氛围。”梯若尔告诉记者。这一选择无疑是明智的，马斯金是个开明的导师，不但有求必应，而且还把学生当成平等的合作伙伴。但合作之初，马斯金对这个年龄相仿、思维敏捷的学生是有心理戒备的。
马斯金接受《外滩画报》采访时，戏称梯若尔“差点毁掉他的教师生涯”。原来，梯若尔是课堂上的“ 烫手山芋”，一直用问题“轰炸”马斯金，年轻的教授显然有点招架不住，教学信心大打折扣。“我当时只是一个缺乏教育经验的助理教授，根本不会预料到博士一年级的学生会提出如此尖锐的问题。”马斯金说。
值得一提的是，梯若尔不但犀利，还善于主动出击。他开始对博弈论着迷后，马上找到马斯金要求单独开小灶，讨论当时研究领域出现的新论文。这师生间的闲聊就催生出了一个宏大的研究项目，而这个研究项目也成了梯若尔博士论文课题的一个章节。
“ 很多人也许不知道，前互联网时代，教授和学生之间的学术交流都是靠平邮的，但我幼稚地认为，他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自从带过让（ 梯若尔）之后，我希望后来的学生都像他，很明显，这又是我一厢情愿的错误想法。” 马斯金感慨道。
1981年，梯若尔拿到MIT博士学位后，回到了法国，在法国桥梁高等学校担任三年的研究员。1984年，他出任MIT 助理教授。这段时间，他已经进入高频率的论文发表阶段。1982 年 ，他在《经济计量学》(Econometrica) 杂志发表《理性预期下投机行为的可能性》；1985 年，他发表《资产泡沫和世代交叠模型》。这两篇论文让法国学者在美国经济学界声名大噪。
梯若尔涉猎广泛，产业组织、市场垄断、双边市场、心理学都是他的兴趣点。他还善于在不同的领域都找到了最契合的合作伙伴。在产业组织研究中，他找了曾经的法国老师、巴黎综合理工大学的教授拉丰，当然，拉丰是帮助梯若尔革新产业组织概念的人，可惜壮年早逝。梯若尔在获得诺贝尔奖后感慨，如果拉丰在世，站在领奖台上的或许不是他单独一人。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的讲坛上，梯若尔说，他要把演讲献给拉丰。
拉丰曾被称为经济学“奇才”，在法国获得数学博士后，仅用1年半时间就取得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这个爱国青年决定回国，欲在巴黎综合理工大学推行经济学教育改革,但并未料到遭到保守派的阻力。受挫后，他离开了巴黎综合理工大学，回到自己的家乡图卢兹。虽然偏安一角，但他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理想，他想创办一所现代化的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他在等待靠谱的合作伙伴，而梯若尔就是他理想的人选，同样有爱国情怀，手握美国经济学界牛人通讯录的人。
不过，拉丰很清楚，梯若尔已经在美国扎根了，习惯了美国的学术氛围和工作节奏。1992年，梯若尔回法国修年假时，被拉丰“强行”拉去图卢兹教学 。在拉丰的“软磨硬泡”下，梯若尔放弃了MIT的终身教职，留在法国，和拉丰一起创业 。IDEI借着梯若尔和拉丰各自在美国的人脉资源，规模和影响力不断壮大。这段时期，梯若尔在学术上也有了更重要的突破。1993年，梯若尔和拉丰联合出版《 政府采购与规制中的激励理论》(A eory of Incentives in Procurement and Regulation),该书构建了新规制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被誉为西方规制经济学的“圣经”。
1998年，梯若尔独立发表《产业组织理论》（e 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这是梯若尔所有学术作品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著作，谷歌学术引擎搜索统计数据显示，累计引用次数已经超过12645次，这也是他受诺贝尔委员会嘉奖的重要著作。2002年，拉丰被诊断出癌症，梯若尔独自挑起学院的大梁。拉丰辞世后，梯若尔在2007年创立了图卢兹经济学校（TSE)，这是拉丰的遗愿。“他是我的导师，但首先是我的朋友”，梯若尔这么评价拉丰。
“ 成功”与“成就”
梯若尔曾经不止一次将自己的成功秘诀归结为“天时”、“地利”、“人和”。他说，他的职业生涯存在很多幸运的成分，而他的研究工作之所以卓有成效，是因为他总能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碰到对的学术伙伴。其中，对的人不止是他的两个良师马斯金和拉丰。在他获奖的研究领域中，和他合作过的学者就有弗登伯格、瑞尔（Patrick Rey)、罗歇尔(Jean-charles Rochet)、乔斯科(PaulJoskow)、勒纳（Josh Lerner) 。那么这些对的人，对梯若尔的评价如何？记者寻访了他不同时期的研究合作伙伴，他们对梯若尔的评价倒是出人意料的一致 。“让是个善解人意，睿智而活力四射的人，是个绝佳的工作搭档。”弗登伯格告诉记者。
“他是个想象力丰富和极具洞察力的人，他总是能够从复杂的表象中，提炼出核心要素”，勒夫说，“我们分工明确，他负责理论部分，我负责实践部分。”在学生眼里，梯若尔是个可遇不可求的完美老师。梯若尔的学生、微软新英格兰研究院成员威尔(Glen Weyl) 接受《外滩画报》 采访时，连续使用了四个最高级形容词——“ 最和善、最慷慨、最谦逊、最乐于助人的经济学家”，“ 他是个充满智慧、效率高、高产的学者，和他讨论学术问题，让我受益匪浅，更惊人的是， 他能够在数天的时间内将潦草的手稿‘ 打磨’成一篇精致的文章。”
“ 他的研究阐释了20 世纪世界经济的根本性问题——中央调控或市场体系的自主调节，哪个才是组织生产和交换的最佳途径。他拒绝简单地将国家与市场一分为二，而是开始思考贸易体制中的真正问题：谁掌控了资源，谁可以决定生产和革新，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他近期的对信息科技和网络产业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展示了像谷歌公司一样的大型企业是如何将自己扮演为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应用的校对者，以及广告和网络的先驱者。”威尔主动补充说明了导师的成就。
梯若尔在获奖后，在全球引起很大的关注和赞誉，但是在法国本土的诺贝尔效应似乎没有国际上来得灵敏。梯若尔表示愿意给法国总统出谋划策，愿意为法国改革设计方案，很可惜，奥朗德只是发了贺电，并没有想和桂冠得主有实质*交性**流。另外，梯若尔很早就提出取消长期合同和短期合同，建单一合同制度，他的提案并没有因为诺奖被提上议程，至今遭遇冷门，而不少法国左派人士对他的获奖根本无动于衷。
当然，他的头上也出现新的头衔，比如“谷歌克星”。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双边市场的理论中，尖锐指出了谷歌的真实性质，也就是，一面给你提供服务，一面把你当产品，就像免费的地铁报，一面给你看新闻，一面在头版塞广告轰炸你。
今年年初，谷歌在欧洲遭遇到信誉危机，法国政府就谷歌侵犯用户隐私问题，将谷歌告上法庭，案情复杂，有说原告的理论基础是受到梯若尔的理论启发。梯若尔究竟是不是谷歌的克星，记者猜想梯若尔本人肯定不喜欢这样的称号，他说，他只是一个学者，独立的学者，不受政坛，不受利益集团驱使的人。
对话让·梯若尔：在经济学中，我还有很多不懂的领域
B：《外滩画报》 T： 让·梯若尔
B:你很晚才开始对经济学着迷的？
T:是的，我一开始读的是工程师学位。那时候我喜欢数学，我也喜欢社会科学、心理学、历史，我确实不懂经济学。21岁时，我开始接触到经济学，我一下就很着迷，它既有数学的东西，也有人性化的一面。另外，它是一门规范性科学,它的应用很广，而且是直接应用。这就是我喜欢经济学的原因。
B:你为什么对博弈论和产业经济学感兴趣？
T: 你要知道，你可以和你自己玩博弈论的。而且博弈论可以在心理学上得到运用，这一点也很有劲 。至于产业经济学理论，是我的同班同学弗登伯格介绍给我的，他说你一定要去听，我听了确实觉得很振奋人心。
B:你觉得你拿了奖后,自己肩膀上的任务更重了吗？
T:确实啊，诺贝尔奖在全世界都享有盛名，不论在法国，还是在中国，还是其他地方。
B: 现在每个人都相信你了，无论你说什么，大家都相信。
T:（笑），这一点其实也很危险。人们会倾向说，我是诺贝尔奖得主，我应该什么都知道 ，事实并非如此，在经济学中，我还有很多不懂的领域。现在，大家都信任我了，我得严加照看自己的言论了，这就是一种更重的责任吧。
B: 你以后的研究中心是什么？心理学？
T: 对，我会继续研究心理学, 我会研究经济学中的道德范畴。还有，产业经济学的有些问题，我还没有吃透。另外，我和法瑞（Emmanuel Farhi) 在研究宏观经济，探讨金融危机，国债危机。其实，我对25 岁或30 岁时发现的经济学问题依旧有着浓厚的兴趣，我不想放弃呢。
B: 你对全球变暖问题很关注啊？
T: 对的，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开始走的路子就是错误的。其实，2009 年的时候，我发表过一篇报告，预测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峰会不会取得突破性成果，后来，也确实如此。不过，现在出现了一些好的信号。比如，今年，中国和美国达成了减排协议。我很遗憾，政坛很少倾听经济学家的建议，其实，我们经济学家对于全球变暖问题，有简单有效的对策。气候政策至关重要，它关系到我们子孙后代的利益。
B: 你觉得经济学家跟政坛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吗？
T: 当然。我们应该给政坛一些建议，但是要保持自己的独立，不能太接近政坛。作为知识分子，本来就要警惕政坛和利益集团的侵入，因为我们要保持自己的客观性，捍卫学科的完整性。
图卢兹学派：欧洲经济学的崛起
文：张眉 编辑：骆乐
上世纪80年*开代**始，欧洲开始兴起经济学复兴运动，其中最为成功的就是法国图卢兹大学的产业经济研究所（IDEI），它被公认为是世界第一的产业经济学研究中心，也是欧洲的经济学学术中心，而它的创办者，就是让·雅克·拉丰和让·梯若尔。
自1968年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开设以来，绝大多数的获得者都是美国经济学家，世界经济学的中心也集中在美国。而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由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Jean Tirole）教授独享，以表彰他对市场力量和管制的研究分析。这是自1988年莫里斯·阿莱斯（Maurice Allais）之后，第二个获得诺奖的法国经济学家。
作为一个法国人，让·梯若尔的获奖动摇了美国在这一奖项上的垄断地位。当我们把目光集中在这个清瘦俊逸的典型法国绅士的身上时，也开始注意到他背后鲜为大众所知、在全球经济学界影响力日趋扩大的图卢兹学派。
图卢兹学派兴起
从2000年开始，诺贝尔经济学奖经常由数个经济学家共享，在这数十年中，让·梯若尔是仅有的两个单独获奖者。他之前也经历了数年“每年都是热门，但是就是拿不到奖”的尴尬处境，使得这次获奖，也具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对一个新兴学派的认可。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的经济受到重创，而美国实力大大膨胀，确立了世界领域的经济霸主地位。但从上世纪80 年*开代**始，欧洲开始兴起经济学复兴运动，其中最为成功的就是法国图卢兹大学的产业经济研究所（IDEI），它被公认为是世界第一的产业经济学研究中心，也是欧洲的经济学学术中心，而它的创办者，就是让· 雅克· 拉丰(Jean Jacques Laffont)和让· 梯若尔。
自1990 年法国产业经济研究所(IDEI) 宣告成立以来，通过拉丰和梯若尔的学界影响以及团队合作的扩展，产业经济研究所在学术上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风格，研究领域涉及到激励理论、产业组织理论、规制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公共经济学、能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金融经济学以及其他各个经济学的前沿领域，而图卢兹经济学院在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目比欧洲其他所有学校加起来还要多，并控制了欧洲经济学会和主要期刊，其基本思想已经站在了主流经济学的前沿，学术界开始将其称为“ 图卢兹学派”，并与美国的经济学派分庭抗礼。
可惜的是，拉丰在2004 年因为癌症去世，从此梯若尔开始一人独撑图卢兹的大梁，但仍维持其迅猛的上升势头，而今年也正是图卢兹学派的创始人，被梯若尔称为“ 精神上的良师和最亲密的朋友”的拉丰教授逝世十周年，今年的诺奖，对图卢兹学派来说确实是意义非凡。
“ 传播经济学是我的责任”
1947 年出生的让· 雅克· 拉丰，属于法国战后的一代，在戴高乐将军的影响下成长，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拉丰教授放弃了在美国执教的机会，回到法国，他曾说：“ 我一生的主要目标就是改进法国的高等教育。我之所以放弃在美国的任教机会而回到法国，是因为痛感当时法国经济学教育的保守和落后。在我们这儿有十分优秀的学生，却没有一流的教师。我发誓要改变这种状况。”
初回法国的拉丰面对的是十分艰苦的环境，当时图卢兹大学并没有经济学院，拉丰除了要自己募集科研经费外，还要对抗保守势力的*制抵**。无独有偶，梯若尔也是放弃了麻省理工学院正教授的职位回到法国，而这里的收入与麻省理工学院相比较，至少相差三倍，梯若尔曾向媒体回忆当初的决定：“ 有了三个孩子后，妻子和我认为或许可以回到法国。在一年的学术休假期间我们回到了法国，与拉丰教授一起完成了一本教科书。我们决定留在图卢兹，不是因为法国比美国好，而是因为法国是我们的祖国。”
从80 年代初开始，让· 雅克· 拉丰就和让· 梯若尔就一起投身于法国的经济学改革，并积极参与法国垄断行业的体制改革工作，将其创立的新规制经济学应用于法国电信、电力、交通运输等行业中，破解垄断行业的竞争与规制密码。拉丰教授参与并领导了法国电信改革的实证研究工作，并担任了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的电信改革顾问。
从1999年开始，拉丰和梯若尔就开始担任微软公司的经济学顾问，在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垄断一直备受指责，也是市场经济国家政策所警惕的对象，所以微软自1997年开始就陷于一系列的反垄断案件中，而拉丰和梯若尔合作的《政府采购和规制中的激励理论》，为微软公司赢得反垄断案诉讼的胜利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和权威的支持。
事实上，这种研究风格的形成，也是出于法国产业经济研究所的特殊性。如拉丰教授所说，他的目标是振兴法国乃至欧洲的经济学，并推动法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产业经济研究所虽然挂靠在图卢兹大学，但是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研究机构，拉丰教授认为只有拥有足够的自主权，才能组建一个世界一流的研究所，但这也导致研究所得自筹科研经费。产业经济研究所主要的经费来源是法国电力和法国电信，为了和法国政府相关部门的官员以及大公司的管理层维持良好的私人关系，必须经常从事一些应用性研究，如法国电信、电力、能源、环境和交通等领域的课题。
在拉丰和梯若尔爱国热情的感召下，许多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法国经济学家都选择来到产业经济研究所，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实力雄厚的研究团队。而在近年的全球经济学家排名（TOP 1000 ECONOMISTS）中，产业经济研究所中有超过四分之三的经济学家入选前500名，其中5人位列前100名。
合作研究的典范
很多学者都习惯于单打独斗，但图卢兹学派却十分注重积极合作的团队精神，汇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精英学者，而这也是产业经济研究所迅速崛起的原因所在。拉丰和梯若尔从80年代就开始合作，他们的友谊也为其他学者树立了一个典范。而图卢兹学派很多创造性的研究成果，几乎都是产业经济研究所内学者们思想碰撞的火花，所发表的大部分学术论文都是学者们合作研究的成果。
梯若尔在新规则经济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政府采购和规制中的激励理论》和《电信竞争》，是和拉丰合作完成的；而梯若尔在“双边市场”和生产链领域对单级垄断的开创性研究，都是和产业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让·夏尔·罗歇（Jean Charles Rochet）以及帕特里克· 雷伊（Patrick Rey）等人合作进行的；而图卢兹学派极为重要的《激励理论》，则是由拉丰和大卫·马赫蒂摩（David Martimort）合著的。
图卢兹大学有一个传说，帕特里克· 雷伊教授在和约翰· 莫尔教授（John Moore）一起吃晚饭时，在谈到让· 梯若尔时说到，其实梯若尔不是一个人，而是图卢兹秘密培养的一个二十人的团队，每个人都是顶级的经济学家，公用了让·梯若尔这个笔名。这当然只是一个戏谑的说法，一方面反映了梯若尔的高产和多精品，同时也说明了图卢兹的团队凝聚力。
当然，将一群个性十足的经济学家团结在一起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很多时候拉丰和梯若尔也得去调停闹矛盾的学者，帮助他们和解。而产业经济研究所每周一次的论文报告会在经济学界也是享有盛名，不像很多学术会议，只会互相鼓励和赞扬，图卢兹学派的学者们并不吝于表达真实的想法,会十分直接地批评报告者，而拉丰和梯若尔更是会直指论文的本质性错误，往往让报告者下不来台。但是，如果一篇论文能够在产业经济研究所得到通过，尤其是得到拉丰和梯若尔的赞扬，那么就极有可能可以发表在世界顶级的经济学学术期刊上，所以每年都会有很多学者从其他国家到产业经济研究所来作论文报告。